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中间派：托洛茨基（一）—— 序幕：沙皇之死

1881年3月1日，寒冬还没有褪去，大雪仍然覆盖着圣彼得堡的街道。午后时分，街上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这些人没有资本保证能整日躺着在家里温暖的壁炉边，他们总要为这一天的吃食奔波一阵。在叶卡捷琳娜运河的河堤上，向着冬宫的方向快速行进着一辆皇家马车，马车周围有六名哥萨克骑兵保卫着，后面还紧跟着搭乘雪橇的警察局局长。即便见不到车中之人，显而易见的是，车中非富即贵，贫苦的人们也就早早知趣的躲开了。

在街道拐弯的地方有一间不大的杂货店，几天前这里刚刚更换了新的主人。当马车即将通过这里时，店里面匆忙跑出来一位年轻的女人，她直到道沿上才停下脚步，向着街道上不停的挥舞着白色的丝巾。她貌似等到了相约的人，但旁人又根本辨别不出来她到底是在跟谁打招呼。路上的车和人都不多，即便如此，她略显突兀的动作也没有引起行人的注意，并没有谁为她放慢脚步，甚至没人抬头看她一眼，他们都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进入街道拐弯前马车夫就熟练的降低了行驶速度，只有这个车队中所有人的目光都被街边挥动丝巾的女人吸引，车子比平日更慢了些。就在此时，街对面的暗巷里冲出了一个大约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从身上包裹的衣服里掏出了一个罐头似的东西，不同的是上面冒着火星。年轻人将“罐头”用力的投向了马车，火星划过一条弧线后，在马车旁爆炸。两名哥萨克骑兵和一个恰巧过马路的卖面包的小男孩当场死亡，另外还有拉车的三匹马受到了重伤。这时，刚才目光被女人吸引走的保卫人员才将头转向了正确的方向，迅速发现了凶手。他急于逃离现场，不幸滑到了，正是因为有了这点电光火石的时间，保卫骑兵随即将其逮捕。

在突如其来的巨大混乱中，警察局长保持着清醒，他要马车中的重要人物赶紧搭乘自己的雪橇离开现场，但是此人拒绝了局长的安排，执意要先去看看自己护卫的伤情。此时，爱看热闹的群众远远的围拢上来，似乎印证了爱看热闹是人的天性，是不分国籍的。也印证了炸弹比女人更有吸引力。这些人不断的以受伤护卫为中心缩小着包围圈，就在还有三四步的时候，包围圈不再缩小，人群中再次发出了巨大的爆炸声。重要人物终于为自己的执拗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的双腿被彻底炸断。他并没有当场死亡，而是发出了一丝微弱的声音：“救救我！”他随即以最快的速度被送进了医院，即便如此，他并没能延续自己在之前多次暗杀中的幸运，最终因流血过度还是撒手人寰。在他葬礼上，一位农民将自己亲手编织的花环放在了他的胸口，并默念道：“亦如您生前将农民摆在心中的位置一样。”

这位重要人物正是被称为“解放者”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正是他在1861年废除了农奴制度，为俄国打开了自由化和现代化的大门。就在今天，他原本也是要准备签署法令，宣布改组国家委员会，启动俄国君主立宪的改革，但这一切都没有了然后，所有的改革都停止在了炸弹响起的这一刻。俄国刚被推开了一条缝隙的改革之门，被彻底关上了。在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37年后，革命爆发，罗曼诺夫王朝被推翻，俄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纪元。

皇权社会中，高高在上的皇帝远没有想象中的安逸，他们所从事的估计是其统治的国家里意外死亡率最高的职业，尤其是如果当他还想要做一些创造性的改变。所以在欧洲历史中被绞死的国王比比皆是，因为他们都站在第一线，亲手主导了这样或者那样的改革。相比之下，中国的皇帝就显得要聪明的多，所有他们想要的改革，都会在朝廷上找到一个“白手套”的大臣，放手让他去搞，自己的安全系数就要高很多了。成了皆大欢喜，败了推出去宰了，以平息众怒。所以在中国历史中多以“清君侧”见长。

当时的俄国社会中，只有贵族和农民两个主要阶级。所谓的资产阶级，也就是城市中产还处于早期的萌芽之中。他们没有社会渊源，没有传统，纯粹是一小部分农民从农村中分离出来，所形成的进城务工的产业工人阶级。此时的工人阶级还很弱小，他们没有自信也没有势力，但在以后得时间里，他们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最终成为了革命的主力军。这一点连工人阶级自己估计都没想到，当然，他们最终能主导胜利，是和组织的领导分不开的。

