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起源：神经战

​第十章　神经战

在国际事务中，英波同盟是一个革命性事件。仅仅在三年前，英法两国缔结同盟，英国人对欧洲大陆上的一个大国承担了和平时期的第一项义务。当时，他们强调这种同盟关系必须是独一无二不可为再的，而且严格地限制于西欧的防御目的。现在，英国和远在东欧的一个国家突然结成同盟，而几乎就在结盟的前一天，他们还认为这个国家并不值得一个英国掷弹兵为它捐躯。其它大国的政策也围着这个令人震惊的新的事件在转。德国人计划拆散英波同盟，俄国人图谋利用它。法国和意大利担心自己被牵连进去，想寻求一条退路而无结果。欧洲呈现着一片外交活动的繁忙景象；伦敦则是活动的中心。英国的政策已在不经意间使但泽成为1939年的决定性的问题，正如1938年，英国经过更多的深思熟虑之后，把苏台德德意志人问题搞成决定性的问题一样。不过有这样一个区别。苏台德德意志的问题是向捷克人和法国人提出的，是他们被迫做出让步，不然就面临战争的危险。1939年，是英国人自身处在问题之中，面临着或是抵抗或是调解的抉择。英国的内阁大臣们宁可选择第二条路。他们仍然是曾对慕尼黑协定感到欢欣鼓舞的和平人士。想到战争的前景，他们仍然感到憎恶，仍然希望用谈判的办法找到出路。而且，由于日本在远东的压力日益增大，他们也愈来愈想抛弃欧洲。此外，在但泽问题上决定态度时，英国人的根据尤其脆弱。但泽是德国最有理由感到不满的问题：这个城市的人口全部是德意志人，他们显然希望回归德国，希特勒本人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束缚住。解决办法也似乎特别容易。哈利法克斯不惮其烦地建议在保证波兰贸易的同时让但泽回到德国的统治之下。

希特勒也想这样。消灭波兰本不是他原定方案的一部分。相反地，他曾希望解决但泽问题，以便德国和波兰能够保持友好关系。那么，波兰的固执态度是使欧洲不能得到和平的唯一障碍吗？决不是。但泽问题本来可以在不引起国际关系任何剧变的情况下得到解决。现在，它已经成了波兰独立的象征；而且，由于英波建立了同盟，也成了英国独立的象征。希特勒不再希望只是满足德意志的民族愿望或是使但泽居民感到满意。他的目的是要表明他已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英国人和波兰人身上。英波两国方面不得不拒绝他的这种示威。所有各方面的目的都在于通过谈判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但只有在一次神经战中获胜以后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当然，现在还有另一种解释。有些当事者，或是所有的当事者可能在故意地推动战争。几乎没有人相信波兰在这样做；即使在德国，现在也很少有人相信英国人在计划“包围”德国，以便把凡尔赛“奴役”重新加在德国人身上。然而，很多人相信希特勒是现代的阿提拉，为了毁灭而热衷于毁灭。因此集中全力发动战争，毫不考虑政策问题。对这样一些武断的意见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希特勒是个异常的人物；他们可能说得对。但是对他的政策可以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而历史正是建立在这些合乎情理的解释上面。在非理性之中寻求庇护无疑要容易一些。战争的罪责可以加在希特勒的民粹主义上，而不是欧洲政治家的过错和失误上——这些过错和失误，他们的公众也有。可是在历史的形成中，人类的过失往往比人类的邪恶起的作用要大。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对立的教条，即使仅仅作为一种学术上的操练，它也是值得发扬的。当然，希特勒的性格和习惯起了作用。要他威胁别人容易，要他与人和解则难。这决不是说他预见到或是有意筹划他在1942年似乎达成的对欧洲的统治。所有政治家的目标都是取胜。胜利的规模往往连他们自己也感到惊讶。

对德国在1939年故意发动战争的行为已经找到了一些合乎情理的原因。其中之一是经济原因，另一种教条，这一次带有粗糙的马克思主义的色彩。据说工业的恢复给德国带来了生产过剩的危机。面对其它大国的关税壁垒，德国必须征服新的市场，否则就会胀破了。这个说法没有多少事实根据。德国的问题是信用膨胀，不是生产过剩，沙赫特在1938年辞职时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政府发行的纸币太多，但没有足够的生产力来吸收它。生产在鞭打下向前发展，不是由于生产过剩而造成窒息。战争爆发以后，德国为了战争机器对它的征服地——远远不是提供市场——进行了贪婪的剥削。在战争结束的时候，除了匈牙利之外，每一个卫星国在柏林都有一大笔存款金额——就是说，德国人拿走的多，出口的少。尽管如此，德国的军备生产在1940年削减了一次，1941年又削减一次，压力太大了。因此，经济论点是不利于战争的，而不是支持战争的。或者说，这种论点充其量也只能说是自我消费。德国需要战利品只是为了更加成功地发动战争。

德国军备本身是德国要发动战争的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在军备方面，德国已经超过其它大国；这种领先地位将会逐渐失去。希特勒本人使用过这种论点，但只是在1939年夏季他已经专心致志于战争的时候；而这个论点也不比下面提到的他的另一个论点更加当真，即：他想把仗打完是为了自己能致力于艺术创作。希特勒先前曾经比较真实地断言，德国的优势将在1943到1945年之间达到最高峰；像所有这一类数字一样，这些数字真正的意思是“今年，明年，有一天，……。最有资格作出判断的德国将领们，一直以技术性理由反对在1939年打仗；愈是有资格作出判断的人，反对得也愈坚决。希特勒不否认他们提出的理由，他认为这是毫不相干的，因此没有接受。他想不通过战争取得成功，或者，至多只通过一次与外交简直没有什么区别的、有名无实的战争。他不是规划一次大战；因此，德国没有进行大战的装备也无关紧要。希特勒的技术顾问们极力劝说他从事“深度重整军备”，他审慎地拒绝了。他没有兴趣准备一次对付那几个大国的长期战争。他反而选择了“宽度重整军备”——一支没有后备军的前线部队，只适合于一次快速攻击。在希特勒的指示下，德国准备赢得一场神经战——这是希特勒理解的、也是喜爱的唯一的战争；德国并不准备征服欧洲。从严格的防御观点来看，大不列颠和法国已经安全无虞。随着岁月的消逝，它们还会变得更加安全。但是德国可以立刻出击的优势仍然保持不变。不会由于时间的推移而损失什么；在外交方面可能还会有许多收获。我们在考虑德国军备问题的时候回避了希特勒的心理这个神秘领域，在事实范围内找出答案。答案是明确的。1939年德国的军备状况确实证明希特勒不打算发动全面战争，也许他根本就不想打仗。

为什么德国在1939年就可能已经在图谋战争，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理由。世界均势在朝着不利于德国的方向发展，与其说是在眼前的军备水平上，不如说是在于经济力量的储备，德国的经济力量比英国或法国都强——比英法两国加起来也要稍强一筹。英国仍位于大国之列，法国则几乎降到二等国家的地位。这种力量的对比会不断地对德国有利。如果考虑到世界其它国家的话，情况就不同了。美国的经济资源比这三个欧洲大国合在一起还要强大，它的领先地位还在日益巩固。如果希特勒计划联合欧洲防止“美国的威胁”，那本来是有道理的。他没有这么做。出于某些难以理解的原因——也许是一个乡土之见的奥地利人的顽固不化吧——在经济方面或在政治方面，他从未认真对待过美国。他认为，美国也像西方大国那样，被民主腐蚀了，罗斯福道义性的规劝又加深了他对美国的蔑视。他似乎无法想象这些规劝会在任何时候变成物质力量；他没有意识到，1941年12月他对美国宣战，是给德国招致了一个难以对付的敌人。

