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读过《宋史》的，大都为两宋扼腕，学者王曾瑜著《宋高宗传》（又名《荒淫无道宋高宗》）一书，尤其对南宋高宗赵构屈膝求和，与金人达成所谓“绍兴和议”一事，大加挞伐。 何忠礼《宋高宗新论》认为，“绍兴和议”虽然“屈辱”，但也是“无奈之举”，对宋高宗抱有一定的同情。 本文无意于为宋高宗翻案，只是想探讨一下，宋高宗赵构由战到和的转捩点，对此，绍兴七年无疑是关键一年。 绍兴六年（1136）九月，高宗准备北上，出发前，赴上天竺寺烧香，虽然收到岳飞的捷报，但高宗对“淮上诸将”的消极防御表示出担忧，此间，岳飞一军北上，已经抵达伊、洛，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一带，而宋军主力也已经做好了“王师渡河”的打算。 高宗一行北上途中，岳飞、韩世忠、杨沂中等名将陆续抵达行在，准备扈从高宗北伐，高宗下诏在建康（今江苏南京）修建太庙，似乎表明有意暂时定都建康，但另一方面，还意在表明此时仍不忘收复中原。 但年底，复幸浙西，并在第二年，正式定都临安府（今浙江杭州），这一切表明高宗再无北伐之意，而南宋偏安一隅的局面最终形成，随后，遣使议和，并最终与金朝签订屈辱的“绍兴和议”。 是什么促使高宗做出改变呢？《中兴小纪》（卷二十三）记载了赵鼎与高宗的一段对话： （绍兴七年闰十月）鼎又曰：“臣自去国半载，今观圣意稍异前日。” 但史籍并未对“圣意”究竟指什么做出说明，从语境判断，首先是指所谓“绍述之谋”，但高宗对金朝以及战与和的态度必然也包括在内。 赵鼎，字元镇，山西闻喜人，高宗朝两次拜相，绍兴六年十二月乙巳，赵鼎罢相，绍兴七年九月丙子，即这次对话前两月，赵鼎第二次拜相，因此，作为高宗近臣，赵鼎觉察到高宗内心的变化，就发生在绍兴六年十二月至绍兴七年九月之间。 在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初以道君逺在沙漠，乃遣问安使何藓等往金国通问，至是（正月乙酉，即二十三日）还，始知道君及宁徳皇后已相继上仙。丁亥，宰执入见，上号恸擗踊，终日不食，张浚等力请，方进少粥。 绍兴七年正月，被女真人掳往北国的宋徽宗死讯传来，这很可能是最重要的触发点，这一年，高宗虚龄三十，所谓“而立之年”，如今，父皇死讯传来，高宗很快便表示出对依旧身陷虏营的“宣和皇后”的思念。 宣和皇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安处。 宣和皇后即高宗生母韦贤妃，当然，有人认为，所谓思念母亲只是高宗掩盖求和的幌子，但也属人之常情，而难以苛责。 或许让高宗重新思考自己、母亲以及国族的命运，但未必一定从抗金转向求和，而接下来发生了一连串事件很可能才是最终促使高宗决心求和的关键： 其一，“淮西之变”，宰相张浚想削夺刘光世兵权，借机将其掌控在自己手中，结果，刘光世部下郦琼率三万多淮西宋军，投降伪齐刘豫； 其二，觊觎淮西宋军的，不只有张浚，还有名将岳飞，但张浚的计划让岳飞想吞并淮西军的计划落空，于是，任性一把，“弃军庐墓”，干脆辞去军职，躲进庐山，给母亲守墓。 这一连串事件无疑进一步触动高宗，一心北伐的张浚志大才疏，不足依仗，而军人跋扈，却是腹心之疾，大约就在徽宗死讯传来的同时，秦桧再度执政，但此时的秦桧的心态也不约而同地发生了转变，只是不知道秦桧是否已经号准了高宗的脉，而有意迎合，还是另有原因？ （绍兴七年六月）时方盛暑，张浚一日坐东阁，参知政事张守突入，执浚手，曰：“守向言某旧徳有声，今与同列徐考其人，似与昔异，晩节必竟有患失之心，是将为天下深忧。”盖指枢密使秦桧也，浚以为然。 至此，高宗、秦桧不谋而合，而下一个动作，高宗的心迹已昭然若揭。 （绍兴七年九月乙酉）上亲书晋《羊祜传》赐枢密使秦桧，桧力请刻之石，以颁宰执、大将、从官，从之。 羊祜，晋朝人，泰始五年，都督荆州诸军事，而吴国陆逊之子陆抗驻守江陵，二人都以德怀柔，相安无事，高宗之所以将《羊祜传》赐予主管军政的枢密使秦桧，无疑是希望秦桧学习羊祜、陆抗，与金朝相安无事，而秦桧申请宰执、大将、侍从人手一册，无疑是在将高宗的心意传达给朝廷上下，于是，议和势在必行。 
当然，对于宋、金达成“绍兴和议”，一个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南、北暂时势均力敌，即便有意收复，似乎也只能等待时机，但在此之前，南宋也需要休养生息。 及赵鼎为相，则南北之势成矣。两敌之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衅，则养吾力以俟时，否则，徒取危困之辱。故鼎之为国，专以固本为先，根本固而后敌可图、雠可复，此鼎之心也。 这或许也是张浚罢相之后，高宗召回赵鼎的初衷但此前用张浚，正是有意北伐的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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