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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吕览漫谈

 千夫子 2023-10-21 发布于辽宁

吕不韦为何组织编撰《吕氏春秋》?“一字千金”,有何用意?分十二纪、八览、六论,有何考量?

一、怎样一本书

《吕氏春秋》也称《吕览》,为何?缘于司马迁的修辞之语。《史记·太史公自序》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此书,非诸子百家之言,乃秦国官方之语。那么,何以贯个人姓氏?周王室虽亡,诸侯国尚存,名义上仍为周天下。故以吕不韦之名,发嬴政将改朝换代之宣言。

早在秦武王,就将周赧王逐出“成周(东周)”的王宫,而寄居于“王城(西周)”。

周赧王五十九年,西周公被迫献“王城”给秦昭襄王(嬴政的爷爷),周赧王郁闷而死。

秦庄襄王(嬴政的爸爸)刚登位,东周公与诸侯密谋伐秦。吕不韦乘机率军灭“成周”,将东周公迁到“阳人聚”,周王室不复存在了。

《史记·吕不韦列传》言:“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

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

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今天所见《吕氏春秋》有十余万字,“二十”当为误刻。司马迁只看到表面,没参透吕不韦“舆论先行”之意。十二纪,承接周朝文化遗产;八览,遍观诸侯、公卿、大夫及君子的言行;六论,阐明秦国主张。“一字千金”,造影响,传声誉!

二、吕不韦的“序意”

《吕氏春秋》之十二纪,末有一篇章,称之“序意”。从其所言,出自吕不韦之手。

开头言:“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圆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

何谓涒滩?《尔雅·释天》有言:“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涒滩;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

此段话意思:秦王政八年的秋天,这一日为甲子,正好是初一。此刻,乃申时,也就是下午3至5点钟,我拟好十二纪的“序意”。为什么写此文?今天早些时候,有一位旧时好友来家,问编撰十二纪的目的。我告之,让嬴政一统天下。旧友知晓“奇货可居”的底细,他心事重,一命呜呼。故写此文,铭记之。

何知旧友一命呜呼?吕不韦写了一件事,以喻之,即:

“赵襄子游于囿中,至于梁,马却不肯进。青荓为参乘,襄子曰:'进视梁下,类有人。’青荓进视梁下。

豫让却寝,佯为死人,叱青荓曰:'去长者,吾且有事。’青荓曰:'少而与子友,子且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与友之道。子将贼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为可。’乃退而自杀。

青荓非乐死也,重失人臣之节、恶废交友之道也。青荓、豫让,可谓之友也。”

三、月份名称二合一

周历建子,商历建丑,夏历建寅,也就是“正月”递进相差一个月的时间。周历与商历,各月称: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夏历,各月称: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

《吕氏春秋》十二纪,正式宣布实施夏历。怎见得?各章“一曰”起头,均以夏历称谓月份。如,“一曰,孟春之月”、“一曰,仲春之月”。

同时,可用数字称谓月份。怎见得?各章“一曰”文后,以数字月份为小标题。如,“一曰,孟春之月……”,为“正月纪”;“一曰,仲春之月……”,为“二月纪”。

也就是说,称孟春、仲春等也行,称正月、二月等也行。实际上,停用了周历。

在此,附带说几句,秦汉墓出土的“书”,绝大部分为竹简。显然,平时卷起来放置,为方便查找,将书名或章节标题写在最后一支简。故而,今所见明清刊本,绝大多数仍将章节标题置于文后。

从各章“一曰”内容看,整合了周公《时训》和《月令》。这也就意味着,废除周公《周月》。应该说,这是认识自然规律的倒退行径。何出此言?

周公建子,是以“冬至”所在月份为一年的开端。而“冬至”这一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南端,几乎直射南回归线,即南纬23°26'线。哀哉!

四、春夏秋冬及方位

春夏秋冬,称四时,而不称四季。季,三也,用指四时各自第三个月。

《吕氏春秋》十二纪之“一曰”,讲到太阳一年中在四时十二个月所处位置。怎见得?

