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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风起云涌（一） 10月15日，中共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通过了《中共广东省委通告（第14号）———南方局、省委联席会议通过的最近工作纲领》中指出：“一律废除青天白日旗，改用红旗以斧、镰为标志，与共产国际旗帜相同。” 这个决定，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彻底放弃了与国民党左派联合的幻想，准备自己开展独立的武装斗争。 决议在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的影响下，还通过了广州起义的方案：“既然我们广东的暴动完全是独立的行动，当然决不能因叶、贺军队之失败而取消之。贺、叶军队的失败，并没有增加敌人的稳定，反而更引起剧烈的内部冲突，工农运动的高潮非特不因军事失败而低落，实际上更形高涨”。 本来，两万多人的南昌起义军，经过两个月的南下苦战，损失十之八九。在这种情况下，10月12日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和广东省委：“中央认为叶、贺既已溃败，在最短时间暴动夺取广东全省政权的计划，暂时已经不可能，因叶、贺之溃败而停止各地之暴动。广州暴动的计划应即停止”。 但在曾参加过德国工人起义的德国共产党员、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鼓动之下，认为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宣战，是势在必行。于是，在10月15日的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联席会议上，他主张必须发动广州起义，并指定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等6人为南方局委员，指定周恩来、张太雷等6人为南方局下设的军事委员会委员。 其实早在南昌起义部队费尽周折，攻下潮洲和汕头，似有“一月内攻到广州”之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讨论将来广州新政权的形式问题时, 洛佐夫斯基、布哈林等人认为, 广州离海岸只有80俄里至90俄里, 而英国、日本军队大部分在广州, 新政权若“以苏维埃工农共产主义政权等名义公开出面”, 有遭到外国军队海上封锁乃至武力进攻的危险, 因此主张新政权可命名为“人民代表国民政府”或“革命人民政府”等。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接受了洛佐夫斯基和布哈林的意见, 于10月6日致电罗米纳兹和中共中央:“成立广东政府时要考虑到国际上的情况作必要的伪装, 因此最好称为人民代表国民政府或者诸如此类的名称, 政府的构成中要共产党员占优势。” 9月24日, 在叶挺、贺龙部队占领汕头后，国际列强如临大敌, 马上调派六艘兵舰进驻汕头外海，, 英、日则以“护侨”为由派海军陆战队登陆。为此, 郭沫若以革命委员会外交委员的身份与英国驻汕头领事歌尔克会面, 要求列强不要干涉。但事后，哥尔克在给英国驻华公使蓝浦森的报告中没有透露双方交涉的详情, 但再三重申强调革命委员会的周恩来、李立三是所谓“臭名昭著的煽动家”,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中共的严重偏见。 尽管叶挺、贺龙的部队因汤坑战役失利而失败。但西方列强仍然担心广州会重新成为南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与此同时，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的张发奎、黄琪翔部队也已进驻广州。外界谣传汪精卫欲依靠张发奎等部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撤销桂系把持的南京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10月29日汪精卫抵达广州前夕, 人们猜测汪精卫和五名俄国顾问将同赴广州以重建南方革命势力。西方列强闻此更加坐立不安,。于是，西方列强推派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胡思敦与汪精卫会面以探听虚实。会谈中，汪精卫明确表示此行旨在重新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恢复被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篡夺的党权, 并向胡思敦出示了所谓危害国民党“生命”的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的英文翻译件, 称自己早断了和莫斯科的联系, 并不惜一切代价“反共”。 上海，在施存统的寓所内，包惠僧遇到了施存统，在坐的尚有李达，马哲民等人。南昌起义后，包惠僧因病无法随部队行动，周恩来嘱其在南昌潜伏，如赶不上队伍即到武昌去找组织，并为他写了介绍信。包惠僧在南昌一表亲家住了月余，化装逃出南昌，从九江搭船回湖北老家黄冈，因白色恐怖，在乡下也住不下去，遂到武昌，没找到组织，携妻再逃至江苏高邮岳家避难，然后走避上海。在上海，由于受到失败主义的影响，包惠僧和施存统等人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后来，包惠僧曾在回忆录中说：“上海的情况很混乱，我遂和这些人一起走了失败主义的道路，消极脱党。” 此时，由于武汉国民政府也开始武力清党，中共中央只好再次由武汉撤回到上海。10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创刊，瞿秋白请陈独秀给中央机关刊物写文章，他在《布尔塞维克》的“寸铁”栏内，以“撒翁”的笔名发表了151篇短文。他的文章不长，确如短小锐利的寸铁匕首。他在文章中写道：“成百成千的共产党员被腰斩被杀头被枪决，而且有剥皮肢解火焚者，绅士们该称心了吧！可是，大家要记着，复仇是人类的天性。” 眼看着中国革命已经转入低潮，可是，全国“总罢工”、“总暴动”的计划，还在党内盛行。陈独秀目睹此情，忧心如焚，不忍心初建的党遭受重创，承荷巨大的压力，再给中央去信，对“左”倾盲动提出质疑和批评。 陈独秀发挥了自己从不妥歧的秉性，对中共的“左”倾盲动政策的批评越来越深刻，共产国际考虑到他在党内和中国的影响，曾让鲍罗廷、瞿秋白、李维汉等多次劝说，希望他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一起当面讨论中国的革命问题。对此，他断然拒绝，一再表示中国人的革命，总得要中国人领导。并说，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 “中国人的革命，总得要中国人来领导”。这是在奉共产国际为神明，教条主义盛行的那个历史时代，陈独秀所发出的最富有理性的呐喊，也是他作为中共早期领袖期间的最为精髓的思想闪光点。 在苏联位于高加索的一橦花园别墅内，有三个中国人正在商量成立一个临时的革命领导机构。这三个人就是国民党著名的左派人物代表宋庆龄、陈友仁和邓演达。 来到苏联后，由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正忙于党内的残酷斗争，根本无暇关心中国国民党的问题。因此，他们决定为了复兴中国革命，有必要先成立一个“临时的革命领导机构”，这个组织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中国式的，以贯彻孙文三大政策的革命团体。 “我们还是要按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去做，现在要的是行动和行动的人。”宋庆龄首先提议道。 “我国华侨对国民党有感情，为了能对华侨产生影响，还是要把'国民党’摆在前面。”陈友仁认为既然要按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去做，就不应该放弃国民党这块招牌。 经过多次商谈，三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将这个新的革命领导机构定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由邓演达起草宣言。三人同时还认为，既然得不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再待下去已经没有意义，要么回国要么到第三国家去。最后决定邓演达去德国、陈友仁去法国、宋庆龄去美国，分头摸索与各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劳动党协作的道路。 11月1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联名发表了由邓演达起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又称《莫斯科宣言》。在整个《宣言》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三点：一是“宣告南京武汉的伪党部中央之罪过”，不承认其作用；二是高举“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旗帜，“临时行使革命领导之机能”，立即着手筹备召集中国国民党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以解决一切革命问题”；三是到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成立之日起，该会职权即行撤销。 与此同时，在国内的谭平山、香港的彭泽民等人与宋庆龄、邓演达遥为配合。谭平山自被中共开除党籍后，也在上海发起组织了“国民党左派联合办事处”，开始筹组新党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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