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配第的“社会唯物主义” 正如一般人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方法论是英国经验论的唯物主义（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实验），例如他们认为决定不同人群的行为的原则，只能通过反复全面地观察和分析各国历史上发生的事，才可能彻底了解。但早期政治经济学家的经验观察对象并非英国经验论的直观的自然对象，而是社会生活中人的非实体性的社会经验现象，例如“行为”、“事情”、“文化”、“法律”以及“人的本质”，它们具有主体间的客观性。 威廉配第曾将自己定位为着眼于“可见”事实的经验唯物主义者。他统计了17世纪爱尔兰住户房屋的烟囱的数量，以说明爱尔兰现实生活的不平等。在爱尔兰的20万住户中，有16万户没有固定烟囱，2.4万户只有1个烟囱，1.6万户有1个以上烟囱，而爱尔兰总督府却有125个烟囱！配第在这个例子中并非是仅仅想要说明烟囱（一种可见物品）的统计数字，而是想通过“可见的物质实体”来揭示一种非实体的社会关系的不平等的本质。 如今我们也可以如此统计，每家每户有多少房子有多少车子，但更为直观的是那个不是作为物质实体而存在的银行账户上的数字。 配第所做的就是用可见的生活事实说明一种并不能直观的社会事实，这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哲学所隐含的唯物主义立场。 自然科学家认为自然科学的对象是可见的事物与客观规律，而社会科学的对象往往是“想象的产物”。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的作者）认为，社会科学的基础同样是客观存在的一般事实，例如经济规律、交换关系的确是不以个人的意识为转移的。这个观点在早期政治经济学中无意识地显示了社会历史观的唯物主义立场，如马克思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言：“在政治经济学里已经提出了一种思想：主要的剥削关系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是由整个生产决定的，单独的个人都面临着这些关系。” 早期政治经济学家们已经注意到了“客观经济现实的优先性”，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社会物质生产”作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并且将研究的重心放在从社会活动中抽象出来的社会关系和运动规律上。 02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限的历史性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往往面对过去是有历史性的，而面对资产阶级社会自身时，“规律”就成了永恒的天然法则了。简言之，这帮家伙（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太不“自觉”了，总是严于待人，而宽于律己。 斯图亚特（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中）将人类社会发展依次划分为：游牧经济、农业经济、近代的交换经济三个历史进程阶段。在游牧经济中，人们只能依赖自然的施舍，这是一个天然自由的社会。随着人口不断增加，人们被迫在土地上生产出有一定剩余的粮食，这便进入了农业经济，但因为有的人有地，有的人没地，有的人收成好，有的人收成差，而产生了主奴式的强制关系。随着农业经济不断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单一的自我生产和消费，而出现了以追求剩余产品的交换体系，这实际上意味着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确立。斯图亚特认为，这是一种自由的制度，它以现实的诱导代替了强制的生产，它通过商业的生产交换创造了一个全面的契约社会，这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合理的进化过程。 杜尔哥（在《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中）认为，农业的物质生产决定着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生产阶级”就是农民，“不生产阶级”就是所有其他领取薪资的人，这两种阶级都在辛勤地劳动，前者通过劳动在土地中生产出财富，为社会其他人提供生活资料，后者对前者生产出的产品进行再加工，使它们更具适合人们使用，但是只有前者的生产才是社会的真正基础（重农主义）。 他还看到了货币所包含的重要历史因素：“使用货币的实践大大促进了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各种不同劳动的分工”，当货币越来越能代表一切物品的时候，每个人就能专门地从事某种工作，“货币的使用大大地加速了社会的发展”。 不仅如此，令人惊讶的是，他几乎是先于马克思提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分。从事工业品来供应社会需要的阶级，又可以划分为两个阶层。一是企业家、制造业主、雇主阶层，他们都是大量资本的所有者，他们依靠资本，使别人从事劳动，通过垫资而赚取利润；二是由单纯的工匠构成，他们除了双手以外一无所有，他们支付的只是他们每日的劳动，他们得不到利润，只能挣取工资。 无独有偶，理查德·琼斯认为人类社会在有了一定的进展以后就开始从农业向工业转变，此时“国家产业的管理权”落入了另一种人手中（他们不是地主和劳动者），这些人就是资本家。这时劳动者是由资本家“养活和雇佣”的，当劳动者和资本家订约后，以往那种对地主的依赖关系就解除了，这是由封建社会关系向雇佣社会关系的历史性转变。 