孟春,日在营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

孟夏,日在毕;仲夏,日在东井;季夏,日在柳。

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

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

实际上,是以恒星为参照物,描述地球公转。当然,先秦人认为是太阳运行轨迹。

同时,讲到晨曦、黄昏可望见的星,用以参定四时十二个月的早晚时间。当然,先秦人不知地球自转,而认为星在移动。“一曰”所言:

孟春,昏参中,旦尾中;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昏七星中,旦牵牛中。

孟夏,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昏亢中,旦危中;季夏,昏心中,旦奎中。

孟秋,昏斗中,旦毕中;仲秋,昏牵牛中,旦觜巂中;季秋,昏虚中,旦柳中。

孟冬,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昏东壁中,旦轸中;季冬,昏娄中,旦氐中。

如此这般,人们仰望天上的星星,就会知道身在哪时哪月、什么时辰了。

时空概念,少不了方位。《吕氏春秋·季夏纪》言:中央土,“其数五,其味甘,其臭香”。

可见,中央土,上对天上的北极五星,即:太子、帝、庶子、后宫、天枢。

那么,东南西北呢?《吕氏春秋》十二纪之“一曰”所言:

春,其数八,其味酸,其臭羶;

夏,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

秋,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

冬,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

八七九六,指哪四个星宿,已不得而知。但指什么方位,借助《素问》,可获知。《素问·金匮真言论》言:

中央黄色,其数五,其臭香;

东方青色,其数八,其臭臊;

南方赤色,其数七,其臭焦;

西方白色,其数九,其臭腥;

北方黑色,其数六,其臭腐。

显然,一一对应。这就是:九八七六五,相对西东南北中。

古医书,为什么讲方位?来看《针灸甲乙经》给出的答案,即:

“东方,滨海傍水,其民食鱼。嗜咸鱼者,使人热中。咸者胜血,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多臃肿,其治宜砭石。

西方,水土刚强,其民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

北方,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炙焫。

南方,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臊,故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

中央,其地平以湿,天地所生物者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跷。”

五、去害养生

《鬼谷子·持枢》言:“持枢,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虽成必败。故人君亦有天枢,生养成藏,亦复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虽盛必衰。”

先秦人认识到,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强调天人合一、春宜养生等。《吕氏春秋·季春纪》之“尽数”,专讲养生,全文如下:

“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

长也者,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毕数之务,在乎去害。何谓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五者充形则生害矣;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则生害矣;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七者动精则生害矣。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

精气之集也,必有入也。集于羽鸟,与为飞扬;集于走兽,与为流行;集于珠玉,与为精朗;集于树木,与为茂长;集于圣人,与为夐明。

精气之来也,因轻而扬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长而养之,因智而明之。

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处耳则为挶,为聋;处目则为䁾,为盲;处鼻则为鼽,为窒;处腹则为张,为疛;处足则为痿,为蹶。

轻水所多秃与瘿,重水所多尰与躄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尫与伛人。

凡食无强厚味,无以烈味重酒,是以谓之疾首。食能以时,身必无灾。凡食之道,无饥无饱,是之谓五藏之葆。

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将之以神气,百节虞欢,咸进受气,饮必小咽,端直无戾。

今世上,卜筮祷祠,故疾病愈来。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修于招,何益于中?夫以汤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矣。故巫医毒药,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贱之也,为其末也。”

提倡养生,抵制迷信,仅从这一点,即可知秦胜六国矣。

六、饮食文化

辅佐商汤灭夏桀、做了商朝三代相国的伊尹,乃厨师出身。《吕氏春秋·审应览》之“具备”,有言:“伊尹尝居于庖厨矣”。

那么,伊尹厨艺如何?《吕氏春秋·孝行览》之“本味”,讲:汤得到伊尹,先请吃顿大餐,问之感受。伊尹借说味道,而论夺天下。

伊尹说:“君之国小,不足以具之。为天子,然后可具。”有东西,才能做出美味佳肴。当然了,做菜做饭有门道。“凡味之本,水最为始”。哪里水好?

“水之美者,三危之露,昆仑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摇水。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

做菜,讲究去腥、臊、羶。“夫三群之虫,水居者腥,肉獾者臊,草食者羶。臭恶犹美,皆有所以。”怎样具体操作?

