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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广州××”这四个字横行全国,点解???

 竹香书屋 2023-10-16 发布于广东

1935年,“广州酒家”诞生!发展至今,“食在广州第一家,广州酒家”成为广州酒家的的广告词。

曾几何时,粤菜馆遍布全国各大中城市。尽管一般的粤菜馆,还是不太敢用这四个字,但是“广州酒家”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屡屡出现。

曾几何时,“广州酒家”遍天下。仅从这个角度,可以窥见当年“食在广州”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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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广州大学校刊》刊登报道说,校长陈炳权夫妇在相关广州酒家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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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广州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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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来到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

民国以前,跨区域饮食市场非常薄弱,南京虽然是长江下游重要的沿江商业城市,但直到国民党政权定都之前。

据当时的媒体报道,且不说外帮菜,整个饮食业都乏善可陈。

如《大公报》文章说:“南京向不以菜馆著名,城内惟夫子庙一带,尚有菜馆数家,临河卖菜,但规模俱小,菜亦不佳。”

而因定都带来新气象的,却是外江菜,而以粤菜为其首:“最近因国都奠定,始有二三新菜馆发生,其最著者,为粤菜之安乐酒店、川菜之蜀峡饭庄,菜价皆极贵,安乐尤贵,每席至少二十元以上,但座客常满,业此者大获厚利。”

很官方的《市政评论》也说是粤菜领衔:

“自从民国十六年奠都南京起,南京城里的吃食馆,如雨后春笋,大大的增多了,最初盛行粤菜,由粤南公司而安乐酒店的前期粤菜,而世界饭店的开幕时期,而广州酒家,广东酒家……之类的。”

风气之下,后出转精,像“松涛巷广州酒家,菜极洁净,主人李荣基亲自下厨,凡京人士之好啖者,群趋顾之”。

趋之者谁?

议会议长、考试院长是也!

“议长罗钧任夙好绍酒,每席可尽三四斤,近因体弱稍逊,但甚喜吃小馆儿,时时独往小酌。考试院秘长许公武(崇灏)亦酷嗜该馆,谓为粤菜正味,罗许及邓家彦君在座间均有题跋。”

更重要的是,占籍吾粤番禺的末代探花商衍鎏老先生,彼时供职财政部,“亦常往小啜,亦题一联于壁:'山头望湖光潋眼,鞓红照座香生肤。’”最为饮食轶闻佳话。

这么好的酒家,自然食客云集,且不乏名流,比如好酒使气的国学大师黄侃先生就早早就来痛饮过: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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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9月7日

“夕奎垣来,共赴琼园看菊,遂至广州酒家剧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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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9月25日

“夜韵和邀与子侄及孟伦食于松涛巷广州酒家,甚醉饫。”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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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0月8日

“暮与子侄饮于广州酒家,继看影戏,子夜返。”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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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9月25日

“晚挈三子食于广州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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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评论认为粤菜馆当首推广州酒家

“川菜,以皇后撷英等稍佳,浙绍馆则老万全六华春最著,粤菜馆则以广州酒家为佳,至规模较大者,如中央饭店,安乐酒店,世界饭店,则各式均备,唯中央以川菜较佳,安乐以粤菜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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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东南风》杂志刊登文章《吃经之一 粤菜上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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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名之下,连以报道蒋总裁亲自发动的崇尚俭朴的新生活运动为主的《新生活周刊》,也盛称广州酒家为粤菜馆第一:

“川菜,以皇后、撷英等稍佳,浙绍馆则老万全、六华春最著,粤菜馆则以广州酒家为佳。至规模较大者,如中央饭店,安乐酒店,世界饭店,则各式均备,唯中央以川菜较佳,安乐以粤菜为著。”

而名流们的持续光顾,更进一步佐证着其地位。主管党务人事的行政院参事陈克文,不仅友朋约聚席设广州酒家,也曾订广州酒家之酒席举行家宴,且每席贵达二十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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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在南京时,也曾履席于此:

“(1937年1月28日)到广州酒家赴宴……今晚同席:王恭睦、谢君、黄建中、陆幼刚、尚有数人、予(以上客),辛树帜、宋香舟(主)。”

连不喜也不擅应酬的竺可桢先生,在日记中甚少提及上酒菜馆的事,却少见地提到了上广州酒家,而且连出席人员都记之甚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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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4月10日:六点至广州酒家,应雷儆寰之约,到杜光埙、李书城、赵大侔、杨振声、巽甫、皮皓白等。”

这样,广州酒家就与安乐酒店一道,成为当年首都粤菜馆的翘楚和旅游指南类图书的必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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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菜也已成为南京一般人所嗜好,著名的粤菜馆有安乐酒店和广州酒家等家,都是极出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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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竞乐画报》(中英文對照)刊登“各國菜館一覽表新雅粤菜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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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的广州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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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是首都,武汉也曾是伐后国民政府的首迁之地,后来国民政府西迁,也曾“驻跸”武汉;北伐起自广州,武汉岂能没有广州酒家?

