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声 | 日本松前藩漂流民及清朝遣返政策

【摘要】 日本江户时期三名渔夫于乾隆六十年（1795，宽政七年）六月自松前藩突符村乘船出海遭遇暴风漂流到吉林珲春海岸，后又遇珲春沿海卡伦官兵，次年(1796)八月移送到北京。嘉庆二年（1797）二月，经乍浦地方官员安排商船遣送回日本长崎港，于次年（1798）六月返回故乡松前藩突符村。该事件反映了清朝东北边疆地方民情及治理情况，同时展现了清朝漂流民遣返制度虽然针对朝贡国制定，但仍适用于日本漂流民，及清朝中日民间交往不断的情形。

【关键词】 日本漂流民；清朝；边疆管理；吉林将军；乍浦；满文文献

1633年以降，江户幕府实施一系列的“锁国”政策，禁止与葡萄牙和西班牙人进行贸易，但是并未禁止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流。明日贸易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到明清交替之际，年均50多艘中国船只前往日本贸易，清军入关以后的数十年，前往日本的船只平均保持在40余艘。1661年，随着清政府实施迁界令，与日贸易船数大幅下降，到1681年减少到9艘。1684年，清朝解除海禁，积极转变贸易政策，请求到长崎贸易的中国船只年超100艘。由于贸易船突然剧增，1688年长崎奉行所决定年限70艘，但是依然有不少未取得贸易许可船只前往。因此，在1698年为了缓和局势，船只年限增加到80艘。作为锁国令的一环，江户幕府制定了异国漂流船一律解送长崎遣返的政策，而清朝解除海禁，针对周边朝贡国亦制定了中国人漂失船只和民人发回原籍令。

江户以降，随着海上运输业的发展，海难以及漂流到海外事件逐渐增多。长崎作为江户幕府对外交涉港口，中国贸易船只通常将日本漂流民护送到此。乾隆二年（1737），清朝制定遣送异国漂流民的政策，更是以怀柔远人的态度妥善处理各国漂流民，以公费资助修缮船只并遣送回本国。原则上该制度是针对琉球和朝鲜漂流船只制定，但是针对没有朝贡关系的日本的船只同样适用。由于江户幕府禁止国民擅自出海，遭遇海难遣送回去的漂流民，被视为触犯国家禁令的犯人，需在长崎奉行所或各藩接受严格的审讯调查，调查是否加入了基督教，是否携带财物与武器，海外有无经商等情况。奉行所或各藩按照调查审讯结果，写成“口书”或“漂流记”。因此，日本遗留了数量可观的江户时期漂流民被遣返的调查资料。

如此，据19世纪中叶编纂的《视听草》，嘉庆二年（1797，宽政九年），松前藩突符村三名渔民漂流到吉林海岸后，时隔二年从乍浦港遣送回长崎，在奉行所拘禁期间，接受了严厉调查从而遗留了“口书”。次年再由长崎遣送回原籍，同样在松前藩亦被调查，因此又遗留了内容不同的“口书”文献。时至今日，日本学者针对此次漂流事件，仅以口书资料简单介绍漂流经过及遣送原籍。三名漂流民在吉林海岸上岸以后如何解送到北京，又辗转经乍浦遣送长崎的曲折经历几乎无人论及。近年，国内满文档案不断开放，有关该次漂流民事件处理的整个过程，在满文档案中有详细记载。本文主要以满汉文文献，辅以日本候文文献并结合田野调查，探讨松前藩漂流渔民从吉林海岸到将军衙门，再解送京城，最终经乍浦回到日本长崎的详细经过，进而阐述清朝遣送并未建立外交关系的日本漂流民的相关政策。

一、日文文献上的漂流事件

明末清初，努尔哈赤在逐步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对东海路瑚尔哈部、瓦尔咯部、窝集部进行了招抚和征伐。皇太极时期已经完成了对“东海诸部”的统一，包括瓦尔咯、虎尔哈、萨哈连、使犬、使鹿等部，地域上南起图们江、珲春江、绥芬河，西自三姓附近，北沿松花江、黑龙江向下直到海以及库页岛。入关后，清朝设立宁古塔章京以统辖该地区，康熙十五年（1676），宁古塔将军衙门驻地迁到吉林乌拉，宁古塔副都统衙门继续留在原处管理旗民。雍正十年（1732），增设三姓副都统衙门，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以东和库页岛等广大地区归其管辖，其余珲春协领辖区和“南海岛屿”等地由宁古塔副都统衙门管辖。宁古塔将军是吉林地方最高军政长官，统辖所有地方事务，又称船厂将军、吉林乌拉将军或吉林将军。自康熙至光绪朝，下设吉林、宁古塔、三姓、伯都讷、阿勒楚喀、拉林、珲春等副都统衙门，分管各管辖区内的军政事务。宁古塔和三姓副都统辖区，自宁古塔东北海岛、亨滚河、东海岛、松花江及东沿海岛、珲春沿东海富沁河、岳色河、三姓以西乌扎拉洪科等处，居住着鄂伦绰、奇楞、库页、费雅咯、恰咯拉、七姓、赫哲等部族。三姓和宁古塔副都统辖区内所属边民既未编入八旗，又不归理藩院统治，而是设立姓长和乡长制分户管辖，他们主要向朝廷上交貂皮等贡品。这一地区以出产珍贵物品和人参而闻名，所以偷盗现象非常猖獗，该地区也是清代流放犯人的地区之一。

