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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布局考古的主要历程 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盆地中东部的伊洛河故道北沿，地处现洛阳市偃师区翟镇二里头、圪当头、四角楼和北许村之间。遗址中最瞩目的发现为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30年间的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存。目前已探明遗址略呈长方形，东西向长度约2400米，南北向宽度约1900米，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因其规模宏大，布局严谨，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规模最大的都邑性聚落，故而一直是探索夏、商王朝历史的关键遗址之一。二里头遗址所蕴含的城市布局思想及礼制等对后世影响深远，因此长久以来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攻关课题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 考察聚落布局形态及其历时性变迁，分析其发展演变规律，进而解读聚落内部人群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以及聚落形态变迁的社会原因和动力，是考古学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途径。剖析二里头都邑的构成要素、整体布局及其发展过程，可以研究当时的社会结构等级、规划思想、礼仪制度、统治模式，以及王朝国家的王权特征和演变过程，这是对于夏史研究至关重要的重大问题。自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调查“夏墟”发现遗址以来，考古工作者已累计发掘5万余平方米，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60余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可分为四个阶段。 1959至1979年为考古工作的第一阶段，主要成果是初步建立二里头文化的四期分期方案，对遗址的内涵和性质有初步的认识。根据获得的丰富的层位关系和出土陶器，发掘者逐步形成将二里头文化分为四期的分期方案。从而确立二里头遗址在中国文明史上的时间位置，为遗址后续的其他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全国的其他遗址建立时间框架提供了基本参照。 这一阶段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宫殿区及其周边。1960年秋冬钻探发现并试掘确认了1号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此后连续发掘至1975年，全面揭露了二里头1号夯土建筑基址，知其面积约1万平方米，是一座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大型宫室建筑。1977-1978年，发掘了2号夯土建筑基址，知其为面积约4200平方米、方正规整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同期还发掘若干铸铜遗存，清理若干不同等级的墓葬，特别是多座随葬青铜器、玉器的高规格墓葬。这些重要发现，真正确立了遗址作为夏商都邑的地位，使之成为夏商文化研究的最重要对象之一。 1980至1998年为考古工作的第二阶段，主要成果是细化了二里头文化的分期，为在更精细的时间刻度上深化对二里头文化的研究奠定基础。同时发掘多处手工业作坊、祭祀遗址和贵族墓葬，更加丰富了遗址的文化内涵。 这一阶段的考古发现细化了文化分期，可将每期分早、晚两段，共计四期八段。在确认铸铜作坊位置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面积的考古发掘工作，发现多座铜器浇注场和房址、陶窑、墓葬、灰坑等遗迹。