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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桐生《<诗经·商颂>研究的百年巨变》（《文史知识》1999,3）认为，两千多年来对《商颂》创作年代的研究经历了四次重大转变：先秦典籍《左传》《国语》载《商颂》为商诗，但汉初今文三家诗则认为《商颂》是创作于春秋时期宋襄公时代，这是一变；晚出的古文《毛诗则认为《商颂》是商诗，从东汉至清代中叶一千多年时间内，商诗说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二变；清代中叶后今文经学复兴，今文经学家魏源、皮锡瑞、王先谦等人反古文经说，高举三家诗旗帜，力主《商颂》为宋诗，这是三变；20世纪由宋诗说而变为商诗说，这是对《商颂》创作年代看法的第四次转变。 其实，就是在三家诗中，也并非“铁板一块”。 韩国良《<诗经·商颂>作年补证》（《中州学刊》2015,2）发现，在今文诗三家中，只能找到鲁、韩二家主张《商颂》为正考父所作的证据，而找不到齐诗学者也主此论的证据；今文诗家不仅在《商颂》是否为正考父所作的看法上不统一，而且在《商颂》究竟是“商诗”还是“宋诗”的看法上也不统一，这些分歧也为“商诗说”提供了反面证据。 张启成《论<商颂>为商诗补证》（《贵州文史丛刊》，1996，5）例举了三家诗学者中确认《商颂》为商诗的八个证据，并分析其依据的由来，证明了王先谦谓三家诗一致确认《商颂》为宋诗的说法是片面的。此外，皮锡瑞等学者以《周颂》简而《商颂》繁定《商颂》为宋诗，由于忽视了对殷、周历史文化的具体分析，忽视了《周颂》与《商颂》诗体性质的差异性，因而也不能成立。 不过，直到现代，也仍然有学者坚持“宋诗”说，如： 李山《<商颂>作于“西周中叶”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4）认为，《商颂》应为西周中期的作品。西周昭王时与淮水、汉水地区的淮夷、荆楚进行过连年战争，宋国在这场战争中是为周朝效过力的，因此才真正受到“二王之后”的特殊待遇，《商颂》的创作正以此为契机。 俞平伯《论<商颂>的年代》（《古史辨》第三册，北京：朴社，1931）认为，《商颂》是周诗，是颂宋襄公的。 胡润修《<商颂>时代的伪证》（中国文学季刊，1929，1）也认为，春秋时宋亦称商，《商颂》非商诗乃宋诗；因其风格近于《鲁颂》，乃春秋时作品。 但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商颂》为商诗，并给出了多方面的证据。 金德建《<商颂>述作考》（《古籍论丛》第二辑，1985）对《商颂》“作于春秋宋襄公时”的说法加以驳证。理由如下：正考父远在宋襄公之前；《商颂》作期当在西周；《商颂》是商家祭祀乐章，非正考父追作；商容为商礼乐之官，《商颂》作者渊源上牵涉到商容；《商颂》记载商代史迹，不宜附会鲁僖四年齐侯伐楚之事，“奋伐荆楚”有甲骨文可证。 陈炜湛《商代甲骨文金文词汇与诗<商颂>的比较》（《中山大学学报》2002，1）以甲骨文及同时期之金文词语与商颂做比较研究，证明《商颂》的主要内容可用甲骨文及同期金文表述，判断其为商诗，并推测《商颂》的原始记录形式为三言句或以三言句为主，其四言诗形式是后世添加虚词、副词、迭音词等的结果。 江林昌《甲骨文与<商颂>》（《福州大学学报》2010，1）认为，先秦文献大多证明《商颂》为殷商古诗，《商颂》本身内容符合商代宗教历史文化，商代隆重的祭神事鬼习俗，庞大的巫、史、祝、宗等祭司集团，丰富的乐舞颂诗内容，是《商颂》创作的时代背景。再考察甲骨文献，发现甲骨文中有《商颂》所提到的族名、王名与地名，甲骨文中的词汇与《商颂》中的主干词汇完全一致；更重要的是，殷墟花园庄东地所出的甲骨文中，还有贵族子弟系统接受“学商”“秦商”“舞商”活动的详细记录；这些都表明《商颂》在商代确实已在贵族阶层中流传了。 