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古装影视剧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知名贤臣，也能看到奸宦环伺，但无论是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还是我们不知道的小官，似乎数量都并不多，至少不足以多到治理幅员辽阔的中原地区。所以可想而知，古代那并不发达在制度和交通下，要依靠中央官员治理国家，几乎是不可能的。 自科举开创以来，至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清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为止，不过每一年或二年（1066年改为每三年举行一次）二三十人能够做官，分散下去，在辽阔的中原里微不足道，几乎难以看见他们的身影，从封疆大吏到九品芝麻官，较真的人就会发现，如果只有名义上的这些管理层在做事，天下早就大乱了。  确实，在中国古代时期，如何能保证朝廷对地方的管理统治？如何保证政令的下发和执行？哪怕是小小一个县城，难道只需要县令和衙门内的十几个衙役，就足以处理那些琐碎的政务吗？专家表示真相是大家都忽略了中国历史记载的性质，从而在官员数量上陷入了一个思想误区。 一、暧昧笔法，地方官与地方吏的区别官吏是两个字，通常在古代，一个字就代表不同的意思，官与吏的区别或者说意味不同，是中国“不可说的历史”中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史官惯于使用春秋笔法，这其中除了有统治阶级的插手之外，也有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观念，潜意识里略过风俗中丑陋的部分，轻描淡写，才能绘出一幅盛世图景。 因此，现代人在回看古代史时，对于字词的较真并不是无的放矢，有时“封疆大吏”和“文武百官”间的咀嚼与浅析，委实可以作出万字论文的阐述。简单的来说，在整个大统一帝国中，官是国家栋梁，摆在明面上好看也好听的位置，流传千古；而吏是虎豹的爪牙，行事往往并不光鲜，只能做房屋缝隙的瓦砾。  在官吏制度盘综错节的封建社会，为了保障中央这个大棋盘下无数地方的治安和特色，为了让整个官僚体系和社会既有韧性又有弹性，古人极其了所有出色的尖端智慧，最终才构想出这一“官吏结合”的明暗体系。 具体到地方执行层，地方官和地方吏区别更为明显。在秦汉以后，由于汉朝立国者深知本地乡望的可怕，本乡任官基本上被禁止，地方官都是一水儿的外地人，而一个空降的管理层势必面对当地特色与文化束手无策，这时候就需要本地小吏的协助了。因此一般来说，官是外地人，吏是本地人，他们之间既相互配合又彼此隔阂，三年一考核，三年一挪窝，基本混不到一起。 从培养制度上看，官的选拔依靠科举制度，接受正统儒家教育，要求忠君爱国，能够坚决执行上头派发下来的命令，而吏的选拔要求则截然不同，仅需要在当地拥有一定的办事能力即可，这能力无论是名望还是武功，都能纳入到吏的编制当中。是以，古代地方治理，理想的组合就是“清官能吏”，即一个足够忠诚的大脑和足够锋利的爪牙。  那么，通过观察这一组成，我们就能明白，古代科举制度让官员“不务实”的缺陷，恰恰是上位统治者精心设计的结果。汉朝开国史上，萧何是官，刘邦是吏，勾结到一起的后果想必不用多说。 在一个县衙中，除了县令之外还有县丞，下有主簿、教谕、训导等，一般都是八品和九品的官，而吏则除了请来的临时工衙役之外，还有当地有名望的望族人士，一般担任官民沟通的文职桥梁。如此，吏有时假公济私，欺上瞒下，转个满盆体钵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由官吏组成的治国体系依靠官吏的二者结合，古代封建王朝在极少数管理层的前提下统治了极为广袤的中原地区，甚至能够辐射周边，在新疆、琉球等地分出余力。为了不断维护、修正这一制度，官与吏的地位决不能相互转化，否则体系难免崩盘。因此，作为为虎作伥、山吃海喝的基层执行人员，真正的“吏”就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王朝史上，悄然隐入了黑暗之中。  每朝每代，官员作为中央权威的体现，相对于地方能吏来说地位超然，古代县丞与县令都是“百里之侯”，能镇得住一大帮子吏，但却不熟悉实务，所以也只能依附于中央，搞不了造反。官即使被贬也不会去做吏，而吏往往受到地方百姓的怨怼、朝廷的歧视，通常情况下也无法参加科举。就这样，中央的君主牢牢把控着地方，形成了完整的治国体系，一旦地方情况有变，当即撤官剿吏，绝不留情。 然而毕竟有体系就有漏洞，就事实而论，尽管古代小吏在官吏分途的过程中地位越来越低，但在地方统治作用中占据的分量却越来越重。一旦没有官，地方顶多脱离中央而自治，而一旦没有了吏，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立刻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吏在与统治阶层的互动里，越来越主动，甚至能够对政令阳奉阴违，中饱私囊。 最重要的是，假如并未被捅出大罪，吏的任职时间就长得太恐怖了，一个人年轻时做吏，一直可以任职到中老年。在这样长时间的任职下，百姓心中“只知吏、不知官”的情况就无法避免，除去包拯、狄仁杰这些特殊官员，大部分流水一样三年一考核三年一迁徙的地方官，都无法对任职地产生太大的影响。官吏共事，主客移位，官甚至要仰仗吏，才能够在绩效考核中得到一个正面评价。  这一漏洞在宋朝时最为明显，中央作为遥远的神明，面对地方唯一有效的威慑力是军队，而赵宋王朝对军队的掌控如何我不用多说，就此造成的官吏地位逆转无可厚非。官员懦弱无所作为，吏则“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才正式在历史上有了一席之地。 通过对古代官僚制度的摸索与挖掘，不难发现，吏这个群体在当时对于整个中原王朝都具有无法比拟的重要性，一个国家即使没有了君王，还有摄政大臣，还有丞相，而一个国家假如不承认吏的存在，也就把数百年对地方的统治完全放弃了。这对于一向唯我独尊的中原帝王来说，完全是不堪直视的屈辱与龃龉。 特别是乡里的保甲制度，在确保政令能到达每个老百姓耳边的同时，也相对的让步了一些权力给予那些在王公贵族看来“微不足道”的保长和甲长。也因此，统治阶级绝不容许这样妨碍政体颜面的记载光明正大地留存。  结语自宋朝以后经历过相当长的动乱时期，文人在忍让、屈服与受辱中或许才明白，一味地逃避解决不了问题。因此，自有目光深远的文人将官吏制度的深不见底隐藏在暧昧不清的文字中，流传到如今。这些“不能说的历史”又何尝不是像不能见光的吏一样，主宰着整个中国古代封建历史大框架的命脉。 自然，数量极小的官员并非华夏大地的主体，也许是骤然脱离了上位者掌握话语权的年代，在如今，人们就有些不适应这官员与小吏的地位落差，才发出“这么少的官员如何治理一县之地”这样的疑问。 其实只要想想，就能明白，聪明的官员治县，也如聪明的制度治国，必然是让百姓自我管理，以达到只需把握大航向的目的。在官吏体系的笼罩下，古代统治阶层也终于是在细微之处被迫露了马脚，将主掌官员升迁的部门称为“吏部”，将地位极高的地方大臣称为“封疆大吏”。总而言之，要想在历史问题上得到答案，这些细节之处上中国人说话的微妙，还要我们细心去品，才能体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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