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的经济复苏系列（1）

fairyfail 2023-10-20 发布于天津

展开全文

作者：无有物

随着1930年德国大萧条的爆发和带来的令人绝望的失业率使人民开始对魏玛政府失去信任两翼的选票开始激增加这导致以SPD（社会民主党）,DNVP（民族人民党）和中央党的温和政党将无法抵御极端的KPD（德国共产党）和NSDAP（纳粹党）的联合进攻。

随着“饥饿总理”布吕宁、贵族内阁巴本、军人总理施莱歇尔的垮台魏玛政府的政治岌岌可危，最终在1933年1月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组建了一个由希特勒和巴本的新总统内阁或者说是希特勒-巴本-胡根贝格内阁拉开了将魏玛民主埋葬进坟墓的序幕。

但这也是一个纳粹妥协内阁后续我们将看到希特勒如何杀死这个对他不利的政府这也拉开了希特勒挑战德国大萧条的序幕。

过去几十年人们不断探索着纳粹德国在这段时期是如何复苏自己的经济的，人们对希特勒解决德国经济的办法充满着无限的好奇但是因为政治原因人们只是把纳粹经济称之为“纳粹经济学”也有人干脆把纳粹经济的奇迹认为是完全通过军事支出出现的。

如此奇妙的未知领域让无数人去探索截止到现在已然扒开了纳粹经济的奇妙奥秘。

希特勒上台之初政府面临着这些困境尚且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但是在希特勒心中与自己政治绑定的就是“就业之战”。

希特勒认为如果采取一次又一次的措施和疯狂的抵制失业，经济的复苏才会出现。纳粹政府继承的就业形式非常特殊。德国全职就业人数从1923年中期的2000万到1933年的1140万下降了近900万，同期失业登记人数从125万增加到600万。

就业人数的减少比失业人数的增加更大，大量工人特别是妇女和长期失业者被从登记册上除名。一旦人们认识到问题不是600万而是900万失业者，1932年经济和政治危机的规模就更容易理解了。1929年，每五个德国人中就有两个在1932年-33年冬天失业。

在德国案例中，有一些特殊因素有助于解释与其他欧洲经济体相比失业登记高的原因，由于庞大的农业和严酷的冬季，德国季节性失业率非常高，这尤其影响了建筑业。整个20世纪20年代在冬季总是有150万到200万失业，人口年龄结构也同样如此。

战前的高出生率意味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有更多德国年轻人在寻求工作。1932年夏天，超过四分之一的失业者年龄在14-25岁之间。妇女在德国劳动力占比的比例也大于其他工业国，而且可以合法登记失业，1932年女性约占德国失业率的20%，在其他国家女性失业往往纪录不足或未得到承认。

但德国失业率高的真正原因是当时德国自己经济的疲软。1923年通货膨胀后的资本短缺意味着高利率和对国外资金的严重依赖，而世界贸易复苏的乏力严重打击德国，因为德国比其他国家更加依赖出口。农业和小企业受到物价下跌和高额利息和税收的打击。

1913至1929年德国经济的总体表现停滞不前，这与其他工业国家的经济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1931年德国的信贷体系几乎接近崩溃贸易下滑严重，贷款回收造成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而德国的出口价值在1929-1932年间下降了三分之二。

在这情况下政府几乎无能为力，尽管他的所作所为让就业形式变得糟糕而不是更好。现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卷子交到了希特勒政府手上。

希特勒上台后便开始着手准备他对失业的“战争”1933年5月，希特勒提出了他的计划以消除失业，1933年6月2日颁布《减少失业法》对此做出了规定。这项措施的主要规定如下：

基于“莱因哈特方案”规定了十亿帝国马克的开支，通过发行创造就业法案筹措资金，用于住房、道路、农业、和郊区定居点河流管理、公共设施等。1934年到1938年每年将偿还全部票据的五分之一，并设立偿债基金来赎回这些票据。

从利润支出用于工业和农业的更新换代，更新换代的款项免征所得税、公司税和贸易利润税。

允许雇佣女佣方面减免所得税，每个家庭最多不超过三个佣人作为纳税家庭子女数量的补偿计入退税。

结婚奖金最高可达到1000帝国马克提供给每对新婚夫妇，条件是妻子不得重新就业除非丈夫的月薪低于125帝国马克，或直到贷款还清为止。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在很多情况下丈夫可以进入妻子的工作岗位。奖金采取无息贷款的形式，按每月1%的利率偿还。但随着婚姻中每生一个孩子，偿还金额就会减少。这些贷款的资金来自对所有未婚人士征收特别税，该税后来并入一般所得税和工资税。