乾隆六十年（1795，宽政七年）六月，松前志摩守资广所辖陆奥国松前藩领内突符村的渔民重兵卫，金右卫门之子孙太郎、安次郎等三人，计划出海到海上奥尻岛修理小屋顺便采集昆布。三名渔民中重兵卫年龄最长，家有妻女和孙女。而孙太郎和安次郎为亲兄弟，家有父母，兄弟三人和妹妹。奥尻岛是距突符村30里的海岛，当时渔民出海必须得到地方官员的许可，因此重兵卫等人先到突符村长者田中勘左卫门处领取出海许可证，又将出海期间所需物品装载到金右卫门提供的六边帆船里。当月十一日，他们将船行驶到熊石村并给村番所提交了出海申请。当日天气状况不佳，三人并未出海，而是等待天气转好。第二日，刮起了东风，于是他们决定在早晨六时许驶船出海，出海后大约在海上行驶了十几里，傍晚时分突然刮起了东北风，继续行驶十五六里后隐约见到了奥尻岛，而此时海风越刮越烈，船只无法控制，当日未能到达目的地，小船任风吹打漂泊在海上。十三日凌晨四时许，帆柱被大风吹断。次日凌晨四时许，船舵亦被海浪打破，船在波涛汹涌的海浪中任凭漂泊，饮用水几乎无存，只能进食一些残存的生米。十五日，又刮起西北风，风力渐渐平息，当日下午开始降雨，三人趁机以雨水解渴。十七日晨，西风逐渐强烈，大风不分昼夜地刮起，帆船再三冲进海浪，船舱内灌入大量海水，船只毫无目的随风漂泊行驶在海上，帆船已经陷入了异常的危机。十八日晨六时许，又刮起南风，风虽不大，然偶吹疾风，漂泊之际远见山丘，于是三人祈求护身佛保佑他们安全靠岸。因为帆柱早就被大风吹断，于是用采集昆布用的长木替代帆柱，以草席为风帆，山丘为目的地继续顺风航行。十九日拂晓时分，风浪中帆船撞向岸边岩石，三人随即落入海水，安次郎仅穿一件内衣，孙太郎和重兵卫几乎赤身裸体游到海岸边。上岸后顿时感觉不像在日本，他们以生长在海边的玫瑰果实、贝壳，以及在岩石间隙生长的海草充饥。上岸后的第四日，他们沿着海岸线步行一路搜寻住户，远处海面上见有十几座岛屿，在离岸边不远处终于找到几十户渔民的茅草屋。“口书”上描述当地渔民的特征，头顶都留有极少的头发，所穿的衣物袖筒宛如内衣，长裤极为宽松。渔民见到漂流三人非常惊讶，写日本二字，三人即刻回答正如所写。但是，不能进一步交流，只能以手势表示饥饿，当地人领会心意便将三人带入小屋，拿出皮制类的衣物给他们穿用，并熬煮粟米稀饭给他们食用。当地渔民主要以捕捞海参为生，三人逗留期间终日帮助渔民劳作，其间时常表示想回日本，可是终归只能是望海兴叹。

当年十月初，五名当地渔民携带口粮和锅碗，带上三人转移到五里外的村庄，出发前每人领到一件保暖的兽皮衣物，途中在闲置的空屋内借住了一晚。第二日，来到一个上百户的村庄，渔民将他们安置在大约二十平方米茅草屋顶的土屋内，一切安顿妥当后陪同来的五人便原路返回。屋内铺有茅草席，晚上睡觉时上面铺上牛皮，并与七名当地人同睡。虽然是个上百户人家的村庄，但是住户基本都处于散居状态。当地居民服饰都有共同的特点，男女发型盘发向后垂下，衣物俱以皮制，男性衣物以黑色，女性衣物以红色为主。女性虽然不用簪子，但是耳垂黄铜环，单鼻孔亦穿环。