“五味三材,九沸九变,火为之纪。时疾时徐,灭腥、去臊、除羶,必以其胜,无失其理。

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

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不能喻。若射御之微、阴阳之化、四时之数。

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烂,甘而不哝,酸而不酷,咸而不减,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腻。”

哪些食材为上品?“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隽觾之翠,述荡之腕,旄象之约;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凤之丸,沃民所食。

鱼之美者,洞庭之鱄,东海之鳣;醴水之鱼,名曰朱鳖,六足,有珠百碧;雚水之鱼,名曰鳐,其状若鲤而有翼,常从西海夜飞游于东海。

菜之美者,昆仑之苹,寿木之华;指姑之东,中容之国,有赤木玄木之叶焉;馀瞀之南,南极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树,其色若碧;阳华之芸,云梦之芹,具区之菁,浸渊之草,名曰土英。”

调料,哪些为佳?“和之美者,阳朴之姜,招摇之桂,越骆之菌,鳣鲔之醢,大夏之盐;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长泽之卵。”

主食,哪些为佳?“饭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阳山之穄,南海之秬。”

果品,哪些为佳?“果之美者,沙棠之实;常山之北,投渊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甘栌焉;江浦之橘,云梦之柚,汉上石耳,所以致之。”

先秦饮食,除讲味道,还讲药膳。在《周礼·天官》中,有“食医”一职,“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

齐,看齐之意。“凡食齐眡春时,羹齐眡夏时,酱齐眡秋时,饮齐眡冬时。”

四时,各有所补。“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

饭与菜,要搭。“凡会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雁宜麦,鱼宜蓏。”

先秦人的智商,高于同时期其他地方的人群,不能不说与饮食有关。

七、五谷六畜

《吕氏春秋·孝行览》之“孝行”,有言:“熟五谷,烹六畜,龢煎调,养口之道也。”

六畜指马、牛、羊、猪、狗、鸡。在《尔雅·释畜》中,交代得清楚。五谷,说法不一。《吕氏春秋·士容论》之“审时”,给出的是:黍、稻、麻、菽、麦。其言:

“得时之黍,芒茎而徼下,穗芒以长,抟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噮而香。如此者,不饴。”

“得时之稻,大本而茎葆,长秱疏穖,穗如马尾,大粒无芒,抟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

“得时之麻,必芒以长,疏节而色阳,小本而茎坚,厚枲以均,后熟多荣,日夜分复生。如此者,不蝗。”

“得时之菽,长茎而短足,其荚二七以为族,多枝数节,竞叶蕃实,大菽则圆,小菽则抟以芳,称之重,食之息以香。”

“得时之麦,秱长而颈黑,二七以为行而服薄,䅵而赤色,称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泽且有力。如此者,不蚼蛆。”

原文,在“得时之黍”前,还有一段,即:“得时之禾,长秱长穗,大本而茎杀,疏穖而穗大,其粟圆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强。如此者,不风。”

禾,为何在“五谷”之外?在《韩非子·外储》中,有这样文字:

“孔子御坐于鲁哀公,哀公赐之桃与黍。哀公请用,仲尼先饭黍而后㗖桃,左右皆掩口而笑。

哀公曰:'黍者非饭之也,以雪桃也。’

仲尼对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谷之长也,祭先王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为下,祭先王不得入庙。丘之闻也,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今以五谷之长,雪果蓏之下,是从上雪下也。丘以为妨义,故不敢以先于宗庙之盛也。”

由此可见,周朝人宴席,水果与饭菜一块摆上桌,先吃水果后吃饭菜。从孔子之言,“黍者五谷之长也”,禾也就不是五谷了。

“得时之禾”一段文字中,有禾,有粟,有米,怎么理解?皆粮食统称,禾者未脱壳,粟者脱壳,米者已成熟饭了。

八、九州版图

九州,始于大禹治水。此前,为十二州,这见于《虞书·舜典》,即:“肇十有二州”,“流共工于幽州”。

据《夏书·禹贡》,九州有: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显而易见,十二州的幽州,被合并了。