根据同一项法律，货币和资本市场完全由德意志银行行长（沙赫特博士）领导的委员会控制。1933年6月通过另一项法律制定了一项宏伟的计划，修建7000公里的德意志汽车道路，预估资金35亿帝国马克。

这也将通过发放创造就业法案来筹集资金，而道路维修和保养的费用则通过提高运输税和汽车机油和润滑油的附加税来支付。这些道路部分是为了在德国普及汽车（1933年4月已经取消了对所有新车征税）来刺激汽车消费业，部分是为了提供一个可持续数年的大规模就业计划钢铁等附属行业的就业人数非常可观。

1939年9月第二个莱因哈特计划发布，其中包括500帝国马克，从预算中提取一笔补贴，用于修缮房屋和房屋改建成公寓，发放条件是住户从自己或借来的资金中支出补贴金额的2至4倍。

此外他还鼓励在六年内对所有投资的资本给予百分之四的补贴。据估计在1933年冬天大约有20亿帝国马克（包括津贴）被花费在了房屋的修理和改建上。

此外在1935年之前志愿服务变成了强制且无偿的服务，并引入了一些额外的计划。第一个项目就是为农业提供廉价的劳动力的特别项目即土地援助（Landhilft），成立于1933年中期。

根据该法案的规定16至21岁的人必须花六个月的时间从事农业工作，并得到食宿和零花钱作为回报该计划是“自愿的”尽管那些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它的人失去了获得失业津贴的权利。

从1933年7月到1934年3月在土地援助的工作人数平均为15.6万人（其中3.6万是女孩）

固定配额是16万人。

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制度，农民不得不接受新的劳动力和参加这次活动的大城市年轻人在一起。当1936年就业市场得到改善时，该计划迅速衰弱，到1938年只有40000人，他们是在更正规的工资基础上被雇佣的。希特勒青年组织为14至25岁青年实施了一项类似的计划即土地服务（Landdienst）大多数参与者都在16岁以下，在夏季的几个月里，他们成群结队地被派去帮助农业工作，每天都分开介于工作、政治教育和军风训练之间。

在普鲁士，引入了一项截然不同的计划，通过该计划14岁儿童必须在土地上度过9个月，并组织60-150名儿童的营地，这是土地年（Landjahr）仅限从城市中选出也接受过政治教育的候选人。

土地年服务工作使他们离开学校时获得特殊的工作机会。这些计划中设计大约40万年轻人见下表。主要的使用是土地开垦到1936年，53万公顷的土地正在进行或完成，帝国所有省都有类似的项目。

创造工作只是1933年以后打击失业的一种办法，而且只有在德国商业活动改善的情况下才有效果。

商界的信息的恢复主要归功于纳粹在1933年1月后承诺的政治“稳定化”；尽管依然有许多商人对新政府和其经济政策抱有怀疑但纳粹政府利用了一切手段促进就业，鼓励企业雇佣额外工人为他们提供工资补贴施加政治压力，迫使企业限制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

1933年公众舆论对支持这些倡议十分积极。

而同样也使用过“纳粹办法”的几人德国总理诸如巴本、布吕宁、施莱歇尔来说却几乎没办法做到和纳粹政府一样他们受到工会的抵制和各种其他的政治阻力，而纳粹却不需要面对这些专制的手段几乎摧毁了阻挡政府行政的道路。

1933年5月工会被解散，劳动地位削弱其他政党纷纷解散，对政府经济政策的所有阻力被抹除。政府证明了在一般干预经济政策是成功的，这是几届魏玛政府解决经济主要问题的基础，在关于贸易、金融和投资的政策帮助下促进了1933年初开始的增长，而不是那些创造就业的政策。

在1931年几乎陷入停滞的信贷结构在1932年稳定下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德国政府通过降低利率、巩固和担保地方政府债务以及对银行系统实行总体控制，国际收支和外债稳定为避免1930-1932年危机重演。

政府不仅解决了公共财政问题，而且缓解了私营企业的资本状况，农业得到了税收减免和债务减轻。当然因为这篇文章是纳粹经济复苏所以我不会去描写魏玛政府的努力而是聚焦于纳粹政府或许会提到但不是重点。现在我们把从就业的视角移步到第三帝国的其他方向上。

