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以后，在经济尤其是在工业生产领域，曾经有一场激烈争论。后来，由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一个比一个猛烈，这个“早期”的激烈争论，反而很少被人提及了。 但是，这场激烈争论的核心问题，延续到改革开放以后，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不夸张地说，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事关中国国家的根本原则，也和本文讨论的自主创新有关。 这个核心问题就是：谁应该是企业的主人翁？ 新中国建立不久，从苏联引进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苏式计划经济的特征，就是等级森严、权力集中，可以概括为“一长负责制”或“厂长负责制”。所有生产，严格按照中央计划部署进行。厂长负责维持生产纪律。技术人员和工人只需要服从命令听指挥。 当时，国家从上到下对苏式计划经济很满意，认为这样集中指挥、大家服从命令听指挥，很快就会实现国家富强和工业化。只有一个人不满意，越来越不满意。 这个人就是毛主席。 毛泽东思想的要点之一，就是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积极性。在战争中，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群众是革命的主体。固然要由先进政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但说到底是人民自己要革命，而不是人民“被革命”。 这是毛主席和当时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一大分歧。 因此，毛主席对权力高度集中的苏式计划经济一直很不满，认为这种体制必然压制工厂里人民群众的主观积极性。厂长书记等领导成为企业的“主人翁”，人民群众只能被动服从。毛主席认为，这种体制不但不利于人民的解放，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工业化。 两方不断争论的结果是，到1960年代初，苏式计划经济这一方，把自己的观点——等级森严、权力集中、按计划生产等等——概括为“马钢宪法”。马钢是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的简称。 毛主席这一边，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鞍钢宪法”。鞍钢宪法的核心是“两参一改三结合”。“两参”是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人群众参加企业管理；“一改”是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是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与工人群众相结合。 显然，马钢宪法的管理体制下，书记厂长等领导干部才是企业的主人翁。而在鞍钢宪法的管理体制下，技术人员和工人等人民群众是企业的主人翁。 
因为有鞍钢宪法等思想在，后来中国实际上并没能建成标准的苏式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名称上都叫计划经济，但中国计划经济的集中度、等级森严程度，比苏联的计划经济，要“松”得多。
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比苏联转轨成功得多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一个专门的话题。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 虽然鞍钢宪法致力于让人民群众成为企业的主人翁，但在现实中，由于缺乏管理现代工业企业的经验，加之各方面基础很差，经济绩效并不好。到了1980年代初，实行改革开放，开始推行完全不同的市场化体制。 在改革的背景下，鞍钢宪法基本被放弃被遗忘。很多人甚至认为，人民群众不可能成为企业的主人翁。鞍钢宪法是一种空想，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大家认为，引入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才是正路。 土地承包制在农村获得巨大成功以后，在城市中，也实行了类似的企业承包制。但很快就暴露出严重问题。工业企业比农村土地要复杂得多。简单承包出去，承包人多半会赶紧趁机捞一把变现，而不是谋求企业的长远发展。当时广泛的“三角债”就是企业短期行为的结果。因此，1992年起，政府停止了工业企业的承包制。城市改革一时陷入困境。 换个角度来说，承包制实际上是一种无需长期负责的“厂长负责制”。承包制很快被叫停，表明了“谁是企业的主人翁”这个核心问题，还没找到好的答案。随后，继续探索城市和工业企业的改革方向。1990年代中后期，还出现了广泛的“下岗潮”。因为不利的地位，工人群众承担了大部分改革成本。 好在后来加入了世贸，扩大了中国企业的海外市场。这让中国经济加速发展。“下岗潮”等严重问题有所缓解。也是在中国加入世贸前后，作为扩大开放的一部分，“市场换技术”在工业领域广泛开展。 