同时还发现与青铜冶铸相关的陶范、坩埚、铜渣、工具等遗物。新发现制骨作坊、多处祭祀遗存。这一阶段发现多座高规格墓葬，这些墓葬中的重要随葬品包括铜鼎、铜斝、铜盉在内的大型青铜器，3件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及多件礼玉器。手工业作坊和祭祀遗迹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二里头都邑的文化内涵。 1999至2018年为考古工作的第三阶段，主要成果是发掘了对于都邑布局和演变问题具有关键作用的一系列重要遗存，都邑布局研究取得较大突破。“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发掘项目入选“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与整个考古学科的发展同步，本阶段的工作重点是主要采用聚落考古工作思路以解决遗址的聚落形态问题。首先廓清了遗址的现存范围及其形成过程，为探索都邑布局扫清了障碍。这也是遗址发现以来，首次大规模对遗址的范围开展探查工作。路网方面，发现遗址东、中部纵横交错的主干道路网络，作坊区以西的道路及其西侧的墙垣，初步揭示了都邑布局的基本框架。宫殿区方面，发现宫殿区内二至四期的夯土建筑基址群，早期为多进院落的宫室建筑群，其院内有成组贵族墓葬，随葬有包括绿松石龙形器在内的高规格器物；晚期至少存在2组具有中轴线式布局的四合院式宫室建筑群。手工业作坊方面，发现了作坊区外围的墙垣，确认了官营作坊区存在于宫殿区以南区域。上述发现表明，主干道路网络的中心为宫殿区，在晚期时宫殿区外围修建了城墙成为方正规矩的宫城。 这一时期二里头都邑布局研究方面有新的突破，已有学者开始总结贵族墓葬和居址的关系。大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内存在居葬合一的倾向。如杜金鹏先生提出二里头文化墓葬多数是相对集中、分区分片分布的，能够反映出聚族而葬的特点。李志鹏先生表示“二里头文化时期同一个墓区集中分布、排列有序的墓葬大体属于同一个家族”。 以往近60年的系列发现为探索二里头都邑的布局规划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对比二里头遗址和同时期其他遗址的情况，我们总结出二里头都邑的主体构成要素为：1.都邑路网，主要表现为中心区的井字形道路网络；2.大型礼仪建筑，包含大型宫殿建筑、宫城及宫城城墙、高等级祭祀遗存；3.官营手工业作坊，已发现绿松石器加工作坊，铸铜作坊等；4.高等级墓葬，这些贵族墓葬随葬青铜器、玉器、绿松石器、漆器等高等级礼仪用品。进而总结出了二里头都邑布局的表现形式为：以“井”字形道路网络为主体框架的“九宫格”式基本格局，奠定了都城规划布局的基础，这种格局持续到都城存在的末期；以宫城为代表的宫殿区位居中心，祭祀区、贵族聚居和墓葬区、官营手工业作坊区，都拱卫在宫殿区（宫城）的周围，再外围则是一般性居住活动区域。 2019年以来为考古工作的第四阶段。历经近60年的发掘，我们对二里头都邑布局的认知仅限于了解其大致框架，其中很多细节不明确，尚需要继续开展工作。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的工作主要是进行细化的都邑布局探索，工作重心是继续查漏补缺，更加全面、系统地探索二里头都邑的布局、结构及其发展过程。 经过梳理以往的考古材料，我们发现以往近60年的考古发掘地点很不平衡。发掘区域主要集中在宫殿区及其南、北、东三个区域，其他区域未经过系统考古发掘或仅进行过小面积发掘，对其地下遗存分布情况缺乏了解。二里头都邑以“井”字形道路网络划分的“九宫格”，除宫殿区西北、东南两个网格未进行过发掘之外，其他区域均发掘到从夯土建筑基址到一般房址在内的各级居址，从贵族墓葬到一般墓葬在内的各级墓葬。宫殿区早期夯土建筑中有同期的贵族墓葬，铸铜作坊中也有贵族墓葬。现已在宫殿区和作坊区外侧发现有夯土围墙，宫殿区西北和东南两个网格也钻探到大面积的夯土。联系到2012年为了寻找作坊区西侧围墙而新发现的墙垣（2012Q7）位于作坊区以西道路的西侧，而不是像之前发现的作坊区东墙、北墙那样位于道路系统围合空间的内侧。因此该墙垣很可能是作坊区以西网格的贵族居住和墓葬区外围大型围垣设施的东垣，而不是作坊区的西垣。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进而推测除宫殿区、作坊区外围存在墙垣之外，“井”字形九宫格其他网格的各贵族居住和墓葬区外围也应有墙垣围护。 