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四川货币区（上）

一、“四川”地名的由来

北宋乾德三年（965）兼并后蜀，

分其地为“西川路”与“峡路”，文献合称“川峡二路”。

咸平四年（1001），

将“西川路”划分为“益州路”与“梓州路”；

将“峡路”划分为“利州路”与“夔州路”，

合称“川峡四路”，这正是“四川”地名的渊源。

宋徽宗年间，“四川”一词正式出现在文献中。

南宋以降,“四川总领所”等机构陆续设置，“四川”之名应用频繁。

两宋“四川”相较于现今四川和重庆，不含川西地区，另含甘肃省东南部、陕西省汉中市和安康市、湖北省利川市和恩施市。

二、四川货币区的形成

北宋货币制度继承于盛唐至五代的正统，

“小平铜钱”是唯一的法定货币。

在统一过程中，

中央政府将南唐、荆湖、南汉、北汉等割据政权的货币制度整合，

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统一、流通小平铜钱的“铜钱货币区”。

（小平铜钱）

但是，

四川地区成为一个例外。

自“安史之乱”历“黄巢兵祸”到“五代十国”，

四川受到战争的影响较小，经济破坏有限，

因此后蜀的货币制度亦直接继承于盛唐，

流通小平铜钱，实行足陌制。

周世宗柴荣驻军秦凤，

迫使后蜀在秦岭前线的军费开支剧增，

由于小平铜钱不足，增铸小平铅钱与小平铁钱。

铜、铁、铅质小平钱，重量都在一钱（4克）上下。

（广政通宝铜铁铅钱/何代水先生藏）

后蜀官方视铅钱和铁钱为铜钱的替代品，币值是相等的。

“钱”是一个货币单位，以铜铸之、以铁铸之、以铅铸之，都是一“钱”。

据史料记载，

在边境前线军费支出时，

每贯（1000文）由400文小平铜钱搭配600文小平铁钱支付；

在成都官用支出时，

每贯（1000文）由900文小平铜钱搭配100文小平铁钱支付；

至于铅铁钱在民间流通及官方收入时是否有贬值，

史料记载不详。

北宋乾德三年（965）统一后蜀这个时间节点，

四川行用铁钱与铅钱的时间不长，铸造量有限，

理应恢复旧制与中原的货币制度相统一。

但中央政府将四川货币制度调整如下：

1废除小平铅钱；

2保留小平铁钱，限制其出川；

3保留小平铜钱，限制其入川，同时官方挑选小平铜钱外运。

这使得四川成为一个铜铁钱兼用的特殊货币区。

分析推测其原因如下：

其一，在北宋的统一战争中收复后蜀在前，中央政府将四川视为后勤基地。

其二，由于四川易守难攻，后唐庄宗派孟知祥等率军灭前蜀，最后成就了孟氏后蜀。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地方割据，中央政府有计划地将蜀地历年积累的财富转运于京师，其中包括大量小平铜钱。

