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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唐末纷乱的五代时期说起。当时真定处在后梁统治之下。 寒冬的一个大雪夜，一位相貌堂堂的壮汉，沿真定官道急匆匆由北向南走过。眼见得天色已晚，大道白茫茫一片，没有尽头，大汉下得道来，寻到真定城东一个叫临济的村庄，投宿于西南头的杜家大院。 无巧不成书。这一住，引来一段载入史书的姻缘。 先来说故事的男主角，这位壮汉不是别人，正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父亲、后被追封为宣祖武昭皇帝的赵弘殷。 赵弘殷，涿郡人氏，父亲赵敬，历任后唐营、蓟、涿三州刺史。弘殷骁勇异常，擅长骑马、射箭，是一位武将。五代初期赵弘殷仕途多舛，失业待岗，落魄南行，因大雪被困于真定。由此，结下了他与真定的情缘。 而女主角则是杜家的千金。赵弘殷投宿的杜家庄院，是真定当地的豪门大户。杜家祖籍定州安喜(今新乐市)杜固村，后迁徙至真定，至五代时已居住数代。庄主杜爽、夫人范氏，生五子三女，其时大女儿尚在闺中。杜庄主在风雪夜收留了赵弘殷，其高大威猛，一表人才，遂将其招赘在家，将大女儿许配于他，这就是后来的宋太祖之母昭宪杜太后。 自此之后，赵弘殷的仕途走上了昌顺之路。经杜父举荐，赵弘殷先到真定赵王王镕麾下效力，后曾率五百骑兵援助后唐庄宗于河上，为建立后唐王朝立下赫赫战功。庄宗爱其英勇，任禁军统领，驻守洛阳，于是举家迁往洛阳定居。 三年后，庄宗的哥哥明宗李嗣源登上皇帝宝座，赵弘殷任驻京都骑兵飞捷指挥使。 公元927年3月21日三更时分，杜夫人在洛阳夹马营分娩，生下一子，即后来宋朝的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其后又诞一子，即后来的宋太宗赵光义。 一母生俩天子，为天下之母，乃祥贵之事。不夸张地说，大宋王朝孕育于真定。 不仅如此，杜太后还是一位讲政治的人。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二月初五，宋太祖尊母亲为皇太后，在朝堂上礼拜杜氏。大臣们都向杜氏表示恭贺，杜氏却郁郁不乐，遂有一段对话: 有文臣劝她说，臣听说过“母以子贵”，您的儿子做了皇帝，您为什么不高兴呢? 杜氏说，我听说“为君难”，皇帝位在亿万兆民之上，如果治国有方，则皇位可尊;一旦国家失去驾驭，即使想当匹夫也不可能，这是我所忧虑的。 宋太祖再次向杜氏拜道，谨遵母后教导。杜太后“为君难”的感觉颇具忧患意识，有浅显的民为邦本的意味。 杜太后也一直挂念真定。因为杜太后其曾祖父杜蕴被追封为平原王，祖父杜琬被追封为西河王，二人去世后落叶归根，都埋葬于真定临济村的土地上。寻根溯源，这里还是杜家的根啊。 时间过得飞快。宋太祖以开国皇帝身份与姥姥家来密接触，是他出生的42年后，即北宋开宝二年(公元969年)五月。 这一年，宋太祖亲率大军进攻北汉的太原城，久攻不下，正值暑热，遂班师回朝，在真定城停留休息。 此时，宋太祖登基初期，面临内忧外患，日子过得并不轻松。北宋江山还未一统，北汉、蜀、南汉、南唐割据尚未平复，北有契丹、西有西夏等外敌侵扰，稳固王朝任务繁重。因此即使回到姥姥家，宋太祖也一直在忙碌着，试图梳理一下治国理政的头绪。 由之，宋太祖在真定城做了两件事，与道、佛两家有关。先是登门看望名道士苏澄。 苏澄，生卒年不详，字棲真，真定人，五代及宋初著名道士，曾被后唐、后晋、契丹等帝王下诏入朝，苏均病辞而不至。其常驻真定隆兴观，得养生之术，年逾80不老，近百岁而卒。 寒暄之后，太祖说，大师年过八旬而容貌很年轻，有什么养 生之术传给朕?苏澄答，臣下的养生之术，只不过是聚精会神地修炼气功罢了;帝王的养生之术，却与此不同。