三姓副都统衙门地区向朝廷上贡貂皮的七姓、赫哲及费雅喀人，主要居住在乌苏里江口附近，而岳色河和雅兰河等流域则主要是恰喀拉人居住的区域。据《皇清职贡图》记载，恰喀拉散处于珲春沿东海及富沁、岳色等河，男女俱于鼻旁穿环，缀寸许银铜人为饰，男以鹿皮为冠，布衣跣足，妇女则披髪不笄，而襟衽间多刺绣纹。其屋庐舟船俱用桦皮。俗不知网罟，以叉鱼射猎为生，性游惰，无蓄积，土语谓之恰喀拉话，岁进貂皮。日本“口书”描述的当地居民，特别是女性居民，与职贡图上的恰喀拉妇女的发饰与鼻孔穿环特征完全一致。因此，可以推测重兵卫等人漂流上岸的区域是雅兰河以东，岳色河以南的海岸地区。岳色河，在宁古塔城东2050里，源出阿尔哈峰。在清朝的满文档案中富沁河以南和岳色河以东海域，分别称为“南海”（满文：julergi mederi）和“东海”（满文：dergi mederi）。

事实上，三名漂流渔夫上岸后向西寻找住户，他们在海面上看到的十几座岛屿，在《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绩舆图》上均有标注。他们在当地逗留期间恰喀拉人每日提供一日三餐，主食以粟米为主，副食有木瓜、茄子、大豆、葱等蔬菜，肉类有牛、鸡、鱼、猪肉等。漂流民上岸后虽然与当地居民无法沟通，但当地部族人对他们非常善待。

漂流上岸半年后的嘉庆元年（1796，宽政八年）正月，下了一场三四尺厚的雪，重兵卫等人与恰喀拉人一起迎接了新年。到了三月十三日，气温有所回升，当地人给他们一艘长约一丈五六尺、宽约二尺五六寸的木舟，又提供了路上食用的粟米、锅碗和衣物等用品，并指明向西行驶。于是，三人上船按照渔民所指路线向西航行，途中以采集海草等物品补充营养，大概航行到四月底时食物所剩无几，在岸边小屋附近看到两名煮盐的唐人（清人）。他们上岸后又遇到戳印的官员，在官兵的看护下在此逗留了30余日。

二、满文文献上移送的漂流民

康熙五十三年（1714），宁古塔副都统辖区珲春地方将库雅喇人编设三佐领，管辖珲春河、绥芬河流域，以及乌苏里江东南部到海岛一带。该地区所有的军政事务，均由吉林将军定期或不定期派遣官吏、军队处理。乾隆朝以后该地区偷挖人参现象非常猖獗，因此以珲春城为中心向山区、沿海地区，以设立卡伦加强防范流民。卡伦间距近者30里，远者300里，派遣10名或20名官兵驻守巡逻。三名漂流民上岸看到的煮盐场，即是珲春协领所属的希图卡伦附近的盐场。该卡伦由1名官员和20名兵丁定期轮番值守。据“口书”他们看到官员模样的人向当地人征收盐物和海参，由于无法与官员沟通，当夜官员将他们安排在小屋内一同过夜，不久在4名官员的带领下转移到珲春协领驻扎处，并安顿在珲春一户养马人家，派6名兵丁昼夜轮流看守。暂住的小屋内设施齐全，靠椅上铺有秸秆和编织物。滞留期间珲春协领每日提供粟米饭、野禽、鱼类以及茶酒等丰盛的食物，并发给衣物等生活用品。

嘉庆元年（1796）八月二十一日，吉林将军将该漂流民事件上报朝廷，将军以宁古塔副都统上呈文书奏报皇帝：“依圣主为抚恤外藩人遭海风所奏之事，今年六月二十日宁古塔副都统金林来文内开：据珲春所属沿海希图地方驻守卡伦官布鲁噶善上报，见乘舟至卡伦地方之外藩（满文：tulergi aiman）三人。”其布鲁噶善描述的三名漂流民特征如下：

三人留发一撮梳脑门，剃光额头，着蓝色衣，写书问之，汉语告称为乌通国（满文:u tung gurun）之人，其言语全然不知，据言语海上遭风到此。问其名，汉字约莫写为安治录（满文:an jy lu）十七岁，与其同来者叫乌云达金毕（满文:u yun da jin bi）六十三岁，莽阿达如（满文:mang a da ru）三十三岁，未能写其他字。派遣官员带领伊等三人到图们江朝鲜庆源城官员相认，伊等彼此不懂其言语，不知是何处之人。

