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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特稿】楚国孕育了重阳节，推进了九九重阳的“节日化” 文/图 张卫平
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 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 说到重阳，荆州人大都会吟诵诗仙李白的《九日龙山饮》中的诗句，都会津津乐道地讲述1000多年前东晋时期发生在江陵八岭山的“龙山落帽”典故。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楚国就有着过重阳节的习俗。楚文化融合了各地的重阳习俗，让九月九重阳成为正式的节日。
重阳，是我国古代非常重要的重日节，源于九月农作物丰收之时祭飨天帝和祭祖的活动。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重阳文化几经嬗变，耦合了多种民俗因素，呈现出功能繁复、俗信驳杂等特点。 荆州，作为楚国核心区域和最鼎盛时期都城所在地，是“九九重阳”及其民俗事象的源头和发祥地，为重阳的“节日化”作出积极贡献。因此，在中国重阳文化中荆楚有着非常特殊、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
第一，楚人丰富的九月节令活动，支撑起重阳成为节日的“三要素”。学界认为，节日的构成由“较为固定的节期、明确的主题和广泛的群众性”三要素组成。先秦时期，在重阳还没有正式成为节日时，在楚国就已经有了节日的雏型。首先，楚国有着将重阳“节日化”的固定日期。“重阳”之名最早见于《楚辞·远游》中的“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楚国风俗志》中说，“最早将九月九作为一个神秘日期的先秦民族就是楚人”，“它使先秦时传承已久的各种九月岁时活动有了一个固定日期——九月九，因而，实现了节日化”。其次，楚国有着重阳节日活动的明确主题。楚人于九月“哀悼火神”，是因为楚人的先祖是火神祝融。《楚国简史》中说，“楚人的祖先就是祝融，因其擅长点火，被楚人奉为'火神’”。因此，先秦时期楚人崇火习俗比其他方国和部落都要盛行。再次，楚国的重阳活动有着广泛的参与性。据文献记载，楚国围绕重阳有一系列民俗活动，比如，哀悼火神、饮菊花酒、佩茱萸、食蓬饵和登高求仙与避灾。南北朝梁时荆州别驾兼江陵令宗懔所撰《荆楚岁时记》中的“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也说明了这一点。只是，这种包含登高之意的民间“饮宴”，多设于台榭之处。
第二，楚人哀悼火神祝融的仪式，演化成重阳文化中“最基本的、原生型的习俗因子”。 “哀悼火神”，是楚国九月祭祖最为主要的活动。古代最早的历书《夏小正》中的“九月内火”，说的是农历九月时，大火星隐没不见了。“楚人崇拜大火星，将此作为祖神兼火神祝融的化身”，“在楚人的神秘想象中，大火星的隐入便意味着火神休眠或暂时地死亡了。于是，就有一个与'内火’现象相应的哀悼送终的仪式”。这，就是登高祓禊习俗的由来。在漫长的传承中，成为重阳文化中最基本、原生型的习俗因子。《楚国风俗志》中说，“由于掺入了远古先民们逃避洪水的记忆，导致上古时的在九月哀悼火神死亡这一深层结构 ，为逃避死亡(洪水)所置换。但是，九月九作为死亡节的历史，并没有被人们彻底遗忘”。开始，重阳的主题是“哀悼火神”，后转为“逃避死亡”，而后转向登高求仙与升天。因为人们发现求仙与升天并不现实，便将重阳节主题定格为避灾与祈寿。根据《晋书·孟嘉传》和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的“孟嘉落帽”的典故来推断，至少在东晋时，荆楚地区重阳登高活动就已经从避灾转向游乐了。
第三，楚人饮菊花酒、佩茱萸、食蓬饵的习俗，成为重阳节的“次生型习俗因子”。早在战国时代，荆楚就有饮菊花酒、佩茱萸、食蓬饵的习俗。屈原《离骚》里的“榝又欲充夫佩帏”，说明了战国时期的楚国，已经有了用茱萸作香囊和佩带茱萸香囊的习俗。而在《荆楚岁时记》中杜公瞻的注释中的“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於此”，更是说明了九月九日荆楚地区历来就有佩带茱萸香囊的习俗。那么，最早饮用菊花酒的是不是楚人呢？不过，虽然没有文献的明确记载，《离骚》中的“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便是楚国秋季饮菊花酒、食菊花的明证。民俗专家根据楚人食用菊花瓣的癖好，认定饮菊花酒祈寿的习俗“最先产生于楚国”。但是，古代地理书《三辅黄图》中记载有汉高祖刘邦饮菊花酒的故事。从汉文化对楚文化存在着直接的继承关系来看，楚文化专家认为，“刘邦饮菊花酒和向北斗求寿，无疑应是先秦楚国九月九的节日习俗”。
总之，楚文化为九九重阳节从零散的、多主题的、无固定日期的节令习俗，构建成为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作出了非常积极的贡献，使中国重阳文化显现出十分鲜明的荆楚文化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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