太平兴国四年（979），

北宋已经统一南汉与南唐，

浙江钱氏与漳泉陈氏也纳土归顺，

政局趋于稳定，

于是中央政府下令开禁，

允许小平铜钱进入四川，

准备统一全国的货币制度。

此时四川的形势已经变得非常严峻。

经过十余年拣选上供，小平铜钱只出不进；

经过十余年持续鼓铸，小平铁钱只增不减，

四川的铜铁钱存量比例严重失调，

民间流通难以维持一比一兑换的官价。

（宋元、太平、淳化小铁钱）

以距铜钱区的远近不同，

民间兑换比值自一比四至一比十四不等，

形成铜铁钱比值的“双轨制”，

地方官吏获得上下取利的操作空间。

支付以“铁钱”，收纳以“铜钱”，

兑换“剪刀差”严重损害了小商人小市民阶层的利益。

淳化五年（994）赵安易建议，

官方承认民间比价，

取一比十为准，铸“淳化元宝”折十大铁钱以权小平铜钱。

（淳化元宝折十大铁钱）

此次币制改革尚未成功，

社会矛盾已彻底激化，爆发了王小波李顺起义，

起义军亦铸造了“应感元宝”和“应感通宝”面文小平铜铁钱。

（图片来源于网络）

至道年间，这次起义被平定。

咸平年间，王均叛变被平定。

景德二年（1005），经历两次战乱后，

四川的货币制度重新稳定：

1 停用铜钱，只用铁钱；

2 停铸小平铁钱，官方认可其贬值，改称“小铁钱”；

3 铸行“折十大铁钱”，以权小平铜钱。

（注：10×小铁钱 =1×大铁钱 =1×小平铜钱）

（铜铁钱不可兑换、仅作币值折算）

（小平铜钱与小铁钱币值折算为一比十）

此后，

四川成为只流通铁钱的独立货币区，

政府制定了相关法律，

严禁“铜钱货币区”与“四川货币区”之间的钱币跨界流通。

我们再来探索“交子”出现的来龙去脉。

在两次战乱中大量铁钱流散掩埋，

随后景德年间币制改革停用铜钱，

使得益州（今成都）出现了货币“真空”。

为了应对局部“钱荒”，

民间自发印制纸质兑换券“交子”参与流通。

此时主政西川的大臣张詠以抚为主，

没有取缔民间“交子”，

在“交子”出现信用危机时借机将其改造为“官督民办”,

因此也有文章称张詠为“交子之父”。

大中祥符四年（1011），

为避免富民虚空滥发，

官督民办的“交子”开始定期换界以起稽核作用。

但是民间发行“交子”的弊端始终无法根除，

官方对“交子”的态度也出现差异，

一派认为应该彻底废除，

一派认为应该由官方来主持发行。

最后北宋中央政府决定将“交子”收归官办。

天圣元年（1023）十一月成立“益州交子务”，

以小铁钱为计值单位，

收兑民间铁钱作为准备金，书放“交子”。

自天圣二年（1024）二月至天圣三年（1025）二月截止，

第一界共计收兑1256340贯小铁钱，

并以此数为每界的限额，

每两足年收兑换界:

天圣五年（1027）二月以第二界收兑第一界；

天圣七年（1029）二月以第三界收兑第二界；

……

以此类推。

换界收兑时每贯收取三十文小铁钱的工本费（换界手续费为3%）。

自此世界上第一种官方正式发行的纸币在中国诞生。

益州官“交子”是一种百分百准备金的兑换券，

无条件兑换支撑了它的货币信用，

定期“换界”是出于防伪及稽核考虑，

并不增加发行量，因此不存在滥发贬值的问题。

由于信用充足，

纸币便于携带的优越性得以体现，

受到茶马商人的欢迎，

以益州（换界兑换地）为中心，

官“交子”随茶马商人的足迹而扩散，

主要流通于益州至秦州一线。

总而言之，

北宋虽然完成了全国的初步统一，

但没有建成全国统一的货币制度，

在宋真宗年间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而稳定的货币区。

其中“四川货币区”行用：

小铁钱、

大铁钱(折换小铁钱十、折合小平铜钱一)、

“益州交子务”的官“交子”，两年一界，定时兑换。

三，熙丰变法时的四川货币区

北宋四川货币制度自真宗朝稳定后，

行用的铸币为“小铁钱”和“折十大铁钱”。

“小铁钱”：

“宋元通宝”、“太平通宝”、“淳化元宝”三种钱文，

王小波李顺起义后停铸；

见有“至道元宝”铜质试样，未见量产铁钱。

“折十大铁钱”：

最初为少量试铸的“淳化元宝”铁钱；

后有“咸平元宝”铜质试样，枚重十钱，未见量产铁钱；

（注：图片来源于《历代古泉图说》，张叔驯旧藏，现存于美国）

正式铸行大型“景德元宝”和“祥符元宝”铁钱，枚重四至五钱；

大中祥符七年（1014），

官方依益州知州凌策的建议，

将“祥符元宝”大铁钱重量减半。

此后，

“天禧通宝”、“天圣元宝”、“明道元宝”、“景祐元宝”、“皇宋通宝”

