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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魏的封疆大吏

 A松毛岭634高地 2023-10-16 发布于山东

在三国(本篇只讲魏国)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在魏国的地位并不低,甚至处在官场一线,可他们所处的位置,却远离聚光灯下。当处在舞台中间的一线人物们在呼风唤雨时,他们则默默地固守在自己的阵地,完成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这群人就是魏国的封疆大吏们,下面做个简表,把这些隐藏于历史背后的国家栋梁们都请出来。历史不会忘记他们:提到这些人物,我们似乎感觉有些陌生,在《三国演义》中很难觅到他们的踪迹,只有看《三国志》时,才能感觉到他们精彩的存在。在这些人中,我们也许对刘馥还有些印象,可刘馥好不容易在罗贯中笔下混出场,却因为劝谏曹操不要轻视江东,被醉鬼曹操一槊给捅死了。罗贯中之所以对魏国的这些封疆大吏爱惜笔墨,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他们是曹操的部下,罗贯中以丑化曹操为能事,自然不肯写这些能臣为曹操脸上增光,干脆全都忽略了。二是他们都远离三国的中心舞台,聚光灯照不到他们,罗贯中的写作宗旨是“抓大放小”,所以就没有提到他们。中前期曹魏官场(嘉平陵政变之前)可以分为四个主要系统:一、核心智囊团:比如荀彧、荀攸、郭嘉、程昱、刘晔等人。二、武将系统:比如诸曹夏侯、张辽、张郃、徐晃、乐进、文聘等人。三、花瓶老臣:比如钟繇、华歆、王朗、蒋济等人。四、边镇军政长官:即上面提到的那些封疆大吏。这些封疆大吏的职能和那帮铁血武将的职能有相似之处,都在外折腾,不过武将主要负责军事行动,专门砍孙权或刘备的。而这些封疆大吏基本上都是出身文官系统,他们的工作侧重点是维持地方上的社会治安稳定,发展地方经济,填满朝廷的钱袋子。当然,在乱世中当地方官,形势不稳,叛乱迭出,也是要学会砍人的,不然根本混不下去。而这些地方大员们他们处治的州郡,大多数都是边境线上。这里要么是诸民族杂居,要么是和吴、蜀接壤,军事斗争几如家常便饭。所以曹操对这些地方大员们的要求只有两点:发展经济、维持地方治安。从发展经济这个角度来看,这恰是这帮封疆大吏的强项,他们基本都是文官出身,干这行买卖驾轻就熟。比如上面提到的扬州刺史刘馥,罗贯中说刘馥被曹操刺死,完全是向壁虚构。不过罗贯中虽然虚构了刘馥的死,但对刘馥在扬州做出的政绩则非常的肯定,照实入书,对刘馥还算厚道。刘馥在扬州的几年时间内,最大的贡献就是兴修水利(刘馥督建的水利工程,到了晋朝还能发挥巨大作用)、开垦荒地,广植水稻,同时大力发展畜牧业。畜牧业主要是指耕牛,耕牛数量增加了,反过来又能反哺农业生产,官民两得其便。无论是乱世还是盛世,想让老百姓认可自己的统治,办法只有一个——老百姓都有饭吃,这是硬标准。达不到这个标准,任凭你说得天花乱坠,老百姓都是不买账的。从政治角度来讲,世界上最愚蠢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拿老百姓当傻子糊弄,最终只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刘馥死得很早,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就去世了,但一般都把刘馥看成魏人,《晋书·刘弘(刘馥之孙)传》就把刘馥称为“魏扬州刺史”。《三国志》把刘馥放在魏边臣传中的第一位,不是没有道理的。曹操手下在地方上干出成绩的能臣还有很多,比如主政并州的别部司马梁习。梁习和许多封疆大吏一样,都是从最基层的县一路杀到刺史位置上的。梁习接连做了几个县的县令,积累不少治政经验,史称“在治有能名”。曹操当然知道手下有这号能人,就把梁习派到了当时乱成一团麻的并州。并州本是袁绍的地盘,这里地接羌胡,强人出没,形势非常混乱,可以说并州百弊丛生,诸废待举。梁习先是用强硬的军事手段,强力打压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胡族和地方豪强。然后在境内“勤劝农桑”,梁习作风非常强硬,他说一,别人不敢说二,不数年间,并州大治,曹操非常高兴,立刻给梁习转了正。虽然在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初,曹操进行行政区划改革,将并州合并入冀州,但曹操依然让梁习管理旧有的并州辖境,除了换块招牌,什么都没变。虽然梁习从来没有在曹操身边做事,一直外放,但在地方上工作的难度并不比在核心层低。