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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从成立开始，国军的军衔就很混乱，出现了一个令世人啼笑皆非的现象。 就是被民间笑话的“少将多如毛，中将到处有”的可笑状况。 那这种现象是怎么出现的呢？ 又为什么说“中将到处有”呢？  乱之初起大家也知道，民国的建立是各种势力互相妥协的产物。 南方政府、北洋军政府都拥兵自重。 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张作霖均当过“大元帅”。 不管谁当“大元帅”，他们为了拉拢人，都大量授予手下军官高阶军衔，造成将军满天飞的局面。 老蒋也好不到哪里去，1927年发动反革命政变时，为了拉拢杜月笙，许以其少将参议，又在1929年给了杜中将军衔。  国民党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后，1931年4月颁布《陆军军官佐及士兵等级表》。 想得很好，但现实却很糟糕。 因为没有专门的机构授权军衔，演变成了只要有话语权的部门和军政长官都可以授予。 “前有车后有辙”。1932年，马步芳给12岁的儿子要上校军衔，中央政府居然批准同意。 前有青帮少将，后有12岁国军上校。可见，国军军衔一直跳不出“拉郎配”这个角色。 最后搞得老蒋也弄不清有多少将军，也无人可以给他说清楚。  为此他多次说“国军的兵是打不过列强的，但我们的将军是他们的几倍了”“军官的水平很差，德不配位”等话。 1934年7月到1935年1月，国民政府重敲锣鼓新开张，制定了新军衔等级表。 1935年3月正式颁布，把军衔分为正式军衔和职务军衔。 正式军衔代表社会级别待遇，即我们所说的“县团级”之类社会待遇。离开部队享有和县长同等待遇。 职务军衔顾名思义就是说在军队里有了某级别的职务所能享受的待遇，不在其位置就没有该位置的福利待遇。  两者的区别：授予的渠道不同，正式军衔是国民政府签发，同时在官方报纸登报，委任状里只注明军种、军衔。其含金量远高于职务军衔。 职务军衔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签发，不用登报，委任状里需要说明部队番号和职务。 正式军衔把军衔分成6等18级。 6等是将官、校官、尉官、准尉、军士、士兵。 18级是将官3级，校官3级，尉官3级，士官3级，士兵3级。 规定特级上将编额1人，一级上将编额9人，二级上将编额20人。 中将和少将没有人数限制，这也为后期将官混乱埋了伏笔。  前面颁布的《等级表》使许多有功的中将无法晋升，又颁布《陆军中将加衔暂行条例》规定中将可以加上将了，这是国军独有的军衔。其享有待遇比中将高，是中将和二级上将之间的过渡。 在抗战时期，被授衔中将加上将编额30余人。 只有现役上将缺额后，从中将加上将晋升补缺。严格控制上将的总数，不许超编。 还规定了正式军衔级别晋升的时限。  职务军衔是按照职务划定。 当时国军常设最高编制是师级单位，又由于应付日军的侵袭组建军级单位。 故军长被赋权中将加上将，师长被赋权中将，旅长被赋权少将，团长被赋权上校。 更大的指挥体系---如路军总指挥兼省主席被赋权二级上将，军事委员会委员被赋权一级上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被赋权特级上将。  这样子，不管是正式军衔和职务军衔里，老蒋都是特级上将，其他各派系大佬也给了上将。 如桂系的李宗仁、东北军的张学良、粤系的陈济堂、西北军的冯玉祥等9人授衔一级上将。 而龙云、刘湘、白崇禧、杨虎城、傅作义、何健等20人授衔二级上将。 张发奎、余汉谋、张治中、钱大钧、陈诚、卫立煌、马鸿逵等47人授衔中将加上将。  然而，国军庞杂，数量很多，征战频频，常常无法做到官职一致。 军事委员会于1935年12月6日下发了中校以上各军职一律改为两阶。即军长改被赋权上（中）将、师长改被赋权中（少）将、旅长改被赋权少将（上校）、团长改被赋权上（中）校。 国军任职方式有实任、署任、兼任、代理几种。 如果按照此规定执行，国军对军官的任职是非常严苛的。  乱象交缠“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很骨感”。1937年全面抗战打响。“全国不分老幼，不分南北，均要守土抗战。” 在这种大环境下，中国所有军队都是国军序列，都受国民政府直辖。红军也在其中。 老蒋为了显示他的胸襟，也为了让全国人民看到他的抗日决心。特于1937年授衔八路军和新四军中31人将军军衔。 随着战事的扩大，中国军队的人数也跟着过大。 国军原有的指挥体系太单薄，缺少了好几层管理，已经不适应战事需求。  改为军委管辖行营，行营管辖战区，战区管辖集团军，军管辖师，师下辖旅，依次递进，直到班。 这么改是由于中国军人的军事素养差、装备差，往往十倍人、几十倍的人打日寇，却被打败。只有不断扩军，用更大的牺牲阻挡日军。 国军在1935时是170万左右，而到了1945年已经有500万之多。