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年：《旧唐书》说略

一、书名和篇目《旧唐书》是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有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共计二百卷。它本名《唐书》，南宋初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南宋末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宋史》的《艺文志》以及现存的南宋绍兴刻本都题《唐书》而没有“旧”字。由于北宋时欧阳修、宋祁等重修了一部新的《唐书》即所谓《新唐书》，以后就在后晋时撰修的《唐书》前加一“旧”字，这应是南宋以后的事情。明嘉靖时闻人铨刻本就题作《旧唐书》，沿用到今天。今天写文章时如果前面已提过《旧唐书》，后面也可省称为《旧书》；和《新唐书》并提，可合称为《两唐书》。

二、唐代的修史制度和实录国史《旧唐书》是在唐朝实录和国史的基础上撰修的。要讲怎样撰修《旧唐书》，首先得讲唐人怎样记述史事，保存史料，讲他们撰修的实录和国史。据《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唐代在门下省设置起居郎二员，“掌'起居注’，录天子之言动法度，以修纪事之史，凡记事之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书其朔日甲子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迁拜旌赏以劝善，诛伐黜免以惩恶，季终则授之国史焉”；中书省也设置起居舍人二员，“掌修记言之史，录天子之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以记时政损益，季终则授之于国史”。所谓“授之于国史”，就是送交中书省下设的掌修国史的史馆。《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起居郎条讲记事记言的沿革。唐太宗贞观初是“每仗下，议政事，起居郎一人执笔记录于前，史官随之。其后，复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笔随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内阁，则夹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高宗时许敬宗、李义府为相，“命起居郎、舍人对仗承旨，仗下，与百官皆出，不复闻机务矣”。武周长寿中，“宰相姚建议：仗下后，宰相一人，录军国政要，为'时政纪’，月送史馆。然率推美让善，事非其实，未几亦罢。而起居郎犹因制敕，稍稍笔削，以广国史之阙。起居舍人本记言之职，唯编诏书，不及它事”。文宗大和九年（835），“诏入阁日，起居郎、舍人具纸笔立螭头下，复贞观故事”。可见起居郎、起居舍人基本上还是能克尽其职，并无间断，只是与闻机务的程度不同而已。至于由宰相记录军国大事，撰写“时政纪”的措施，武周朝外，德宗、武宗和宣宗时都曾实行过，分别见于《旧唐书》卷一四八《李吉甫传》，卷一八上《武宗纪》会昌元年六月条及《唐会要》卷六四《史馆杂录下》会昌三年十月条，《新唐书》卷一八二《裴休传》。

除起居郎所记的起居注和起居舍人所编的制、诰、德音按季送史馆，宰相所记的时政记按月送史馆外，其他部门也得按时把有关材料送交史馆。《唐会要》卷六三《诸司应送史馆事例》就开列：“祥瑞（礼部每季具录送），天文祥异（太史每季并所占候祥验同报），蕃国朝贡（每使至，鸿胪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蕃夷入寇及来降（表状中书录状报，露布兵部录报，军还日军将具录陷破城堡、伤杀吏人、掠房畜产并报），改变音律及新造曲调（太常寺具所由及乐词报），州县废置及孝义旌表（户部有即报），法令变改、断狱新议（刑部有即报），有年及饥并水、旱、虫、霜、风、雹及地震、流水泛溢（户部及州县每有即勘其年月日及赈贷存恤同报），诸色封建（司府勘报，袭封者不在报限），京诸司长官及刺史、都督、都护、行军大总管、副总管除授（并录制词，文官吏部送，武官兵部送），刺史、县令善政异迹（有灼然者，本州录附考使送），硕学异能、高人逸士、义夫节妇（州县有此色，不限官品，勘知的实，每年录附考使送），京诸司长官薨卒（本司责由历状迹送），刺史、都督、都护及行军副大总管已下薨（本州本军责由历状，附便使送），公主、百官定谥（考绩录行状、谥议同送），诸王来朝（宗正寺勘报）。已上事，并依本条所由，有即勘报史馆，修入国史。如史官访知事由，堪入史者，虽不与前件色同，亦任直牒索，承牒之处，即依状勘，并限一月内报。”又记“建中元年（780）十一月二十八日史馆奏：前件事条，虽标格式，因循不举，日月已深，伏请申明旧制，各下本司。从之。大历十四年（779）正月已后，至今年十月已前，所有事迹，各限敕到一月日报。从此已后，外州县及诸军、诸使，每年一度，附考使送纳，在京即每季申，便为恒例。敕旨依”。可见中央和地方各部门向史馆送交史料，也已成为制度，尽管有时执行得不够认真，史馆还能提出来加以整顿，这样就可保证史馆正常进行工作，撰修实录和国史。