当然有。大新印刷公司1925年版的《汉口商业一览》“中菜馆”条“广东帮”目下,单单武汉三镇之汉口一镇的粤菜馆即多达15家,这种盛况,上海之外,比之后来的首都南京也不遑多让,广州酒家赫然其中:

文记:经理容纪三,法租界如寿里;

西河:经理曾玉湛,法租界如寿里;

杏花楼:经理唐谦儒,后城马路五常里口;

知公:经理钟发贤,法租界长清里;

奇珍:经理李春山,苗家码头;

东记:经理曾玉湛,新庆里;

味雅:经理郑以光,后花楼口;

美珍:经理,徐木林,福禄里;

美南:歆生路长怡里;

万香:经理容霈霖,花楼巷苗家码头;

庆记:经理潘钜波,法租界长清里;

德和:新市场对面;

广州酒家:后花楼口;

广东中西饭店:后花楼口;

鸿记:法租界长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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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健康生活》杂志刊登《海外之粤菜馆》。

到1933年汉口新中华日报社版的周荣亚编《武汉指南》,第三编《实业·饮食类》之25“酒楼”(汉口)条下,由于没有注明帮口,可以确认的粤菜馆大约以下数家,广州酒家自然仍少不了:

杏花楼:中山路,罗竹清;

美珍:福禄里二号,徐永年;

南洋:新安街四七号,炎炳臣;

广东饭馆:花楼居巷,关绍棠;

广州酒家:江汉路,陈彝柄;

广东酒家:花楼街,关棣甫。

第八编《食宿游览》之二《著名之菜点》也介绍了了广州酒家的名菜:

杏花楼之红烧鱼翅、溜鱼片、炸虾球及和菜,宴月楼之清炖时鱼、爆肚、红糖醋萝卜,翼江楼之点心,万花楼、大吉春之白鸡、卤鸭,广州酒家之烧烤、烤鸭、伊府面,味雅之生切鱼片、生切海参片、鱿鱼块,中西饭馆之鱼生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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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单不会缺席的广州酒家,名流也同样不会缺席,主管党务人事的行政院参事陈克文可以领衔:

“(1938年2月2日)露莎来电话,约到广州酒家晚饭,同席为朱纶、黄山农、叶蝉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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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张家长公子张宗和则适成风雅:

“(1938年5月3日)中上下班回家,季先生有条子请我,广州酒家……季先生是海门人,在政治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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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大家顾颉刚先生也曾履席于此地:

“(1937年9月20日)在广州酒家吃饭。饭后偕同承彬访雪舟,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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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校聚餐也选择广州酒家,可见其颇受大众欢迎:

“武汉(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同门会,于五月三十一日,在汉口江汉路广州酒家开本学期第一次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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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报道消息:武漢同門會武漢同門會,於五月三十一日,在漢口江漢路廣州酒家開本學期第一次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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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广州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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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南京及武汉有,陪都重庆当然也会有。

官方的社会部重庆会服务处1941年印行的《重庆旅行居向导》,在介绍重庆著名外地中餐馆时,大大突出了粤菜馆,一下子介绍了九家之多,就包括了广州酒家

粤味有林森路大东

林森路大三元

民族路国民酒家

民族路清一色、

民族路四美春

民权路广东酒家

民权路冠生园

民生路广州酒家

民生路陶陶酒家

而依文献材料,当时重庆知名的粤菜馆,总共则达24家,这明显超过了除川菜之外的所有下江菜系;