九州,既是版图,也是政体。王国居中,诸侯国拱卫于四周,建成“联邦制”,持续到周朝。

周穆王在位,作《职方》,重新界定了九州。何以见得?《逸周书·职方解》言:

“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锡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鸡狗鸟兽,其谷宜稻。

正南,曰荆州。其山镇曰衡山,其泽薮曰云梦,其川江汉,其浸颖湛,其利丹银齿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

河南,曰豫州。其山镇曰华山,其泽薮曰圃田,其川荧洛,其浸陂溠,其利林漆丝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扰,其谷宜五种。

正东,曰青州。其山镇曰沂山,其泽薮曰望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鱼,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鸡犬,其谷宜稻麦。

河东,曰兖州。其山镇曰岱山,其泽薮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庐潍,其利蒲鱼,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扰,其谷宜四种。

正西,曰雍州。其山镇曰岳山,其泽薮曰强蒲,其川泾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马,其谷宜黍稷。

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无闾,其泽薮曰须貕养,其川河泲,其浸菑时,其利鱼盐,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扰,其谷宜三种。

河内,曰冀州。其山镇曰霍山,其泽薮曰扬纡,其川漳,其浸汾露,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谷宜黍稷。

正北,曰并州。其山镇曰恒山,其泽薮曰昭余祁,其川虖池呕夷,其浸涞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扰,其谷宜五种。”

总体上,人口男少女多,也说明女人寿命相对长。就名称而言,多了幽州、并州,少了徐州、梁州。只是改名称吗?

《夏书·禹贡》言,“海岱及淮,惟徐州”,“华阳黑水,惟梁州”。这与“东北曰幽州”、“正北曰并州”,所处方位不对。故其他州,虽同名称,但有的所指地理位置,却是不同的。

由此观之,《吕氏春秋·有始览》之“有始”,其讲“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川”,这就有代行“天子”重颁九州的意味了。

“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

九、三皇五帝

三皇五帝之说,最有可能,来自周公。何以见得?

《逸周书·附序》言:“周公肇制文王之谥义,以垂于后,作《谥法》。”在《逸周书·谥法解》中,有明确:“静民则法曰皇,德象天地曰帝。”

三皇五帝,后人谥之,精神的寄托,统治的需要。在《周礼·春官》中,有“外史”一职,其职责:“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

可见,收集、整理、宣传有关三皇五帝的文字资料,是官方的一项专职工作。

《吕氏春秋》十二纪之“一曰”,讲祭五帝,即: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这该是正统说法。

太皞,为伏羲氏,虽没直接文字记载,但不会错。少皞,为帝挚,白纸黑字。《左氏春秋·昭公十七年》载,郯子对昭子说,“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

这就清楚了,何来“龙的传人”?何为“炎黄子孙”?

那么,三皇为谁?天皇、地皇、泰皇。《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李斯等人为嬴政上尊号,讲:“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况且,司马迁说,先秦诸侯史记都被烧了,“独有《秦记》”。也就是说,《秦始皇本纪》所言,取自《秦记》,有极高可信度。

这样,也就清楚了,“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

十、三王五霸

《吕氏春秋·先识览》之“观世”,有言:“王者不四,霸者不六”。可见,三王五霸,有专指,是一个固定词。

先说三王。从《春秋左传》中的引文,可知周王室编有《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这与“孔壁书”相符。由此观之,周王室将尧、舜、禹归为一个朝代。

《吕氏春秋·恃君览》之“召类”,言:“兵所自来者久矣。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乱则用,治则止。”显然,三王指尧、舜、禹。

《吕氏春秋·审分览》之“勿躬”,又言:“五帝三王之君民也,下固不过毕力竭智也。”从中,不难看出,三王顺着五帝下来,乃官方说法。

再说五霸。《吕氏春秋·仲春纪》之“当染”,言:“齐桓公染于管仲、鲍叔,晋文公染于咎犯、郄偃,荆庄王染于孙叔敖、沈尹蒸,吴王阖庐染于伍员、文之仪,越王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显然,五霸指齐桓公、晋文公、荆庄王、吴王阖庐、越王勾践。

但要搞清一个问题:五霸与五伯,是一回事吗?

