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往的黄老道家研究，显然将重点放在了“天道”系统和老子学说的转化系统上，㉒而对“养生”系统重视不足。同时，以往“养生”思想的研究，重点被置于先秦之际，而对两汉魏晋研究不足。 如前所述，在汉初的司马迁心目中，“养生”才是黄老思想的底色与基础。这不是汉初特有的现象，而是贯穿于黄老思想发生、发展乃至转变的所有时期。生命以及精神的健全和保养是黄老学的基础乃至第一重要的事情，这一点在《管子》四篇以及《吕氏春秋》十二纪养生各篇可以看得很清楚，也是黄老道家大量感应学说的理论依据。因此，这里同时可以讨论另外一个重要的话题，那就是，是否“道”与“法”结合才算黄老道家的主要标志。在我看来，即便从黄老道家思想演变的角度来看，“道”与“法”的结合，也仅仅是黄老道家史上某一时段才成为焦点的话题，但并未贯穿始终。相反，养生才是黄老道家长久的话题，甚至“法”的话题、治国的话题，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之引发的。 黄老道家养生类文献，传世文献可以《管子》四篇、《吕氏春秋》《文子》《淮南子》以及《黄帝内经》中的部分内容为代表；出土文献可以上博楚简《凡物流形》《彭祖》、清华战国简《汤处于汤丘》、马王堆竹简医书类为代表。在这些出土文献尚未问世之际，以蒙文通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已经细致地梳理过从杨朱开始的养生类文献及其道家传承系统。传世文献中记载的杨朱、詹何、子华、它嚣、魏牟、陈仲等“重生而轻利”，并主张“卫生养生”“全生养年”“全性保真”的人，在蒙文通看来，都属于杨朱学派，而彭蒙、田骈、慎到等人，虽然不直接谈论养生之道，在思想上也与杨朱学派有密切关系。作者认为：“田、慎以清虚无为，名正法备，为黄老之正宗。”“杨朱之学，逮乎田、慎，义益邃而用益宏。黄老既由此出，且以法为邻。”㉓因此，蒙文通实际上认为杨朱是黄老学派的开启者，也就是说黄老学派发源于提倡养生的杨朱。 他在《略论黄老学》中也提出，道家可以分为南北两派，南方道家以庄子为代表，北方道家则以杨朱、田骈、慎到等为代表。杨朱学说以“全性保真”为核心，詹何、子华、它嚣、魏牟、陈仲、史鱿、田骈、慎到都是杨朱之徒，莫不言全生、尊生、重生、自贵的学说，这些学说在《吕氏春秋》《淮南子》得到了集中的反映。㉔ 这些主张“全性保真”的人，正好处在老庄道家和黄老道家之间，具备了向两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这里先不谈庄子这条线索，在这条以杨朱为首，以养生为基本立场的道家路线上，有很多人物都提出了许多在今天看来属于黄老道家的基本观念。蒙文通认为南北道家虽然均以“虚无为本”，但是与南方道家不同的是，北方道家（其实主要就是稷下道家）更走上“因循为用”的道路，如田骈主张“因性任物”（《吕氏春秋·执一》）。《管子·心术》等专门论述“静因之道”。慎到有《因循》一篇（见于《群书治要》），《吕氏春秋》的《贵因》篇即取自慎到书，《吕氏春秋·察今》的“因时变法”之说也取自慎到书。如前所述，“因循”正是黄老道家的核心思想之一，黄老“也很适合汉初应该休养生息的社会要求。这就是它能'因时’'因物’的表现。庄周一派不仅不能兼取百家之长，更不能因时因物”。㉕这批人最终“尚法而不尚贤”，走上推崇君主集权和法制治国的道路。这样说来，道法融合的黄老道家其实最初是来自注重养生的黄老道家的。 我们发现，汉中期儒家独尊以后，虽然黄老没有消失，但政治色彩却大为淡薄。尤其东汉的黄老者更强调“清静寡欲”，《史记》司马贞《索隐》引唐人刘伯庄《史记音义》的话说：“黄老之法，不尚繁华，清净无为，君臣自正。韩非之论，诋驳浮淫，法制无私，而名实相称，故曰归于黄老，斯未得其本旨。”就是说，在刘伯庄看来，韩非子虽然可以归为黄老，但是未得本旨，那么本旨是什么呢？应该就是“不尚繁华，清净无为”。这一概况和前文提及的“黄老道德之术”也不相违背。 《后汉书·逸民列传》称：“矫慎字仲彦，扶风茂陵人也。少好黄老，隐遯山谷，因穴为室，仰慕松、乔导引之术。”其友人吴苍不满矫慎把黄老全然视为仙道，指出：“盖闻黄老之言，乘虚入冥，藏身远遁，亦有理国养人，施于为政。至如登山绝迹，神不著其证，人不睹其验。吾欲先生从其可者，于意何如？” 可见这时候的黄老已经分为两途，一条路线虽然以清净无为、修身全生为主，但还是认为必要时可以“理国养人，施于为政”，㉖而以矫慎为代表的黄老派，已经将黄老完全转变成修仙得道之术。这批人正是前文所述致力于“养生成仙”的黄老道家的传承者。正是这批人，奠定了“黄老道”在道教衍生发展中的地位。㉗ 王充《论衡》《自然》篇说：“贤之纯者，黄、老是也。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黄、老之操，身中恬淡，其治无为，正身共己，而阴阳自和，无心于为而物自化，无意于生而物自成。”《定贤》篇云：“恬憺无欲，志不在于仕，苟欲全身养性为贤乎？是则老聃之徒也。道人与贤殊科者，忧世济民于难，是以孔子栖栖，墨子遑遑。不进与孔、墨合务，而还与黄、老同操，非贤也。”《对作》篇言：“夫论说者，闵世忧俗，与卫骖乘者同一心矣。愁精神而忧魂魄，动胸中之静气，贼年损寿，无益于性，祸重于颜回，违负黄老之教，非人所贪，不得已，故为《论衡》。”