这还不包括为国牺牲、失踪的400万人。 为适应抗战1939年4月4日，民国军委颁布《战时任官暂行办法》。 规定抗战期间正式军衔和职务军衔暂不相符合，正式军衔低于职务军衔一阶为正常状态。  战斗部队各阶级将官任停期时间缩短。 抗战是残酷的，但也极大地锻炼了军队的素养，军官的指挥水平。 到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共授予杨杰、关麟征等470余人正式中将军衔。 授予杜聿明、黄维等1900余人正式少将军衔。 部队不停地和日寇作战，还有大量的游击队神出鬼没，正式军衔制无法满足战时要求。 因为正式军衔的流程繁琐，从低阶晋升到高阶的时间也较长。 这时职务军衔的好处就凸显了出来。 审批流程又简单，对军官的要求也低。比较容易得到。 有了方便的一面，也就有了不太好现象。 由于其军衔式样和正式军衔式样一模一样。 军官喜欢佩戴职务军衔，不爱佩戴正式军衔。 为此，老蒋很是恼火。 他在1945年5月22日，对国军代表讲话，重申军阶重要性，对军衔混乱的现象严加批评 “我曾经告诫过一些将领，要他们佩戴正式军衔，全部军人都应该这样去做嘛。 须知军衔代表军阶，也代表国家名器。我们必须特别尊重。 而实际我们军人的名器滥透了，一点也没有对它的尊重和重视。 经常口袋里装几副军衔，根据场合随意更换。” 越剪越乱其实，这种混乱的现象已经屡禁不止了。 如第十战区司令官胡宗南是中将军衔，而他所辖集团军总司令也是中将军衔，集团军下属军长中将军衔，军下属的师长中将军衔，甚至第一旅的旅长也是中将军衔。 更气闷的是，好几个集团军司令军衔比他还高，像潘华文、邓锡侯、马鸿逵、马步芳等都是上将军衔。 这不是个别现象，大量的军官直到1945年才被授予少将军衔，如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十八军军长胡琏，军统局副局长戴笠等等。 这让他们在之前的工作时，很不方便。 比如戴笠就不是将官，却带领着十几万人。于是他要不就不穿军服，只要穿就擅自佩戴中将军衔。 廖耀湘、胡琏也是如此，穿着上校军服去和其他将官打招呼，明显不合适。于是大家都不约同的穿高阶职务军衔的军服了。 老蒋自己也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人，一面强调正式军衔是国家名器，一面又为了他的门生宋希濂打破这套制度的公平。 他于1935年授予宋希濂上将职务军衔，于第二年违反军衔任职制度，授予宋中将正式军衔。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你老蒋都这样干了，下面的军官只是“东施效颦”罢了。 军官们除了少数老蒋看中的亲信，还奉行他的话。 其余人已经开始打着算盘找升官发财的路了。 许多后方的军官先花钱搞定上司，弄来职务军衔，再在职务上大捞特捞，把油水刮干净，不然绝不放手。 等到了任职期满，又因为早把方方面面的关系打点到了，自然可以得到高阶正式军衔。 以此类推，循环往复。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本是驻守河南的汤恩伯因为吃相太难看，被称为“水旱黄汤”。 不仅被日寇打败，也被百姓痛恨、追杀。 在老蒋那里，却只是被吓了一下。后于1946年被授予中将加上将正式军衔。 像这样子的事，不是一两件。 老蒋为了抗战所杀的心腹，不及他在抗战时杀的爱国同胞的万分之一。 一个政府从根子里烂掉了，再做任何表面功夫都没有用的。 而在前线作战的官佐因上级没有对其的工作业绩进行统计，评分。 到了该晋升的时间无法拿出必要的分数，丧失晋级的机会。 或者因为长官出错，因不成文的规定，当年无法晋升。 种种情况，正式军衔的道路极为狭窄和崎岖。 但由于上将及中将加上将是老蒋的面子工程，无法打破。 大家退而求其次，就都在中将和少将这里扎堆吧。 从1948年开始，到国民党全面败退台湾时，民国军委内忧外困，又拿不出好东西，只有玩军衔了，届时光中将就有900多位，少将多到无人统计了。 有这支吃相难看的中将带的部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可以想到国军是必败无疑的。 解放战争时，出现了只有国军才有的乱象。 那就是国军的俘虏里出现了大量的中将，而且名副其实。 国军人数众多，体系庞杂。为了维持运转，军需处长都挂了少将职务军衔。 更遑论许多晋升不上去的旅长、师长、军长、副司令以及和他们相同地位的其他军职人员，都是背着中将军衔被俘虏。据统计被我军俘虏的国军中将有177位之多。 到了1949年以后，为了拉拢在大陆的“反共义士”们，委任状上的中将军衔更是不值钱了。 “少将满地跑，中将到处有”，中将是彻底地被老蒋给用烂了啊！ 参考文献： 《关于我军军衔制的历史，你了解多少？》中国军网 网址：http://ww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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