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标题：徐则臣：长篇小说传统线性结构已不适应当下时代 初夏，在河北省作协报告厅，“70后”作家徐则臣正在与河北青年作家分享他对长篇写作的独特理解。不久前，徐则臣历时六年创作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甫一出版即因其独特的叙事结构和对“70后”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和解读引起文学界的关注。《耶路撒冷》的结构独特，形式感强，每个章节以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初平阳”“舒袖”等命名，同时又以第六章“景天赐”为中心，前后章节首尾对称，故事也相呼应。每个章节后穿插着总题为《我们这一代》的专栏文章，以小说主人公初平阳的名义，进一步记录和探讨“70后”这代人所面临的问题。《十月》杂志副主编宁肯称这种结构为“齿轮”状，五个人物讲五个故事，各自是封闭的体系又环环相扣。在徐则臣看来，在当下资讯发达、网络发达，世界充满复杂性和无限可能性的时代，对于长篇小说来说，传统的线性结构已经不能适应充满偶然性和旁逸斜出的时代。 结构本身代表你对世界的态度 很多人认为一个作家写东西就是在讲故事，就是在跟着感觉走，其实完全不是这回事。所有的好作家在写一部作品之前都要进行清晰、深入、理性的思考。徐则臣认为，小说所有的世界观就是方法论，所有的方法论就是世界观，小说结构本身就代表着作者对世界的态度。《耶路撒冷》这部小说有相对复杂的新结构，为寻找这一与众不同的结构徐则臣整整耗费了三年的时间。“不是因为我不会讲故事，实话实说，如果你让我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讲这个故事，我半年就能写完，但是三年之内我都没动笔，就是因为我觉得它跟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跟我对当下小说的认识有很多不满足的地方。” 传统的长篇小说基本上都采用线性结构，讲一个连贯的、逻辑严密的，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像公交车路线一般清晰的小说。这种故事，在徐则臣眼里跟当下复杂的社会之间，有很大的不及物性。“也许在过去，在资讯不是特别发达的时代，我们对世界的复杂性认识不够的时候，觉得这个世界就像公交车一样，从A坐到B，到C，到Z。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的，生活有很多偶然性，一是因为我们自身科学技术各方面带来的便捷性让我们知道原来世界这么复杂，还有那么多资讯，比如网络，也告诉我们，对同一件事要有不同的看法，告诉我们有那么多偶然性和旁逸斜出的东西，很难在短时间内对世界做出判断。” 基于这样的认识，徐则臣尝试着在一本书里把他所感受到的“70后”著作的问题和著作的疑难做一个全面的清理。2010年10月，徐则臣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写作计划，一日夜晚，他怎么也睡不着，正在辗转反侧之际头脑里突然一亮，仿佛烟花盛开，小说的结构闪现在脑海中：分奇数章和偶数章。奇数章是小说的主体故事，偶数章是初平阳写的专栏，总题目为《我们这一代》，以期全方位、多层次地勘察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这代人；所有无法有机地揉进故事里的重要问题，都麻烦主人公初平阳用专栏一个一个地写出来。绕了很久的鬼打墙终于突围出去。 慢也许是长篇小说必要的好品质 徐则臣花费了6年时间完成了《耶路撒冷》，就它40余万字的篇幅而言，这时间不能算短，可见，他的写作之慢到了一定程度。在小说写完后，有朋友问他关于此小说最得意之处是什么，他总是说：“写了6年。6年的冷板凳我坐住了。”在这个凡事效率为上的时代，朋友们禁不住要赞叹他的慢性子和执著的血型与星座，他只好继续解释：想快也快不了，这小说有点复杂。 《耶路撒冷》里的故事也不是像一阵风那样跑得飞快。人物多半都是走走停停、愁肠百转，过去、现在和未来，任何一个时间段都可能让他们沉溺其中。《箴言录》里有一段话：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见；如果你能看见，就要仔细观察。为了让他们看见进而看清楚——— 其实是让徐则臣自己看见和看清楚——— 他不得不对他们做加法。“的确，我几乎是不厌其烦地深入到他们的皮肤、眼睛和内心，我想把他们的困惑、疑问、疼痛和发现说清楚，起码是努力说清楚。就三五天的事，我讲了500多页，同样在这个讲究效率的时代，这显然不是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节奏。