纳粹明确声称要将农业问题从对一般经济问题的讨论中剥离出来。经济应该有义务接受牺牲以帮助国家或民族原因的农民：“恢复农业的盈利能力对消费者来说可能很困难，但是如果德国农民能克服这些困难，整个德国人民的命运会使这些困难显得微不足道。”

因此农业收入应该以牺牲经济的其他部分为代价来提高。新的经济政策宣称，从现在起有必要将农民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分开。1932-1933年以后农民的收入确实增加了：

农业收益于减税（农产品的周转税被削减了一半）和降低债务利息政策，因此在1934/5财政年度里，整个农业只支付了6.5亿的利息，在1931/2年这一数字为10.05亿。1934/5税收为4.4亿而1931/2年农业支付了5.7亿，债务减免和税收援助政策是魏玛时期就推行的政策在纳粹上台后推行了两个新方案第一《附属农场法》（1933年5月15日）旨在建立7.5和125公顷的稳定大型农场。

通过防止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继承人之间的分割，甚至自愿出售（至少未经法院允许）。目的是阻止农民逃离土地并建立一个种族上健全的农民血统。

然而由于城市更具吸引力这个时期仍然是一个逃离土地的时期。农民们抱怨年轻人不想再耕种土地了。

第二个是帝国食品供应（Reichsnahrstand RNS）是一个销售组织，旨在结束“自由价格的暴政”和“自由物质主义”自1927年以来造成了灾难性的价格下跌。它是在1933年大丰收可能会带来新的价格下跌后匆忙组建的。

RNS通过区域委员会（Verbande）对主要农产品进行了标准化的销售和固定价格在某些方面RNS似乎只是迪特里希产品标准化计划的延续，但其他功能则更为激进。以特定价格向RNS董事会提供固定配额他有效防止了农民从食物短缺中受益。

在1933年RNS可能有助于维持价格上涨但到了1935年它被证明是一种有效压低价格的方法。农民注意到了这种管理方式对自己的不利，在巴伐利亚州甚至月农民抗压该政权的反犹主义案例，这可能是愤怒的产物，但也是希望犹太中间商能支付自由不受管制价格影响。

从1934年底开始农民的问题发生了转变：从过度负债和税收变成了农民新的怨恨他们感觉自己在希特勒那奇迹般的经济复苏中的合法份额被剥夺了。从经济角度讲我们可以采用和穆勒-布吕宁时期相反的观点。

现在国家的价格控制涉及到将实际资源从效率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更高效率的农业部门1934/35年后的廉价食品帮助维持了20世纪30年代的高增长。

在中小型企业方面,1931年奥托瓦格纳（Otto Wagerner）引导的经济政策部开始运作，建立了以地产（Stande）为基础的保守主义同情中小企业不受大企业的欢迎。

瓦格纳制定了拆分所有权集中的计划。很快瓦格纳被解雇了（1933年9月）但1933年纳粹的经济计划的许多方面仍然是希望吸引中小型企业反通胀政策是中小企业长期以来的梦魇。减少利息帮助了那些小商人在1931-1932年陷入的麻烦，小型建筑公司从房屋装修和维修补贴获利。

但税率没有进行实质性调整：1933年至1935年间农业周转税发生了变化，汽车和土地税减少雇佣佣人获得了更多的税收减免。唯一直接影响到小企业的是失业保险贡献的减少。

1933年春，党内狂热者认为他们可以走得更远，一些人认为，他们应该自行实施他们想象中的希特勒的计划。4月1日犹太商店遭到SA（冲锋队）的抵制。同一天一场正对大企业利益的攻击开始了。

奥托瓦格纳抵达RDI（Reich der Deutschen Industrie德国工业协会）以国家社会主义的名义要求罢免与布吕宁政策相关的RDI总经理路德维希卡斯特尔（Ludwig Kastl）以及所有RDI的犹太董事，还任命了两位具有政治背景的人物汉斯冯卢克（Hans von Lucke 纳粹党）和阿尔弗雷德莫勒斯（Afred Mollers DNVP）,这样大公司的主要压力集团就可以被抵消。

经济部长胡根贝格屈服纳粹的压力任命了卢克和莫勒斯为帝国的委员负责管理RDI。但已经在6月16日RDI采取了防御行动与魏玛雇主协会（VDA）组成了一个新的组织德国工业组织联盟（Reichsst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事实上正是因为纳粹的压力，魏玛大企业垂死的利益协会才能重获新生：他们现在在1933年组织起来对抗激进纳粹主义的威胁，而像1918年和1919年组织起来保护自己抵抗激进的社会主义一样。从大企业角度看，联盟是成功的。