刘毓庆《商颂非宋人作考》（《山西大学学报》1980，1）认为，从新出土的文物和相关的文献来考察，定《商颂》为宋颂实属错案，《商颂》实为商代所有，现存五篇，乃是经过正考父整理甚至加工过的；《商颂》各篇俱显盛世之德，毫无亡国之思，大有“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的气势，绝非正考父之流所能为。理由有八：一、先秦古籍中，凡提到《商颂》者，没有一处认为是宋国作品的。二、周时的宋国会有诸侯为他助祭吗？且各篇的措辞和口气，非商王绝不能当。三、《商颂》的称谓与用词，与周诗有所不同。四、功臣从享，在《周》《鲁》二颂未曾见到，而《长发》则提到祭功臣阿衡之事，此与《盘庚》所云“予念我先神后之劳尔先”“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相符。五、《国语鲁语》记展禽语云“商人禘舜而祖契”，而在《商颂》大禘诗中，却没有只字道及舜，反而说商是上帝的儿子，有娀氏所生，其时代之差，可得而知；且在《商颂》五篇中，竟没有半个字提及帝乙，而且根本没有提到商以后的事，其非宋时之作甚明。六、《商颂》中某些人名，与春秋先秦传说不合，而与甲骨文合。七、《商颂》多每句用韵，与《风》《雅》隔句押韵不同。八、《商颂》《鲁颂》形式不同，内容亦不相类。 陈桐生《<商颂>为商诗补证》（《文献》1998，2）就“《商颂》为商诗”的观点，在杨公骥、张松如等前贤的基础上复作了十一条补证：一、魏源关于正考父作《商颂》歌辞，然后到周太师处审校音节使合宋声之说不能成立。二、《诗经》中周、鲁、商三《颂》，如同《春秋》据鲁、新周、故殷一样，让宋保留殷商的礼乐制度，与周王朝礼乐制度以及《春秋》新王制度一起构成三统，是汉代今文学家的发明而非孔子本意。三、魏源以《左传》所载吴公子季札称赞三《颂》“盛德之所同”作为《商颂》作于周代的证据，是一种误解。四、《毛诗》之所以将《商颂》说成是太甲祀成汤、仲丁祀中宗及祖庚祀高宗，是受到《尚书·高宗肜日》《书序》《史记·殷本纪》等典籍的影响，这样拘泥于某王固然不是最好的解释，但魏、皮等人据此反对古文，倡导今文，这是以一种偏见反对另一种偏见。五、皮氏据何义，以为万舞之名始于周代，以此作为《商颂》作于周时之证；但何休之说不足为凭，皮锡瑞据何休立论，并不能令人信服。六、《鲁诗》提出正考父作《商颂》是战国秦汉之际勇于创造而严谨不足的特定学风下的产物。七、王肃关于夏二、殷三、周四的马制之说是毫无根据的臆测之辞，因此据王肃臆说而推论《商颂》作于周代的说法也就是一个不攻自破的神话。八、殷商王朝虽几经迁都，但大体上不出中原，楚在殷南，这个基本方位是确定的，且其与荆楚的关系，只是不稳定的军事邦国同盟关系，故皮锡瑞对《殷武》“维女荆楚，居国南乡”的解说值得商榷。九、正考父不可能历事九君而活到宋襄公时代。十、不同的历史条件造就了不同的文化心态，殷人处于盛世之中的文化心态是作为破落户的宋人所无法体验并代为传达的。十一、《商颂》五首在艺术风格商不尽相同，不会出于正考父一人之手，故三家诗之说不可信。 江林昌《<商颂>的作者、作期及其性质》（《文献》2000，1）认为，《商颂》出于商族统治者巫祝集团之手，《那》《烈祖》至迟当在商汤之时，《长发》当作于商汤与伊尹之后，《玄鸟》《殷武》则在殷商后期。商亡后，《商颂》经由殷太师、少师传入周室，后复从周室归还殷商后裔宋人。 当然，也有学者持调和说，认为《商颂》作于商代，而成形于春秋时期。 张世明《<商颂>颂商——<商颂>作年小议》（《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8，4）认为，《商颂》为商诗，其基本框架在商代即已形成，但其称谓有不合商时的地方，显然经过了后人的润饰，语言仍带有周代色彩。 牟玉亭《<商颂>的时代》（《社会科学战线》2002，1）认为，《商颂》是经过周人以及春秋时代的编者和使用者加工、润饰乃至修改过的，但不能否认它本来是殷商的旧歌，而且它基本保存着原来的内容和雏形。 