布鲁噶善在呈文中，详细描述了三名外藩人的外貌特征和穿着服饰。其发型与江户时期的“丁髷”极其相似。他们通过笔谈得知三人来自乌通国（详情后述），分别是17岁的安治录、63岁的乌云达金毕、33岁的莽阿达如。因不能书写其他汉字，在前往珲春途中带到朝鲜庆源城，让朝鲜官员相认亦未能沟通。据“口书”带到珲春后逗留了10余日。

首先分析漂流民三人的名字。安治录（满文:an jy lu）、乌云达金毕（满文:u yun da jin bi）、莽阿达如（满文:mang a da ru），在《通航一览》上分别为孙太郎、安次郎、重兵卫。孙太郎日语读音为magotarō，安次郎为anjirō，重兵卫为jube。其中，孙太郎magotarō与满文mang a da ru对应，安次郎anjirō与满文an jy lu对应。虽说是笔谈，经满文和日文对照，确信他们交流时用了简单的日语。但是，重兵卫jube虽然与满文中jin bi相近，u yun da在日文中完全没有对应的词语，该词语究竟是满语还是日语，详见后述。

由于珲春协领亦未能沟通，因此将三人解送宁古塔城，在解送途中漂流民与押送官兵一起分享携带的各种食物，第七日来到宁古塔城。当时官兵在两地之间的移动同样也需要七日，而据日本“口书”所记，宁古塔城街道较珲春宽广热闹，店铺及街上行人多。将三人带至衙署后，宁古塔副都统模样的人接见了他们，副都统将他们安置在有观音佛像的寺院内，寺院摆放着各种佛像，有坐着的亦有留发的，有拿木棒的亦有拿长刀的，五颜六色。虽然有出家模样的人出入，并未见念经。滞留期间衙门安排看守，每日提供三餐。

乾隆朝宁古塔城有20余座寺庙，大多都建在城外，推测重兵卫三人被安置暂住在某寺院内。由于在宁古塔城与官员亦无法交流沟通，因此副都统又批准将他们移送到吉林乌拉城，是吉林乌拉最高长官将军衙署所在之地。宁古塔城到吉林乌拉城有水路和陆路相连，水路主要利用松花江和瑚尔哈河运输物资和人员移动时使用，而陆路则是走山路，其间设立多处驿站，驿站之间相距60里到100里不等。据“口书”得知当时他们走的是山路，与押解官兵骑行8日到达吉林乌拉城。

吉林乌拉城住户就达上千户，城内热闹非凡的景象给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入城后他们首先被带到将军衙署。并得到吉林将军的接见，当时将军左右站立十四五个人。时任将军，即秀林将军。据“口书”将军衣着非常鲜艳，外面还披了一件黑色丝绸的外衣，显得非常华丽。其间安治录被叫出两次探问，可是依然无法顺利沟通。将军无奈暂时将三人安置在衙署内，然后准备上报朝廷。其间派兵看守他们，并禁止与外界有任何接触。据“口书”关押期间每日早晚提供丰盛的食物，主食有米饭，副食有蔬菜、咸菜、鱼肉等。嘉庆元年（1796）八月二十一日，吉林将军秀林向皇帝奏报具体情况：

奴才详问安治录，尔等部落于何处，伊用手指方向后，大致告知为乌通国（满文：u tong，如前布鲁噶善文书写u tung）松成城（sung ceng hoton）之人，去年五月上旬前往邻国大人国（da žen guwe）从事贸易，伊等乘坐船只遭遇南风，物品皆损，被漂流到北部海岸。遇到捕鱼为生留发人之地，伊等因遭风允许留下于其处越冬。今年暖和之后，给伊等小舟、小锅及米粮并指给海路。故，现伊等抵达珲春，伊等称部落于南部方向甚远。奴才给伊纸笔，未能明确离中国何省较近。写完观之，伊称不知，写出之字亦不清。奴才据伊所指方向，恐怕为日本部落（aiman）之人。奴才应圣主抚恤外藩之意，给安治录等提供衣物及食物。然因不知伊等部落与中国何省交界，现奴才暂且将伊等抚养，并上书礼部查乌通国与中国何省较近，奴才待文书到来之后，照例将安治录等人送回原籍，为此谨奏。嘉庆元年九月初六日，朱批：“谬误”。钦此。