它标志着经济实验威胁的终结并成为新的社团主义的解决方案提供了保障。这个联盟由魏玛商业政治界非常熟悉的人物领导：克虏伯冯博伦是（Krupp von Bohlen）是总裁，西门子的卡尔科特根（Carl Kottgen）是副总裁还有雅各布赫勒（Jacob Herle）他是卡斯特尔的副手现在的新总经理。

小商人的倾向是打垮那些百货公司但是原本早期纳粹党也是如此声明的希望打击那些百货公司，1920年起纳粹党就针对百货公司发起了一场反对行动一些最大的百货公司诸如伦纳德泰茨股份公司（Leonard Tietz AG）、赫尔曼蒂茨公司（Hermann Tiez CO）还有魏尔海姆有限责任公司（Wertheim GmbH）都为犹太人所有。

在哥尼斯堡，纳粹呼吁摧毁世界的敌人——百货公司。1928年一些小册子将百货公司描述为犹太金融资本创建他们提供一些奇怪的细节来证实。1932年经济危机加重纳粹接管零售商业贸易协会百货公司被迫离开该协会（11月）。

1933年针对犹太人的抵抗破坏了这些商店的生意打砸抢甚至演变成暴力活动。在纽伦堡施卡肯公司（Schocken CO）整个管理层被纳粹工厂细胞组织（NSBO）逮捕。

很快新政府的一些行动导致了他们对新政府产生了敌意这并不是故意的因为他们是纳粹的支持者。根据希特勒通过使用集中营代替货币惩罚政策来预防通货膨胀的原则200名慕尼黑小店主被逮捕，告示被钉在商店门上：“商店因价格过高而被警察关闭，在达豪被保护性拘留。”

攻击旧支持者的同时他也面临着其他方向的压力，工人阶级的NSBO认为攻击蒂茨和卡尔施塔特（Karstadt）是不明智的这会导致失业的增加估计月9万个工作岗位面临风险。

金融业担心零售业的垮塌导致连锁反应这会导致新一轮经济危机挤兑和银行业垮台。1933年6月赫尔曼蒂茨呼吁州政府帮助他们重新安排债务期限。希特勒本人也遭到强烈反对银行因为对经济的错误看法而给予了如此大的信贷，现在他们该付出代价了。

经济部长库尔特施密特戈林的戈林的友人经济部长马上成立了一家控股公司来拯救赫尔曼蒂茨。

在这些问题的发生下希特勒最终在商业上松口了7月6日希特勒本人祝福了经济的进程，他发布公告声明纳粹国家只能建立自己的经济进程。保持经济稳定需要将党员排除在经济决策之外,帝国经济部将负责这里。

中小企业对纳粹的背叛感到十分的愤怒1933年7月24日德国埃里希怀尔德（Erich Wildt）告诉慕尼黑的听众：

匿名的金融公司消失了。我们不需要赫蒂那种人的金融政治交易。我相信……这个地方没人不能声称中小企业曾经要求过补助。零售业总是在没有向政府求助下遭受严重衰弱的苦难，它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让自己被政府支配。

德国零售业的政府官员抱怨说店主之所以受害是因为他们不像农民和工人所拥有的政治力量：

因为我们没有像农民那样在完全绝望中崩溃，因为我们没有像工人那样在街道上大声游行，因为我们不像资本主义大企业那样要求国家援助，因为我们把自己的负担抗在肩上，因为我们咬紧牙关，我们现在必须认识到我们在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国家和经济的重要性。

因为作者懒得写了暂时写到这里等下次将更新纳粹军备扩张和重工业方面的发展也将真正意义上步入核心问题不过先用图兹的表格来完结一下这第一章吧。

以下取自亚当图兹（Adam Tooze）:准确无误的是在1933年和1934年，德国商业部门都出现了强劲的“自然”复苏，在1933年主要用于股票建设的投资支出是经济复苏的主要驱动力。这种上升最初迹象支撑了魏玛共和国灭亡前不久出现的奇怪的乐观浪潮。1933年以后政府的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以至于谈论“自然复苏”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行为。我们无法确定如果另一个政府执政会发生什么。然而统计数据显示这是德国商业上升的迹象，我们也可以合理推测即使没有政府干预也可能出现强劲的复苏，就像1932年魏玛共和国第一次衰退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