早期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感性观察，抽象出了客观的非实体的社会物质存在（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以及在面对以往的社会生活（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已经呈现出来一种有限的历史性观念。尽管在这些经济学家那里，它还是一种完全隐性的哲学逻辑，它并非仅是英国经验论唯物主义的简单延伸，而是一种区别于自然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张异宾称其为“社会唯物主义”。 03从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 古典经济学的起点是重商主义，它代表着人类从农业生产为主导的自然经济，转向了以工业生产为主导的商品经济，人们将物质财富理解为贵金属，侧重经济流通领域的少买多卖，低买高卖。 重商主义将财富看成为一种实体性的物，并没有意识到货币的本质已经是一种社会经济关系的客观抽象了。因为商业资本家虽然剥削劳动，但他们并不直接组织生产劳动，所以他们并没有发现这种社会财富的真正源泉：社会劳动和工业生产。由此，他们亦不能穿透经济活动外表的交换关系，发现更深一层的社会本质——生产关系。 但他们仍然从这种不同于自然经济的商品经济的现实中，确定了“利字摆中间，道义放两边”的经济决定论原则。因此，重商主义开创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前期的隐性社会唯物主义的先河。 配第认为，财富的源泉不是在流通领域而是在物质生产领域。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有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马克思称法国重农主义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重农主义是随着批判重商主义出现的，它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流通决定论，认为财富来源于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其次反对重商主义人为地干预经济，并提出了经济运动中客观的“自然秩序”。 重农主义虽然看到了物质生产的重要性，但是他们预先假定了“财富即物质”。但只有通过劳动使得“物质”适于我们使用，物质才能得到交换价值，从而变成财富，要明确的是：人类的劳动并不是通过增加我们地球上的物质而产生财富的。 例如我们种一颗种子，生长出来了谷物，谷物并非是我“凭空创造”出来增加的东西，而是经过我的劳动耕地、浇水等等，种子吸收阳光，地球上原有的营养物质等等，生长成了谷物。这本质上和我把铁杵磨成针，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工业与商业都是生产财富的。 重农主义错在于把财富看成是由土地（自然）所提供的物质以及这个物质的各种变化形态，即“价值唯物质化”了，而实际上价值不过是“人的劳动的一定的社会存在方式”，但不可否认重农主义的视角转化使得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了生产领域，这就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 此外，重农主义将经济学指认为“关于自然秩序的科学”，其提出的经济生活中的“自然秩序”，实际上就是后来理想化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客观规律。 04从斯密到李嘉图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一页上写下了“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须品和便利品的源泉。”这里的劳动指的是一切劳动！这意味着斯密超越了重商主义（货币、流通）和重农主义（农业生产）关于创造财富活动的劳动具体形式，得到了劳动的抽象一般性（社会劳动）。 斯密认为，经济理性人“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正所谓“人人为己，天下大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有汉堡吃，有iPhone、微信、淘宝用，要感谢的不是肯德基、苹果、马化腾和马云的利他心，而是他们的利己主义的物欲冲动。因为每个人的劳动都只能创造单一的物品（想想你此刻的工作），但我们的需要却是多样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等）。 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就是第一次在现代社会经济过程中确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客观规律。马克思后来感叹道：“古典政治经济学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但是没有自觉地把它表述出来。” 人、牲畜和商品都是机器的附属物，资本“不属于我们或他们”，资本并不属于资本家，而是资本家属于资本，前者只是后者的人格化。斯密通过利己主义的个人主体活动建构起来的市民社会，在李嘉图这里变成了由经济事物化结构占统治地位的必然王国。换言之，李嘉图给斯密的经济理想人扣上了一顶非人的“帽子”，即资本自我增殖的生产关系。 05马克思的超越 马克思超越他们之处，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处在于——这种“经济优先性”、社会关系以及运动规律恰恰是历史的产物，这意味着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阶段，并且也不是永恒的，而有人却把它说成是永恒的、自然的，难道不是为了掩盖其中不可告人的利益吗？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