另一方面，苏俄的经济发展却使希特勒感到烦扰。那确实令人震惊。在1929年到1939年的10年中，德国的制造业生产增加了27％，英国增加了17％，苏俄增加了400％；这个过程还只是在开始。到了1938年；苏俄就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大国。她还大有发展余地：人口仍然贫乏，资源几乎尚未开发。但是如果德国不愿相形见绌，她的时间就不多了。如果她想占领苏联的乌克兰，时间就更少了。此时此刻要是说，希特勒计划对苏俄发动一次大战，也还说得通。可是，尽管他常常谈论这样一次战争，却没有进行过筹划。德国的军备并非立意要进行这样的战争。希特勒提出的宽度重整军备，不过是打算加强外交神经战罢了。即使德国将领们想要实行的深度重整军备也只会把德国装备起来在西线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精疲力尽的战争，就像第一次大战期间打的仗那样。德国人在1941年6月对苏俄开战的时候，他们不得不临时拼凑，加紧准备；他们没有在战争中赢得快速的、决定性的胜利，主要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为这种性质的战争准备运输工具。最后，就很难说希特勒是否认真对待对苏俄战争的方案了，或者它是否是希特勒希望用来麻醉西方政治家的一种吸引人的幻想。如果他认真对待对苏作战方案的话，这就使1939年的实际战争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费解——那不是对苏俄的战争，而是对西方大国的战争，而且德国和苏俄几乎就要建立同盟了。或者更确切地说，过去那种简单的解释重新说明了问题。1939年的战争决不是预谋，它是个错误，是权力在外交的慌乱中酿成大错的结果。

希特勒对1939年4月到8月的外交进程没有出多少力气。像以往一样，他甘愿从事准备，并且等待时机，相信有朝一日困难会在他面前消除。捷克危机的实例总是萦绕在他心头。在这个危机中，他面对着一支强有力的捷克军队以及显然是牢固的法捷联盟。结果法国让步了，捷克也屈服了。在波兰问题上也会发生同样情况。他谈到西方政治家的时候说：“我们的对手是些可怜的家伙(小爬虫)。我在慕尼黑看到过他们。”他不再为法国人而自寻烦恼。他知道尽管法国人会成为战争道路上的障碍，但他们总是会追随英国人的。这一次英国必须直截了当地作出决定，希特勒料想他们会决定作出让步。他也以为波兰会不战而让步吗？这就比较难说了。4月3日，德国武装部队接到命令，在9月1日以后将随时准备进攻波兰，他们同时还接获一项保证：只有在波兰孤立的情况下才会向它发动进攻——5月23日，希特勒以更加急切的形式重复了这项保证。不论希特勒是计划用战争还是用威胁来达到他的目的，这些准备都是必要的。我们从中看不到他的真正意图：可能他本人还没有作出决定。神经战是够他进行下去的。在这点上，希特勒明确地拟定了挑战计划。4月28日，他废除了德国1934年与波兰签订的互不侵略条约以及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定。同一天，他在国会发表讲话，陈述了他对波兰提出的建议，并且对波兰的挑衅加以痛斥，他说：德国人希望用自由协商的方法解决但泽问题，波兰人的答复是诉诸武力。他愿意达成一项新的协定，但只有在波兰人改变态度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那就是说，如果他们在但泽问题上作出让步，并且放弃他们与大不列颠的联盟。希特勒用迥然不同的言辞谈到英国人：赞美英帝国是“整个人类的经济与文化生活中一个不可估量的价值因素”；他否认了摧毁英国这一想法，认为“这只不过是人类不负责任的破坏性的发泄罢了”；他热烈期待在英国人恢复理智的时候，两国能达成新的协定。在这点上，代价也是一样的：在但泽问题上作出让步，同时放弃与波兰的盟约。希特勒这样提出他的条件以后便保持缄默。各国大使无法会见他，连里宾特洛甫也难以见到。在战争爆发以前，德国和波兰没有进一步的外交接触，在8月中旬以前，和大不列颠也没有直接的外交往来。

因此，英国人要作出决策；更确切地说，是英波同盟支配他们这么做的。英国人即使想逃避也逃避不了。他们不仅是本国舆论的囚徒，而且认识到，如果退却，他们只会回到过去所处的困境中去。他们愿意、甚至急于在但泽问题上作出让步；但唯一的条件是，希特勒从此能安分守己。而希特勒只有无条件地收回但泽才会满足。波兰人则无论如何也寸步不让。英国人后来才发现，关于但泽，贝克“相当不坦率”；他曾经给他们一种印象，似乎没有什么迫在眉睫的问题，事实上，当时希特勒已经在坚持他的要求。英国人以此为借口，要求贝克今后向他们提供较多的消息；并且还提醒他，只有“在波兰的独立'显然’受到威胁，波兰政府决定进行抵抗的时候，英国的保证才会生效。” [ 注：哈利法克斯致肯纳德，1939年5月3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8辑，第5卷，第346号。 ] 这是在谨慎地暗示，大不列颠没有在但泽维持现状的问题上承担义务。贝克则顽固不化，他说：“但泽问题不会成为交战理由，除非德国在那里采取强硬措施。 [ 注：肯纳德致哈利法克斯，1939年5月4日。同上，第355号。 ] ——按照英国人的观点，这不是个令人愉快的前景。事实上，因为害怕发生争吵，哪一方也不敢公开讨论但泽问题，因此他们什么也没有讨论，各自希望在决定性的时刻能自行其是。在4月份就有预兆的正式同盟直到8月25日才正式签订。

英国人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用其它不太直接的方式把波兰人制止住了。在两国的参谋会谈中，英国人什么也没有透露；不过当时，他们也没有什么可以透露的。显然，波兰人不指望得到直接的军事援助，因此他们更有理由寻求财政资助。在这点上，英国人特别固执。波兰人要求6千万英镑的现金贷款。英国人最初答复说他们没有现金，只能提供信用贷款；后来又坚持说，这笔信用贷款必须在英国国内使用；最后，他们把贷款数字减到8百万英镑，并解释说，由于英国的军工厂全部投入生产，这笔贷款无论如何不能使用。在战争爆发以前，没有使用过信用贷款；英国没有向波兰提供炸弹或枪枝。波兰人的情绪大概不会由于哈利法克斯下面的解释而得到缓和：“万一发生战争，大不列颠手中最强有力的武器之一必定是经济上的持久力量，因此，决不可削弱这种力量。” [ 注：哈利法克斯致肯纳德，1939年6月1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8辑，第5卷，第692号。 ] 这种奇怪的行为表现了英国政策的双重性。英国人想节制波兰人如同想遏制希特勒一样关切。他们的希望是不会实现的。贝克不是贝奈斯。贝克认为，只要退让一步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另一个慕尼黑协定；因此没有采取任何步骤。1939年，伦西曼勋爵是没有机会收拾行装从事另一次欧洲大陆之游了。

