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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章作品 两 岸  首先请看前面的剧情—— 1，荒唐的知青岁月·上山下乡的钉子户 我们下乡的地方处于资中县和威远县交界。威远县是大山、密林、深沟，我们队是三分之二的丘陵和三分之一的平坝。 丘陵主要生产春小麦、玉米、豌豆、红薯，平坝主要栽种水稻的良田，田坎边上插种黄豆。 三大队三小队，主要是旱坡地，但比我们队平坦，也有部分良田。五小队处于睢家坝的中央，良田为主。好年成亩产能达到四百至五百斤，一个劳动日， 平均每天的劳动价值能达伍毛多钱。社员每年能分四至五百斤谷子。 才相隔七八条田坎，我们队就不行了，大部分是旱坡地，很陡，良田不多。 旱坡地最上端是一座石头垒成的山寨，据说还有点历史，山寨内尚有几块耕地。 我队每年只能分到二至三百斤谷子，红薯可分到两千来斤。一个壮劳力每天只有贰毛柒分钱，谷子要留给小孩、老人享用，其它人只能以红薯为主食，另加上少量的玉米和豌豆。 为了红薯的保鲜， 每家都挖有一个几米深的坑，坑口用土抬高做个圈 ，排水防涝。每年春节，初一大早全队男女老少都要进行一次爬山比赛。 这是那个年代，农民经过一年的劳作辛苦之余， 唯一的娱乐方式。 收公粮的任务很重，加之统购统销余粮，每到春季，青黄不结之时，只能靠国家少量的返销粮度荒。又不允许养鸡养鸭，那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割的。 生产队每年瞒产私分部分粮食，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大家都心照不宣，我们知道了，也不开腔，因为民以食为天。 一年到头脸朝黄土背朝天，就是图个温饱，能吃上一顿饱饱的白米饭。按照社员的原生态语言，一年忙到头，就是为了“上面的一横，下面的一竖”。 三小队的一位妇女说: “我这辈子要是能穿上一件毛衣，死了也值得！”对什么“反修防修”根本无法理解；对“以阶段斗争为纲”天天斗人，整人，很是反感；对每天大寨式的评分，很讨厌！ 社员们出工不出力，俗称为“给锄头把儿按脉”。要出去务工，简直是异想天开的事情。有手艺的五匠(石匠、木匠、泥瓦匠、弹花匠、杀猪匠） 农闲时，要找点活路做，简直是像做贼一样， 抓住了，就要批“走资本主义道路”。 生产队种了几亩油菜，不许队上用来榨油，只能烂在土里，当有机肥料。队上私割了部分油菜，仅榨了两小瓦圆罐油，每个人只分了三小汤匙。 只能靠自家养头猪过年宰杀熬点油，杀猪还要交14元的宰杀费。不允许农民养鸡养鸭，却要硬性摊派每户要交“战备鸡蛋”。农民无蛋可交，只能把买盐、买煤油的钱，到威远山区去买蛋来交。 我们春节回重庆，在火车站看到，一节节车皮装满了鸡蛋，全部运到了城市，当然城市居民也得凭票供应，这就是我眼中的“战备鸡蛋”。 有件事情，令我万分震惊，可能是全国罕见。 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人民公社，都必须是“自愿”。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一户贫农死活坚持“自愿'原则，坚决不签字，我们下乡后他仍是唯一的单干户。 简直不相信我的耳朵，几十年来，这户贫农，不知经历了多少磨难，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他居然挺住了！而且多年来，当地各级干部，工作组也拿他莫奈活。 同时，我也深切地感受到了，各级干部对他难能可贵的包容之心，和他们内心深处尚未泯灭的人性！ 当地民风淳朴，祖上多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与我们交流时，他们讲正宗的资中话。而他们相互之间仍说代代相传的湖南、广东话。 我们生产队，以湖南土语为主，他们说“这里”为“果的”(音)，说“那里”为“没的”。演“包公铡陈世美”，陈世美对秦香莲是这样说的:“果的到没的是路嘎千里，你娘母家莫盘缠是哦嘎来的?依得我果脾气，两脚尖tia死嘎几!”演《红灯记》鸠山说:“果的有密码莫得?揽出来!”李奶奶回答:“果的莫得莫果密电码啊。”此话一出，我们知青个个笑得人仰马翻! 社员绝大多数是文盲和半文盲。我队只有一个地主儿子，是高中回乡知青。另一位是被打成地主分子回乡监督劳改的小学教师。除此而外，全队只有曹队长和吕会计认识钟，生产队只有一个闹钟，放在曹队长家里好喊社员上下班。 唯一的家用电器是手电筒，只有三把。曹队长、吕会计各一把，我自己带来一把。社员们夜间外出，全部打火把。没有电灯，家家户户晚上点煤油灯。只有两叁个小青年，因为夜间要到田里抓青蛙、挖黄鳝，好在赶场天拿到四十华里外的连介场，威远钢铁厂去卖。只卖几角钱一斤。他们几人在钢厂搞了电石，做成电石灯。 百分之九十九的社员，一辈子未走出这里，未见过火车，对大城市半点概念都没有。在他们的脑海里，重庆就是隔得不远的一个乡场。这里的人都沾亲挂角，大多数都相互认识，往往问我，他的某某亲戚在重庆，是否认识? 我真是目瞪口呆，啼笑皆非，不知如何作答。  收怀旧散文，作品发布一天内阅读量达到500，送汤圆文化衫一件。 图片网上下载，侵权马上删除 审核：梦狐 编辑：歌乐听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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