《吕氏春秋·孟春纪》之“贵公”,言:“桓公行公去私恶,用管子而为五伯长。”

《吕氏春秋·审分览》之“知度”,言:”管夷吾、百里奚听,而天下知齐秦之霸也。”

管夷吾,即管子。百里奚,为秦穆公的相国。据此,秦穆公为五伯之一,但他不可能是五霸之一。这是因为,秦穆公在位,与齐桓公,与晋文公,与宋襄公,皆有时间交叉。霸,岂能一山容二虎?

五霸的霸字,当为名词。“齐秦之霸”的霸字,当为形容词。毫无疑问,五霸是五霸,五伯是五伯。

五伯的说法,周定王十八年之前已有。这是因为,《春秋左传·成公二年》言:“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

五霸的说法,当周元王在位时,才出现。这是因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言:“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

十一、邦体衰败

《吕氏春秋·有始览》之“谨听”,有一句话,“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据史载,周朝走向衰败,有三个时间节点:

其一,平王东迁。《吕氏春秋·慎行论》之“无义”,言:“周宅丰镐近戎人,与诸侯约:为高葆祷于王路,置鼓其上,远近相闻。即戎寇至,传鼓相告,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

戎寇当至,幽王击鼓,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悦,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数击鼓,诸侯之兵数至而无寇。至于后,戎寇真至,幽王击鼓,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于丽山之下,为天下笑。

此夫以无寇失真寇者也,贤者有小恶以致大恶。褒姒之败,乃令幽王好小悦以致大灭。故形骸相离,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东徙也。”

其二,三家分晋。晋国处中原,其不存,周王室危也。据《战国策·赵一》,晋国实权人物知伯,帅赵、韩、魏氏灭掉范氏、中行氏。休数年,使人请地于韩,韩康子与。又使人请地于魏,魏宣子与。又使人请地于赵,赵襄子不与。于是,知伯邀韩魏伐赵,赵襄子据守晋阳。三个月不能拔,决晋水而灌之。即便如此,赵襄子守晋阳有三年,而暗中争取韩魏反。

周定王十六年,赵韩魏联手大败知伯。结果,知伯身死,未经周定王认可,三家肢解了晋国。

其三,王室分治。《史记·周本纪》言:“王赧时东西周分治。王赧徙西周。”那么,东西周起于何时?在《韩非子》中,有这样三句话:

“完公子根取东周。”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宠于君,君死遂以东周,叛分为两国。”

“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宠,遂以东州反,分而为两国。”

由此观之,根、朝、宰三人,为周安王之子。周安王死,朝、宰前后继承了王位,根则占据王国东部,反而独立。

在《史纪·周本纪》中,却没有朝、宰,而有喜、扁。原文:“安王立二十六年,崩,子烈王喜立”。“十年,烈王崩,弟扁立,是为显王”。

不管怎么说,公子根分庭抗礼的行为,加剧了周朝走向灭亡。

十二、商鞅变法

商鞅,遭秦惠公车裂。但是,在秦始皇心目中,地位相当高。《吕氏春秋·离俗览》之“用民”,有言:“汤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齐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与管仲相提并论,岂不是霸天下的功臣?

严格说,“商鞅变法”的提法不确切。商鞅只是实施者,秦孝公才是变法者。还有,不只变法,并且更礼。《商君书》开宗明义,其言: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可见,秦孝公心里清楚,变法更礼不是随便之事,而是动周王室规制礼仪。因此,选准人,敢用人,至关重要。在大臣争辩之中,他看好了商鞅,可谓慧眼识才。

《战国策·秦一》言:“卫鞅亡魏入秦,孝公以为相,封之于商,号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近亲。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然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

不满变法更礼者,对秦孝公不敢不敬,怨恨都记在商鞅账上。《战国策·秦一》又言:“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傅商君,辞不受。孝公已死,惠公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人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

历史是公正的。今天见到的“商鞅方升”,足见秦始皇对“商鞅变法”的充分肯定。此文物,外壁三面及底部有铭文。其中,底部为:“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十三、诸子百家