英国人渴望再有一个在上年证明是有用的权宜之计。他们仍然希望某个时候可以把墨索里尼请来对希特勒起约束作用。这条路线实际上也行不通。希特勒占领布拉格的时候，墨索里尼一时的烦恼是他最后一次发泄不满。现在，他自己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把意大利对阿尔巴尼亚的保护变成了公开的合并。这在外交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英国人向希腊提出保证，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也向罗马尼亚提出了保证；和土耳其协商成立联盟，但注定永不生效。尽管这些活动使外交部的文件剧增，对德国这个重大问题却关系不大。像法国一样，意大利现在也成了局外人；两国的命运要由比较强大的伙伴们的行为来决定。法国人亟力驳斥意大利对北非的要求。他们做好准备，要公然反抗这个与他们自己实力相等的敌手。在意大利这方面，墨索里尼终于突然和德国订立了正式同盟。“钢铁盟约”在6月23日签订，规定两国负有共同进行战争的义务。毫无疑问，墨索里尼希望这项盟约会使他在德国人的计划中有一些发言权。一旦保证在战争中支持德国，他希望能决定战争的时间：他坚持意大利只在1942或1943年才能做好战争的准备。德国人并不怎么重视钢铁盟约。他们几乎是偶然签署这一盟约的，作为没有能和日本订立三国同盟出一种安慰奖罢了。

在1939年的外交活动中，远东至今仍然是一个难以估计的因素。欧洲局势显然与远东局势有关。是什么关系呢？日本在与中国交战；他们也在侵蚀着外国在华的利益，特别是在侵蚀着英国的在华租界。英国人显然想与欧洲大陆断绝关系以便维护他们的在华地位，但是难以看出这对英国政策的实际方针究竟有多大影响。在对方，德国人想增加英国在远东的困难；日本人则希望增加英国在欧洲的困难。在两个“侵略者”大国之间进行了一次激烈的竞争，结果日本人赢了。德国人企图把反共产国际公约变成反对所有对手的联盟。日本人只同意合作反对俄国。他们无疑想不通过战争就从英国那里得到让步，也许他们是考虑到美国海军而却步。他们尤其怀疑是否在建立一个大联盟以后欧洲会发生战争；更可能的是会在牺牲波兰的情况下出现一个新的慕尼黑协定，而让日本人单独对抗英国人。德日之间的谈判毫无结果。日本人迫使英国人让步，英国逐渐屈服了。远东的冲突于是延缓；这使得欧洲更可能发生冲突。

德日进行合作还有一重阻力，虽然双方都没有使之公开化。日本人想得到支持以反对苏俄。而一度是反共旗手的德国人现在却在向相反的方向摆动。从波兰成为德国眼前的敌对目标的时候起，苏俄就自动变成了可能遵守中立的国家，甚至也许成为德国的盟友。俄国人不只对德国来说颇为重要：每一个欧洲国家都不得不认真对待他们。这是一件创世纪的大事。1939年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比较长远的观点来看，也许甚至更有意义的是，自1917年以来，苏俄在这一年第一次恢复大国的地位。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苏俄经常构成一个“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至少是一个潜在的政治危险。但是苏俄还不算是个大国。李维诺夫是以另一个星球发言人的架势在国际联盟提出建议的。虽然有法苏条约，可是西方大国从未认真考虑过与苏俄合作。他们和德国人都不指望苏联在1938年捷克危机期间进行干预。苏俄似乎远在天涯海角。这主要是由于政治观点的分歧，以及由于双方事实上互不承认的长期传统。这也有一个实际的基础。只要那条防疫线存在一天，苏俄确实就脱离了欧洲。如果她行动的话，必须是从外面做起，很像日本或美国那样。一旦波兰被认为有问题，这个情况就改变了。欧洲已经到了俄国的门口。不论俄国喜欢与否，它已经再度成为一个欧洲大国。

既然俄国已回到欧洲，或者欧洲已经回到她身边，那么，她将扮演什么角色呢？所有的大国都提出了这个重大问题。英国人提过这个问题；法国人、波兰人和德国人也都问过。俄国人则不断地在问自己。在开头的时候是不可能预见到答案的，甚至也不可能制定可供选择的方案。大多数政治问题都有很多先例。政治家可以凭借他们过去的经验，沿着已经制定的路线前进。在这个问题上先例不多，有些还被引导到错误的方向——回到俄国孤立与退隐的时代。这些引入歧途的先例产生了一些影响。英国人没有能摆脱他们的习惯，仍然把苏俄看作一个无足轻重的大国；俄国人仍然设想他们可以随意背向欧洲。在这点上，德国人有个有利条件。他们有过一种以签订拉巴洛条约使后来苏德修好的形式出现的先例。但时代不同了。在拉巴洛，两个战败的、忧心忡忡的大国同意不再受人挑拨离间。这并不能指导目前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希特勒再一次甘愿等到事态发展给他提供一项政策。在德国，反共产主义偃旗息鼓了，代之而起的是反犹太主义。有暗示说德国人愿意增加对苏贸易，甚至改善两国的政治关系。德国方面没有试图制定这种改善可能采取的形式；而俄国人则更加缄默寡言。主动性始终不在这里。

在天平的另一端，法国人很清楚他们想要什么：在苏俄和西方大国之间应该缔结一项可靠的军事同盟。法国人不相信绥靖希特勒会有什么好处；因此也不怕和苏联结盟会激怒希特勒。他们相信，只有显示压倒之势的武力才能制止希特勒；而与苏联结盟会有助于提供这样的武力。如果武力显示不能奏效，战争爆发了，俄国的威胁也会像1914年那样再度分散德国的兵力；如果德国进攻俄国，法国人在马奇诺防线后面也会平安无事，法国人并不担心波兰人提出的反对理由；倒是这些意见使他们的心情更为迫切。法国对波兰的义务处在最低潮。波兰的背信弃义已经破坏了在捷克危机期间建立一个东部前线的任何可能性，法国人现在准备以同样的手段对波兰的忘恩负义加以报复。甘末林对波兰陆军评价颇低，虽然他十分犹豫，总还是想对苏联陆军给予较高的评价。因此，如果波兰用法苏同盟为借口来否定她自己和法国签订的同盟的话，法国人认为这样更好。他们会卸掉一份责任，得到一份财产。4月10日，庞纳对苏联大使说，他们应该制定他们自己之间的军事合作条款，他又说，“然后我们就得决定，万一罗马尼亚或是波兰拒绝接受这个援助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 [ 注：庞纳：《欧洲的末日》，第178页。 ] 这是个简单的解决办法，但不可能做到。法国人可以不顾他们和波兰签订的同盟；却不能无视与大不列颠的同盟，因为他们在世界上的整个地位有赖于此。对法国来说，英波同盟是一场大灾难。由于英国本身没有能参加欧洲大陆战争的军队，英波同盟实际上是英国的一项保证，即法国不会像它过去舍弃捷克人那样舍弃波兰人。然而这正是法国人想做的事。一旦他们逃跑的路被堵住，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把英国人也拉进与苏俄缔结的同盟中去。

这样的敦促不仅来自法国。对每一位有能力的英国观察家来说，对波兰作出保证之后立即与苏俄结盟的必要是显而易见的。4月3日，丘吉尔在下院中提出了这一点：

对波兰作出保证之后就此裹足不前等于是在受到双方炮的火攻击，而从任何一方都得不到庇护的情况下停留在无人地带……。我们已经开始建立反侵略的大同盟，就不能失败。如果失败了，我们将置身于极大的危机之中……。最大的蠢事——谁也不打算我们会干的——莫过于在任何合乎自然规律的合作上面浇一盆冷水，并且把它排除掉。苏联为了切身的利益也感到有必要提供这样的合作。 [ 注：《英国议会记录》；第5辑；第345，2500－2页。 ]

