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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沙漫天进北京 我记得，大约是三月下旬，院里树上的枝条已经长出了嫩绿的叶子。 一天，我们军区党委成员开会，总结前一段的“支左”工作，分析当时的形势，研究“支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便更好地指导运动健康发展。 就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接到了去北京开会的通知。军委要我和钟汉华政委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大家听说军委要开扩大会议，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猜测着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内容。大家的说法有一点是一致的。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一定与当前形势有关;你们在北京开会期间，要好好汇报一下情况，有什么精神尽快传回来，我们在机关的同志，争取不走样地落实会议精神。 然而，我的想法并不乐观。 尽管在那个时候，我不可能对下一步形势作出判断，但是，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当初，我们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完全是执行上级的命令，可以说是仓促上阵的，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现在，从我们面临的形势来看，并不像开始想象的那样简单。如果说眼下存在的问题很多，那么，令后出现的问题会更多。因为，我们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如同正在平地上行军，突然接到上级的命令，立即进入一条狭长的冲地，忽听雷声大作，暴雨滂沱，山洪突发，汹涌而来，我们要从洪水中挣扎出来，喝几口水那是无法避免的。 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过了一两天，我和钟汉华政委，便登上了北去的列车.一路上，我们坐在车厢里，除了吃饭、睡觉，很少交谈，大部分时间面对窗外，默默不语，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 望着窗外变幻的景物，我的眼前不断掠过一幅幅画面:我仿佛看见了毛泽东畅游长江的情景;仿佛看见“打倒刘、邓、陶!”的大幅标语在眼前晃动。仿佛看见武汉造反派占领红旗大楼，地方党政领导千部挨斗的场面。于是我想起了去年从北戴河回来徐帅的谈话;想起了上次在北京开会讨论“军委八条命令”时的发言;想起了听同志们说的在怀仁堂短兵相接的一幕;想起了武汉地区急剧变化着的形势....... 我面对窗外，久久思索着。当列车即将到达北京的时候，窗外的景物渐渐模糊，大风卷着飞扬的黄沙，搅得天地之间一片昏暗。 我们走出北京火车站，迎着风沙钻进接站的汽车。汽车沿着东西长安街驶向开会地点京西宾馆。 坐在汽车里，我凝神注视着北京的一切.只见天上是黄腾腾的，地下也是黄腾腾的，远处的建筑物淹没在风沙中，近处的楼房也隐现在沙雾里，整个十里长街都被风沙笼罩着。街道两旁的建筑物和墙壁上，以至汽车驶过的路面上，不时掠过一条条大幅标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坚决反击二月逆流!”，以及由此而被点名打倒的同志，使外地的来人一跨入这个城市，就置身于异常紧张的政治氛围之中。 按照预定的时间，军委扩大会议开始了。 然而，就在会议开始不久的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后来得知，这篇社论是由首都红卫兵驻《人民日报》监督组成员，根据武汉造反派和北航“红旗”(北京航空学院一红卫兵组织。—作者注)赴武汉人员提供的材料，于二月中旬就开始起草，经王力修改后下令发表的。这个监督组的成员后来交代说，这篇社论的用意就是要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不要压制造反派和红卫兵。 四月六日，想混水摸鱼的林彪、关锋、戚本禹等人，炮制出的“军委十条命令”下达了这个“军委十条命令”，是针对“军委八条命令”来的，江青和陈伯达为之连声叫好。 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我看到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和“军委十条命令”，觉得与“军委八条命令”相比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完全是两回事我认为，对于这样重大的事情，这样事关全局的命令、指示，不能朝令夕改，变化不定，否则将给下面的“支左”工作造成困难。 果然这两个东西出来，搞得军区非常被动，军区在家的同志打来电话说，武汉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反复，前一段抓的坏头头和骨干分子，大部分人都放了出来。造反派公开贴出大字报向军区“挑战”，还违反中央的规定搞“串校游行”，“杀向社会”，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要揪出我这个“武老谭”，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武汉军区。 我这个人心里窝火就要往外冒，一天的小组会上，我发言放了一炮：军队“支左”是毛主席的决策，我是表示坚决拥护的，想尽心尽力地把工作搞好。但是，从爱护军队的观点出发，为避免军队在“支左”中犯错误，我建议中央文革小组扩大一点，多吸收些同志参加进去，以便让各地都有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千，免得给工作造成损失。如果这个办法不行，也可由各地派人到中央文革小组接受指示。总之，既要把“支左”工作搞好，又要避免军队犯错误。 我的发言记录整理出来后，秘书同志拿着整理出来的记录来问我“要不要登简报?” 我想了想说:“登，提个建议嘛!” 于是，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便刊登在会议的简报上。 没想到，我放的这一炮，竟捅了'’马蜂窝”。 “七二0事件”发生后，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把我在这次会上的发言说成是“公开扬言，妄图改组中央文革”，真是风马牛不相及。 四月十六日，不知秘书从哪里找来一份传单，神情紧张地走进我的房间，说:“首长，这是我找来的一份传单，上面有江青四月十六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的讲话，讲话中谈到了我们武汉问题，您抽时间看一看吧！” 我接过传单，戴上老花镜，仔细地看了起来。江青的这个讲话内容很多，当我看到下面这段文字时，愕然而止，思索良久:“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l” 根据已经发生的种种迹象，我相信这个讲话是真的。 为了不致使事态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我拿着传单来到钟汉华的房间，同他商量应该怎么处理好这个问题。我认为，当时武汉的情况，与成都的情况有所不同，问题也没有成都那么严重。但是，她为什么把武汉和成都相提并论，可能是只听了一面之词，不了解武汉的真实情况。我们应该把武汉的真实情况向中央做个汇报，以便把出现的问题处理好。钟汉华看了传单，又听了我的意见，表示同意我的看法，决定请示周恩来总理，向中央汇报一下武汉的情况. 周恩来很快同意我们的意见，告诉我们要做好汇报的准备工作。 四月十九日，我们接到通知，到钓鱼台汇报武汉的情况。 这次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出席了这次汇报会。我们如实地汇报了武汉的情况。在我们汇报的过程中，江青不断地插话、提问、解释，也不知江青从哪里听说的。她说:“武汉有五万人绝食，有没有这回事?” 我们如实地同答:“没有这回事” 江青听说没有这回事，似乎以略带歉意的口气说:“我听了一面之词，有的话讲的不对了.”她稍稍停顿了一下，半是解释半是提醒地继续说:“武汉的国民党渣滓最多，撤退时有一两个师留在武汉，散在各个工厂里，情况是复杂的。听完了我们对武汉情况的汇报，在坐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最后，周恩来让中央文革小组尽快地接见一次武汉的造反派，江青当即表示同意，并让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安排在二十一日接见。江青还明确表示，这次接见她不参加，理由是她的身份不同，如果她参加接见，会抬高武汉造反派的“身价”。 当时，我们看江青考虑的那么周到慎重，说的又那么郑重其事，心里当然是非常高兴的。觉得上面这样处理问题，有利于武汉问题的解决。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江青这个人会当面是一套，背地里又是另一套，搞得我们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第二天的下午，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江青派人送来了一份当天的《文革快报》这份《文革快报》上所刊载的内容，出自所谓中央文革小组驻武汉的“记者”之手。它以“情况反映”为文章题目，反映武汉军区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十九日会议的有关指示，询问这些有关指示是否属实。 我拿着这份“情况反映”猜测，江青看了这份“情况反映”之后，大概是怒目而视，大发雷霆了。她在这份“情况反映”上批示:“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阅后退江青处。” 我和钟汉华，看了江青的批示，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莫非我们当了“歪嘴和尚”，把“佛爷”念的“真经”传错了，还是泄露了“佛爷”的“天机”，损伤了“佛爷”固有的尊严? 可以想象，在那种时候惹恼了江青，那还了得，真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了。我们不知有什么大祸即将临头我们想，同江青解释是没有用的，就是你长上一千张嘴，也无法把问题说清楚。最后决定，钟汉华给军区在家的领导同志打个电话，把这件事的情况搞清楚. 当天晚上，钟汉华和军区在家的领导同志通了电话.当即查清了这件事的确实情况，马上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书面报告。说明我们在参加了十九日的汇报会后，钟汉华怀着一番好意，向军区党委常委传达了会议精神，目的是为了及时指导军区的“支左”工作但是，为了防止不必要的麻烦，钟汉华在传达时作了规定，只传达到军区党委常委这一级，绝对不准再往下传。驻武汉“记者”所反映的情况，是负责“支左”工作的一位同志，在列席军区党委常委会后向“支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吹风时获悉的.我们并没有用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去压武汉地区造反派的意思。当然，这件事没有处理妥善，我们有一定的责任.接受批评坚决改正. 我们写了书面报告之后，按说这件事可以结束了。可江青还是不依不饶，对我们采取了断然“措施”。 二十一日凌晨，大约两点左右，总政的一位同志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来到了我们住的京西宾馆，没收了我们十九日的会议记录。中央文革小组还让这位同志转告我们，不准再提十九日的汇报之事，原约定二十一日的接见也被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了。 果然，中央文革小组“说话算话”，自从发生这件事以后，对于武汉军区的请示报告，他们一律不予答复。 大约是四月二十七日，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了。 这时候，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接到了参加庆祝五一节活动的通知。唯独给我和钟汉华下达了离开北京的“逐客令”:会议完了，没事了，你们可以回去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我想大概是要给我们一点颜色看一看，才把我和钟汉华“晾”了起来。 对于这种不公正的待遇，我和钟汉华心里当然不服。但是，我们没做亏心事，不怕“鬼”纠缠” 于是，我和钟汉华立即动身返回了武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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