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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读史2021-12-02 07:30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了给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民主和平，避免内战，积极和国民党进行和谈。然而，国民党蒋介石为了实现独裁统治，根本就无意谈判，并于1946年6月26日，集结了22万人的部队向我中原解放区发动突袭，全面内战由此爆发。 内战开始前，周恩来就在考虑如何发展我党领导的海外经济问题。抗战时期我们许多战略物资都是依靠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捐助，如果打内战就只能靠自己自力更生了。因此周恩来一直在考虑派人去香港协助我党在香港的同志搞经济建设，然后购买战略物资以支援内陆的斗争。 1947年2月我党和谈代表团的钱之光在上海的“和谈办事处”开始做准备撤离的工作，周恩来回延安汇报工作。月底，周恩来从延安致电钱之光，让他与妻子刘昂一起做好准备，马上去香港。不久，中央又来电，要钱之光他们快走，以防不测。  周恩来钱之光和刘昂立即开始做准备，他们要上街拍照，打防疫针。就在拍照那天，他们发现被特务盯梢了，他们走了几条街，最后在外滩躲进一家汇丰银行，前门进，后门出，才甩掉尾巴。当他们回到马斯南路的办事处时，发现楼房周围的密探明显增多，国民党特务对这栋楼实行了围困，只许进，不许出。 钱之光和刘昂回到“和谈办事处”后，和办事处所有人员一样，失去了行动自由。直到3月7日，美国方面派出飞机，分别从南京、上海、重庆、昆明送中共和谈代表和办事处的人员回延安时，钱之光和刘昂才被送回延安。 钱之光，浙江人，1915年进同文书院读书，开始接触进步思想，结识了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的张秋人、宣中华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投身革命。1927年2月，27岁的钱之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中共杭州地委秘书处工作。8月，任中共两浙盐运使署支部书记。 1929年1月，奉命到上海筹建绸厂，作为党中央的联络点。不久到天津协助毛泽民筹建党中央的秘密印刷厂（钱之光的妹妹是毛泽民的妻子）。1933年夏离开上海赴江西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兼对外贸易总局局长。后创办商业大学，任校长，领导各贸易分局做好对白区的贸易工作，保证苏区党政机关和军需的需要。 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任中央征发委员会组长，为解决长征红军给养问题日夜操劳。1935年10月，到陕北，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对外贸易总局局长。1936年2月，随李克农赴洛川与张学良、王以哲会谈，达成苏区与西北军互通贸易等协议。1937年春，到太原筹办红军军需物资。  钱之光1938年8月，钱之光到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协助博古、叶剑英工作。12月，南京办事处与武汉办事处合并，正式成立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任办事处主任，兼新四军武汉办事处处长。1939年初，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成立，以少将军衔担任处长。 在周恩来、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统区的地下斗争，为抗日根据地输送军需民用物资，做了大量的工作。1944年，任中共重庆工作委员会委员。1945年，任中共南方局委员，为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6年5月，随周恩来、董必武率领的中共和谈代表团，中共南方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等单位到南京，任南方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副书记、十八集团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南京中共代表团办公厅主任。 1947年3月8日，延安召开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讲话。钱之光等从白区刚刚回到根据地的人们喜气洋洋，像回家一样兴奋。会后周恩来和任弼时听取了钱之光的汇报，然后周恩来给钱之光布置任务，让他尽快带些人到解放区沿海口岸，想办法去香港，与香港联和进出口公司的杨琳取得联系。 