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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是我国军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这年7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以下通称《条例》）正式落实，标志着已经取消了20余年的军衔制正式恢复。 不过，与1955年军衔制首次确立时不同，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这次却直接下令取消了象征军人至高荣誉的元帅和大将军衔，这顿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论。 有的将领表示应该继承之前的制度，保留这两大军衔，他们觉得这是对新时期杰出将领的一种激励，但直到最后，邓小平还是发布了这个命令。
那邓小平为何要这样做呢？军衔制的恢复又有着怎样的考量？这还要从新中国首次实施军衔制时开始讲起。 旧军衔制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前，解放军部队没有明确的军衔制度，而随着人数的增加，就暴露出了一些管理不规范、上下级联系不便的问题，于是，建国初期，中央便开始酝酿建立新的军衔制度。 在经过长期的准备以后，1955年秋，军衔制首次在解放军中落实，之后的授衔仪式上，中央军委共授予朱德、彭德怀等10人元帅军衔，粟裕、徐海东等10人大将军衔，此外，还有55名上将、175名中将、802名少将，军衔成为了军人荣誉的象征。
军衔制的首次确立在当时是为了解决部队中存在的问题，是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的，然而，随着环境的变化，旧的军衔制度也暴露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军官的实际军衔偏低。 在长达20余年的革命战争中，我军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将领，随着部队人数的急剧增加，这些将领们的职务也不断提高，可由此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比如说，在当时的很多部队中，担任军长的有很多人都是少将军衔，而担任师长的有很多是大校军衔，这显然不符合国际上的一般标准，按照惯例，一般当军长的军衔至少也是中将。
不仅如此，少将以上的军衔，在军衔制颁发后的十年时间里居然没有出现过变动，也就是说，有些能力突出的将领虽然已经担任了更高的职务，却还是保留着原有的军衔。 除此之外，随着部队人数的扩编，有些职务出现了一职多衔的情况，也就是说担任军长的既有少将也有中将，使得在执行联合任务时，命令传达不通畅。 由于将领担任高的职务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军衔，因而难免在任职期间产生落差，这对大家的积极性也是一个打击。 第二个问题就在于军衔在对应军人待遇方面的作用也被大大弱化，这同样使得军衔在将领心中的地位降低。
第三个问题同样不容忽视，那就是旧军衔的识别功能在官兵平等观念的影响下，变得微乎其微。 我们知道军衔往往被看作军人的荣誉象征，将领的身份也通过军衔体现出来，而在当时解放军的部队里，将领平时着常服时只佩带军衔领章和解放帽，肩章和军官大檐帽只是在节日、集会、出国和外事活动时佩戴，这就导致普通士兵往往很难辨别将领的职务所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加上中美关系的对峙，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发展环境，于是，部队数量不得不迅速增加。
因而上面的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为了维护团结、保持我军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1964年，贺龙元帅正式就军衔制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向毛主席作了报告。 军衔制的取消只是，这次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影响，中央直接在1965年下令取消了军衔制度，一夜之间，数百万解放军部队同时换成了“一颗红星，两面红旗”的帽徽领章。 当初建立军衔制的初衷是为了统一管理、促进人民军队的正规化建设，这一下子被取消了，原来的问题是没有了，可新的问题就随着接踵而来。
1965年以后，由于军衔制的取消，战士们要区分出干部和普通士兵只能通过衣服口袋的数量，按照要求干部有四个兜，战士有两个，但干部和干部之间的区分就变得很是模糊。 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官兵平等的观念，可在具体战斗中很容易出现这样那样的麻烦。 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在一次作战行动中，几支不同的部队挤在了一条公路上，谁也无法前进，给部队的整体行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这时，在场职务最高的师长站了出来，他站在一辆坦克上高喊：“我是师长，全部听我的，现在坦克一律靠左，卡车往右。”
然而，过了几分钟，各部队仍没有作出反应，因为仅从他的穿着上，谁也无法辨认他就是师长，像这种因为没有军衔而导致的指挥混乱还出现过很多次，这给部队的作战带来了很大的阻碍。 不仅是军事领域，军衔制的取消还给军队干部的外交活动造成了影响。 1980年，总后勤部副部长胥光义率领解放军后勤代表团对美国进行了考察，考虑到他的职务，按照国际交往的对等原则，美方派了一位四星上将全程陪同，胥光义在美的所有待遇都是按照上将的标准安排的。 然而，实际上他在取消军衔制之前只是一个少将，也就是说，是美方“照顾我们了”。