因为是地方上的一把手,有时面对更加复杂的局面,需要地方官有能力、有魄力,尤其是开拓型的地方官。这种类型的地方官一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任职时间比较长,梁习在并州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直到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才受调赴京任大司农。在曹操时代,他控制下的中原地区大致分为十州:司州、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幽州、扬州、雍州、凉州。除了兖、冀、徐、青外,其余六州均地处边防,军事压力很大。所以这些州的刺史不但要求治政能力强,还要有相当强硬的军事手段,否则根本镇不住周边那帮浑水摸鱼的强人。如果一定要在六州历任刺史中挑出一个最能打的,应该是凉州刺史张既。张既也是从县令起家的,先在新丰(今陕西西安附近)历练过,治绩突出,时称“治为三辅第一”。后来张既跟在雍州刺史钟繇手下做事,张既干的第一件漂亮事就是说服了西凉军阀马腾,让马腾单车赴京做人质,马超承袭父位,这也为将来马超的悲剧埋下了伏笔。马超失败后,雍州饱受兵火,百姓苦不堪言,张既在任职京兆尹期间,安抚百姓,稳定地方治安,深受曹操好评。曹操似乎也发现了张既的军事才能,但张既又不是单纯的武将,他最大的长处还是治政地方。所以曹操让张既做了雍州刺史,张既两方面的长处都能发挥出来,用人眼光毒辣,这是曹操了不起的优点。在公元214年,曹操占领汉中之后的这几年,有时无法分清张既的身份到底是地方官还是将军,张既甚至还当过一段时间曹操的智囊。张既先是跟着曹洪参加对蜀将吴兰的军事行动,随后又和夏侯渊联袂,摘了不少的桃子。西北地区自东汉末年以来非常混乱,再加上刘备的介入,这里的军事、政治形势非常复杂,叛乱迭起,对曹魏的统治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为了稳定西北局势,曹丕继位后,就让张既出任新划出来的凉州刺史,并给了张既“便宜从事”的权力,就是遇到什么突发事件,张既可以不必向朝廷请示,自己看着办。张既在凉州打得最漂亮的一仗是显美伏击战,此战的起因是世居于陇西的泸水匈奴人在凉州发动武装叛乱,七千多匈奴骑兵扼守要塞鹯阴口(今甘肃靖远),阻止魏军西进。张既深通兵法,没有和匈奴人拼刀子,而是抄小道,直插武威郡,反过来对鹯阴口的匈奴兵构成了威胁。匈奴人没办法,只好大幅度向西后撤至显美(今甘肃永昌东)。张既既然来了,就没打算空手回去,张既决定向匈奴人发起总攻。不过他手下的一些将领对打败匈奴人的信心不足,劝张既不要头脑发热,让弟兄们多休息几天再打也不迟。对于这些反对意见,张既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虏见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则道险穷饿,兵还则出候寇钞。如此,兵不得解,所谓一日纵敌,患在数世。”大意就是胡人用兵的核心思想是“汉进胡退,汉退胡进”。如果这次不打败他们,以后几十年西北地区别想过安生日子。张既是个强硬的男人,他想要做到的事,就一定尽最大努力去做。他在附近埋伏了三千精锐,然后派小股骑兵去诱敌上套。匈奴人贪小利,见有一票大鱼,傻头傻脑地就冲了上来。结果很简单:前后两股魏军夹击,尽歼匈奴兵。此战之后,匈奴人再无力在河西闹事,史称“河西悉平”。有张既强硬地坐镇关西,曹丕可以不必为关西操心,集中精力对付不听话的孙权。张既在关西所起到的作用,和当初钟繇坐镇关西差不多,稳定住西北局势,就是对朝廷最大的贡献。只是可惜张既死得太早,黄初四年(公元223年)就病故了,不然张既还能在西北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曹操手下的这帮地方官中,像张既这样通吃军政两界的人不算少,但大多数人还是以文治为主。如果说张既是曹魏地方官群体中的一面,那郑浑就代表着曹魏地方官群体中的另一面,和张既这样的半个军事家相比,郑浑是典型的文臣。郑浑出身清流名门,祖父郑众(和东汉大太监郑众同姓同名)、父亲郑兴都是当代士林名儒,在官场上人脉深厚。郑浑算不上是曹操的嫡系,他是从袁术那里辗转华歆治下的豫章才投奔曹操的。不过曹操用人没有门户之见,只要有真才实学,他都一体重用。郑浑也是从地方基层干起的,当过下蔡和邵陵两个县的县太爷。郑浑在两县做出的最大政绩就是强令百姓生儿育女,进行人口基数的积累。这件事的背景是当时天下大乱,生活困苦,再加上这里以渔猎为主,不事农业生产,所以人口繁殖率非常低。