那些被挑选出来参与“市场换技术”的国内企业，基本都是当时的骨干企业，有国内一流的技术能力和人才储备。国家希望派出这些“精兵强将”，尽快把跨国公司的技术学到手。这时，鞍钢宪法久已没人提及。这些国有骨干企业，苏式计划经济的色彩很浓，体制僵化、权力集中，厂长书记一个人说了算。 合资的跨国企业，都是标准的资本主义企业。你可能以为，他们会不喜欢中国的计划经济，他们会喜欢市场化程度高的企业。别想到，正好相反。 跨国企业来到中国，是想在中国市场销售自己的产品。他们对合资企业的定位，就是生产车间。他们可不想培育竞争对手。所以，他们对合资企业的要求，就是严格“按图生产”。这种要求，倒是和苏式计划经济“按计划生产”的特点不谋而合。所以，对这些中国的国有骨干企业的“计划经济性”，合资外方很满意。 这样一来，“谁是企业的主人翁”也就有了新答案——合资外方和中方的管理层是企业真正的主人翁。至于技术人员和工人，他们的处境和苏联工厂中的同类人员很相像——只需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完成上面下发的生产任务，其他的，不要想太多。 前面的文章讲到了，合资企业中那些有志气、有抱负的工程师，不堪这种被边缘化、被非技术化的处境。很多人选择外出创业，实现自己的技术梦，打造中国自己的汽车。 人们事后才意识到，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中国新兴企业，包括奇瑞、吉利、华为等等，通过实践，给“谁是企业的主人翁”提出了新答案。
在合资企业中，工程师只需要“按图生产”，维护生产正常运转即可。但跳出来自己创业以后，在新企业中，就要从头开始、每个环节都不能少地研发新车型。当然，在初期，他们也曾借鉴甚至照搬国外的一些成功车型。但即使是照搬，也要独自完成从头到尾的全部开发过程。这和“按图生产”的技术难度，不是同一个量级的。 也就是说，因为要自主创新，所以，国内这些新兴企业，对技术、对工程师头脑里的知识，高度依赖，甚至达到不可或缺的程度。当企业的发展依赖技术人员和工人头脑中的知识、经验时，无论这家企业表面上的所有制是什么，技术人员和工人都必将成为企业真正的主人翁。 这些企业当然也有老板、经理等层层管理人员，但对于企业来说，这些人的作用是次要的，并非不可替代。那些懂技术的工程师和有经验的工人，才是最重要的，并且是不可替代的。因此，这些企业就形成了“工程师为主导为核心”的企业结构和企业文化。 现在我们回头看看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人群众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与工人群众相结合。 看，种种历史机缘之下，当年毛主席没办成的事情，由于自主创新的需要，中国很多新兴企业却实现了，做到了。在这些企业中，技术人员和工人等人民群众，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翁。 而当人民群众成为企业的主人翁以后，果然正如主席当年反复指出的那样，主人翁的地位，激发出人民群众蕴藏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和奉献精神。这些主人翁员工，往往对企业有很深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为了研发新技术，很多工程师不辞辛苦、奋战在研发生产一线。那种高昂的干劲和激情，绝不是仅靠金钱就能换来的。 奇瑞、吉利、华为等新兴企业的共同历程是：起点很低，企业很土很不起眼。初期，谁也想不到这些“山寨”企业日后能成长为巨无霸级别的大企业。但就是因为激发出了员工的主人翁意识，这些企业的发展迅猛快速。 最初的模仿甚至照搬的产品，没几年，就被自身研发的全新产品取代。最初是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短短数年之内，就成功实现了赶超。其中的佼佼者，比如华为，甚至已经成为国际一流、引领行业发展，别人要苦苦追赶的世界龙头企业。
谁也没想到，“谁是企业的主人翁”这个问题，在自主创新的大背景下，兜兜转转，又有了全新的答案。中国这些成功的新兴企业，不知不觉中实现了建国以来毛主席的愿望。事实也证明，被动员起来、被激发出主观积极性的人民群众，才是世间最高贵的资源。拥有这些宝贵资源，企业才走上了自主创新的成功大道，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 毛主席当年的战略判断，比他的同事们要高出一大块，果然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工业化的成功，最大的原因就在于中国革命解放了亿万中国人民，这是伟大的中国革命最重要的丰功伟绩。亿万中国人民头脑蕴藏的聪明智慧，才是中国国家伟大复兴的最大动力。“解放”的巨大历史意义，在中国展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革命永远在路上。“谁是企业的主人翁”这个核心问题，永远不会有终极答案。这是摆在每一代中国人面前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答好答对了，人民群众才能继续成为国家发展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国家才能繁荣富强，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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