如果说这个例子还没有造成太大影响的话，之后不久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的萧克在出国访问时就因军衔问题造成了很多的不便。 陪同萧克出访的军事学院副教育长贾若瑜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记忆犹新地说道： “到伊朗人家接待我们时，就问我方人员，萧克将军算什么衔，属于哪个等级，我们不好回答。到巴基斯坦也是一样。我们出去同外国军队接触的时候，对方在迎接我们代表团时，双方都感到军衔是影响交往合作的一个大问题。” 改革开放后，面对着这一日益突出的问题，中央军委意识到只用原来的军衔制不符合部队发展的要求，可一味地取消同样不利于部队的现代化建设，于是，怎样恢复和发展军衔制就成了摆在众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1979年11月，解放军总政治部经过充分地考虑，正式向中央军委提交了《关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在这次报告里，首次以文字形式提出了“恢复军衔制”的建议。 邓小平对此非常重视，他深知国家经济的平稳发展离不开一支现代化的人民军队，而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就在于军队制度的现代化，其中，军衔制不可或缺。 于是，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表示：“军队还是要搞军衔制，搞不搞军衔制，也是组织路线问题。” 有了邓小平的表态，军衔制的恢复工作正式提上议程，为了统筹安排，1983年5月，中央军委专门成立了“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为军衔制的恢复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然而，任何问题的解决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筹备恢复军衔制的过程中，同样遇到了一些问题。 军衔制的恢复与发展首先就是对于旧的军衔制的继承程度问题，既然是恢复，就难免要吸取旧的军衔制的优点所在，并且努力去除其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制定具有发展性的举措。 前文提到，旧的军衔制主要有三大问题，分别是军衔与职务不匹配、军衔与待遇不匹配、军衔的识别功能被弱化。 通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三点问题产生的原因归于一点就是部队规模的庞大导致军衔制度在实行起来没有想象中那般合于常态，因此，要实现对旧的军衔制的扬弃，首先一点就是裁军。
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其实，早在恢复军衔制的提议出来之前，他就意识到了部队的臃肿状态，随着我国把战略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国际环境的改善，缩减军队规模就成了应有之义。 于是，在筹备恢复军衔制的同时，百万大裁军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展开。 而在强化军衔制的作用方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同样做出了安排，包括建立新的军衔等级、新的军衔与待遇匹配制度、预备役军衔制度以及文职干部军衔制度。 在这些所有的改革中，最引人关注的还是军衔等级制度的安排。
按照《条例》中的规定，新的军衔制不同于1955年实行的四等十四级，而是精简为了三等十一级，包括将官四级，分别为一级上将（没有授予，后被取消）、上将、中将、少将，校官四级，分别为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三级，分别为上尉、中尉、少尉。 这一改革顿时引起了部队中一些将领的热议，因为里面取消了元帅和大将军衔，这显然是一大创举，那邓小平为何要这样做呢？ 原来，邓小平首先考虑到当时绝大多数军官都是在和平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无法做出超越以前革命先辈的功绩，因而取消这两个军衔符合部队发展的要求。 其次，在部队进行过百万裁军以后，各类编制已大大精简，因而关于军衔的安排也要简单一些，事实上，《条例》中规定的一级上将，邓小平完全有资格获得，但为了军队的发展，他还是果断推辞了。
邓小平不止一次地公开表示：“和平时期，军衔设到上将为止。” 那这会不会打压部队高级将领的积极性呢？当然不会。 因为邓小平还对军衔制作了补充，专门提出了“军职以上，一职多衔”，而这里的一职多衔和旧军衔制的一职多衔有着根本的区别。 原来，在恢复军衔制的提议出现的时候，军队中就有不少的年轻将领希望能向西方军队的标准看齐，做到同职同衔，诚然，这对保持部队的系统性有一定的作用，但却也压制了年轻将领的发挥空间。
为了提高广大将领的整体能力，邓小平才决定实行新的一职多衔制，即在军职干部以上，每个职务都可以有多个军衔的将领担任，这样一些年轻的干部虽然军衔低了些，也能有着较高的职务，有利于培养新时代的杰出军事将领。 原来，在1955年授衔前，由于受到苏联的“妇女干部不宜大量留在军队工作”偏见的影响，组织上对在军队工作的数万名女性做了离队处理，而授予将官的也只有李贞少将一人。 这显然不符合部队发展的需要，因为在某些特定的兵种，女兵往往能发挥比男兵更大的作用，所以，在正式恢复军衔制后的第一年，就有大批的女军官出现在了军营，其中被授予将官的更是增加到了5位。 最终，经过反复地摸索和讨论，1988年建党节这天，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并以国家主席令公布实施，人民解放军新的军衔制正式诞生。 1988年9月14日，上将授衔仪式在中南海隆重举行，军委主席邓小平、副主席杨尚昆出席仪式，洪学智、秦基伟等17人被授予上将军衔，由此拉开了新军衔制授衔的序幕。
在1988年的授衔仪式中，全军共授予将官军衔1452人、校官军衔18万人、尉官军衔40.5万人，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所有军官的平均年龄要比上次年轻许多。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在他们的带领下，新时期的人民军队必将朝着更加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必将成为一支保家卫国、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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