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13岁的潘玉良被舅舅卖到了芜湖城的怡红院，老鸨看了她一眼说：“狮子鼻，厚嘴唇，太丑了，就是个赔钱的。”
为了换钱还赌债，她舅舅陪着笑说：“当不了头牌，做个烧火丫头也行呀！”一番讨价还价后，老鸨以两担米的价格留下了潘玉良。
潘玉良一岁丧父，八岁丧母，被舅舅卖掉后，她彻底无处可去，无人相依，但在怡红院待的四年里，她依然倔强地不愿认命，逮到机会就逃跑，还狠心地毁自己的容，不惜数次上吊，目的就是拒绝接客。
为了让她听话，老鸨往她的裤裆里放只活猫，扎上裤腿后，命人用棍子抽猫，猫被抽疼了，就在潘玉良的裤裆里乱抓，抓得她双腿血肉模糊，鲜血直流。
后来，老鸨也不强迫她接客了，就让她做艺伎，她不仅学过吹拉弹唱的技艺，还学唱过京戏里的老生。
别看潘玉良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但她悲惨的身世让她自带艺术家的忧郁，她抚出的琵琶曲，能让闻者落泪。
正是这一特质，让一个山一样的男人对长相并不出众的她，一见钟情，这个人就是潘赞化，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的桐城才子。
那时，潘玉良17岁，29岁的潘赞化成为了芜湖新上任的海关监督，当地豪绅为了讨好他，就到怡红院听曲儿取乐。
潘玉良全神贯注地弹唱了一首《卜算子》，她轻抚琵琶，曲调凄怨悲凉，让潘赞化的心上犹如拂过忧伤的风，他很想去温暖这个可怜的人儿。
1913年，在陈独秀先生的见证下，潘玉良跟潘赞化结婚了，有了这个男人的爱护，潘玉良的整个生活都被阳光照亮。
她跟着丈夫去到了上海，有了自己的固定居所，开始了崭新的生活，她就像雏燕迎着最明媚的阳光，学着向更高更远的天空飞翔。
在潘赞化的安排下，潘玉良开始学认字，更因陈独秀先生的慧眼，发现了她绘画的天赋，并怂恿潘赞化让她学画画。
邻居洪野先生更是迫不及待地写信给在外地出差的潘赞化：“我高兴地宣布，我将正式收阁下的夫人为我的学生，并承诺免费教她美术。”
23岁的时候，潘玉良在丈夫和老师的鼓励下，报考了上海美术学院，她从容不迫地完成了考试，洪野都夸她，说她的成绩是最好的。
在发榜的那天，潘玉良找遍名单都没有发现自己的名字，后来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因为自己出身青楼，学校怕影响不好。
好在校长刘海粟以艺术为主，不顾流言，亲自送录取通知书给她，这才有了正规学习的机会，毕业后，潘赞化又把她送去法国深造，与徐悲鸿，邱代明同班。
学成后，潘玉良选择回国，在上海美专西画系，中央大学美术系任教，在教学和研究的同时，她依旧笔耕不辍，不仅办了5次画展，还出版了油画集，成为“西洋画中第一流人物”。
潘玉良能从“雏妓”成长为蜚声海外的女画家，潘赞化功不可没。无论是出于怜悯，信仰还是道义，他对潘玉良的救助和支持都是令人敬佩的。
在潘玉良最孤苦无依的岁月，潘赞化让她有处可去，有人可依，还有了生存的能力，最终能功成名就，潘玉良的坚韧和强大是根基，潘赞化的呵护和宠爱是养分。
在事业鼎盛的时期，恰逢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潘玉良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义卖，并发表了谴责某些“知名人士”不顾同胞，自己隐身的言论。
因此遭到一些无耻之徒的打击报复，他们以“妓女不能玷污象牙之塔”等污言秽语诋毁她，导致潘赞化的原配对她更加不喜。
42岁的潘玉良为了不让丈夫为难，以办画展和参加巴黎“万国博览会”为由，再次远赴欧洲，并定居巴黎。
她来的时机并不凑巧，那时正值欧战前夕，紧张的局势让很多留法的画家都纷纷离开，战争爆发后，潘玉良曾连续四个月没有收到家信和津贴，绘画工具更是难买。
为了能临摹更多大师的作品，潘玉良很少休息，她总是天不亮就到罗浮宫去了，经常画到口干舌燥，腹痛难忍的时候，才啃上一口冷硬的面包。
最困难的时候，她忍饥挨饿，却从不耽误画画，有一次差点失明，幸运的是，在这段最艰难的岁月里，她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二个男人王守义。
王守义早年就来法国勤工俭学，还开了一家中餐厅，他欣赏潘玉良的才，也懂得潘玉良的苦。
不仅在生活上接济潘玉良，还心甘情愿地成为她绘画和雕塑时的助手，帮她四处找颜料和画纸，还自掏腰包为她办画展。
1977年，潘玉良因病离世，没多久，王守义也查出得了绝症将不久于世，他留下遗言要跟潘玉良葬在一起，但不要署名。
家人被他的深情感动，满足了他的遗愿，不仅让他跟潘玉良合葬，还将两人的名字一起可在了同一块墓碑上。
如果说潘赞化是山，给了潘玉良依靠；那么，王守义就是水，温暖滋润了她干涸的心田。
先为雏妓后为妾，潘玉良用坚韧和自爱定义自己的一生，在巴黎她有个“三不”女士的称号：不入外国籍，不恋爱，不和任何画商签合同，做独立的画画人。
潘玉良用自己的倔强和忍耐，诠释了青楼女子仍能自爱，柔弱孤女亦能自立，作为新时代的自由女性又有什么理由看低自己呢？
#妙笔生花创作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