逯宏《周太师校<商颂>考》（《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6）认为，作为殷商后裔，周代宋国人必然承袭了殷商旧祭歌。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为了改善与殷商后裔的关系，采取了更加开放的文化政策，“周太师校《商颂》”即是其中之一。具有殷商文化背景的上古歌谣与周人雅乐风格不同，正考父与周太师改变了《商》乐中十二篇歌诗的乐律及文字，校改后的殷乐借助《诗三百》的编定得以流传。今本《商颂》是层累地形成的，经过不同时代人的增删、修饰后才写定，但周太师校《商颂》无疑是重要的一步。 姚小鸥《<商颂>五篇的分类与作年》（《文献》2002，2）认为，“殷武”不指武丁或任何一位商王，当是宋国国君宋武公，《殷武》中所述先祖事迹，必系从殷人传统颂歌中撷取，故其文辞高古，颇存殷商时的成语。《殷武》之外的《商颂》四篇，当传自殷商时代，并基本保持了原貌。 刘波《<诗经·商颂>创作年代考述》（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通过对《商颂》五首诗的分析，并结合商王朝的社会背景及其祭祀制度，认为《那》与《烈祖》所反映出来的崇尚乐舞的祭祀制度和祭祀形式，都是商代所特有的；《玄鸟》《长发》表现出来的民族起源与图腾崇拜，《殷武》诗对武功的细致描绘等内容，与商朝的社会背景及祭祀制度非常符合，进而认为《商颂》应草创于商代，而成形于春秋时期。 梅显懋《<商颂>作年之我见》（《文学遗产》1986，5）认为，今存《商颂》可能在商代已有粗陋的原形，商亡后，其祭歌由后裔宋人保存，至春秋时宋国某一代国君欲重振国威，故由大夫正考父奉命校《颂》，配以新乐，其中修饰润色，自然难免。故今存《商颂》既有商代旧歌之遗迹，又有春秋时宋人之思想意识；既偶有古奥之处，又在整体上呈平易通畅之风格；既与《鲁颂》相类，又有其自身的特异性。明此，则《商颂》作为商代史料有其参考价值，而评其文学价值，只能置于春秋时代加以考察。 陈桐生《<诗经·商颂>研究的百年巨变》（《文史知识》1999,3）认为，两千多年来对《商颂》创作年代的研究经历了四次重大转变：先秦典籍《左传》《国语》载《商颂》为商诗，但汉初今文三家诗则认为《商颂》是创作于春秋时期宋襄公时代，这是一变；晚出的古文《毛诗则认为《商颂》是商诗，从东汉至清代中叶一千多年时间内，商诗说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二变；清代中叶后今文经学复兴，今文经学家魏源、皮锡瑞、王先谦等人反古文经说，高举三家诗旗帜，力主《商颂》为宋诗，这是三变；20世纪由宋诗说而变为商诗说，这是对《商颂》创作年代看法的第四次转变。 其实，就是在三家诗中，也并非“铁板一块”。 韩国良《<诗经·商颂>作年补证》（《中州学刊》2015,2）发现，在今文诗三家中，只能找到鲁、韩二家主张《商颂》为正考父所作的证据，而找不到齐诗学者也主此论的证据；今文诗家不仅在《商颂》是否为正考父所作的看法上不统一，而且在《商颂》究竟是“商诗”还是“宋诗”的看法上也不统一，这些分歧也为“商诗说”提供了反面证据。 张启成《论<商颂>为商诗补证》（《贵州文史丛刊》，1996，5）例举了三家诗学者中确认《商颂》为商诗的八个证据，并分析其依据的由来，证明了王先谦谓三家诗一致确认《商颂》为宋诗的说法是片面的。此外，皮锡瑞等学者以《周颂》简而《商颂》繁定《商颂》为宋诗，由于忽视了对殷、周历史文化的具体分析，忽视了《周颂》与《商颂》诗体性质的差异性，因而也不能成立。 不过，直到现代，也仍然有学者坚持“宋诗”说，如： 李山《<商颂>作于“西周中叶”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4）认为，《商颂》应为西周中期的作品。西周昭王时与淮水、汉水地区的淮夷、荆楚进行过连年战争，宋国在这场战争中是为周朝效过力的，因此才真正受到“二王之后”的特殊待遇，《商颂》的创作正以此为契机。 