可见，漂流三人被移送到吉林乌拉城以后，经将军亲自询问得知他们来自乌通国松成城人，去年五月为了到邻国贸易，乘船出海遇到台风，遭难之后漂流到北部海岸，被当地渔民收留，今年春季借得渔船到达珲春。漂流民的回答除了时间和出行目的有些出入以外，其他基本与“口书”内容一致。而大人国极有可能是口误，所描述的乌通国松成城究竟在何处，吉林将军亦不能确定具体的地理位置，只是推测三人可能来自日本。因此，将军上报朝廷通过礼部了解具体情况，然后考虑将漂流民遣送原籍。

三人在日本的原居地，据日文文献突符村紧挨着小茂内村、大茂内村和乙部村，乙部村人口最多。

三、漂流民京城待遇

顺治元年（1644）六月初一日，日本江户越前的58名渔民漂流到吉林海岸。不久于顺治三年（1646）经沈阳、北京、朝鲜釜山等地将存活的15名渔民遣送回日本。顺治元年五月，多尔衮携顺治皇帝率八旗兵丁进驻北京城。满洲人入关之际时局虽不稳定，但这些来自日本的漂流民送到北京后，都得到了妥善安顿，最后经朝鲜顺利遣送回日本。康熙执政后善待异国漂流民，至乾隆朝又特别制定了漂流民遣返制度，自此各国漂流民均以该政策遣返本国。清朝和江户幕府虽然没有建立朝贡关系，但是漂流到吉林海岸的三名松前藩渔民，均得到了与琉球等地漂流民同等的待遇。最初吉林将军以笔谈方式与漂流民进行了简单沟通，以确认其真实身份奏报朝廷，以期等待答复再遣返原籍。嘉庆皇帝收到奏报，即刻朱批并书“荒谬”两字，显然皇帝对将军的处置非常不满。因等待北京的答复，漂流民三人在吉林乌拉城逗留了90余日。

嘉庆元年（1796）九月二十五日，吉林将军奉旨将重兵卫三人解送京城。据“口书”三人途中与官员同乘有顶的五马拉车，路上几乎没有休息，为赶路途中进食，18日后抵达京城。据吉林将军秀林奏报：

六月二十日，外藩乌通国三人于海上遭风抵达，乘舟到达珲春所属沿海希图地方，因不知伊等言语，暂且收留于吉林，行文礼部详查之后再遣回。等语。该事处理有误，完全不明之事。此三人遭风至珲春之后，既然秀林等不知其言语，理应即刻派遣官员送至京城，其处外藩人多便于查办。今留于彼等待部来文，耗费时日。为此已训教秀林，奉旨立即派遣官员将三人妥善照看送到京城。等因。钦奉到达之处，敬谨叩见伏思。外藩三人遭风漂至后，奴才理应立即派遣官员送到京城，事理实属不谨，暂且收容于吉林，行文部院详查后再遣回之奏文，实属谬误。今圣主并未治罪奴才，然饬训教导，奴才不胜感激且甚畏惧，自此唯感戴圣主厚恩，职内诸事将尽心谨慎办理之外，奴才奉旨立即派遣官员，将三人妥善照看，于九月二十五日启程送至京城。为此谨奏闻。

可见，皇帝谕旨曾严厉指责秀林没有妥善处理此事，应及时将三人送到京城调查。由此，亦就明白了上述九月初六日，朱批“谬误”的含义了。针对第二通奏文，于十月十三日御批“知道了”。显然，送到京城后皇帝态度已经有所缓和，在京城亦得到确认三人为何国人。于是在十月二十五日，嘉庆皇帝给时任浙江省巡抚玉德谕旨一道，令玉德将三人带回浙江乍浦，利用便船遣返，并令四译馆官员在京期间妥善安置三名漂流渔民。据“口书”，在京期间四译馆派四人轮番看守，并为他们提供生活服务，每日主食为米饭，副食为干海参，肉类为牛、鹅、猪、鱼肉，以及茶酒和豆腐等，看守期间还被提审过两次。

乍浦是归浙江巡抚管辖的港口，清朝各国漂流难民普遍被送到乍浦港口再遣送回本国，乍浦亦是日本漂流民的集中聚集地和遣送站。1750年以降，乍浦作为赴日贸易的固定港口，日本漂流民俱由乍浦乘坐采购铜船送还回国。不久浙江巡抚玉德奉旨：

