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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黄镇约见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告诉他：中国政府认为这次事件非常严重，这是和平的敌人的破坏，要求印尼政府密切注意防止破坏分子进一步的阴谋活动，加强警卫工作。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表示，保证努力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各国代表团的安全，警惕和平的敌人的破坏活动。 对于“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爆炸事件的发生，从黄镇到每一个使、领馆工作人员，无不感到十分悲愤，既对乘坐该机的代表团成员惨遭不幸而悲痛，又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下此毒手异常气愤。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由于接受了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改道先赴仰光参加亚非几个主要国家领导人的碰头会，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 事件发生后，国内一些同志出于担心周总理的安全，建议总理不要参加亚非会议。但周总理为了亚非人民的团结和进步事业，为了表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决心和诚意，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然按原计划率团参加会议。他对同志们讲：“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 为了确保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的绝对安全，国内特派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参加代表团协助黄镇。杨奇清由于受命仓促，连脚上穿的皮鞋都是请朱霖在印尼帮助买的。黄镇则一方面动员全体使、领馆人员采取一切措施精心安排，一方面与印尼方面密切联系依靠印尼有关部门，加强安全警卫工作。 4月14日晨7时15分，周总理率代表团按原计划乘印度空军“空中霸王号”飞机从昆明起飞，前往印度尼西亚。中午12时抵缅甸仰光，住进总统府，作短暂停留。在仰光，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与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等进行了会谈，并赶巧参加了缅甸泼水节。 16日凌晨1时10分周总理一行从仰光飞赴雅加达，于当日下午5时30分到达雅加达格玛腰兰机场。机场上警戒森严，岗哨林立，密密层层欢迎的人们都站在警戒线以外。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一行走下舷梯后，首先受到印尼外长苏纳约和中国大使黄镇的迎接。 周总理一下飞机，黄镇和杨奇清赶紧一左一右站到总理两边，把周总理夹在中间，使、领馆的全体外交官和新华社的记者都簇拥在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周围，筑起层层人墙，保护着周总理往机场外走。  1955年4月16日，雅加达机场，陈毅、黄镇、杨奇清等环卫在参加亚非会议的周总理身旁。前右一为印尼总理 在机场门口，汽车都编了号等着。从安全考虑，为了转移视线，中国大使馆事先准备了三辆同样的汽车，每辆车上都挂着中国国旗。临上车前，黄镇和杨奇清机警地交换了一下眼神，随即改变了乘车的顺序 ，两人拥着周总理上了第二辆车，陈毅副总理上了第三辆车。这一临时安排来得突然，朱霖一时茫然不知乘哪一辆车好了，只见黄镇朝她扬了一下手，朱霖马上醒悟过来，就和翻译陈丽水上了第一辆车，紧随着开道的警车，驶出了机场。因为车上都挂着窗帘，沿途夹道热烈欢迎的人群都以为周总理坐第一辆车，纷纷挥手致意，第一辆车最受欢迎。朱霖坐在车内也向外面挥手致谢。她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想，如果有破坏分子搞破坏，要打就打我，我就代替总理吧！” 根据中、印尼双方安排，周总理一行第二天才去万隆，所以要在中国大使馆住一夜。位于雅加达加查马达大道的中国大使馆馆舍，是一座三进式的院落，最里边是一栋马蹄形的二层楼房，既做办公室，也做宿舍。房间都不大，只能放一张大床和一个书桌等必需物品。周总理发现房间并不多，便问黄镇：“使馆的同志好住吗？”黄镇说：“好住。”其实，使馆人员除通宵巡逻的外，大都临时睡到了楼下的过道里，既是给代表团腾房间住，也为了保卫周总理和代表团安全。 周总理住下后，顾不得休息，马上就要黄镇等汇报情况、谈工作。那一夜总理根本没怎么休息，他房间里的灯一直亮着。