《吕氏春秋·审分览》之“不二”,言:“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

按此说,至少陈骈、阳生、王廖、兒良的论说,今天无从所知。由此观之,今天讲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不尽言,非全部。

汉朝初期,司马谈将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归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他论其要,提出自己的观点,即: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

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司马谈,司马迁之父,汉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间,任太史令,算得上汉初重臣。从他的言论,不难看出,主张以道家为本,采众家之长,思想共存而互补。只可惜,他的主张,在官僚阶层,逐渐失去了市场。

十四、儒墨之争

《吕氏春秋·孟春纪》之“贵公”,言:“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

由此观之,老子与孔子,二人思想有交叉,不对立。实质上,去“人”,去“荆”,不是讲大公无私的问题。

平常人说话,只是表达一种想法。圣人以事说理,则体现出一种思想。就此事,老子强调人是自然一部分,即人的自然属性;孔子强调人是社会一分子,即人的社会属性。综合言之,人必须依存自然,而改造社会。

老子、孔子死后,主流思想有两家,即儒家和墨家,而发生“儒墨之争”。但是,这与“道”无关。《韩非子·显学》有言: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

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

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

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

韩非是说儒墨两家各自内部都分派,儒墨之间还好意思争吗?况且,儒墨无非阐述尧舜话语,但谁又能知尧舜的原话之义!

十五、祁黄羊举荐

小学教材,曾有课文《祁黄羊举荐》。然而,此事,先秦古籍有三个版本,哪为真?哪为假?今天辨别不清。

《吕氏春秋·孟春纪》之“去私”,言:“晋平公问于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对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

《春秋左传·襄公三年》言:“祁奚请老,晋侯问嗣焉,称解狐。其仇也,将立之,而卒。又问焉,对曰:'午也可。’于是羊舌职死矣,晋侯曰:'孰可以代之?’对曰:'赤也可。’于是使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佐子。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其祁奚之谓矣。解狐得举,祁午得位,伯华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举善也。夫唯善,故能举其类。《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国语·晋语七》言:“祁奚辞于军尉,公问焉,曰:'孰可?”对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择臣莫若君,择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从令,游有乡,处有所,好学而不戏;其壮也,强志而用命,守业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镇定大事,有直质而无流心。非义不变,非上不举,若临大事,其可以贤于也。臣请荐所能、择而君此义焉。’后使祁午为军尉。”

三种说法,差异还是相当大的。另据《史记》之“十二诸侯年表”,鲁襄公三年,为晋悼公三年,晋悼公为晋平公的父亲。那么,《春秋左传》所言“晋侯”,当为晋悼公。

这样一篇课文,小学的老师们又该怎样传道、授业、解惑?

十六、西门豹治邺

中学教材,曾有课文《西门豹治邺》,取自西汉褚少孙所添加到《史记·滑稽列传》中的故事之一。

然而,《吕氏春秋·先识览》之“乐成”,说西门豹治邺,但没治漳水。其言:

“魏襄王与群臣饮。酒酣,王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史起兴而对曰:'群臣或贤或不肖,贤者得志则可,不肖者得志则不可。’王曰:'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对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门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与不忠,不可效也。’魏王无以应之。

明日,召史起而问焉,曰:'漳水犹可以灌邺田乎?’史起对曰:'可。’王曰:'子何不为寡人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为也。’王曰:'子诚能为寡人为之,寡人尽听子矣。’史起敬诺,言之于王,曰:'臣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虽死藉,愿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诺。’使之为邺令。

史起因往为之,邺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

说西门豹不知治漳水,可信吗?在《韩非子》中,有二处提及西门豹为邺令,也没说治漳水。不妨摘录一处,如下:

“西门豹为邺令,清克洁悫,秋毫之端无私利也,而甚简左右。左右因相与比周而恶之,居期年上计,君收其玺。豹自请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邺,今臣得矣,愿请玺复以治邺。不当,请伏斧锧之罪。’文侯不忍,而复与之。

豹因重敛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计,文侯迎而拜之。豹对曰:'往年臣为君治邺,而君夺臣玺。今臣为左右治邺,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纳玺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愿子勉为寡人治之。’”

先秦没有的史事,西汉人编写的故事,而以“史”的面目纳入教材,不合适吧!