大铁钱陆续减重。

劣币驱逐良币，

“小铁钱”和大型“折十大铁钱”的币材价值超过币值，

被民间大量熔为铁器，

甚至被官方作为原料改铸减重型“折十大铁钱”。

“小铁钱”因此退出流通领域，

成为一个虚拟的“货币单位”。

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直到“熙丰变法”才得以解决，

虽然具体细节文献缺载，

可以通过残存的史料来复原这个过程。

据《文献通考》卷十四《征榷考一》记载，

熙宁十年（1077）以前北宋各州府商税税额中，

四川各府州军均名列前茅：

四十万贯以上，除了东京府，

就是成都府与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北宋时属于利州路）；

二十万贯以上，全为四川的州军；

十万贯以上，除了开封、寿州、杭州，

其他十六个州军全在四川；

……。

《文献通考》的编纂者马端临也注意到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数据，

其按语曰：

“天下商税惟四蜀独重，虽夔、戎间小垒，其数亦倍蓰于内陆之壮郡。然《会要》言四蜀所纳皆铁钱，十才及铜钱之一，则数目之多，而所取亦未为甚重。而熙宁十年以后再定之额，他郡皆增于前，而四蜀独减于旧，岂亦以元额偏重之故欤？”

由此分析：

熙宁十年（1077），

北宋政府重新修订了全国商税的定额，

其中四川各府州军，

将统计基本单位从“小铁钱”改为“折十大铁钱”。

“折十大铁钱”法定折合一文“小平铜钱”，

名义上四川和全国的统计口径得以统一，

便于中央财政管理。

这意味着“小铁钱”作为虚拟“货币单位”的最后一个作用消失，

减重型“折十大铁钱”在文献中成为新式的“小平铁钱”，

也成为四川货币区新的基本货币单位。

此外，“交子”也出现一些调整。

“交子”每界祖额约125万贯“小铁钱”，

换界不加印、保证金充足、随时可兑换，

以此赢得了民间充分信任。

庆历七年（1047）为筹备粮草应对西夏战事，

朝廷两次下令“益州交子务”，

共加印60万贯“交子”（折合6万贯小平铜钱），

借给陕西路秦州（今甘肃天水）支用，这是“交子”第一次超发。

加印部分没有对应铁钱作为准备金，

影响了“交子”的换界。

主政益州的大臣文彦博上疏，

建议汇集益州路各州军的财政余款，

每月调拨一部分与“益州交子务”以回收超发的“交子”。

皇祐三年（1051）在基本收兑完超发部分后，

三司使田况上奏，获准禁止秦州借支，

“交子”的信誉得以维护。

“交子”以“小铁钱”为计值单位，

先行印好图文，再手书面额发放。

初始面额书放为一贯至十贯共十等；

宝元二年（1039）调整为只书放五贯和十贯两等，

八成为十贯，二成为五贯。

熙宁元年（1068），

成都府路转运司奏准，

将熙宁二年（1069）发行的第二十三界“交子”书发面额进行调整，

六成为一贯，四成为五百文。

在祖额固定的前提下面额减小十倍，

意味着印造数量及成本相应增加十倍，

所以这次调整的目的和动机很是蹊跷。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

“交子”面额减小，

是将计值单位从“小铁钱”改为“折十大铁钱”：

一张新界面额五百文“折十大铁钱”对应收兑一张旧界面额五贯“小铁钱”；

一张新界面额一贯文“折十大铁钱”对应收兑一张旧界面额十贯“小铁钱”。

变更计值单位后祖额不变，

“交子”的发行量借机扩张了十倍，

由原来125万贯“小铁钱”变为125万贯“折十大铁钱”。

因此面额调整的实质，

其一“交子”放弃“小铁钱”这个虚拟货币单位，

其二“交子”在没有对应准备金前提下超发十倍，从一种“兑换券”货币转变为一种国家信用货币。

超发的“交子”掌握在官方手中，

为朝廷在四川推行变法提供资金支持。

官方一旦尝到超发的甜头就很难刹车。

据《长编》记载：

“（熙宁四年正月壬子）赐提举成都府路常平司交子钱二十万缗为青苗本钱。”