但我不得不动用如此纠结、缓慢的节奏讲述这个故事，因为这一代人的事情的确比较复杂。慢是因为复杂。能有多复杂，就得有多缓慢。” 在这部书中，徐则臣试图尽可能地呈现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同龄人的经验。以代际划分人群和文学多年来饱受诟病，但多年来似乎也并未有更高明的方式更好地界定中国现当代历史中显在的阶段性差异。“我不敢妄言上世纪70年代的一代人如何独特和重要，但你也许必须承认，他们的出生、成长乃至长成的这40年，的确是当代中国和世界风云际会与动荡变幻的40年。人创造历史，历史同样也造人；如果这一代人真的看了，真的看见了，真的仔细观察了，那么，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这一代人一定是有看头的，他们的精神深处照应了他们身处的时代之复杂性：时代和历史的复杂性与他们自身的复杂性成正比。如果你想把这个时代看清楚，你就得把他们看清楚；如果你承认这个时代足够复杂，那你也得充分正视他们的复杂。” 而看清楚是多么艰难和缓慢：有多复杂，就有多艰难；有多艰难，就有多缓慢。 同样复杂和缓慢的还有小说艺术上的难度。 虽说完成整部小说用了6年时间，但在前两三年里，除了做越来越详细的笔记，徐则臣正文一个字都没写。“写不出来。我几乎看见了小说里的每一个细节，但我就是无法将它们行诸文字。我找不到自己的声音。这声音是小说的腔调，也是小说的结构，我没办法把一部分在我看来十分重要的东西和谐有效地纳入到要讲的故事中。因为后者，我已经在构思中推翻了三四次小说的结构。它们的确貌似与小说主体故事无关，但是它们对于这一代人、这一代人的故事却有着撕扯不清的关系。它们确证了他们的复杂性，也增益了他们的复杂性。假如不能同时把它们呈现出来，这小说于我就不能成立；我不能有悖自己对当下长篇小说这一文体的理解。我慢，所以我让小说也慢。我不畏其慢，我相信，有了复杂和难度你就不得不慢。慢也许是长篇小说必要的好品质：你能有多复杂，你就可以有多缓慢；你能有多复杂，你才可能有多缓慢。” “70后”作家也会有自己的春天 《十月》杂志副总编宁肯认为徐则臣的《耶路撒冷》以及河北作家李浩《镜子里的父亲》的出现，改变了“70后”给人们一种不确定的、模糊的、似乎始终没有成长起来的印象，他们成熟了，他们的写作状态成熟了。 在很多评论家看来，相对于“50后”、“60后”作家，“70后”作家通常都沉溺在对日常微小事物的描摹中，对于国家、时代、历史没有宏大叙事的野心。而在徐则臣看来，大概所有作家写到一定时候，都想处理一些大问题，即使是从个人角度出发，他内心也会有一个大的情结。不是好大喜功，而是一个作家对自己的挑战，当一个人的心智、眼界、思考力成熟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产生宏大叙事、历史叙事的冲动。很多大师早期的作品也是青春期的梦话，写着写着就不一样了。文学界对“70后”的判断为时尚早，这一代作家大部分人最重要的作品可能还没有写出来。因为他们还没有充分地在长篇中体现出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70后”作家中有长篇的不多，即使有，也多是拉长的中篇，还缺少足够成熟的长篇文体意识。一旦他们有了成熟的长篇文体意识以后，必然会处理大的题材。 徐则臣认为，“70后”作家处理历史问题、宏大问题的时候，采用的方式会和“50后”、“60后”作家有区别。“五六十年代的作家是以宏大写宏大，这种写法当然很适合他们那一代人，有一种宏大的历史感，但处理不好也会造成这样一个结果，就是大而空，很热闹，忙来忙去没有一个真正血肉兼具、可亲可感、足够复杂的人物，不够细腻不够深入人心。而'70后’作家，擅长写身边事，整天盯着自己看，如果哪一天他们能打通个体跟时代跟历史间的关系，创作必然会有另一番景象：既有鲜活具体的人物，同时也会通过个体去有效地切入时代、切入历史、切入这个世界。文学本身就是个人化的表达，这一道道独特的目光，通过它你看到作者眼中的世界时，我们才真正回到了文学。” 徐则臣极力为河北的青年作家推荐南非作家库切。“库切的小说貌似很小，一点不像宏大叙事，小说里转来转去也就三两个人物，但是，他在个体身上打转的时候，转着转着就把事关家国、种族的大问题转出来了。我们习惯的那种宏大叙事里，只写几个人物你会觉得人太少，戏不够，好像只有大型团体操才能跟宏大扯上关系。如果这一代作家能够通过具体的个体，从小处打开缺口，越挖越深，越挖越大，那最后达到的效果未必就比'50后’、'60后’的作家差，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甚至是超越的。我可以自信地说，'70后’作家也会有自己的春天，'50后’、'60后’作家在文坛占据多久，我们'70后’作家也会占据多久甚至更长久。”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