十七、刻舟求剑等典故

今天的中小学教辅读物,常见到“荆人涉澭”、“刻舟求剑”和“引婴投江”。这三个典故,同出自《吕氏春秋·慎大览》之“察今”。

——“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

此典故,在“察今”中,用于说“先王之法”虽好,却是历史了。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以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

此典故,在“察今”中,用于说“制法”要因时而变。

——“有过于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

此典故。在“察今”中。用于说“为法”不可想当然。

毫无疑问,“察今”只是以“事”说“法”,而“事”本身,可有多重寓意。纳入教材或用于辅读材料,交代出处及原本引用的意图,也就不会出纰漏了。

十八、母系社会

巴霍芬《母权论》,提出人类最初由母亲维系群居。后来,摩尔根阐述,而提出“原始的母亲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对此,恩格斯赞同,并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可以说,《吕氏春秋·恃君览》之“恃君”,已提及母系社会,其言:

“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

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则利出于群,而人备可完矣。

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此无君之患。故君臣之义,不可不明也。”

应该说,能写出“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之人,他的认知要远高于司马迁。何出此言?

司马迁《殷本纪》开头写道:“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又《周本纪》开头写道:“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

著史书之人,若心里不认可,怎会将民间传说写入史书呢?

十九、封建

何谓“封建”?王国之王,为统天下,分封土地给儿子、亲信,而建立诸侯国。《吕氏春秋·审分览》之“慎势”,言:“王者之封建也,弥近弥大,弥远弥小,海上有十里之诸侯。以大使小,以重使轻,以众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

可见,“封建”的本质,就是“家长制”。秦朝以后,虽形式变作“郡县”,但本质未变。通俗讲,不再分家了,在一起过活,一个大家庭。

各个朝代的历史地位,毛主席《沁园春·雪》有所点评。词曰: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昔,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主席点评在下阕。词面,秦朝至元朝,前不提先秦,后不提明清,为什么?“留白”手法。先秦文明,独领风骚,世人有目共睹,没必要自夸。而眀清败家子,不值一提。只可惜,经历秦汉唐宋元,却未能走向工业文明。

此词,作于1936年2月。当月17日,共产党人发布《东征宣言》;当月20日,正式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故而,上阕有词句:“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那么,紧接词句,“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又何意?大河,黄河也。继“东征”,随后“西征”。从此句能读出,当时,毛主席对“西征”持积极乐观的态度。革命总会有牺牲,谨向西征无数英烈,致敬!

二十、异延

《吕氏春秋·慎行论》之“察传”,言:“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此愚者之所以大过也。”并且,举了三个例子。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宋之丁氏,家无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闻而传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国人道之,闻之于宋君。宋君令人问之于丁氏,丁氏对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

——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

毫无疑问,“察传”所讲,也就是法国人德里达的“异延”之意。

德里达,“解构主义”创始人。他为讲清楚后人对“经典哲学”的误传,将différence(差异)中的一个不发音的字母e,换作不发音的字母a,生造出一个单词différance(异延。如此,耳听是一个词,眼见却是两个词。以此告之,“经典哲学”所言,未毕是今天学者所认为的意思。

2001年9月,德里达受邀到中国做学术访问。在上海一个午宴,席间,谈到中国有没有哲学。以私人朋友作陪的王元化先生,打圆场,说了这样话:

先秦的典籍大都散漫,比如《论语》的“学而篇”,便是得名于该篇头两个字。但是汉代以后佛教传入,到魏晋印度佛教“因明学”已为士大夫们相当熟悉。后来的著述中,逻辑和体系都已不在话下。

对王先生的话,不得不追问,先秦的典籍大都散漫吗?孔子《论语》中的思想,根植于哪?“文王易学”,不是逻辑吗?“天圆地方”,不是体系吗?德里达若懂汉语、知古文,他就不会提出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不是“认识论”,只是“方法论”。当然了,领悟“异延”,会助力推开先秦文化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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