劳合·乔治说得甚至更加强硬：

我们如果打算没有俄国的帮助就参加进去，那就是在走向陷阱。只有俄国军队能到达那里……。如果因为波兰人怀有某种情绪，不想俄国人参加进去，就把俄国排除在外，那就应该由我们来宣布条件，除非波兰人准备接受我们唯一能因此而有效地帮助他们的条件，否则他们就必须负责。 [ 注：同上，第345，2507－10页。 ]

英国下院的反对党议员重复地提出这些论点。尤其是工党中意见分歧的派别在与苏联结盟的原则上可以重新联合——有的是基于实际的军事理由，有的是从社会主义的原则出发。这种切合实际的论点确实几乎无懈可击。它就在地图上，人人看得见；批评张伯伦的人们现在第一次有效地抓住了公众的注意力。在此以前，他们仿佛在宣扬一场对抗希特勒的意识形态战争；现在张伯伦仿佛出于意识形态在对苏联冷漠。反对党的这种批评无疑把张伯伦朝着与莫斯科谈判的方向推进了一步，但同时也使他更加心犹不甘。不论结局如何，都有损于英国政府的信誉。如果谈判失败，他们会受到指责；如果谈判成功，则证明丘吉尔、劳合·乔治和工党是正确的。张伯伦是个好记恨的人，至少在国内政治上他是如此；当他远远地朝克里姆林官注视的时候，他看到的面孔使他想起下院反对党前排议席。

使英国政府举棋不定的还有其它方面的考虑。曾经无所顾忌地抛弃过贝奈斯的人们，现在又像改邪归正的酗酒者那样，怀着狭隘的道德主义，感到自己有义务去留意贝克的每一个突然的念头。英国人在对小国的权利作出担保。那么他们怎么能压制波兰反对与苏联牵连在一起的意见呢？哈利法克斯在英国上院强调了这一点：“我们的政策以下列原则为基础：强国不应该对小国的权利置之不顾，武力不是各国人民关系中的决定因素，谈判不应该蒙上强制的阴影或为强制所驾驭。” [ 注：1939年4月19日，《英国议会记录》；第5辑；第112，697－8页。 ] 英国政府和批评政府的人士不同，不是按照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思考问题。他们甚至不想用显示压倒力量的办法来“威慑”希特勒。他们想搞一场道义示威；而与苏俄结盟的道义作用将会化为乌有，如果它伴随着小国提出抗议的话。这种道义作用甚至可能成为希特勒的资本。对“包围”的指责会证明是合理的。“人们会说我们放弃了进一步保持公正的努力，为了对立的大国集团之间的战争在故意结盟。”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本将会受到冒犯；“也决不可忘记，梵蒂冈认为莫斯科比柏林甚至更加反对基督。” [ 注：外交部备忘录，1939年5月22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5卷，第567号。 ]

英国政府力求维护欧洲和平，而不是要赢得一次战争。他们的政策取决于道德标准，不是取决于战略估计。而即使他们的道德标准也是戴上了有色眼镜的。他们承认德国对凡尔赛和约的抱怨所具有的说服力。然而他们从未想到，苏俄可能简直不想在东欧维持主要由两个羞辱性的条约——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和里加条约——所造成的现状。俄国在支持和平阵线问题上的犹豫态度使他们恼怒；但是俄国如果准备对德作战，他们会更加震惊。他们所想望的是俄国的援助应该像水龙头那样可以随意开关，而只有他们，或许波兰人，才有资格去转动水龙头。哈利法克斯对罗马尼亚外长加芬库解释英国的态度说：“我们希望不要疏远俄国，但始终要把它牵制住。” [ 注：哈利法克斯与加芬库的会谈，1939年4月26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8辑，第5卷，第280号。 ] 苏联的政治家们此时怀疑英国人计划使俄国卷入对德战争，他们自己则保持中立：苏联的历史学家一再提出了这种指责。这是误解了英国的观点。英国入根本不想打仗；他们既不想自己参加对德作战，也不想德国对俄作战。在英国人看来，欧洲大战的结果肯定是灾难性的。因为获胜的不是德国就是俄国；不论发生何种情况，作为一个大国的大不列颠的地位即使不完全垮掉也会下降。唯独在英波同盟中有个恰如其分之处。两国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俄两国战败的特殊环境中牟取到暴利的。由于那样的环境，波兰得到了并非实在的独立；英国则得到了大国的权威，这种地位如果还比较真实的话，那么，不需要怎么费力就可以维持下去。两国都希望世界止步不前，仍然停留在1919年的状态。波兰既不肯和德国友好相处，也不愿和俄国友好相处。英国则不愿设想两国中的任何一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让布尔什维克征服东欧是令人反感的。就这个意义上说，苏联的怀疑不无道理。但它看来又是离开事实真相渺乎其远的。英国人料想，如果德国人只对俄国作战，德国人将会取胜；这一点也许不会引起他们多大反感，却会更加令人震惊。在英国人看来，一个统治着从莱因河到乌拉尔山脉这一大块欧洲土地的德国，会立刻转而对付英法两个帝国。因此，当苏联的统治者指责英国人在筹划一次苏德战争的时候，他们在两方面自我过奖了。第一，英国人几乎没有为“红祸”所烦恼，因此并不希望苏俄在战争中毁灭；第二，他们相信，德国人会过于轻易、过于危险地获胜。

英国政治家在考虑可能的事态发展时，有一种有关苏俄的忧虑确实触动了他们：担心俄国可能在其它欧洲大国互相厮杀的时候置身事外。“如果必然要爆发战争，则必须把苏联也卷进去，否则到战争结束时，苏联军队毫无损伤，而英德两国陷于崩溃，苏联就会统治欧洲。” [ 注：外交部备忘录，1939年5月22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5卷，第576号。 ] 换一种说法，这就是随(英国之)意开关水龙头的政策。但是假定苏联的统治者不愿充当这个随和的角色，情况又将如何呢？英国人一再受到警告，说苏联和德国可能达成某项协定；或者，在欧洲的其余部分陷入困境时，苏俄至少可能稳坐钓鱼台。英国驻莫斯科大使西兹警告过他们；达拉第警告过他们；甚至不喜欢德国政策可能要走亲苏路线的戈林也间接地警告过他们。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和英国外交部始终顽固不化。他们一再对这些警告不予理睬，认为“根本不大可能”。 [ 注：外交部就汉德逊致哈利法克斯的信件所作的记录，1939年5月8日。同上，413号。 ] 难道英国人没有看到，有了英波同盟，他们就已经作出了保证，要为保卫苏俄的边界而战？那么，他们怎么能以为苏联的援助与无盟约规定的惠益有什么不同呢？对这些问题不可能找到合理的答索。如果英国外交真的渴望在1939年与苏俄结盟的话，那么，为此进行的谈判就是在诺思勋爵失去美洲殖民地以来最无能的交易。也许无能两字可以简单地说明问题。处境的困难使英国人不知所措——他们要制定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政策，这个世界大国想背对欧洲，然而又不得不在欧洲事务中起带头作用。他们在东欧普施保证，并渴望建立军事联盟。然而他们在欧洲所想望的是以他们给过保证的那些国家为代价换取和平与和平修正。他们既不信任希特勒，也不信任斯大林；然而又争取和他们中的一个保持和平，同时力求与另一个结成同盟。这两个目的他们都没有达到，那是不足为奇的。

