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出井冈山｜（二）首战大余，红四军败走南雄

1929年1月14日，根据柏路会议的决定，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悄悄下了井冈山，沿着山间小路，取道遂川的大汾、左安，向赣南行进。朱毛自己也没想到，这次转移竟是他们一生中最艰难和危险的经历。

1937年，朱德在延安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讲述了当年的经历：

“朱将军画了一张他和毛泽东率领一支四千人的队伍突破敌人封锁的荒凉山区的草图。除了井冈山的'匪农’之外，谁也不知道可以潜离山区据点的这条险路，而且更少有人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去作这种尝试。既没有道路，又没有山径可循。到处都是嶙峋怪石，无底的深渊之上则耸立着参差不齐的突兀的山峰。

这些面庞消瘦、衣衫褴褛的男女排成一路纵队，开始攀越井冈山与湘赣边界高山巨峰间的山脉。白雪漫谷，刀子一样的山风吹打到这些人的身上。他们只能一步一步前移，匍匐爬过巨大的石峰，他们还得一个紧拉着一个，以免滑入山下漆黑的深渊。

夜幕四垂，他们来到一处又窄又陡的有着坚硬石质的高地上，拿出随身带着的饭团，各自吃了一半。大家挤在一起，臂挎臂，就这样坐在陡坡上过了一夜。人们冷得直哆嗦，不时传来咳嗽声。天刚蒙蒙亮，他们又向南爬行。”

红四军下山的共两个团和两个营。国民党“会剿”军以第二、三、四路军和第一路军的一个旅继续进攻井冈山，而以赣军刘士毅、李文彬两个旅紧紧追击，他们在数量和武器装备上都大大超过红军。

陈毅回忆当年所遇到的严重困难：

“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向导，真是有些寂寞之感。后面白军紧紧追赶，地方土豪劣绅的武装又很强，一走错路便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当时一般群众不太愿意给我们带路，我们也不敢随便找人当向导。我们找的人，是曾经和北伐有点关系的。”

1月14日当晚，红四军歼灭遂川大汾的国民党守军一个营，突破了封锁线。1月19日，红四军占领了崇义县城，国民党军察觉了红军主力下山的动向。接着，红四军继续南行，击溃沿途的地主武装。

22日，红四军进占没有国民党正规军设防的大余县城。大余县产钨矿，所以拥有一定数量的产业工人，县城也较为富裕，红军在这个地方得到了较为充足的物资补充。

红四军前委在城内天主教堂召开连以上干部会，确定二十八团担任警戒，军部、三十一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在城内及近郊开展群众工作。

部队在中山桥下河坝召开军民大会，把没收土豪的财物散发给贫苦群众，并在县城附近开展群众工作。由于红军的宣传，西华山矿部分工人参加了红军。

林彪领受了任务后，带领二十八团进入警戒位置，分片包干，各负责一段。但林彪此时还未成长为日后算无遗策的“战神”，他既没有组织营连以上干部看地形，也没有研究出现复杂情况下的协同配合，最为致命的是忽略了现状——红四军主力已脱离原有的根据地，周围环境和井冈山斗争时期完全不同：既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又缺乏群众斗争的基础，连报信的群众也没有。

国民党的追兵却很快尾随而至，战斗力比较强的李文彬第二十一旅三个团，悄悄地逼近大庾（今大余）城。攻势是突然发起的，因为突然，所以猛烈。

二十八团在城东的警戒阵地迅速被突破。“到那种时候，即使平时很勇敢的指挥员，也会束手无策，只好'三十六计，跑为上计’，结果，变成一个机会主义者”，林彪就是这样成了“机会主义者”，部队急速后撤，城内一片惊乱。（后来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回忆说，这是他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兵败如山倒”。那是一种失去控制的混乱。

时任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的陈毅正在街上向群众分发财物，城北街区已经出现了敌军。他连忙后撤，在城边才追上后退的军部。所谓军部，也只剩下毛泽东和少数机关人员。

毛泽东要林彪反击，林彪犹豫不决。部队已经退下来，不好掌握了。毛泽东大声说：“撤下来也要拉回去！”陈毅也说：“主力要坚决顶住敌人！”林彪带身边的少数人冲杀回去，把敌人的攻势挡住一阵，才勉强把撤退的人收拢了起来。