可见，王充心目中的“黄老”已归于“恬憺无欲，志不在于仕，苟欲全身养性”，和政治渐渐拉开了距离，而靠近了庄子。 这样一来，纯粹追求神仙方术，远离政治，如陆贾《新语·慎微》所见“乃苦身劳形，入深山，求神仙，弃二亲，捐骨肉。绝五谷，废诗书，背天地之宝，求不死之道”者，本与汉初积极投身政治实践的黄老道家鲜明对立，后却成为了“黄老”。两者能够关联起来，“极有可能是追求思想深度的神仙家自身的发展，以及道家方面个人全生保身主义的伸张”。㉘如前文所示，黄老道家有养生和治国的两面，入世时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而出世时只留下养生一途，也不妨碍保持黄老道家的色彩。 裘锡圭之所以将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视作“道法家”的作品，而不愿意将其称为《黄帝四经》，其中一个重要考量，是因为《隋书·经藉志》提到：“汉时诸子道书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羡处冲虚而已，其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他认为“黄帝四篇”就是《黄帝四经》，汉人心目中的黄老道家主要只是一种养生之术，和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崇尚事功、积极入世的风格有很大的不同。㉙ 综上所述，黄老道家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思想侧重也有所变化，但“全生”“保身”“养性”的养生思想作为基本的立场、核心的内涵、主要的脉络，一直贯穿始终，万变不离其宗。抓住了养生这条线索，既可以把历史上被视为黄老的代表人物、学说、文献串联起来，也可以解释为何积极入世的人和消极遁世的人都可以被称为黄老。 注释： ㉒例如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帛书《黄老四经》出土之后，学界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第一是“道”与“法”的关系，第二是天道观在黄老道家中的重要位置。而就黄老道家的思想渊源而言，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者多将目光投注到老子思想的转化上。如陈丽桂:《战国时期的黄老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陈丽桂:《秦汉时期的黄老思想》，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陈丽桂:《黄老与老子》，《汉代道家思想》，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丁原明:《黄老学论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在黄老学的归结点上，又多以“道”与“法”的结合作为黄老道家最终形成的标志性的论文，参见王中江:《黄老学的法哲学原理、公共性和法律共同体理想》，《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北京:出版社北京大学，2011年。 ㉓蒙文通:《杨朱学派考》，《先秦诸子与理学》，第128页。 ㉔需要指出的是，这条线索上没有《老子》，是因为蒙文通接受了古史辨派学者的观点，认为《老子》晚出。而《老子》中的养生思想是极其丰富的。 ㉕蒙文通:《略论黄老学》，《先秦诸子与理学》，第192页。 ㉖那么，是否有一些文献，可以代表希望把“理国养人”结合起来的吴苍类型的汉代黄老道家呢？我认为是有的，那就是河上公注本《老子》，此书既有强烈政治情怀，又有养生理论和仙道气息。 ㉗“黄老学”如何走向“黄老道”，黄老道家如何由“治国”走向“治身”，郭武有详细研究。郭武:《从“黄老学”到“黄老道”:关于其中一些问题的再讨论》，《四川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第71－78页。 ㉘金谷治:《汉初道家思潮的派别》，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七卷“思想宗教”，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3页。 ㉙裘锡圭:《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后佚书与“道法家”———兼论〈心术上〉〈白心〉为慎到田骈学派作品》，《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37－338页。 摘自《黄老道家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标题有改动。 乾元西学教室 即将开课 探究西方文明源头 跨越东西文明认知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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