个人观点的分歧又增加了混乱状态。除非根据一些不可能做到的条件，张伯伦决不想和苏俄联合。他是被哈利法克斯拖着走的，哈利法克斯——他本人就抱怀疑态度——又是被英国外交部拖着走的。即使那些常任官员对希特勒的不信任也超过了他们对斯大林的信任；而且，他们很快看到与苏俄结盟的危险，同时又很少看到这样做的好处。如果不是下院和舆论不停地施加压力，他们本来就不会作出什么努力；内阁大臣们之所以屈从于这种压力，主要还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的，而是他们想不出别的办法。但舆论也不全是以一种方式表现出来。与苏联结盟的要求是畅言无忌的；对苏俄的敌意虽然不那么大声嚷嚷，或许更加强烈——特别是在保守党的后座议员中间。对于最后的失败，大家都感到松了一口气——它确实消除了走向战争的一个心理障碍。英国政策的必然后果——如果能够设想这样一种局面的话——是苏联保持中立，虽然在苏联确实采取中立立场的时候，英国人又感到义愤填膺。

在苏联统治者这一方面，他们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设想明确的、合乎逻辑的目标吗？除了被人遗忘的流放者莫洛托夫之外，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而他是不可能透露真相的。对苏联政策的内部活动，我们毫无事实根据。我们不知道苏联的大使们向莫斯科报告了什么，也不知道苏联政府是否看了他们的报告。我们不知道苏联的政治家彼此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的技术顾问们对他们讲了些什么。既然缺少事实根据，历史学家只能从表面现象——或者按照他们自己的偏见进行推测。苏联的历史学家(他们似乎跟我们一样孤陋寡闻)假定他们自己的政府是正直的，而其它国家的政府是邪恶的，用他们的话来说，苏俄全心全意地为建立一个和平阵线作出了努力；大不列颠和法国则企图诱使她单独对德作战；而斯大林是在最后一刻以天才的一着逃脱了这种危险。忠心耿耿地打冷战的西方历史学家看待问题的角度恰恰相反。按照他们比较极端的说法，苏联政府一直决心和德国作交易，和英法两国谈判只是为了要挑逗德国报价。苏俄交替着同双方谈判，注视着价格不断上升，直到它拿到最满意的价格才收场。有一种看法是，苏俄的统治者在蓄意挑起欧洲的战争；另一种看法是，他们至少决心他们自己将置身于战争之外。虽然这些看法可能有些真实的地方，但却有一个共同的不足之处。他们认为苏俄的领袖们对以后的事态有先见之明，不论这些政治家可能多么邪恶，撒旦是否让他们分享他的特权到这种程度还是个疑问。例如，有人认为，苏联政府一开始就知道希特勒将在9月1日发动战争，因此是根据这一点安排他们的战术的。也许希特勒知道这个，苏联政治家并不知道。对这个问题，也和对其它问题一样，历史学家最好记住梅特兰的一句明智的话：“现在看来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一度曾经是发生在将来的事，要记住这一点是很难的。”

某些被归咎于苏俄领导人的意图经不起严格的审查。例如，人们普遍认为，他们所以拖延和西方大国的谈判，是为了在决定性的时刻驱使希特勒报出一个大价钱。外交往来显示出：拖延是来自西方，苏联政府几乎是以惊人的速度作出答复的。4月15日，英国人提出了第一个试探性的建议，两天以后，在4月17日，苏联提出了反建议。英国人花了3个星期进行构思，在5月9日作出了答复，苏联的答复拖了5天。后来，英国人隔了13天才作出答复，苏联又隔了5天。英国人再一次拖了13天，苏联政府在24小时之内就作出了答复。从这以后，速度就加快了。过了5天，英国又作了一次尝试；苏联在24小时之内提出了答复。下一步，英国用了9天，苏联用了2天。英国人又花了5天，俄国人花了1天。英国方面又隔了8天；苏联当天就作了答复。此后英国人又拖了6天；苏联还是当天就作了答复。至此，外交往来实际上才告结束。如果日期能说明一些问题的话，是英国人在使事态拖延不决，俄国人则急于缔结同盟。还有其它证据说明，英国人所以漫不经心地对待谈判，主要在于安抚公共舆论，而不是想获得什么成果。安东尼·艾登主动提出要带着一项特殊使命到莫斯科去；张伯伦拒绝了他的建议。为了某种不为人知的目的(肯定不是缔结同盟)被派往莫斯科的一位英国外交部官员，6月21日语气轻松地写信回国说：“我敢说我们最后会获得一些成果。在我说'最后’这两个字的时候，我想起法国大使纳吉亚尔今天下午说的话：在我离开莫斯科以前，他可能已经到了年龄界限而退休了。” [ 注：斯特朗致萨金特，1939年6月21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6卷，第122号。 ] 如果这位官员和他的上级真正把与苏联结盟看成和平与战争的关键，他会以如此不负责任的方式写信么？

还有一个与此项谈判有关的令人困惑不解的奇怪现象。即使在旧式的秘密外交已经到处破除的时候，英苏谈判之缺少保密性也是出人意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有的官方谈判或多或少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在确实要保密的时候则必须利用人们不熟悉的、不像是使节的人。虽然如此，谈判的细节通常还不会立刻泄露出去。但是在英苏谈判中，一些细节在传到对方以前往往就传到了新闻界；有时候，新闻界还不知道，德国人反而知道了。要准确地查出这一类泄密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想从泄密中作出过多的推断也是轻率的。不论是真是假，看起来苏联政府是新闻界的消息来源，这使英国方面大为烦恼。苏联的建议总是立刻就见报了；英国的建议只有在递交到莫斯科之后才会发表。另一方面，德国外交部有时在消息见报以及往往在莫斯科接获消息以前就从“一个可靠人士”那里得到了情报，因此，这个可靠人士肯定是英国外交部里的某个人，或者他是按照指示行事，或者是主动向德国人出卖机密。从这些事实中可以谨慎地得出一些结论。苏联政府不会想到去通知或者影响他们本国的人民，他们点一下头就可以操纵苏联的舆论。那么，消息的泄露是针对英国舆论的，可能是带有迫使英国政府行动的意图。这意味着苏联政府真正想要缔结同盟。苏联人可能在玩一种更加精心设计的政治游戏，希望在英国国内煽起一场使左翼掌权的政治动乱。但即使有这个愿望也肯定是为了缔结同盟。另一方面，伦敦的那位“可靠人士”如果有政治意图的话，肯定一直在设法向德国人报警，以便促成英德和解。当然还可以有更不成热的解释。俄国人可能只是想显示他们本身的正直，正如后来他们也常常这样做的那样；而伦敦那位提供情报的人的所作所为也可能只是出于个人利益的动机。我们可以最有把握地说的是，过失并不全是某一方的。