俞平伯《论<商颂>的年代》（《古史辨》第三册，北京：朴社，1931）认为，《商颂》是周诗，是颂宋襄公的。 胡润修《<商颂>时代的伪证》（中国文学季刊，1929，1）也认为，春秋时宋亦称商，《商颂》非商诗乃宋诗；因其风格近于《鲁颂》，乃春秋时作品。 但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商颂》为商诗，并给出了多方面的证据。 金德建《<商颂>述作考》（《古籍论丛》第二辑，1985）对《商颂》“作于春秋宋襄公时”的说法加以驳证。理由如下：正考父远在宋襄公之前；《商颂》作期当在西周；《商颂》是商家祭祀乐章，非正考父追作；商容为商礼乐之官，《商颂》作者渊源上牵涉到商容；《商颂》记载商代史迹，不宜附会鲁僖四年齐侯伐楚之事，“奋伐荆楚”有甲骨文可证。 陈炜湛《商代甲骨文金文词汇与诗<商颂>的比较》（《中山大学学报》2002，1）以甲骨文及同时期之金文词语与商颂做比较研究，证明《商颂》的主要内容可用甲骨文及同期金文表述，判断其为商诗，并推测《商颂》的原始记录形式为三言句或以三言句为主，其四言诗形式是后世添加虚词、副词、迭音词等的结果。 江林昌《甲骨文与<商颂>》（《福州大学学报》2010，1）认为，先秦文献大多证明《商颂》为殷商古诗，《商颂》本身内容符合商代宗教历史文化，商代隆重的祭神事鬼习俗，庞大的巫、史、祝、宗等祭司集团，丰富的乐舞颂诗内容，是《商颂》创作的时代背景。再考察甲骨文献，发现甲骨文中有《商颂》所提到的族名、王名与地名，甲骨文中的词汇与《商颂》中的主干词汇完全一致；更重要的是，殷墟花园庄东地所出的甲骨文中，还有贵族子弟系统接受“学商”“秦商”“舞商”活动的详细记录；这些都表明《商颂》在商代确实已在贵族阶层中流传了。 刘毓庆《商颂非宋人作考》（《山西大学学报》1980，1）认为，从新出土的文物和相关的文献来考察，定《商颂》为宋颂实属错案，《商颂》实为商代所有，现存五篇，乃是经过正考父整理甚至加工过的；《商颂》各篇俱显盛世之德，毫无亡国之思，大有“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的气势，绝非正考父之流所能为。理由有八：一、先秦古籍中，凡提到《商颂》者，没有一处认为是宋国作品的。二、周时的宋国会有诸侯为他助祭吗？且各篇的措辞和口气，非商王绝不能当。三、《商颂》的称谓与用词，与周诗有所不同。四、功臣从享，在《周》《鲁》二颂未曾见到，而《长发》则提到祭功臣阿衡之事，此与《盘庚》所云“予念我先神后之劳尔先”“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相符。五、《国语鲁语》记展禽语云“商人禘舜而祖契”，而在《商颂》大禘诗中，却没有只字道及舜，反而说商是上帝的儿子，有娀氏所生，其时代之差，可得而知；且在《商颂》五篇中，竟没有半个字提及帝乙，而且根本没有提到商以后的事，其非宋时之作甚明。六、《商颂》中某些人名，与春秋先秦传说不合，而与甲骨文合。七、《商颂》多每句用韵，与《风》《雅》隔句押韵不同。八、《商颂》《鲁颂》形式不同，内容亦不相类。 陈桐生《<商颂>为商诗补证》（《文献》1998，2）就“《商颂》为商诗”的观点，在杨公骥、张松如等前贤的基础上复作了十一条补证：一、魏源关于正考父作《商颂》歌辞，然后到周太师处审校音节使合宋声之说不能成立。二、《诗经》中周、鲁、商三《颂》，如同《春秋》据鲁、新周、故殷一样，让宋保留殷商的礼乐制度，与周王朝礼乐制度以及《春秋》新王制度一起构成三统，是汉代今文学家的发明而非孔子本意。三、魏源以《左传》所载吴公子季札称赞三《颂》“盛德之所同”作为《商颂》作于周代的证据，是一种误解。四、《毛诗》之所以将《商颂》说成是太甲祀成汤、仲丁祀中宗及祖庚祀高宗，是受到《尚书·高宗肜日》《书序》《史记·殷本纪》等典籍的影响，这样拘泥于某王固然不是最好的解释，但魏、皮等人据此反对古文，倡导今文，这是以一种偏见反对另一种偏见。五、皮氏据何义，以为万舞之名始于周代，以此作为《商颂》作于周时之证；但何休之说不足为凭，皮锡瑞据何休立论，并不能令人信服。