朱霖走进总理房间问他还需要什么，总理说什么也不需要，又埋头工作。深夜12点多了，总理还出来在二楼走廊上走了走。看到使馆同志睡在楼下长廊过道里，他关切地说：“你们小心不要受凉呀！”第二天，4月17日上午10时，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为了安全，未乘汽车，乘飞机离开雅加达，前往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万隆。到万隆后，住在使馆专门挑选租用的一座华侨别墅——达曼沙里路10号内。因为它在市中心的一个独立的高坡上，便于警卫，离会场也近。 黄镇事先布置使馆同志对别墅及其周围环境做了仔细检查，并安排了可靠的保卫力量，日夜监视敌情。 令人难忘的是，印尼华侨为了帮助周总理专心致志开好会，在使馆的协调下，专门组织了支援委员会。万隆分会为了支援中国代表团能顺利进行各项活动和保卫周总理安全，他们成立了秘书组、食品采购组、住房组、家具组、车辆组、洗衣组、翻译组和记者组等，分工负责。当使馆同住房组代表商谈为周总理选择住房时，他们都表示欢迎住自己家，最后选中郭贵盛先生的别墅，郭先生感到不胜荣幸。因周总理和代表团驻地需要补充部分家具，家具组各家都争以选用自己的家具为荣，最后各家都选用上一些，才让大家满意。车辆组自愿报名参加的车辆达160多辆，只得采用日夜分批，轮流值班的办法，供代表团使用。记者组则把印尼各城市来的侨报记者串联起来，总共有二三十人，不论周总理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组成一个内圈，既维持了秩序，又保卫了总理。翻译组大多是侨校学生，他们以能为代表团工作并参与保卫周总理感到自豪。 亚非会议于1955年4月18日在万隆独立大厦开幕。第二天午饭后，大使馆派人开车赶到中国代表团驻地，将一份特级件交给了黄镇。他打开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原来是一个觉悟了的暗杀队队员写给黄镇大使的一封匿名告密信，信中称：国民党驻雅加达直属支部于3月初，奉蒋介石之命组织了28个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对到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采取暗杀行动。并称，暗杀队已于3月10日在红溪组成，成员均系国民党逃亡在印尼的中下级军官。他们不但每人从美国使馆领到无声手枪一支，而且领到印尼币20万盾。事成之后每人加发20万盾，打中周恩来的加发40万盾。 黄镇看后，随即将匿名信递给了在场的杨奇清。杨一看也不由得一惊。这封来信进一步证实了此前所获悉的如下消息绝非子虚乌有：美国为破坏亚非会议，不但派出了一个成员复杂的庞大的“记者团”，而且其特务机关还指使蒋介石在印尼的恐怖组织“铁血团”，和印尼的武装匪徒相勾结，准备在亚非会议期间发动骚乱和暗杀。蒋介石集团已派特务头子毛人凤、李朴生、林维栋等人赶来印尼，并匿居在雅加达与万隆之间的苏加武眉地区，以指挥其对亚非会议的破坏活动。鉴于已有“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教训，当然对此绝不能掉以轻心，让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特务机关的阴谋得逞。黄镇、杨奇清和代表团警卫组当即研究了一个意见：就此情况以中国大使馆名义写一份备忘录，递交印度尼西亚政府。备忘录写好后，先送陈毅副总理，他看后气愤地说：“他们还要搞暗杀！”又交给周总理。总理完全同意，并说：“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完全由印度尼西亚政府负责，要他们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大会顺利进行。” 当天夜里，黄镇和杨奇清直接约见总统卫队长，要求他把匿名信的内容马上转告苏加诺总统和印尼政府，并要求他们加强警卫工作，以保证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同时说明已把使馆备忘录送交外交部。对方表示一定立刻转报，并当即拿起电话打给有关警队，要他们加派巡逻队和警卫到中国代表团驻地加强保卫工作。 印尼当局接到备忘录后，非常重视。他们不但要求万隆所在地的第三军区加强对万隆外围的警戒，还从外地抽掉了三个步兵营来万隆，以对付蓄意在亚非会议期间进行捣乱破坏的反动武装，并在万隆市内集中了2000多名警察，以及从爪哇省调来不少便衣警察，还采取了收缴民间枪支、颁发居民身份证、划定会议期间的戒严区域和行车路线戒严措施等。据说对秘密暗杀队所有成员还进行了临时性拘留。对周总理加强了随身警卫和现场警卫，他们专派了一名陆军上尉作为周总理的安全副官，5名警察作为随卫，周总理外出，除有两辆摩托车开路外，还加派了1至2辆宪兵吉普车随卫。对代表团驻地，特地派了8名机动警察、3名便衣进行警卫。 在会议期间，黄镇只要没有其他活动，他总是陪伴在总理身旁，随时准备用自己的身体去保卫周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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