如果我们忘掉这件事的后果，试图设想一下苏联人心目中的世界，就更值得去推敲了。毫无疑问，苏联的政治家们是以极大的猜疑对待所有西方大国的，现在他们也准备不讲道德。他们半自觉地认识到他们是第一次在从事严肃认真的外交活动。自从1918年初托洛茨基不再担任外交人民委员以后，外交政策就交给第二流的共产党员去制定——先是奇切林，后是李维诺夫(两人都不是政治局委员)。1939年5月3日，莫洛托夫接替李维诺夫担任外长。有时候，人们认为这是有利于德国的一项决定；很可能这仅仅是苏联人对外交事务关系重大这一点有了认识。在苏联，莫洛托夫是仅次于斯大林的第二号人物。他不仅带着猜疑处理外交事务，而且以学究式的谨慎字字斟酌，布尔什维克在他们内部争论的时候，用词准确这一点也很突出。不过，莫洛托夫对待外交事务的态度无疑是认真的。也不能过多地怀疑苏联政策的主要动机。那是希望不要受到干扰。苏联人意识到他们本身的弱点，他们担心资本主义国家会成立一个对他们怀有敌意的联盟，他们也急于加紧他们的经济发展。在要求和平这一点上，他们和英国政府意见一致。在如何维护和平这一点上，他们有意见分歧。苏联人认为让步不能使希特勒平静下来，他们认为只有坚定地表示一致反对他才能把他遏制住。

还有其它产生分歧的原因。尽管苏联人和希特勒不同，没有推翻现状的强烈欲望，可是他们对现状既无感情也无热情，在别的国家邀请他们为维持现状而行动的时候，他们才第一次深切地感到他们是多么不喜欢现状。他们根本就不愿意行动；但是，如果他们有所行动——特别是如果他们开始作战——那也不是去维护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和里加条约规定的解决办法。他们只能作为一个大国回到世界事务之中，和大不列颠平起平坐，而且在东欧拥有最高权力。英苏双方在估计对方力量的时候看法更不一致。英国人设想：万一与德国交战，苏俄必败无疑。因此他们想制止德苏战争的心情几乎和他们自己想避免和德国作战的心情一样迫切。俄国人假定：大不列颠和法国可以保持他们的防御地位，西欧的一次战争会因此使全部交战者彼此耗竭。如果得不到全面的和平，俄国人可以进行战争赌博，英国人却不能这样做。如果英国人无法安抚希特勒，他们就不得不抵抗他；俄国人则可以在和平与战争之间进行选择——或者他们想象可以这样做。苏联人的选择自由也是以比较正式的方式存在的。英国人因为与波兰结盟已经承担了抵抗德国的义务。必须把俄国人争取过来，而伦敦方面对待他们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是不可能把他们争取过来的——更不用说波兰拒不考虑寻求俄国支援的固执态度了。列举一下这些分歧，使得谈判事先看上去就注定要失败。然而在开始的时候，可能双方都意识不到这一点，甚至直到谈判快要结束的时候可能也意识不到。俄国人以为西方大国迫切地希望得到援助，他们诚然也应该如此。英国人满怀信心地指望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意识形态隔阂，并且设想，只要有人点头表示认可，苏联政府就会感到非常高兴。

分歧的模式一开始就固定下来了。在德国占领布拉格以后，苏联政府曾经建议立刻举行一次爱好和平的大国会议。英国人拒绝了这项建议，认为“为时过早”——这是他们很喜欢用的字眼。他们倒是对那些估计会受到威胁的国家分别作出了保证。如果让他们自行其是，他们本来会对此感到满足。但是他们不能自行其是。在下院，他们受到了困扰。法国政府在设法和苏联订立互助条约的消息甚至使他们更为惊恐。这是法国对英国人在向波兰给予保证的问题上所作所为的反击。英国人面临着不得不在匆忙之中与苏联结盟的危险，正如法国曾经在极不愿意的情况下被迫对波兰的独立作出保证那样。如果英国人要避开这种危险，就必须起带头作用；他们与苏联谈判的主要意图是防止这种法国所想望的与苏联的直接同盟。4月15日，英国政府勉强地和莫斯科打交道：他们要求发表一项宣言，万一苏联的任何邻邦遭到袭击，“如果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苏联政府将随时准备给予援助，并以非常便利的方式来提供”。用稍有不同的语言来说，这是捷苏条约中出现过的同一个片面的原则，在1938年，这种原则曾经使苏联的政策失去效用。当时，只有法国首先行动，苏联人才会行动；现在，只有波兰、或罗马尼亚、或某个波罗的海国家屈尊相邀，他们才会行动。1938年，苏联人或许乐得有一个袖手旁观的借口；6个月之后，他们的态度就不同了。 [ 注：谴责苏联在1938年遵守此项限制的“冷战”历史学家们，要同样猛烈地谴责苏联在1939年拒绝任何类似的限制，是很难。 ] 由于那条防疫线崩溃了，苏联人感到他们身居前线。他们并不关心支持波兰，或是作出某种反对希特勒的道义表现。他们希望，万一希特勒攻击俄国——通过波兰也罢，更加直接也罢——他们能得到西方大国明确坚定的军事支援。

4月17日，李维诺夫提出了反建议：英、法、苏之间应该签订一项为期5年或10年的互助公约；而且，公约应该规定“在发生针对位于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同苏联接壤的东欧国家的侵略时，给予它们以一切方式的援助，其中包括军事援助。” [ 注：西兹致哈利法克斯，1939年4月18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5卷，第201号。 ] 在英国人的心目中，苏联政府事先未受到邀请就计划援助波兰是够糟的，支援波罗的海国家的建议甚至更糟。英国人相信，俄国人只是想把一种“帝国主义的”野心偷偷地写到公约中去；此后，他们还经常重复这样的指责。然而，俄国人就这些国家所感到的焦虑倒是真诚的。他们害怕德国攻击列宁格勒，由于德国在波罗的海的海军优势，这似乎是一种可能发生的冒险行动。因此他们希望用控制波罗的海国家的办法来加强他们在陆地上的军事地位；俄国人清楚地知道，这些波罗的海国家如果被逼得走投无路的话，可能会在德俄两国之间选择德国，所以他们也希望在公约中规定，苏联应该不经请求就提供“援助”。这种无视小国独立的态度无疑是狂妄的，但是——假设苏俄在采取一种敌视德国的路线——这种态度是出于真正的担心。大不列颠已经对波兰和罗马尼亚作出了保证；因此，万一德国穿过其中的一个国家进攻苏联，如果英国要履行诺言，就必须参战。英国对波罗的海国家没有承担义务；在西方大国保持中立的时候，德国就可以在这里找到漏洞，进攻苏俄。英国拒绝了苏联的建议，这使苏联的统治者确信他们的猜疑是有根据的。他们是对的。英国人真正尊重小国的独立。就比利时而论，这种尊重的态度竟然给英法两国带来了1940年6月战略上的失败。不过，他们之所以反对，主要的动机还是不愿意让苏联决定和平与战争的问题。波兰人可以对此作出决定：波罗的海国家可以决定，苏联政府则决不可以。“英王陛下政府可能不是为了保护欧洲小国，而是为了支持苏联抵抗德国而被卷入战争。对这个问题，英国的舆论……可能发生分歧”。 [ 注：外文部备忘录，1939年5月22日。《英国外文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5卷，第576号。 ] 这正是俄国人所害怕的，英国人愈是保护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俄国人愈是坚决反对，俄国人愈是坚决反对，英国人愈是猜疑重重。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没有达成协议；从技术方面而言，谈判就是在这一点上破裂了。这件事的本身并不多么重要，但它体现了双方的基本分歧。英国人想订立一个能保卫其它国家，而且不必交战就可以遏制希特勒的联盟。俄国人则想成立一个保卫他们自身的联盟。