1947年3月，国民党蒋介石把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其重点进攻的方向之一就是陕甘宁边区，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国民党军队用来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总兵力共34个旅25万人，以蒋介石嫡系将领胡宗南的整编第1军、第29军所属的6个整编师15个旅共约14万人担任主要突击任务。  胡宗南国民党军队要进攻延安的消息被我党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胡宗南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熊向晖以秘密情报的方式传递到了延安党中央。延安当时只有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的部队不到3万人，不但兵力悬殊，而且装备差，补给困难，已经处于极其危险的时刻。于是党中央毛主席果断决定，三八妇女节过后，中央党、政、军机关开始进行战略性大转移。 毛泽东等领导人决定把中央集体分成三部分： 前委：留在陕北一带打游击，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这里。 后委：去晋绥一带，社会部、城工部、机要处设在后委；书记叶剑英，委员包括邓颖超、杨尚昆、李维汉等。 工委：分为两部分：一批是已经到达东北的东北局，负责人包括高岗、陈云、张闻天；另一批开辟西柏坡根据地，负责人包括刘少奇、朱德、董必武。 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安排下，延安一带的军政机构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性大转移，这也是自长征以来的第一次被迫大转移。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钱之光迅速成立了“赴港小分队”，成员包括钱之光的妻子刘昂，刘恕及刘恕的妻子鲁映，还有赖祖烈、李泽纯、牟爱牧、郭里怡等。他们计划从陕西过黄河，到山西，然后到山东烟台，再出海去香港。  延安3月11日，胡宗南派美式飞机开始轰炸延安，连续轰炸了7天。而钱之光率领的“赴港小分队”在11日深夜就随中央“后委”的城工部撤出了延安。几天后他们抵达了延安东北方向的清涧，这时接到了中央“前委”的报告，通知他们停下来到某指定地点开会。钱之光、赖祖烈、刘恕三人赶到会议地点，原来是任弼时前来传达中央精神。任弼时指出： 1.他们当前的任务是出去发展海外经济关系，并筹划蒋管区党费的接济； 2.今后他们的工作由朱德总司令来领导。 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钱之光“赴港小分队”的具体任务和组织关系。在解放战争刚刚爆发的初期，在胡宗南轰炸延安的紧要关头，我党已经把海外经济工作摆到了很重要的地位上，由朱德总司令亲自领导。当时我军所占领的地区很有限，蒋管区的面积很大，要接济蒋管区地下党和游击队的经费，这个任务是何等的艰巨啊！ 会后，钱之光带领“赴港小分队”奔赴山西。从延安出发时，中央“后委”军政机关等所有撤退人员被分为三队： 一队是“妈妈队”，带着所有的孩子； 一队是“扶助队”，这些人要帮助妈妈们和孩子们； 一队是“自力更生队”，自己背着行李和武器行军。 “赴港小分队”里的郭里怡回忆说：“别看我个子小，我是自力更生队的，从延安出发的时候，天气很冷，我到仓库里找了一套棉衣。我们从重庆乘坐美国飞机撤回延安的时候，女士穿的都是旗袍，那是为了白区工作的需要。到延安才四天又要撤退，我们连棉衣都没有。我去延安的仓库里找，我个子小，脚也小，没有合适的军衣。棉衣又肥又大，将就着穿了，可是找不到合适的棉鞋，最后捡了老百姓的两只棉鞋，颜色不同，勉强能穿，我就穿着这样的鞋子离开延安。”  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妈妈队”和延安保育院在一起。保育院的孩子们没有父母照顾，他们的父母或者在前线打仗，或者已经牺牲了，里面有很多烈士的孤儿。这些孩子多是学龄前儿童，行军时都被放在“摇篮里”，驮在毛驴的背上。一只毛驴驮两个摇篮，一个摇篮放一个孩子。 从延安到黄河，陆路行军，上百个孩子，几十只毛驴排成一支很长的队伍。三月份的夜晚，寒风依然很刺骨，保育院老师怕孩子们冻着，给孩子们盖着很厚的被子。 为了躲避敌人飞机的轰炸，所有人都是白天隐蔽，晚上行军。经过十几天的急行军，三支队伍都先后抵达黄河边，郭里怡等四川人第一次见到黄河，那时的他们看到湍急的黄河汹涌澎湃，感觉就像是“黄河的怒吼”一样。 夜色中，这些从延安撤出的中央机关、钱之光带领的赴港小分队，还有“妈妈队”、延安保育院等等，分别乘坐小木船，先后过黄河。为了避开敌机轰炸，他们都是趁轰炸间隙在夜色中抢渡。 过黄河以后，行军的队伍就分手了，中央机关沿黄河北上，钱之光率“赴港小分队”继续东行，他们计划翻过吕梁山脉，穿过山西，经过河北，到达山东烟台。 三月底，“妈妈队”沿黄河北行，由于山路崎岖，路很窄，队伍只能在羊肠小道上蜿蜒前行。驮着孩子们的毛驴一只接着一只，队伍很长，道路又太窄，老师们无法照顾每一个箩筐里的孩子。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天亮的时候老师们发现，季清河的孩子死在了箩筐里，是棉被压住了孩子的鼻子，捂死的。  黄河牟爱牧的妻子蔡连芳也被编在“妈妈队”里，他们仅有几个月的儿子也是奄奄一息。