据吉林将军秀林送到遭风难夷安治录等三名，交军机大臣讯，系日本国贸易夷民，在洋被风漂至吉林赫哲地方，船只货物俱经漂没。等语。日本国贸易夷民在洋猝遇暴风，击破船只漂失货物，难夷等三人随风漂至赫哲地方，殊为可悯，除饬交四译馆将安治录等三名暂行收养外，向来该国遭风难夷俱送至浙江乍浦，遇有赴东洋便船附带回国。今安治录等三名应俟浙省来京引见及解饷等项人员，令其带回浙省，着传谕该抚，于此项难夷带到浙省时，即委员送至乍浦，转附便船归国，以示体恤怀柔至意，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显然，漂流民三人被秀林将军护送到京城，经军机处大臣询问确认俱来自日本。因此令浙江巡抚玉德，浙者到京城引见或来处理公务之际将三人带到浙江乍浦，并负责安排搭上便船护送回日本。十月二十七日，浙江省地方官员策楞和马全骏觐见皇帝后不久便带漂流民三人乘船离京南下。清朝在乾隆朝遣返各国漂流民已经制度化，遣送时均提供一切遣返所需经费，并找准时机安排船只遣送回各国。此次安治录等三名漂流民亦不例外，自从珲春上岸到北京，在辗转路途均得到了地方官员的妥善安排，而且在京城四译馆驻留30余日期间，提供的食物亦非常丰盛。

四、漂流民遣送原籍日本

嘉庆元年（1796）十月，浙江省官员到达京城谒见皇帝以后，便带领漂流民三人乘船南下乍浦。他们乘坐的船从大运河一直南下徐州、南京、苏州、杭州，每到一处都停留一段时间，所以多少超出赴任官员所需日程。因此，护送漂流民的船只在嘉庆二年（1797）元月三日抵达乍浦。据“口书”到达乍浦以后，当地人敲锣打鼓迎接他们，其热闹景象是可想而知的。到达后从苏州陪同来的官员原路返回。

嘉庆二年（1797）二月二十七日，巡抚奏报：

浙江巡抚臣玉德跪奏，为抚恤日本国难番附搭便船归国，并开行日期恭折奏闻事。窃臣钦奉上谕，日本国遭风难夷安治录等三名，俟浙省有来京人员，令其带回并传谕该抚，于难夷到浙时委员送至乍浦，转附便船归国以示体恤柔远至意。钦此钦遵。在案。嗣据引见回浙之提标参将策楞，象山协守备马全骏等，带领安治录等到省，臣当即优加抚恤，并派员护送至乍浦妥为安顿。俟有办铜船只出口，即行附便送归该国去。后兹据禀报，现有金长顺铜船前往东洋採办铜觔，当将安治录等三名给与船费、口粮搭附。铜船于二月初四日，由乍浦开行出口，照例资送归国。等情。由藩司查明具详前来，所有资送日本国难番附船归国日期，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可见，浙江官员策楞和马全骏在京谒见皇帝后，负责将漂流民三人解送浙江，巡抚随即优加抚恤解送人员，又另派人护送漂流民到乍浦。在当年二月四日，官员支付相关费用及路途所需口粮，协助三人搭上前往日本采铜船只“金长顺号”。事实上，“金长顺号”是来自南京的商船。据船长沈敬瞻到达日本长崎港后，转启呈文长崎奉行所：

具呈王局，巳二番南京船主沈敬瞻为祈转启申报事。切有贵国难民三人漂到鞑子国，吉林属下伊皮鞑子地界，由该地丙辰年八月递解到北京。又于本年正月初三日，解到浙江省嘉兴府平湖县乍浦衙门。即处讯供，系贵国松前人氏，遇飓受难，冲坏船身。等情。即日衙门委着办铜王氏局商收管，加意抚养。等因。于正月十五日，府台奉旨，谕令局商发办船只护送回国。等因。故在本船护带孙太郎、安次郎、重兵卫三人，于二月初五日由乍开驾，平安护送到港。此等缘由，备情禀报。再唐山衙门嘱令按照旧例，期限三个月，求准回棹，须将平安护送情由报销。等语。为此伏乞。当年经管各位老爷转启王上，恩准三个月为限，饬令回棹报明各宪，庶使转请题覆，则不持敬感激，在唐局商，亦均感无穷矣。宽政九年二月，巳二番南京船主沈敬瞻。

显然，三人被移送到乍浦后，经通事询问才知他们来自松前藩，因出海遭遇飓风漂流到吉林海岸。在乍浦期间委托王姓商户收管，并令其找船负责护送回日本。于是在二月初五日（离港日与清朝官方文献有一日之差）找到船只离开乍浦，平安护送到长崎港。通常清朝送还朝鲜和琉球漂流民时，分别以礼部和福建等处承宣布政司的名义发送咨文。而针对非朝贡国日本，则以四品以下海防同知（知府或知县）等下级官僚发送咨文。但是，此次护送并转交安治录三人的同时，带来的并非是地方官员的咨文，而是船长转启商人具呈的文书，而且文末落款的宽政是日本的年号。文中的安次郎，即安治录，来自松前藩的漂流民之一，是他的本名。此次护送漂流民的南京金长顺号船长沈敬瞻，此人作为两国间经常往来商人，在日本的相关文献资料里亦多次记载。其首次出现在《明安调方记》上，作为进口中国书籍商，当时为39岁。乾隆四十五年（1780，安永九年）在南京船元顺号资料上记载为42岁。由此可知，此时船长沈敬瞻年龄近60岁。

