人物｜徐则臣：一个70后的文学样本

作为首位获茅盾文学奖的“七零后”作家，国庆节前，徐则臣来到老舍剧场，为北京的文学爱好者详细讲解现代文学名家汪曾祺。徐则臣特别提到汪曾祺曾在一次座谈会上，对年轻作家提出建议：可能需要补两门课，一门是古典文学，一门是民间文学。

在徐则臣看来，“汪曾祺这句话放在今天也非常合适，全球化的时代，当标准与审美越来越趋同的时候，让我们的文学成为我们自己的文学，让中国故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故事，让一个当下的中国作家能够跟老祖宗接上头，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作家，显得更加重要。”

1. 东海的少年

在我眼里，徐则臣是一位非常清醒的写作者，不管是文学创作还是日常生活，他都能够做出有清晰的规划，对自己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在不同的路口和关键节点，然后想方设法往前跑，找到正确的方法，一个个去实现这些计划。

我记得和李敬泽策划《文学馆之夜》第一季里的《心多远跑多远》”那期节目，我们在陈列一个个谈话嘉宾人选时，不约而同把选择了徐则臣。理由很简单：因为他那本小说集《跑步穿过中关村》。

这期节目快到结尾的时候，徐则臣说起了还在江苏连云港东海县读高中的往事：“上高三前后，是1995、1996两年，我跑步可能是这辈子最集中的，那个时候神经衰弱，医生说最好的方式就是跑步，所以我那时候早上5公里，晚上5公里。每天长跑完，回来冲个澡，睡觉睡得会好一些。”

从地理来看，东海属于连云港，市区靠近黄海边。徐则臣家所在的村庄，离黄海大概100里。东海县过去叫海陵，意思是海边的高地。徐则臣很喜欢这个旧名，在一些小说里常用这名字作为故事的背景地。

“可能每个人跟故乡的关系都比较缠绕，小时候你会觉得故乡乏善可陈，好地方都在别处，就好像生活总在别处，所以我们都要到世界去。现在说到故乡，我会说它是天底下最好的地方。因为我们的父母、祖先在那里，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那里有我的童年和人之初的记忆。”

1978年，徐则臣出生于江苏省东海县青湖镇尚庄村。父亲是村里医务室里的医生，原来在小学教书。家里的10亩田地，主要靠母亲一个人在地里操劳，每次丰收季节，丰收的粮食全靠牛车拉。很小的时候，他就学会了放牛、种地。

“农村没什么娱乐活动，水就是我们的乐园，你可以去游泳、摸鱼、捉虾、挖藕、摘荷花，就是玩泥巴，你也得在水边。看的很多书都是传来传去，早就没头没尾，很多年之后才知道，哦，那是《金光大道》《艳阳天》……他看的第一本完整的严肃文学长篇小说是《围城》，小时候每个假期都会重新看一遍。但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已经把金庸所有的武侠小说都看了。”

在镇上念初中的时候，学校前头有条石安运河，江苏省省内的最大的一条运河。他每天过桥上学，中午常去河里游泳。东海盛产水晶，河边的沙子经常包着些水晶，他边走边捡。初三有一年冬天，自来水管全冻住了，为刷牙洗脸，他得端着脸盆牙具，狂奔去河边“洗漱”。

高中阶段，徐则臣离开老家去了四十里外的县城读高中。“我一直想要到世界去。那是一个乡村少年遥望世界的梦，我觉得我在世界之外，县城就是那个繁华的世界，是世界的中心，乃至世界的尽头。”徐则臣回忆说。

在高二的时候，开始写第一篇小说，到了高三开始写诗。“我真正想当作家，是在大一暑假，突然觉得作家是个神奇的职业，写作对我的诱惑很大。”如今，徐则臣是《人民文学》的副主编。十几年前，他的工作是翻阅自然来稿，十几年后，他已经承担起杂志的日常工作。每天的工作需要打开邮箱，但他又怕打开邮箱，因为那里边动不动就是读者发来的几十万字长篇小说。就算文学身处“边缘”，“边缘”上仍然挤满人，翘首以盼。

图｜ 徐则臣寄语新民晚报读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2. 北上的运河

当我系统阅读徐则臣的小说后，我发现最难能可贵的的，从写作开始，徐则臣一直紧跟时代和社会变化，他为文学贡献了一组鲜活的文学人物，在文学里记录了70后这一代人完整的心路历程。

从东海到淮安、南京，徐则臣最后落脚北京。对很多的外地人来说，北京是一个巨大、开阔，同时也是冷暖交织、让人爱恨缠绵的城市。

徐则臣先开始在未名湖畔的镜春园租房居住，不到十平米的小屋，房租一个月800块钱。房子是违建砖垒的，顶上的是石棉瓦，没法隔热或保暖。平房生活不方便，厕所是室外的，也没有洗浴间。

那会儿的徐则臣，经常骑着自行车，从北大出发，四处游走。上班则是坐公交车，穿越中关村再转北三环，去农展馆桥边的《人民文学》。当徐则臣开始在全国文学杂志开始不断发表小说，有了稿费收入、经济条件好一些的时候，他从平房搬到了楼房，在北大西门外的芙蓉里和朋友合租，在老旧的小区里居住，每天爬楼。