六、《鲁诗》提出正考父作《商颂》是战国秦汉之际勇于创造而严谨不足的特定学风下的产物。七、王肃关于夏二、殷三、周四的马制之说是毫无根据的臆测之辞，因此据王肃臆说而推论《商颂》作于周代的说法也就是一个不攻自破的神话。八、殷商王朝虽几经迁都，但大体上不出中原，楚在殷南，这个基本方位是确定的，且其与荆楚的关系，只是不稳定的军事邦国同盟关系，故皮锡瑞对《殷武》“维女荆楚，居国南乡”的解说值得商榷。九、正考父不可能历事九君而活到宋襄公时代。十、不同的历史条件造就了不同的文化心态，殷人处于盛世之中的文化心态是作为破落户的宋人所无法体验并代为传达的。十一、《商颂》五首在艺术风格商不尽相同，不会出于正考父一人之手，故三家诗之说不可信。 江林昌《<商颂>的作者、作期及其性质》（《文献》2000，1）认为，《商颂》出于商族统治者巫祝集团之手，《那》《烈祖》至迟当在商汤之时，《长发》当作于商汤与伊尹之后，《玄鸟》《殷武》则在殷商后期。商亡后，《商颂》经由殷太师、少师传入周室，后复从周室归还殷商后裔宋人。 当然，也有学者持调和说，认为《商颂》作于商代，而成形于春秋时期。 张世明《<商颂>颂商——<商颂>作年小议》（《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8，4）认为，《商颂》为商诗，其基本框架在商代即已形成，但其称谓有不合商时的地方，显然经过了后人的润饰，语言仍带有周代色彩。 牟玉亭《<商颂>的时代》（《社会科学战线》2002，1）认为，《商颂》是经过周人以及春秋时代的编者和使用者加工、润饰乃至修改过的，但不能否认它本来是殷商的旧歌，而且它基本保存着原来的内容和雏形。 逯宏《周太师校<商颂>考》（《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6）认为，作为殷商后裔，周代宋国人必然承袭了殷商旧祭歌。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为了改善与殷商后裔的关系，采取了更加开放的文化政策，“周太师校《商颂》”即是其中之一。具有殷商文化背景的上古歌谣与周人雅乐风格不同，正考父与周太师改变了《商》乐中十二篇歌诗的乐律及文字，校改后的殷乐借助《诗三百》的编定得以流传。今本《商颂》是层累地形成的，经过不同时代人的增删、修饰后才写定，但周太师校《商颂》无疑是重要的一步。 姚小鸥《<商颂>五篇的分类与作年》（《文献》2002，2）认为，“殷武”不指武丁或任何一位商王，当是宋国国君宋武公，《殷武》中所述先祖事迹，必系从殷人传统颂歌中撷取，故其文辞高古，颇存殷商时的成语。《殷武》之外的《商颂》四篇，当传自殷商时代，并基本保持了原貌。 刘波《<诗经·商颂>创作年代考述》（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通过对《商颂》五首诗的分析，并结合商王朝的社会背景及其祭祀制度，认为《那》与《烈祖》所反映出来的崇尚乐舞的祭祀制度和祭祀形式，都是商代所特有的；《玄鸟》《长发》表现出来的民族起源与图腾崇拜，《殷武》诗对武功的细致描绘等内容，与商朝的社会背景及祭祀制度非常符合，进而认为《商颂》应草创于商代，而成形于春秋时期。 梅显懋《<商颂>作年之我见》（《文学遗产》1986，5）认为，今存《商颂》可能在商代已有粗陋的原形，商亡后，其祭歌由后裔宋人保存，至春秋时宋国某一代国君欲重振国威，故由大夫正考父奉命校《颂》，配以新乐，其中修饰润色，自然难免。故今存《商颂》既有商代旧歌之遗迹，又有春秋时宋人之思想意识；既偶有古奥之处，又在整体上呈平易通畅之风格；既与《鲁颂》相类，又有其自身的特异性。明此，则《商颂》作为商代史料有其参考价值，而评其文学价值，只能置于春秋时代加以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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