巳，即嘉庆二年（1797）；二番，是当年第二艘进入长崎港口的船只。江户幕府时期赴长崎的中国船只按照出发地的远近分为口船、中奥船、奥船三类。口船中有南京船（不单指从南京，而泛指从苏州、松江、扬州、常州、淮安、镇江等港口开出的船只）。幕府每年按开入长崎港的顺序，称它们为某年、某号船，并按进港的时期称之为春船、夏船、秋船。到达长崎的船只还要接受调查，将相关国籍、出航地、年月日、目的地、船员数、货物，以及有无基督教关联书目和毒药，有无携带信牌等信息收集，然后报告给藩厅。据“口书”和相关史料得知，当时沈敬瞻的船上共有80余名船员，进港之后沈敬瞻将三名漂流民的具体情况首先给奉行所作了交代，并请求以三个月为限准许返航，回去好给乍浦衙门报告平安及护送情由。

清朝乍浦作为送还日本漂流民的窗口，出国前按照政策必须解决住宿。因此，地方官员将三人安置在王姓商户的住所内，其“口书”亦提到住在“问屋（批发商）”二楼，而且有日语通事。此外，据船主沈敬瞻另一通文书：

具供王局，巳二番南京船主沈敬瞻等，切敬船上护送贵国难民三人前来，兹传令通船人众唤至公衙，即蒙查询缘由，俱谨领悉。今所护送之孙太郎等三人，本系贵国松前人氏，原船三人，于乙卯年六月，欲要驶船捞摘海带，讵于同月十二日，靠晚时候飓风暴发，折坏桅舵，随风飘荡，于同月十九日漂到鞑子国，吉林属下伊皮鞑子洋面，冲坏船身，枪上濒海岸上，停留三日，方始寻着人家房屋，该处人民救护。于丙辰年八月时令，吉林起身，递解到北京。乃于本年正月初三日，押解到乍，即日示仰敬等局商王履階，加意安置，留心抚养，令其回国。等因。奉命之下，打点房屋，安排食剂，置备衣服被褥等供给布置。即于同月十五日，在衙门嘱咐此番洋船，携带难民送回贵国。等因。是以将此三人，携领下船，于二月初五日，由乍开船，平安到港，而卸押解之责。其该人氏唐山居停之日，留心抚养，并不敢劝诱邪教等事。以上所供情由，委属实情，为此具供。上覆。宽政九年二月，巳二番南京船主沈敬瞻，财副孟涵九，服侍王兆龙、同夏六，总管林开录，水手等。

船主沈敬瞻提到的日期与“口书”内容基本一致，所言伊皮鞑子，即鱼皮鞑子。不仅指赫哲，亦包括费雅喀等着鱼皮衣服的民族。乍浦安置三人的王姓商户为王履階，该人是十二家额商之一。而负责护送到长崎的船主沈敬瞻，财副孟涵九，服侍王兆龙，总管林开录等人，按照惯例分别得到了长崎奉行所的嘉奖。江户时期日本海外漂流民回国入港时，必须经过踏绘仪式才准许入港。嘉庆三年（1798，宽政十年）四月，松前若狭守使者高桥壮四郎来长崎之际将三人带回松前。三名漂流民在长崎奉行所接受近一年的调查审讯，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

東京国立博物館蔵踏绘

東京国立博物館蔵

三名渔夫从乾隆六十年（1795）六月自松前藩突符村海岸乘船出海，途中遭遇暴风漂流到吉林珲春海岸，被当地居民收留暂住，后来又相遇珲春沿海卡伦官兵，几经周折，次年八月移送到北京。嘉庆二年（1797）元月三日，来京浙江官员将三人自大运河南下护送到乍浦，当年二月，地方官员安排商船平安遣送回日本长崎港。嘉庆三年（1798）六月，恰好时隔三年返回故乡松前藩突符村。毋容置疑，最终三人以清朝的怀柔远人政策顺利平安回到原籍。