蔡连芳哭着呼喊孩子的名字，孩子当时还有一口气，但是缺医少药，在场的所有人也没有任何办法，眼睁睁看着孩子的呼吸一点点减弱，直到停止了呼吸。惨痛的悲伤刺痛了每一个人的心，蔡连芳和季清河抱在一起放声大哭，在场的人无不失声痛哭，哭声都淹没了黄河的怒吼。 在黄河边，中央机关和后勤大队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把两个幼小的生命留在了茫茫戈壁和滔滔黄河之间。悲伤压在人们的心头都还没散去，几天后有一个打击接踵而至，王若飞的孩子也死在行军路上。蔡连芳心疼自己的孩子，更心疼王若飞的孩子，她说：“王若飞已经遇害，这孩子是他的遗孤啊！” 在国共内战刚刚打响的初期，在胡宗南进犯延安的时候，三个小生命就这样无辜地死去了。蔡连芳结束了她在“妈妈队”的使命，她流着眼泪告别了“妈妈队”，追赶上了钱之光的“赴港小分队”。 蔡连芳和丈夫牟爱牧强忍悲痛，随着钱之光、刘恕等人，继续向烟台进发，为的是尽快赶到香港执行任务。没有车他们主要靠两条腿赶路，后来贺龙的部队先后为他们提供了几匹牲口，有毛驴，有骆驼。于是，他们有的骑毛驴，有的骑骆驼，风餐露宿，有时候还忍饥挨饿。 当钱之光一行人抵达山西临县三交镇时，遇到了中央“后委”，叶剑英和杨尚昆等已先行到达。他们在这里做了短暂的休整，城工部决定留下郭里怡，与城工部会计科长王华生交换，因为王华生是广东人会讲粤语。王华生门牙突出，特征比较明显，本来他是在广东地区做地下工作的，身份暴露后，被调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任秘书科科长，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  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过了太行山，钱之光的“赴港小分队”进入河北省的冶陶。当时刘邓大军的司令部就在冶陶，董必武恰巧也在这里开会。他们在冶陶得以休整，吃饱喝足后奔赴邯郸。途中接到通知，刘昂被调去做董必武的秘书，随董必武去西柏坡。其余的人继续东行，跨过津浦铁路，进入山东，又渡过黄河走向烟台。 从延安到烟台，钱之光他们走了三个月，前后两次过黄河，经历了怎样的危险和艰难，是难以想象的。 随着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的解放，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联成了一片，使西柏坡的周边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安全环境，而先期到达河北西柏坡的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中央“工委”已经在西柏坡打开了局面。为了更便于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偏居陕北13年之久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前往河北西柏坡同中央“工委”会合，指挥全国的解放。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会议上明确宣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也就是在这次十二月会议上，中央初步考虑中央“前委”东渡黄河同中央“工委”会合。 1948年1月20日，叶剑英和杨尚昆接到周恩来和任弼时来电：后方工作委员会的迁移，按计划在3月中旬开始行动。接到电令后，中央“后委”立刻开始着手指挥和组织中共中央机关进行第二次“大搬家”。  中共中央从延安到西柏坡1948年3月25日下午，召开了搬迁动员大会，周恩来和任弼时分别讲了话。3月底，杨尚昆率领最后一批人员分批出发。行前商定：由军委二局的谢逸志率一个组打先锋，由一局的张一民带一个组善后，并沿途检查行军纪律。人员按单位编组：一般干部和战士自背行李步行；中级干部和体弱的同志骑马或骑毛驴，也有的乘坐驮轿；儿童坐在柳条筐里，一头毛驴驮2个，一匹骡子驮4个。沿途每隔25至30公里，由军区设一个兵站，负责安排转移人员的住宿和骡马的草料。 1948年4月22日，我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的消息传来。在胜利的喜悦中，杨尚昆率领大家到达了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一行于4月13日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城南庄。10天后，周恩来和任弼时先到西柏坡。毛泽东因准备访苏暂住城南庄，直到斯大林提议推迟访苏时间后，才于5月27日来到西柏坡。 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后，中央前委、工委、后委合并。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党、政、军机关从延安到西柏坡的大转移终于成功地完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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