“食在广州”向外发展,不避治乱,均粲然可观,委实值得我们珍视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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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上海生活(上海1937)》刊登“粤菜馆与宁波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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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的广州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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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后期开业的位于厦门思明南路(蕹菜河)和鼓浪屿龙头路的广州酒家,则以选料精细、技艺精良、风味清淡鲜美的“香汁炒蟹”“炒桂花翅”“油泡虾仁”“白鸽肉绒”“蒜子田鸡”等海鲜菜肴和粤式小炒著称,点心、小吃以及各种原盅炖品尤受欢迎,还曾留下一段影坛佳话。

1948年冬,当时著名电影明星白虹、欧阳飞莺、殷秀岑、关宏达等赴菲律宾访问途径厦门期间,在鼓浪屿“广州酒家”品尝了“清蒸鲈鱼”“白鸽肉绒”“罗汉斋”“酥炸虾盒”等名肴佳点之后,大为赞叹,殷秀岑还亲自签名留念。

这家广州酒家,此刻也才开业不过半年,簇新着呢:“厦门广州酒家新址开幕:茶面酒家,扁食大包,家常便饭,原盅炖品,厦门思明南路四五二号;大小筵席,结婚礼堂,随意小酌,无任欢迎,鼓浪屿龙头路二五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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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 年 《食品界》刊登“粤菜精选”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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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的广州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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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为抗战文化重镇的桂林,因为地近广东,自然有不少粤菜馆,则抗战之后的最早见于记录的粤菜馆,是属著名艺术考古学家、东方艺术史研究专家、诗人,中国艺术史学会创办人之一常任侠先生所记录的广州酒家:“1938年12月15日(桂林):至广州酒家晚餐。”

著名文史学者、杂文家、民主人士,时任桂林著名文化机构文化供应社负责人的宋云彬先生更是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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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4月23日

中午,力扬来,邀往广州酒家小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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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8月26日

午后彬然来,相偕入水,晚在广州酒家小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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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17日

五时半,偕舒群赴广州酒家小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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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2月23日

晚与光暄饮于广州酒家,顾客拥挤,待十余分钟方入座

而由最后一则日记,需要等位十分钟,可见其生意之好!

上述三书均未介绍到广州酒家,显然属于失误,因为前已有常任侠先生记之,宋云彬先生也多去,从后来的记录看,广州酒家也一直比较有名,包括因为违反当局的节约规定被点名批评并罚款:

“中北路广州酒家,亦违反规定,刻正签名处罚中。”

“省会战时生活励进会检查组,近又查获违反饮食节约规定餐食店二家:一,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北路居然酒家四人,食用五菜一汤;二,十一月二十八日,正阳路广东酒家有食客三人,食用四菜,均经当场依法检查,报请该会李主任委员批示处罚。

其中广东酒家,前曾违反规定,违处罚金一百元,此次再度违反规定,检查组决将实情检证呈请从严处分,以警刁顽云。”泛意义上的广州酒家,多以吃得好著称,你这一强令节约,还让人家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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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太平洋周报》刊登“粤菜与舞场合作”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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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的广州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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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衡阳粤菜馆的记录总的来说并不多,相关情况,便一并附记于文末。衡阳的粤菜馆,其实也多因抗战而兴,因为衡阳开始属于后方,西南联大的组成学校北大、清华、南开及其他多所高校,开始都是先迁到长沙,其中一些院校因为校舍不够而分散到衡山,衡阳的酒店包括粤菜馆还曾成为他们的中转站,其中首应其责的就是广州酒家:

“1938年2月15日:七时入衡阳城,先至广州酒家,房屋不足,仍分住于乐园及广州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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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英华独立周报》刊登“粤菜之受人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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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的广州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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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广东口味相差甚大的西安,竟然也有粤菜馆,也有广州酒家。王望编的《新西安》说,西安的外地菜馆多集中在东大街:

“北方口味者有北平饭店、玉顺楼、山东馆之义仙亭,豫菜则有第一楼,均在东大街。代表南方口味者,计有:马坊门之浙江大酒楼,中央菜社,南院四五六菜社,竹笆市之长安酒家,东大街之新上海菜馆(均为江浙菜)。粤菜则有广州酒家与湘菜之曲园均在东大街。”

《西北文化日报》1938年8月30日第2版广州酒家的广告则介绍相对详细:“应时粤菜茶点,著名烧猪腊味,备有经济和菜,华贵筵席,地址东大街四八O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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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快活林》刊登文章“闲话粤菜:官厨风味硕果仅存,又一楼中明星熠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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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有历史才有现在,

知过去才知兴衰;

《广州旧闻》,

讲述广州2300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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