《鞑靼漂流记》所绘漂流民行迹

现在这几个村落都在乙部町行政辖区内，乙部现代日语读“otobe”，据说是来自阿伊努语“otunpe”。该称呼与满文文献乌通（u tong或u tung）极为相近，三名漂流渔民口述中的地名很有可能指的就是乙部“otunpe”，而松成城（满文：sung ceng hoton）即松前藩的城郭松前城。

笔者为解决重兵卫名字中满文u yun da的疑惑，特地拜访了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国语学研究专家木田章义先生，称u yun da与日本汉字姓氏“上田”读音接近，有可能是重兵卫的姓氏。2018年7月，笔者到日本京都大学讲学之际，与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国语学专家木田章义先生聊起此事，木田教授当即断言u yun da是姓氏，汉字写上田（ueda），并且强调江户时期一般庶民有姓氏的非常罕见，满文记载的姓氏读音对研究江户时期的日语也非常重要。2018年9月，笔者在元和台沿岸调查期间，与渔民闲聊当中他们对该漂流事件开口就称“鞑靼漂流民”事件。幸运的是在调查期间找到一位最年长的漂流民后人，据他口述三名渔民时隔三年返回故乡时，村民都异常吃惊，不曾想到能够平安回家。而找到的后人姓氏即木田先生所言“上田”，现代日语读作“ueda”，此人就是重兵卫的后人。

结  语

17世纪初，江户幕府实施锁国政策，限制到日贸易的中国商船，而且指定长崎港为两国商贸交易中心，遣送异国漂流民亦在长崎港送还。明清交替，清朝与江户幕府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前往长崎贸易的商船年保持在四五十艘。清朝为了打击郑成功实施迁界令限制出海，因此前往日本贸易的船只亦大幅减少，但是两国之间的民间交流并未中断。随着台湾的统一，解除海禁后，清朝对诸朝贡国制定了漂流民船只和人员送回原籍令。乾隆初期，更是颁布以公费资助修缮船只并遣送回本国的遣送异国漂流民政策。原则上该制度是针对琉球和朝鲜漂流船只，但是与清朝没有朝贡关系的日本船亦适用。因此，长崎作为江户幕府对外交涉的主要港口，中国贸易船亦负责将日本漂流民从乍浦港护送到长崎港。

东亚自古以汉字为媒体形成独特的文化圈，各国通行汉字教育，正式的外交礼仪往来都使用汉文公文书。特别是朝鲜、日本、越南受儒家思想文化影响较大，汉文典籍文化更是在民间广为流传，影响深远。来自松前藩的三名渔民漂流到吉林以后，最初上岸与当地渔民（或流人）以及与后来接待的地方官员，都借助汉字简单沟通大致确认其身份。汉字文化圈内各国在经济上主要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但清朝与江户幕府之间并未建立朝贡关系，因此亦就没有互派官员和公文往来的情况。可是，两国之间的民间贸易从来没有中断过。特别是18世纪以后在中日双方默许下形成一种互市体系，脱离了朝贡关系的外交礼仪，其中商人和通事则作为能言善辩者起到中介的作用。此次负责承担遣返松前藩漂流民的正是往来中日间的商人，清朝更是以公款资助漂流民遣送回国，对此江户幕府亦以礼相待，照例对护送船员进行了嘉奖。

2018年9月24日，结束在九州大学的学术交流，前往北海道函馆市调查文献上所记的村庄突符村（今名：元和）。第二日，租车前往目的地乙部町，下午三点左右到达道站“路线229元和台”。公园内立有题为“潮笛——想念异国韃靼”的纪念碑，其旁小石碑上书“宽政七年，该地渔夫重兵卫、孙太郎、安次郎乘小船出海打昆布，遭遇强风漂流到韃靼（中国吉林省），经北京两年后，艰难从长崎出岛回到村庄”。在海边走访附近渔民得知漂流渔民之一重兵卫的后人——在建筑公司工作的上田忠光（ueda tadamitsu），63岁。当晚，在乙部町幺民馆学艺员、文化振兴系长藤田巧先生和温泉旅馆光林庄老板的安排下见到上田夫妇二人，他们携带祖传“上田家代代灵簿”（日语又称“过去帐”）。翻阅上田家灵簿上有三名“上田重兵卫”，其中两位卒年均为宽政七年以前。还有一位只记载卒年旧八月二十四日和法名“荷叶禅定门”，虽无法判断卒年，但无疑此人即漂流到吉林的渔民重兵卫。其妻在文政七年九月去世，法名为“智明禅定尼”。总之，经田野调查证明木田教授推测的结论是正确的。在此对以上协助调查的各位谨表谢意。

作者庄声，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原文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年第3期196-207页，本文脚注省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盛京内务府抄存档案《黑图档》整理与研究”（22&ZD33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