英国人在收到李维诺夫的答复以后花了两个星期进行探索。他们询问波兰和罗马尼亚，两国允许他们和苏联达成什么样的协定。两国的回答是，只要不牵涉到波兰或罗马尼亚，英国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签订协定。英国人也曾试图乞灵于法国人的外交智谋，可是，庞纳让他们失望了。“在会谈最激烈的时候”，他向苏联大使透露说，法国赞成签订一项互助公约。英国人仍然以堪与一项更为充足的理由相配的固执坚持下去。5月8日，他们建议，由于英国对波兰和罗马尼亚作出了保证，“苏联政府也将担保，如果英国和法国因履行其义务而被卷入战争，苏联政府将立刻给予援助，如果得到请求，而且这种援助将按议定的方式和条件提供的话。”这仍然是开水龙头的概念，“如果得到请求的话”，水龙头可以由英国人去开关，但不是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苏联收到这项建议正是莫洛托夫刚刚出任外交人民委员的时候——不是产生相互信任的时机。虽然莫洛托夫声称苏联的政策不变，但气氛变了。李维诺夫那种和善的评论没有了——在提到“贝克”和其他波兰人的时候没有笑容或是轻松的题外话了。取代这些的是“不留情面的问询”；英国大使经受了“一段非常难堪的时间”。5月14日，莫洛托夫正式拒绝英国的建议，并且要求“互惠”：必须缔结互助公约，对所有东欧国家作出保证，不论它们是否有此愿望，并且“签订一项关于援助方式和援助规模的具体协定”。

这一次，英国政府差一点在绝望中不干了——或者根据原则不干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又决定再试一下。当然下院议员仍然在对他们提出批评。劳合·乔治在5月19日说：“好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在对这份贵重的礼品吹毛求疵……。我们为什么不下个决心，抓紧时间弥补一下呢？我们应该像对待法国那样，和苏联达成同样的协议。” [ 注：《英国议会记录》，第6辑，第237，1815－19页。 ] 这样的论点虽然具有说服力，对张伯伦或保守党的后座议员们却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结果倒是适得其反。在布拉格被占领以后，英国人对德国的怨气正在逐步宣泄殆尽，对苏俄更为根深蒂固的敌意却在渐渐恢复，特别是苏联的统治者没有为英国人请求他们帮助的屈尊态度所动的时候。苏联的“固执”使希特勒的放肆黯然失色。另一方面，问题仍未解决。法国的不满和抱怨可能是推动英国人向前的决定因素。法国人对波兰承担的义务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英国的顾虑又使他们无法谋取苏联的援助。法国人认为，更糟糕的是，波兰人一直在试图使联盟规定的义务扩大化、现代化，目的是从法国人那里得到对但泽问题的明确许诺，而英国人对此是一直回避的；他们还振振有词地要求，最后应该成立一项军事协定来加强这个长期的联盟。达拉第和庞纳对第一点坚持不让；他们比英国人更甚，认为但泽回到德国主权统治下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表面上，他们对第二点作出了让步，达拉第指示甘末林就签订一项军事协定问题进行谈判，此事在6月19日按时完成。这项协定是欺骗性的。只有在达成一项政治协定时它才会生效；这就遥遥无期了。带有前提的法国的许诺，本身就有缺陷。甘末林认为，如果德国进攻波兰，“大部分”法国军队将采取攻势。波兰人以为这个“大部分”是指整个法国陆军——换句话说，就是法国答应采取攻势，甘末林的意思，或者如他所说的那样，只是让当时恰好驻守在马奇诺防线的部队投入战斗——仅仅是边境上的军事行动而已。

奇怪的是波兰人竟如此容易满足。但是，由于他们对自己充满幻想，也就会轻易地受人蒙蔽；也许他们从未料到一次全面的战争将会到来——直至最后一刻，他们始终相信自己会在神经战中获胜。庞纳对他的躲躲闪闪的行动感到高兴；达拉第照例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羞耻、恼火。正在此时，哈利法克斯在前往日内瓦的途中到达巴黎。他发现达拉第在生波兰人的气，而且随时准备发泄出来，达拉第想和苏联直截了当地缔结一项互助条约。哈利法克斯表示反对，因为即使德国在波兰或罗马尼亚的默许或默认下进攻俄国，英国和法国到那个时候就会被卷入战争，达拉第答复道：“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将因法苏条约而被卷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包括英国)肯定不可能袖手旁观。” [ 注：哈利法克斯致卡多根，1939年5月21日。《英国外文政策文件汇编》，第8辑，第5卷，第S76号。 ] 在英国人看来，这不是令人愉快的前景。他们最不想要的就是在复活的法苏同盟中成为一个第三国。唯一的出路是原则上接受一项互助公约，然后在运用的时候加上种种限制。英国内阁在5月24日同意了这一方针。

与莫斯科进行的谈判现在改变了性质。先前，英国人单独谈判，法国人在舞台后侧不耐烦地等待着。今后，每一个步骤都首先征得法国人的同意，代价是无止境的拖延；尽管如此，每当苏联人提出反对意见，法国人总是支持。英国人只好一再让步。他们接受了苏联人的几乎一切词句，每一次都显然十分勉强。在主要一点上，他们是不会动摇的。他们否定了给“间接侵略”下的任何定义，因为这样的定义允许苏俄，而不是受到威胁的国家，去决定间接侵略已经发生；不会在违反波罗的海国家意愿的情况下给它们以援助。表面上看来，这是维护小国的独立。真正的分歧则藏在深处：只有在波兰受到进攻，并且同意接受苏联的援助的情况下，英国人才会和苏联合作；否则俄国人则不得不单独作战。双方之间既不灵活又固执已见的谈判持续了两个月——从5月27日到7月22日。僵局一直没有打破。接着莫洛托夫提出建议，从侧面绕过僵局，主张他们着手军事谈判，希望“间接侵略”的问题自行得到解决。法国人对此欣然同意，他们一直准备接受苏联的政治条件，如果他们能换取牢靠的军事合作的话。英国人再次作了迫不得已的让步。但是对于主要的问题，他们并没有放弃原则。确实，由于军事谈判正在进行，“我们感到对于我们一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可以采取一种比较强硬的路线。” [ 注：哈利法克斯致西兹，1939年7月28日。《英国外文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5卷，第576号。 ] 事实证明，这种比较强硬的路线是不必要的。政治谈判暂停了，而且再也没有认真恢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拟就的条约草案根本没有签订。英法两国从容不迫地组成了两个军事代表团，又优哉游哉地乘船向列宁格勒进发。据说他们不能乘火车穿过德国；恰巧又没有班机可坐。英国人的表现仿佛使人认为世界上的所有时间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在两国军事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时候，最后的危机已经落在他们头上。