在小农社会里,人口是朝廷赋税征收的主要来源,没有人口是绝对不行的。郑浑认识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但他看的则是更深层次的问题。百姓不愿生育,说到底还是经济落后,没有余粮养孩子。反正生下来儿女也没饭喂他们,那还不如不养,就这样恶性循环,导致人口生育率直线下降。郑浑的办法其实很简单,他强行没收了老百姓的渔网和打猎工具,然后逼着老百姓去开垦荒地,尤其是种植水稻。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只要老百姓有饭吃,万事好商量,否则,一切都是空谈。接下来郑浑颁布了相关法律,严厉惩罚老百姓抛弃初生婴儿的野蛮而无奈的行为,发现一个重罚一个。本来生儿育女是老百姓的自由,现在则成了政治任务,老百姓只好改变长久以来的民俗习惯,开始养儿育女。好在当地的粮食连年丰收,老百姓家家都有余粮,养几个孩子不成问题。一个人口生育周期下来,当地人口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老百姓现在才明白郑浑的苦心,他们都对郑浑感恩戴德,甚至把儿女的名字都定为一个字——“郑”,老百姓用最淳朴的方式,感谢郑浑强硬的善举。郑浑的官其实做得并不算大,他还不如张既那样做到了州刺史这样的高位,郑浑最高的位子,不过是魏郡太守,相当于副刺史级别。郑浑的地方官仕途路线图如下:新蔡、邵陵令——左冯翊太守——上党太守——京兆尹——阳平、沛郡太守——山阳、魏郡太守。官虽然做得不大,但做地方官则正是郑浑的强项,做了京官,未必能有机会做出多少成绩。郑浑的地方治政能力堪称一流,他的辖境变来变去,但唯一不变得是郑浑有一颗博大的爱民之心,这比什么都重要。官当得好不好,老百姓最有发言权。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就是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郑浑每到一个地方赴任,都要“明赏罚、与要誓”,和老百姓开诚布公地订立“道德契约”。所谓“道德契约”,就是郑浑承诺他会尽最大的努力为百姓谋福祉,而百姓则要承诺安守本分,毕竟在乱世中生存,扯旗叛乱是家常便饭。地方官稳定住了当地百姓,就是对朝廷做出的最大贡献。郑浑有个长处就是他会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施政方针。比如在任京兆尹期间,因为关中地近蜀、凉,战争频繁,许多百姓都是从外地迁到关中的。针对这种特殊情况,郑浑制定了“百姓移居法”。具体做法就是让人口多的家庭和人口少的家庭住在一起,人品良好的百姓和孤寡百姓比邻而居,让他们帮助有困难的百姓,大家一起感受大家庭般的温暖,这样有利于百姓之间的和睦。然后郑浑率百姓开垦土地,老百姓通过互相协作,都吃上了饱饭,不仅社会安定,而且民风淳朴,郑浑此举确实不简单。在任职阳平、沛郡期间,郑浑针对这里地形低洼、经常发生水涝的特点,劝导百姓修堤坝、种水稻。老百姓嫌太麻烦,对郑浑颇有微词,郑浑不受百姓的影响,他认为他做的是善民之举,与心无愧。郑浑仍然以身作则,亲自下地劳动,一年下来,当地水稻大丰收,老百姓都有饭吃了。现在他们才知道当初郑浑的强硬是正确的,无不感激郑浑,将郑浑修筑的堤坝命名为“郑陂”。郑浑在仕途上最辉煌的顶点是任魏郡太守,魏郡是魏国的第二国都,相当于现在的大上海。魏郡的经济在当时中国首屈一指,但最大的问题就是绿化做得不太好,树木太少。郑浑的办法很有意思,他让百姓们先种上榆树,用来划清各自的责任地。然后在榆树中间种满了果树,这样最大的好处就是魏郡的绿化得到了普及,同时也让百姓增收,可谓是一举两得。郑浑虽然在地方上转来转去,但他始终恪守自己的一个道德底线,就是清廉如水。他从来没有以自己在地方上有成绩,就面无愧色地四处搂钱,确实难得。因为郑浑在地方上出色的成绩,魏明帝曹叡特意下诏颁告天下,称赞郑浑的治绩。在形势混乱的社会大背景下,地方官一定要有魄力,因循守旧是做不出成绩的,大破才能大立。在这一点上,敦煌太守仓慈做得非常出色。从地理位置上来讲,敦煌是魏国真正的西北边陲,出了敦煌,就是辽阔而陌生的西域未知世界。因为连年战乱,敦煌的社会治安异常混乱,甚至二十多年都没有最高地方长官,都是一些豪门大户在这里穷折腾。这些豪强仗着权势,残酷地进行土地兼并,普通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政局是否稳定,关键就看最广大百姓阶层的利益是不是受到了损害。在古代,土地就是老百姓生存的最基础保障,丧失土地比要他们命还让老百姓伤心。仓慈心善,他最看不得老百姓吃苦受冤,他一到任,立刻掀起对豪强兼并土地的打击。仓慈强行将被豪强兼并的土地分还给农民,然后通过制定各种法规,来限制豪强们的势力。