《老子》曰，“我无所作为而百姓自然归化，我无所欲望而百姓自然正直”。无为无欲，凝神固精，阴阳大合。昔日黄帝、唐尧享国长久，用的就是此道啊!太祖大悦。” 实际上，苏澄谈的并不是什么养生之术，而是治国理政之道，其中滋味，宋太祖应当听得出来。 从隆兴观出来，太祖又到真定城西礼拜大悲寺。大悲寺建于隋代，寺内供奉一尊高四丈九尺的铜菩萨，后因契丹入侵，遭遇火焚，自胸部以上熔为废铜。到了后周，周世宗柴荣崇奉道教而排斥佛教，竟于显德二年(公元955年)下令毁佛铸钱，铜像彻底消失了。 宋太祖来到大悲寺礼佛，作出了一个影响后世的举动--敕建龙兴寺。历代《真定县志》均记载着这件事，其中颇有戏剧性。 不知什么原因，与宋太祖对话的，并不是大悲寺的住持，而是一位名叫可俦的和尚，或许他是一个类似今天导游兼讲解员的角色。可俦和尚脑子活络，意识到今天可能是个重大机遇，于是灵机一动，给皇帝讲了一个神奇的故事。他说在当年毁铜佛时，在莲花座上发现有“遇显即毁，遇宋则兴”八个字。“显”是指后周的年号“显德”,“宋”当然就是指大宋朝了。 一番说辞，赵匡胤龙颜大悦-真是有缘之地，遂下旨在城东龙兴寺(今隆兴寺)内重铸铜佛，并建大悲阁为铜佛遮蔽风雨。 不仅如此，宋太祖对这次铸佛亲力亲为，可以称为“一把 手”工程、精品工程。赵匡胤曾三次审阅大菩萨像的图纸，求按照自己身高容貌十倍制作，对造像的工艺要求很高。工匠 开车 自然不敢掉以轻心，仅准备工作就整整用了两年。开工后，节派三千兵役修铸大悲菩萨铜像，又令军器库使、卫州刺史兵马骄 辖等官员分别负责监造大悲菩萨及大悲阁。 公元971年，工程开工。公元975年，21.3米高的铜铸大佛及大悲阁正式落成，宋太祖御笔“敕建龙兴寺”匾额悬挂寺门,此时距离宋太祖莅临大悲寺、听可俦和尚讲故事已经六年之久了, 敕建龙兴寺在真定历史上称得上是一件大事，龙兴寺一跃成为北方带有皇家色彩的最大寺院，为后世留下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开启了它又一段历史的辉煌。 自此，龙兴寺大悲阁内一直挂着宋太祖的画像，以纪念这位铜佛的总设计师，也是敕建的标志。明代人陆深写的《圣驾南巡日录》载，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嘉靖帝南巡经真定,“过大佛寺登高阁，观宋太祖书像，与一老僧相对若问道状，在西阁之东壁，壁已颓圮”。说明宋太祖画像至少已经挂了500多年,虽然壁已残破。 我以为，如果有机会恢复宋太祖画像的话，也应该挂上可俦和尚的画像，毕竟他是真定最成功的公关家，造福乡梓，为真定的佛教、为真定的形象带来了巨大的荣耀。 如果再现可俦与宋太祖对话的场景，那就更有年代感了。 这样说来，真定是这次御驾活动最大的受益者:成功地说服了宋太祖，重铸了高大的铜佛，寺庙规制大大提升，真定的地位凸显，真的是一举多得啊。 可是，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不要忘记，作为一位政治家，宋太祖的所作所为，不可能完全凭个人好恶，譬如对佛教的好感、对姥姥家的眷顾等而脱离所处的年代，如此大阵仗，一定是与治国理政有关系。 以此角度解读，我们会发现，宋太祖敕建的龙兴寺有着多重含义。 从宗教的兴衰与国家的关系来说，五代时期的灭佛，是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遭受到的又一次打击。后周世宗柴荣发动的灭佛运动，拆毁了三万多家寺观，数百万僧侣、尼姑被迫还俗，对佛教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真定一带，由于藩镇割据，历代节度使笃信佛教，寺庙得以幸免拆毁，犹如此，不少寺庙还是遭到破坏，大悲寺的遭遇就是一例。 