二、近年都邑布局考古的重大新发现 为探索除宫殿区和作坊区之外的其他网格外侧是否有围墙以及网格内的布局和演变情况等学术问题，从2019年春季起我们已在中心区20多个地点发掘近5000平方米，取得重要进展。 中心区已发现的主干道路及其两侧的墙垣，把二里头都邑划分为多个网格，形成多网格式布局。紧邻祭祀区西侧的第一个区域（简称“祭西一区”，其他简称以此类推），已发现其南侧、东侧的夯土墙。宫西一区已发现北侧、东侧和南侧的墙垣，以及东南拐角。围垣作坊区以西的第一个区域（简称“工西一区”）已发现其北侧、东侧的夯土墙。祭东一区已发现其东侧的夯土墙；祭东二区已发现其西侧、南侧的夯土墙。宫东一区已发现其北侧、东侧、南侧的墙垣，宫东二区已发现其北侧的墙垣（见图1）。
图１ 二里头遗址平面示意图 本次发掘工作首先从“井”字形道路西南路口开始。之所以在此区域发掘，是因为这个区域紧邻宫殿区、作坊区和它们以西两个区域的交接地带，可以用较小的发掘面积获取较丰富的信息，较快地了解这个关键区域的地下遗存分布情况。 以“井”字形道路西南路口为起点，探测宫城南墙西段和西墙南段，基本确定了作坊区围墙西北拐角、宫城以西区域的南墙及东南拐角的位置。令人惋惜的是，作坊区以西区域围墙的东北角被东汉及以后的遗存破坏而无存。 宫殿区的发现是找到8号基址南缘，完整揭露8号基址，确认其分布范围未达宫城西南拐角。8号基址平面近似长方形，南北长19.2-19.3米、东西宽9.6-9.8米，方向为南偏东约8度。与2004年发掘的北缘情况相同，夯土基槽晚于宫城西墙，基槽夯土为红褐、黄白色，土质坚硬，部分夯土中夹有鹅卵石。因夯土基槽穿过宫城西墙，修建和使用时间略晚于宫城西墙，推测应是位于宫城西墙南端的一处门址。 探测结果表明“井”字形道路西南路口处的南北、东西向道路宽度均约18米，交角接近直角。宫城西南围墙目前保留有西墙南段和南墙西段，墙宽近2米，西南角被汉代以后的堆积破坏而未存。宫城以西区域的南墙和东南拐角位于“井”字形道路西南路口的西北角，南墙与宫城南墙成一直线，最宽处宽近2米，东南拐角近似直角。宫城以西区域的南墙和东南拐角的发现证明，宫殿区以西的贵族居住和墓葬区的外围也有墙垣围护。以上遗迹现象的基本情况见图2。
图２ 二里头都邑西南路口处布局示意图 作坊区的发现也较为重要，其围墙西北拐角平面近似拐尺形，宽度均约2米（见图3）。东西向墙体与2004ⅤQ3成一直线，南北角墙体与宫城西墙大体成一直线。作坊区围墙西北拐角的发现，确证它与2012年发掘的Q7之间有宫西路相隔（以“宫西路”指代宫殿区西侧的南北向主干道路，宫殿区其他方向的道路和简称以此类推，以下不再另注），这样就排除了2012ⅣQ7是作坊区西侧围墙的可能性，确定2012ⅣQ7是作坊区以西区域的东侧围墙。以上发现初步确定，作坊区以西的贵族居住和墓葬区的外围也有墙垣围护。  图３ 二里头都邑作坊区围墙西北角 “井”字形道路西南路口的发现初步确认：宫殿区、作坊区之外的其他贵族居住和墓葬区的外围均有墙垣围护。接下来，我们以钻探为先导，扩大工作范围继续追寻主干道路和夯土墙垣的情况。 宫殿区南、北两侧的东西向道路，向东、向西延伸。其中宫南路自宫西路向西延伸的长度均在440米以上，且继续向西延伸，道路的南北宽度约14米，道路的两侧均发现了南北宽约2米的夯土墙（见图4）。宫北路自宫东路向东延伸275米，道路南、北侧发现残宽1米多的夯土墙（见图5）。因宫南路、宫北路的延伸长度均超过宫城的东西宽度，我们推测祭祀区、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以西的东西方向上，至少各存在一个分区。
图４ 二里头都邑向西延伸的宫南路及其两侧墙垣  图５ 二里头都邑向西延伸的宫北路 及其南侧的墙垣 宫西路向北延伸至少330余米且继续向北延伸，经局部解剖可知，道路宽度近17米。紧邻道路的两侧大多发现有与宫城城墙成一直线或平行的墙垣，墙垣的宽度近2米，与宫城城墙的宽度接近（见图6）。宫东路向北延伸约200余米，且继续向北延伸，已在道路西侧发现东西宽近2米的夯土墙。在距离宫北路以北约330米左右处，发现南北宽10余米、东西超过230米的东西向道路。在距离宫城东墙以东275米左右处，发现东西宽10余米的南北向道路，道路的长度超过198米，且继续向南、北延伸，向南被现代建筑叠压，向北被东汉及以后的活动破坏而未追寻到头（见图7）。道路的东西两侧均有东西宽近2米的墙垣，因此祭祀区、宫殿区以东的东西方向上至少各存在两个分区，手工业作坊区东侧被现代村庄叠压，情况暂不明。
图６ 二里头都邑祭祀区西侧的道路和墙垣