除了土地兼并问题,敦煌还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敦煌是西域和中原的交通要塞,所以当地豪强经常以低价强买、抢西域商人运住中原的商品,大发不义财,西域商人怨声载道。如果任由这些豪强发邪财,最终败坏的则是朝廷在西域的名声,表面上这是一个经济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仓慈的做法其实并不算高难度,他先是安慰了西域商人代表,然后下令为西域商人办好相关入境手续,只要是合法生意,都允许他们进中原贸易,并安排专人护送。同时仓慈下令,如果西域商人不想进入中原,敦煌郡官方可以按市价买下他们的货物,断不会让他们吃亏,这事关朝廷的脸面,绝对小气不得。通过种种举措,仓慈很好地解决了敦煌积累多年的老大难问题,商民两便,同时也让仓慈在当地人(包括西域商人)心中树立了威信,同样是公私两利。当仓慈去世的时候,敦煌百姓和西域商人无不哀痛,四处发丧。老百姓是最有资格给官员盖棺论定的,是不是好官,用民心一量,答案就出来了。在汉魏时代的行政区划编制中,有这么一种情况,有些郡因为种种原因,或地势险要,或经济发达,都算是朝廷的一线重郡,相当于现在的计划单列市。比如冀州的魏郡、中山,豫州的颍川,兖州的陈留,徐州的琅琊,幽州的辽东,以及司隶校尉部(魏改司州)的河东,现在讲一讲河东郡。河东郡有多大?这么讲,东汉的河东郡大致辖境是今山西省的西南大部,下辖二十县,极盛时期的人口近六十万,这里盐、铁储量非常丰富。河东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正处在雍州、并州、司隶校尉部的接合部,西、南两面临黄河,东依太行,距国都洛阳不过几十里地,是洛阳重要的北面门户。因为河东在汉末曹、袁相争的时代,正好濒临袁绍外甥高幹控制下的并州和马腾控制下的关西,属于前线军事重镇,形势相当复杂。当时的河东太守王邑因事调离,曹操正为没有合适的接替人选而发愁,曹魏首席谋士荀彧给曹操推荐了西平太守杜畿。曹操向来对荀彧言听计从,立刻署杜畿为河东太守。说来很有意思,杜畿本人早就对河东太守的位置垂涎三尺了,接到调令后,杜畿欣然赴任。不过在这个时候,河东土豪卫固和范先企图割据河东,率兵堵住黄河渡口,不让杜畿过河赴任。杜畿这个人做事也非常强硬,不让我从陕津渡口过,那我就绕道从郖津渡口北上,想难住爷们儿,门都没有。卫固和范先虽然慑于曹操的势力,还是勉强接纳了杜畿,但他们手上有兵,对杜畿的威胁非常大。在这种虎狼环伺的险恶环境中,杜畿却玩得风生水起,和卫固等人从容周旋,为曹操扫清并州高幹势力赢得了大把时间。卫固等人和高幹的命运很快就被曹操给彻底终结了,曹操留给杜畿一个相对安定,但却百弊丛生的烂摊子。这也许正是杜畿的机会,地方官要想出政绩,最容易出彩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这个道理想必杜畿是明白的。河东和其他州郡相比,最幸运的一点就是受大战波及程度较小,经济基础保存得相对完整。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最先应该做的就是稳定社会局面,也就是稳定人心,否则人心一乱,再跳出几个居心叵测的人出来一搅和,不定生出什么大麻烦来。杜畿在稳定人心方面很有一套,他采取的对策是道家所推崇的“清静无为”之术,也就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尽量不增加老百姓的经济负担。农业社会的经济主体,浅显些,一是种田植谷,二是畜养牛马。这两点杜畿做得都非常出色,杜畿经常走进田间地头,指导百姓发展畜牧业。不仅是马牛这样的大型畜牲,鸡鸭鹅狗猪这样中小型的经济动物都要养,老百姓兜里有了钱,才有稳定,否则无从谈起。经济上去了,接下来杜畿在河东搞起了“精神道德建设”,历史已经证明,物质文明发展和精神文明发展要配套,缺了哪条腿都走不好路。杜畿经常在河东进行先进家庭的评选,抓一些典型,比如评孝子、贞妇、顺孙,然后给予他们适当的物质鼓励,来引导人们向标兵们看齐,大家共同建设精神文明家园。精神文明建设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普及教育,老百姓不能只有钱,更要有知识,没有知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杜畿在河东建学校,广招学生,开讲儒学,对河东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通常所说的教育主要是指文化课教育,实际上军事教育也是全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东汉政权早已分崩离析,军阀割据,战争是家常便饭,所以在有饭吃的同时,绝对不能忘记随时准备战争。