“（熙宁四年二月戊辰）赐交子十万缗为梓州路常平籴本。”

“（熙宁四年三月戊戌）诏成都府路转运司支交子十万缗为梓州路常平籴本。”

（注：以上两则记载，或为同一事件，或为两次共计二十万缗。）

熙宁四年（1071）为第二十三界换界之年，

由于第二十四界被官方大量挪用，不足以兑换，

熙宁五年（1072）增发第二十五界收兑第二十三界，

“交子”成为两界并行，

实际发行量进一步翻倍。

详情如下：

熙宁四年（1071），发行第二十四界，第二十三界暂缓收兑，两界并行；

熙宁五年（1072），增发第二十五界收兑第二十三界，第二十四界并行；

熙宁六年（1073），发行第二十六界收兑第二十四界，第二十五界并行；

熙宁八年（1075），发行第二十七界收兑第二十五界，第二十六界并行；

熙宁十年（1077），发行第二十八界收兑第二十六界，第二十七界并行；

…… 

以此类推。

吕陶《净德集》卷三《奏乞权罢俵散青苗一年以宽民力状》载：

“……在州（注：彭州）见在实直：第二十七界交子卖九百六十，茶场指挥作一贯支用；第二十六界交子卖九百四十，茶场指挥作九百六十支用。此亦亏损园户之一端也。……”

此状上奏于熙宁十年（1077），

可以佐证当时四川“交子”的流通情况。

小结：

“四川货币区”在“熙丰变法”中，

废除了虚拟货币单位“小铁钱”，

将减重型“折十大铁钱”改称为新式的“小平铁钱”；

（法定币值与“小平铜钱”为一比一）

“交子”的计值单位，

从“小铁钱”改为“折十大铁钱”（即后来的新式“小平铁钱”），

再而两界并行，发行量扩大了二十倍。

“交子”超发缓解了当地因经济发展引起的“钱荒”，

为政府在四川推行变法提供了资金保障，

同时造成四川地区的物价局部小范围上涨。

四，北宋晚期的四川货币区

熙宁末年，

四川货币制度调整为行用“小平铁钱”、

（法定币值与“小平铜钱”相等）

以“小平铁钱”为计值单位的纸币“交子”。

我们先看“小平铁钱”，

兴州济众监、邛州惠民监、嘉州丰远监为三大主力钱监，

后陆续恢复雅州旧监，

新增万州广济监、施州广积监、南平军广惠监。

铁钱的版式随着钱监增加变得丰富。

崇宁年间，

兴州监试铸少量“崇宁元宝”大铁钱；

（推测币值为折二）

（崇宁元宝折二/北京吉翔先生藏）

大观年间，

“交子”超发导致铸币赔本，

四川各监均停铸铁钱。

政和初年，

宋廷整顿四川币制，

恢复铸行“小平铁钱”，

而雅、万、嘉州钱监陆续裁撤关闭。

我们再来看纸币。

“交子”两年一界，

两界并行共250万贯。

绍圣元年（1094）新党执政，

以方便四川商人运输粮草入边陕西，

“交子”流通区域扩展至陕西为由，

每界增印15万贯，两界并行共280万贯。

元符元年（1098）再次每界增印48万贯，两界并行共377万贯。

崇宁元年（1102）第四十界临时加印200万贯。

崇宁二年（1103）第四十一界增印1243万贯。

崇宁四年（1105）第四十二界增印570万贯。

大观元年（1107）第四十三界增印554万贯。

至此“交子”发行量累积至约3000万贯，

严重超发引起通货膨胀，民怨沸腾。

大观末年张商英主政，

自第四十四界改“交子”为“钱引”，

以新发“钱引”折价收兑旧“交子”。

政和初年历经阵痛，

新的四川“钱引”恢复为两年一界，

两界并行，共250万贯，

直至“靖康之难”。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