实录，是一种极为详细的按年月日记叙的编年史，由史馆里的史官根据起居郎所记的起居注和起居舍人所编的制、诰、德音来撰修。通常一个皇帝修一部，在新皇帝即位之后过不了多久就得修成上一个老皇帝的实录。有的皇帝在位时就叫史官撰修他的实录，有时出于政治原因还一修再修。为了把实录修好，在宪宗即位之初还听从韦执谊的创议，建立了在撰修之前先撰修“日历”的制度。《唐会要》卷六三《修国史》永贞元年（805）九月条记其事说：“监修国史宰臣韦执谊奏：……窃见自顷已来，史臣所有修撰，皆于私家纪录，其本不在馆中，褒贬之间，恐伤独见，编纪之际，或虑遗文，从前已来，有此乖阙。自今已后，伏望令修撰官各撰日历，凡至月终，即于馆中都会详定是非，使置姓名，同其封锁，除已成实录撰进宣下者，其余见修日历，并不得私家置本，仍请永为常式。从之。”后来南宋初年的汪藻还对此有所讲说，见《宋史》卷四四五《文苑·汪藻传》，说“古者有国必有史，故书榻前议论之辞，则有时政记，录柱下见闻之实，则有起居注，类而次之，谓之日历，修而成之，谓之实录”。也就是说，平时把起居注、时政记等编次为日历，皇帝去世后把日历修订一下就成为实录。据《唐会要·修国史》所记载，以及《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起居注类所著录，从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到武宗，中间加进武后，一共十六朝都已修成了实录，其中太宗、高宗、武后、睿宗、玄宗、德宗的实录先后修了两种到三种。此后到昭宗大顺二年（891）还敕修武宗以下的宣宗、懿宗、僖宗实录，但“逾年竟不能编录一字”。昭宗自身及哀帝已是亡国之君，自更没有实录。

至于正式撰修的国史，是指纪传体的本朝史，和《史记》、《汉书》以来的纪传体正史一样要有本纪、列传，还要有志。这方面《唐会要·修国史》里讲的倒不多，其大要散见于《旧唐书》卷五六《长孙无忌传》、卷七三《顾胤传》、卷一○二《刘子玄传》、《吴兢传》、《韦述传》、卷一四八《柳登传》、卷一七六《崔龟从传》。最早是在高宗永徽时，令狐德棻、顾胤等就已整理出高祖、太宗两朝国史八十卷。玄宗时吴兢又做了修改精简，加上自己和别人续写的，统编成国史六十五卷，他外放离开长安后还续写了二十多卷。后来韦述重定体例，在吴兢旧稿的基础上增补到玄宗天宝年间，编成国史一百二十卷和史例一卷。肃宗时史官柳芳又续修天宝后期到肃宗乾元年间，编成国史一百三十卷。以后史官还续修了一些，但不曾再编定。另外，柳芳个人还用编年体撰成四十卷《唐历》，起自高祖，下讫代宗大历时，到宣宗朝又令宰相崔龟从等把《唐历》再续修三十卷，止于宪宗元和末年。这实际上又成了一种编年体的国史。以上这些实录和国史，就是撰修《旧唐书》的主要凭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