图７ 二里头都邑祭祀区西侧的道路和墙垣 ２ 三、布局考古新发现的重大意义 近年来，新发现的道路及其两侧墙垣所揭示的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是二里头都邑布局探索的一项重大突破。 在这多个网格中，宫殿区处在最核心的位置，它距离都邑东、西边界的距离大致接近。祭祀区、宫殿区和官营作坊区这三个最重要的区域恰好在都邑的中路区域，中路区域的东、西两侧，都是贵族居住和墓葬区。祭祀区、贵族居住和墓葬区、加工贵族奢侈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都拱卫在宫殿区的周围。都邑内部形成了“宫殿核心区——祭祀区、官营作坊区、贵族居住区、墓葬区等中心区——一般居住活动区”的“向心式”布局结构。在所有各网格中，宫殿区的长、宽尺寸和面积最大，其他区域和宫殿区相比，面积均小于宫殿区，长边或宽边中至多有一边与宫殿区的长边或宽边相等。环绕宫殿区的道路最宽，约18米，其他主干道路的宽度在11米至17米不等。 新发现表明，除宫殿区、作坊区以外的多个区域外侧也以围墙间隔、防护，历年在其中多个网格内发现有不同等级的建筑和墓葬，每个网格应属不同的人群。二里头都邑极可能已出现了宫城居中、显贵拱卫、分层规划、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多网格式布局。这是二里头都邑布局考古中的一项重大突破。二里头都邑这样严谨、规整的布局，显示当时有明确、清晰的规划，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严格，统治格局井然有序，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在二里头文化之前的中国史前城址内，很少发现道路和夯土墙，当然也尚无多网格式布局的实例。二里头都邑的多网格式布局、规划，是二里头先民的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创造。二里岗文化的偃师商城城址内，目前尚未发现具有规划功能的内部主干道路。但分析其小城平面图，我们发现小城内部多组建筑基址群的长、宽尺寸接近，有的建筑基址群位置相邻，如Ⅰ号和Ⅱ号建筑基址群的长、宽大致接近，长边大致相当于小城长边的1/5，短边大致相当于小城短边的1/3；Ⅰ号建筑基址群南墙和Ⅱ号建筑基址群北墙的距离，与Ⅰ号建筑基址群西墙和Ⅱ号建筑基址群东墙的距离，大致接近。因此推测，偃师小城内部或也以道路和夯土墙划分为多个网格，每个网格与Ⅰ号、Ⅱ号建筑基址群的大小大致接近（见图8）。郑州商城内城发现包括W22在内的多道隔墙，其中W22被认为与宫城墙有关，这几道隔墙表明郑州商城内城可能存在类似的设施规划。新郑望京楼二里岗文化城址内部共发现4条道路贯穿城内，其中3条均对应城门，西部的一条虽未发现城门，但从间隔距离来看应亦是对应城门。四条道路两纵两横，基本形成“井”字形，大致将城内分成九个区域。近年安阳殷墟在洹河北岸发现相距约500米的两条东西向大道，且均与南北向大道存在交叉点。道路两侧分布有密集的建筑居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遗存，道路网络可能分割出了不同族氏聚居的“街区”。商代城址的这些情况，体现了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布局的影响。
图８ 偃师商城小城内布局想象示意图（据《河南洛阳市偃师商城遗址2018—2020年墓葬发掘简报》图一改绘） 二里头都邑严格方正的都邑规划制度、宫城宫室制度、“居葬合一”的布局结构，以及青铜礼乐制度等多种文化、政治制度和模式，被商周王朝继承，为商周文明奠定了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基础，并被后世延续发展，体现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王国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的划时代意义，以及其对商周文明的引领作用。同时，二里头都邑的这种布局，也为探索先秦时期其他都邑遗址的布局、结构提供了有益参考。 作者：赵海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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