徐则臣去西苑买菜的路上，经常能见到办假证者、卖盗版光盘和假古董贩子，还有在北大旁听的流浪青年，还有在大街上卖苦力的农民工和人力三轮车。除了各种社会“边缘人”，更有大量心怀“北大清华梦”的外地考研大军。大量经济不宽裕的考研学生或社会旁听生，干脆就住地下室，或者直接租住大街上的旅社的的床铺，每月两三百块钱。

2014年，《如果大雪封门》获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小说写了几位青年打工者在北京的生活状态，以精细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讲述了一个梦想与现实的故事。对这几位来自南方乡村的青年来说，大都市的生活恍若梦境，又有各种艰难，但他们却一直心怀理想。

40岁以前，徐则臣写出了最重要的两部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和《北上》。

《耶路撒冷》小说讲述的是一位专栏作家初平阳回到老家，与几位儿时伙伴相遇，通过他们各自的人生境遇、理想追求和对往昔生活的回顾，写出了一代人的生命和精神历程。

由此，徐则臣的写作，也逐渐由早期无意识转变为问题研究式的刻意，“我的写作要解决问题，清理一部分东西，写《耶路撒冷》的时候我就想，70年代，这是我的生活，我写完别人就别写了，或者说你起码不能轻易地写。”那段时间，他在步行十分钟远的小泥湾社区租了一间房子，不去单位上班的时候，就去小屋里写作。

“房东是个小伙子，自己住一间，另一间北向的房子租给我。我们俩都是那种除了上厕所基本不出门的人，所以极少见到对方。《耶路撒冷》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小屋里写出的。那间小屋没有网络，不写作的时候我就读书。偶尔写写毛笔字，写完了贴到墙上自己端详，看腻了就撕掉重写。”

在《耶路撒冷》里，徐则臣把他认为的70后这代人面临的十个关键问题，写在了小说里。

梁鸿最新出版的随笔集里有一篇《花街的“耶路撒冷”》。文章的开头写道：“《耶路撒冷》以一群出生于1970年代年轻人的逃离与重返故乡之路为核心，探寻当代复杂的现实与精神生活，构筑成'一代人的心灵史’。”

让徐则臣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北上》，只是徐则臣计划中的“大运河三部曲”系列小说的第一部。这是一个有预谋的庞大写作计划，也是频繁出国以后，站在北京的徐则臣，对故乡流淌的大运河历史的回眸与审视。

《北上》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跨度都很大，前者一百多年，后者一千七百九十七公里，若是用传统的整一性故事结构，做一个时空的流水账，这小说没一百万字可能都打不住。徐则臣不想整得这么长，那就要找到一种新的重新处理时间和空间的方法。“花了两年时间，我才找到这种装置艺术的方式，让它们碎片化地相辅相成、相呼相应，让它们相互之间自行产生意义与张力。这个结构也是我对整体性诉求的一个尝试。“

徐则臣在写作上的苦心投入没有白费：两年时间里，他先后靠短篇小说《如果大雪封门》拿到了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耶路撒冷》拿到了老舍文学奖；写大运河的长篇小说《北上》拿到了茅盾文学奖。

3. 回到文化传统

在徐则臣的写作规划里，“运河”系列还有一部长篇小说《南下》，和另外一系列中短篇小说。

写《北上》，徐则臣把自己对运河的认知做了一个梳理，同时又生发出很多新的问题、故事和想法。这些新的想法，他用了“鹤顶侦探”这个短篇小说系列来呈现，以运河边上一个鹤顶镇上的派出所所长的视角，去呈现发生在镇上的故事。

很多人惊讶徐则臣的这种叙述上的变化。但徐则臣有很清晰的认识：

“我一直想用侦探或者其他类型小说的模式，把严肃文学想表达的东西给表达出来。我觉得文学还是应该有可读性，所谓'寓教于乐’，严肃文学不是要大家看不懂，高深的道理也不是都必须用高深的形式呈现，完全可以平易近人。”

这几年，徐则臣一方面读《聊斋》《三言二拍》，在古典文学中得到文化滋养，同时也在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中寻找叙事资源。

图｜ 徐则臣

徐则臣想让自己的写作与历史与文化传统接上头，寻找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地方，寻找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在他看來，想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必须有这种独特性。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囯人跟别人交流，的确要拿出足够的、可供通约的那部分东西，让我们的表达跟别人之间有一个最大公约数。“这公约数越大越好，这是相互理解沟通的前提，否则就是鸡同鸭讲。”

徐则臣对于文学要表达中国人的生活，要写好中国故事开始有了一种执念，他越来越觉得，要写出我们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一定跟传统文学、古典叙事资源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他努力想把这个联系给接上。

这些年，徐则臣的阅读、写作，包括个人的兴趣，都在逐渐地“往回走”，“并不是说我们老祖宗的东西都是好的、都可以用，不是这样，而是希望从老祖宗那里得到启发，找到有用的，或者说看看有没有可能做点化腐朽为神奇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