这一仗牺牲了三十一团营长周舫，独立营营长张威。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用担架抬着行军，在敌军追击、部队仓促奔走的混乱中不幸牺牲。这使得本来就缺干部的红四军雪上加霜。

“因当地无群众组织，事前不知敌人向我进攻，以致仓猝应战，我军未能全数集中，并因兵力垒积重叠于一线致失利”。

《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现状的报告》

危急时刻，朱德组织部队掩护军部向城南方向撤退。31团与28团相互配合，且战且退，向广东南雄县的乌迳方向撤退。

“朱总司令与特务营营长毕占云亲自殿后，很安全地将全军撤向南雄北部的地区前进。”

陈茂《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

这是一场混乱的战斗，朱毛红军遭到了下山以来第一次重大挫折。各部相互之间失去联络，毛泽东、朱德与前委机关也都跑散了，在县城筹款来的1万多银元也丢失了。

关于这场战役的细节各种书的叙述多有不同，但战役的大致走向可以确定：

二十八团警戒松懈，侦查不力，以至于被敌人摸到眼皮子底下才发现。主力部队此时正在休息，惊慌失措之下兵力不能集中，只能各自为战，逐渐抵抗不过，部队呈溃逃之势，危急之际朱老总带领特务营殿后阻击敌人的追击。

赣军李文彬当年给上司王均师长的报告：

“朱德、毛泽东窜至大余，我21旅全部跟踪追击，于1月23日在大余激战。因匪军占良好阵地，我军仰攻，延长一昼夜，至24日黄昏后，始将逆匪击溃，复经猛追，匪众四散逃窜。匪徒临走时，将枪支弃散于道，正在搜检者，尚不在内。”

一句“四散逃窜”虽有夸大之意，但也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红四军溃退时的场面。

《毛泽东遇险实录》中较为详细地记叙了红四军撤退时狼狈的模样。

朱德冒着极大的危险，亲自带领特务营营长毕占云殿后，掩护毛泽东向东北方向撤退。

慌乱之中，朱德和毛泽东跑散了，军委秘书欧阳毅和毛泽东一路跑，许多战士从他们旁边擦身而过，后面跟来黑压压的一片人。毛泽东边跑边问：“欧阳毅，后面是我们的人，还是敌人？”

欧阳毅回过头来，看到是敌我混杂，敌多我少，便含糊其词地说：“没关系，我们赶快跑！”毛泽东身高腿长，欧阳毅年轻体壮，所以不管是涉水还是跳沟，他们都跑得相当快。脱离险境后，他们在距大庚四十里的杨眉找到了失散的部队。

劫后余生，战友重逢，悲喜交集。部队在村外的平坝上野餐，坐在路旁休息的毛泽东看见别人吃东西，这才觉得自己也饿了，但带饭的警卫员跑散了，于是同曾志商量：“我的肚子在唱空城计，你能不能匀一点饭给我吃呀？”

“好，可以。”说着，曾志就用筷子从缸子里往外拨饭。

“够了，够了。给我这么多，你够不够吃呀？”

“够，一大缸子饭，我吃不了。”

连续几天的紧张战斗和长途行军，人不解甲，马不卸鞍，疲惫不堪的战士一个个困得像个弥勒佛，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枪支和大刀也杂乱无章地乱扔一地。

读到这一部分的内容时，不禁让人感慨万分。

红四军主力下山的意图是在外线调动敌人，配合内线粉碎敌人“会剿”。但大余之战的失败导致部队完全丧失了战略主动性，围魏救赵的战略实际上已经失败了，而这也意味着井冈山根据地已经彻底丧失解围的可能性了！

敌人一击得手，随后便紧追不舍。

为了摆脱敌人的紧追，红四军只得以日均90华里的急行军速度沿赣粤边境的山路迅速转移，经沙江坝进入广东北部的南雄境内。原先的外线出击计划难以实现。直到2月10日至11日取得大柏地战斗的胜利后，才重新掌握了主动权。

江华对大余战役的回忆也是对大余之败的准确评价：

下山意图是想打破敌人的“围剿”，一部分守山，一部分出击，从外面调动敌人，结果却适得其反，在大余打了一个败战。一打败就回不来，转到“三南”了。

所以，毛泽东讲要慎重初战，初战必胜。一打败，就两头不好。出去的第一仗在大余打不好，调动不了敌人，对“围剿”井冈山的敌军影响不大，从而与井冈山失去联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