杜畿经常在冬天组织青年后生进行军事训练,开讲军事课程。只有全民皆兵,才能确保国家利益不受侵犯。战争绝不只是军人的事情,只要发生战争,每一个国人都应该是慷慨赴死的热血战士。由于杜畿出色地完成了在河东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河东大治,人心稳定。虽然河东地接边患,但“民无异心”。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河东简直就像天堂一样,当地百姓自然在感情上更会珍视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老百姓只有在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才会闹出动静来。杜畿在河东待了十六年,史称“(治绩)常为天下最”,最好的一个,没有之一。像杜畿这样的地方官,实在是社稷、百姓之福。“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最关键的因素。”不要小看地方官在巩固政权建设方面的作用,没有优秀的地方官,再好的政策都只是无法落实的一纸空文。因为篇幅有限,不可能在这么短的篇幅内讲完所有的魏国封疆大吏,只能选择讲几位有代表性的人物。下面再讲最后一个地方官,就是历任代郡太守、兖州刺史、魏郡太守、荆州刺史的裴潜。说到裴潜,先不说他的地方治绩,有两点需要着重讲一下。一是西晋著名的地理学家裴秀,中国历史上完善地理理论的第一人,就是裴潜的儿子。二是裴潜对一代枭雄刘备做出了最准确的评价,曹操问裴潜,刘备何如人也?裴潜回答:“使居中国,能乱人而不能为治也。若乘间守险,足以为一方主。”裴潜投靠曹操的时间比较晚,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收荆州之后,裴潜才正式挂靠在曹操门下。裴潜不算是曹操的嫡系,再加上他本也不是荀彧那样的谋略型人才,所以曹操照例把他安排在地方上任职。在裴潜的地方官生涯中,最辉煌的无疑是在任代郡太守期间,为稳定西北局势做出了突出贡献。代郡位于并州、冀州、幽州的接合部,这里同时也是乌丸族(也作乌桓)传统的聚居地,郡内民族杂居,强人出没,形势也非常复杂。代郡名义上属于幽州管辖,实际上在代郡折腾的三部乌丸族头领,他们自称单于,在代郡横冲直撞,所谓的代郡太守形同虚设,根本不敢管这伙强人。曹操没少为代郡混乱的局面头疼,想来想去,就派裴潜出任代郡。不知道是裴潜手腕足够强硬,还是慑于曹操的军事实力,代郡的那三位乌丸老兄乖乖地任由裴潜接管了代郡的权力。并把他们平时抢的美女和财宝都物归原主,他们心里明白,曹操是得罪不起的。裴潜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这些乌丸强人是代郡最不稳定的因素,但现在还不能动他们。便拿乌丸强人的几个汉人帮凶开刀,斩杀了十几个吃里爬外的汉人,在当地引发了强烈震动,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三位乌丸大人当然知道裴潜这是杀鸡给猴看,个个都老实了不少。不过可惜的是,还没等裴潜下力度整治地方治安时,曹操看到代郡形势平稳,就把裴潜调离代郡。裴潜不想走,他写信告诉曹操,现在还不是他走的时候,他前脚一走,那三位乌丸强人后脚就敢造反。曹操不信,果然裴潜刚离开代郡,三位大人就扯旗称大王了。裴潜的长处也许不是发展经济,但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行事果断,甚至心狠手辣。在混乱的地方当官,先不要想去发展经济,没有稳定的局面,谈何发展经济?不用雷霆手段,镇不住当地那帮抹油贪吃的地头蛇,什么事都干不了。地方官要想做出一番成绩,最需要具备的是什么?就两个字:威信!得让众人服你,你才能顺利推行各项政策。具体怎么做?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一手拿着胡萝卜,一手拎着大棒子。听话,赏胡萝卜吃,不听话,抡起棒子劈头盖脸就打。强硬从来就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敢玩狠的,才能做得了大事。三国曹魏封疆大吏的事情,就先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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