至于佛教在国家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汉唐年代某些时期，处理国家大事的帝王问政于佛道的场面，成为明日黄花。佛教连生存都成问题，还有什么作为? 这样一个涉及广大地域、影响广泛的灭佛运动，以及带来的严重后果，宋太祖不可能不注意到。因为，佛教从进入中华大地那天起，就与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年代，佛教倡导的劝人向善、追求来世的信仰，实际上在民间起着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也成为统治阶级管理社会的一个辅助工具。 北宋初期，既有内忧又有外患，如何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安定社会，应当是赵匡胤首先考虑的问题。 登基伊始，赵匡胤已觉察到当时佛教在民众中的影响，即着手纠正周世宗灭佛的过激政策。宋太祖初见周朝毁像，伤心地说，朝廷下令毁佛，绝不是社稷之福。又对左右说，吾杀人多矣，不借助佛力，何以解怨?"表达了欲借助佛教以换得民心的意愿。为此，他登基以后，连续推出一些“隆佛政策”，例如下令停止毁坏寺院，派人去西天竺求法，监雕大藏经版，等等。当然，毁佛已经是一场运动，要制止并扭转这个势头，须渐进地平稳进行。好似大船掉头，要选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关键是天子要顺其自然。真定姥姥家大悲寺一行，宋太祖遇到可俦，可以说是巧遇良机。此时敕建龙兴寺铜佛，显得既合情合理又顺乎民意。宋太祖在一片赞扬声中，完成了一次上层建筑对生 产关系的调整。 这次调整方式一重铸铜佛，是一次历史性的事件，我以为，主要有两重意义。 一重是，它拨乱反正，标志着系统性灭佛运动的结束。政治和佛教重新握手，佛教重回社会，民间有了一种信奉的思想寄托，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有利于王朝对庶民的统治。 另一重是，它重新界定了佛教在封建王朝中的地位，有利于牢牢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上，而不偏离王道。经过灭佛运动，佛教褪去神秘的外衣，渐渐归于世俗，是宋太祖让其止颓势并回归社会，佛教再也不可能是高高在上的政治导师，而是依附于王朝而存在、沦为巩固皇权统治的民间侍者。 纵观宋以后的佛教，已经从封建王朝的神坛上跌落下来，很多时候像一个规规矩矩的小学生，随朝廷意愿照本宣科，再没有什么像样的经学创新了，也很难在政坛施加什么影响，远不如天主教对西方政治的影响，也不如东正教对俄罗斯的存在意义。 从国家的对外安全来说，还有一种说法，宋太祖借助佛教威慑外敌。当时契丹已经占据山西与河北北部，随时有进攻宋朝的可能，宋太祖敕令建造这尊巨大的观音像，期望对信奉佛教的契丹骑兵有所震慑，不战而屈人之兵。 说法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借助佛教辅助政治，来实现稳固江山的目的。事实上，正是宋太祖审时度势采取的佛教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夯实了仓促登场的大宋政权的根基，促进了王朝的稳定与发展。 这样说来，我们要重新评价宋太祖敕建龙兴寺的性质和意义，结果出现了反转: 表面上真定与佛教影响发扬光大，受益多多，实质上都是在为赵宋王朝作嫁衣裳，为稳定江山社稷增添砝码。宋太祖才是真正的赢家，他在不经意中下出了借势而为、化腐朽为神奇的大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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