同时，当时的俄国，只有国家和教会有全国性组织，但这二者只会压制社会不满，绝不会替社会发声。无论是贵族还是农民，更不用说工人阶级，他们都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因此他们对皇位都不构成威胁。他们的幸福只能寄希望于君主的慈爱，有朝一日君主能看到他们的冤屈，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那时的沙皇被人们称为“慈父”。而一旦他们忍无可忍失去耐心也没盼来君主的青眼，他们都会不约而同的选择最后一招，用暴力刺杀君主，宰了他再换一个。

亚历山大二世之所以会死，并不是因为他开始了改革，而是因为他的改革激怒了社会的每个阶级。这并不是一次聪明的改革，因为所有人都不念他的好，这才是症结所在。再好的改革，如果没有任何一个受益方，最终肯定是难以为继，没人会为它推波助澜；再烂的改革，如果有人能从中得利，他们都会乐此不疲的为之摇旗呐喊。

亚历山大二世废除了农奴制本来就是彪炳史册的，可悲的是历史书并非生死簿，上了史书一样会死。在贵族的看来，沙皇剥夺了他们对农民的封建统治，断了他们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财路；在农民看来，这场并不彻底的改革，真正解放出来的只是少数农民，大部分农民名义上得到了土地之后，由于他们过于穷苦，毫无积累，无法购入充足的生产资料，从而不得不把许多土地又卖回给贵族。虽然看着是转了一个圈，但是在农民中已经激起了对土地的渴望，这种被唤醒的深藏于内心深处的渴望，在之后半个多世纪中强烈的震撼着俄国大地。

除了这几个明显的阶级，经过开明启蒙的俄国还存在着一小撮人，他们都是些有知识但没有进入官员序列中的人，我们姑且称其为知识分子集团吧。这些人对沙皇的不满似乎和农民有着某些相似，都是因为沙皇先激起了他们期望，又让希望落空。农民的希望是土地，知识分子的希望是自由。亚历山大二世在教育和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改革，并不如农奴制改革般激进。1860年，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落成开放，1866年，莫斯科音乐学院落成，成了泽被后世的成就。沙皇只是给知识分子披上了自由的外衣，但拒绝给他们真正的自由，全国的精神生活仍在警察和圣教公会的监控之下，知识分子感觉被玩弄了。

知识分子想要反抗，碍于数量实在太少了，但他们似乎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倔强精神，他们长于语言表达，辅之以其拥有的知识，他们便可以不断的对社会进行“宣传和教育”，可以给全体人民分析国家的种种罪恶。当然，也是只有在一个人民敢怒不敢言的国家里，他们这样一个如此之小的集团的形象才会变得如此高大。也正是这一抹底色，让整个19世纪70年代成了知识分子以特有方式反抗的时代。

世上本没有路，先驱走过的地方就成了路。这个时代的他们注定成为时代先驱，因为彼时的俄国社会没有一个阶级支持他们。他们用了十年时间逐渐发现自己其实是这个社会的孤儿，他们只有丢掉一些幻想也只是为了拾起另一些幻想。

起初，他们幻想自己是农民的代言人，把自己对自由的渴望同农民对土地的渴望结合起来，把自己的革命组织称为“土地和自由社”。他们试图推动农民行动起来，像巴枯宁那样竭力鼓动农民反对沙皇。但事实上，这些所谓的结合都是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归根结底，此时俄国的农民仍然相信沙皇，所以他们会以冷漠、怀疑，甚至是敌意，去对待知识分子启发和鼓动他们的话。

此路不通，及时掉头。知识分子开始调整自己的思路，把革命的方式从鼓动向着密谋策划转变。而这种密谋策划的方式想要成功，必然需要一个严格保密、联系紧密、纪律严明的强有力的领导组织。1878年1月，青年妇女维拉·查苏利奇开枪刺杀彼得堡宪兵头子，以抗议他对犯人的虐待和侮辱。在受审时，她揭露了当局的可怕罪行，这甚至让陪审团十分震惊，从而宣告她无罪。这位年轻妇女的行为深深影响了本文的主人公，当然也给当时密谋策划分子指出了一条路。1879年，“土地和自由社”由于是否使用暴力的不同意见而分裂了。其中一部分排斥暴力的人，成立了“土地平分社”。这个团体中最有名的人物是普列汉诺夫，他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在1882年当他收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1882年俄文版序言》以后，把《宣言》印了出来。俄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从这个团体中产生的。另外一派相信必须坚定的从事恐怖活动直到推翻专制统治为止，他们成了一个新团体：民意社。这帮人在短短的时间里，连续策划发起了多次震惊全国的恐怖事件，其中包括多次对沙皇的刺杀。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在1881年成功的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确实是死了，可是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年里，俄国的土地上诞生了许多人，有些人后来成为了俄国革命的著名领导人。列宁、捷尔任斯基、斯大林，当然也包括本文的主人公托洛茨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