在这些没有止境的谈判中，是否有过任何意义或真实性呢？没有的成份要多一些。谈判的进程确实大大地增加了相互间的猜疑。到7月底的时候，俄国人深信不疑的是，英法两国在试图诱使他们和德国作战，而自己则保持中立。说也奇怪，英国人这方面并没有预料到莫斯科和柏林之间会进行交易。他们仍然设想，意识形态的隔阂太深，以致无法克服；即使苏联统治者不再是忠诚的共产党人，他们也认为希特勒的反共态度是决不会缓和的。7月28日，哈利法克斯给莫斯科发去电文：“在未来关键性的几个星期之内，不会有马上破裂的危险。”这样的盲目是可以原谅的吗？英国人是否应该像俄国人对他们的猜疑那样，怀疑俄国人和德国进行交易呢？就此而言，俄国人的猜疑有道理吗？争论使这个问题更加难以理解，事后的认识又使问题更加混淆不清。当德国的档案公布时，证据表明英国和苏联都和德国保持过接触；双方都是一片欢呼声，因为他们相互指责对方有欺骗行为是有根有据的。然而这种证据却无法支撑在上面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结构。所谓的主动是来自德国人。英国和苏联代表只是带着吹毛求疵的态度倾听向他们提出的建议。无可否认，两国都没有警告对方，有人在要求他们放弃共同的目标；也许他们本身的行为就使他们没有任何抱怨的理由。尽管如此，他们和德国的谈判仍然是再保险，而不是他们外交的主旨。

在苏联方面，这一点十分明显。苏联的决策顾问中似乎一向有“亲德”分子——诸如过去曾经使俄德贸易蓬勃发展的人士，不喜欢与“协约国的罪犯”打交道的一些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那些只想到亚洲，希望背向欧洲的老派俄国人。这些人能够接受改善俄德关系的暗示，也愿意作出这样的暗示。他们未必要等候克里姆林宫的指示；他们漫不经心的谈话也很少涉及苏联的政策。揭示得比较多的倒是事态的发展。远东肯定是对俄国人很有份量的一个因素，可是说也奇怪，在俄国和英法两国谈判中对此却只字不提。这并不是未来的什么假设的问题：即使现在，远东已是一片战火。1939年夏季，苏联和日本军队在满洲国和外蒙古之间的边境上发生了冲突，由此扩大成为全面的战争，直到同年8月日本人在诺门坎被击败，伤亡约18,000人。当英国人的眼光转向欧洲，在天津对待日本人的侮辱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时，苏联政府是不能对此欣然赞同的，如果苏联人知道，德日之间的谈判迟迟达不成协议的话，这样的消息肯定会受到他们的欢迎。苏俄在欧洲寻求的是安全，不是征服；它没有早一点为此设法与德国打交道是令人奇怪的。对此也不难解释：苏联政治家们畏惧德国的力量，而且不信任希特勒。只要和西方大国的联盟能增加苏联的安全，而不只是增加对不愿接受援助的波兰所负的义务，这条路似乎是比较可靠的。既然缺少与此相反的直接证据——事实上，关于苏联的政策，任何这样的证据也没有——我们可以有把握地猜测，苏联政府只是在事实证明不可能与西方大国建立联盟的时候才转向德国的。

那些主张改善德苏关系的德国人甚至也有这种观点。他们也是老派人物——是俾斯麦、陆军将领和缔结拉巴洛体制的外交家们的假定继承人。他们认识到他们只能等待一个有利的开端。此外，他们还必须小心翼翼地走自己的路。希特勒实际上在1934年就和苏联断绝了来往；此后，没有人敢于对他反共产国际的立场公开地表示怀疑。于是“亲俄人士”就来试图显示苏联贸易的吸引力。在慕尼黑会议之后，苏联对西方大国的幻想破灭的那个时期内，这一点又稍稍复活起来。在德国占领布拉格以后，它再度销声匿迹。苏联和德国的贸易专家们仍想合作，有时仍然会晤。毫无疑问，每一方都说对方在采取主动，以免激怒各自的主人。只是在5月底，才有了第一个认真的行动，当然是来自德国方面。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和国务秘书威兹萨克两人都渴望遵循老的拉巴洛路线；两人都想提出一项广泛的“政治建议”。5月26日，德国外交部明确地提出了条件：德国将在俄国与日本之间进行调解；它将在波兰问题上“尽量考虑俄国的利益。” [ 注：威兹萨克致舒伦堡的信件草稿，1939年5月26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6卷，第441号。 ] 但是这个草案立刻就作废了，也许是希特勒亲自下达了指示：任何亲近的表示“都可能遇上一阵鞑靼人的笑声。”

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6月29日，舒伦堡主动地作了一次试探，除了莫洛托夫向他保证，苏俄希望与包括德国在内的所有国家保持良好关系之外，他一无所得，这时里宾特洛甫告诉他，话说得已经够多的了。然而，两国间的贸易谈判又恢复了。到了7月底，里宾特洛甫用这个谈判为借口也提出了几个政治话题。8月2日，他对苏联代办说：“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不存在什么我们两国之间不能解决的问题。” [ 注：里宾特洛甫致舒伦堡，1939年8月3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6卷，第260号。 ] 第二天，舒伦堡发现莫洛托夫“异乎寻常地坦率”，并且准备进行经济合作。在政治方面，莫洛托夫像以往一样地固执：他埋怨德国在鼓励日本；波兰问题的和平解决要取决于德国；“仍然缺少证据，说明态度有了改变。”舒伦堡作了这样的总结：

我总的印象是，目前苏联政府决心和英法两国签署一项协定，如果两国能使苏联的所有愿望得到实现的话。……我们这方面要逆转苏联政府的方针需要作出大量的努力。 [ 注：舒伦堡致里宾特洛甫1939年8月4日。上同，第766号。 ]

没有哪一个局外人比舒伦堡更能判断苏联的政策了，8月4日，他仍然认为与西方大国结盟之事已经确定。当然，希特勒可能已经私下和斯大林把事情安排就绪，这种私下途径至今未得侦查。但是，如果证据能说明任何问题的话，远远不是经过长期筹划的苏德和解很可能是苏联方面的即兴创作，在德国这方面也几乎是一样。

英国的“绥靖”主要也是临时之举，虽然有这样一种区别：以大量的让步为代价与希特勒达成一项和平解决办法一直是英国公开宣布的政策目标。但是英国政治家们要等到他们或是用与苏俄结盟的办法，或是用说服波兰人在但泽问题上作出让步的办法提高了他们讨价还价的地位时，才去追求这个目标。到了7月底，这两点都没有做到；因此，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除了在公开演讲中笼统地谈到他们的政策之外，没有任何行动。希特勒也在等待，他希望英国关于俄国和波兰的愿望不会实现，然后他就可以按比较有利的条件讨价还价。在3月底到8月中旬之间，英德两国实际上没有正式的外交往来。汉德逊从未会晤过里宾特洛甫，更不用说希特勒了；他和威兹萨克有限的几次会谈也没有进展。因为威兹萨克不敢把会谈继续下去。里宾特洛甫成了一个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他在出任外长以前作为德国驻伦敦大使的时候，曾经夸下海口，要使英德达成和解。结果他失败了；现在就下定决心，他没有做成的事，谁也不应该继续。他的继任人狄克森大使没有接到任何指示，他写回去的报告都被忽略了，如果实际上没有受到谴责的话。里宾特洛甫从不惮烦地告诉希特勒，英国只会向威胁屈服，而不会向和解屈服；相信他的话也正合希特勒的心意。

纳粹的高层人士并不一致赞成这些看法。戈林虽然是个狂暴之徒，但只要有一点可能，他是想避免战争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曾春风得意；现在他过的是类似过去罗马帝王的奢侈生活：他喜欢作为那些害怕战争的德国将领的代言人，也许，作为想象中的德国经济的指导人，他深知德国没有面对一次全面战争的准备。德国对苏俄和英国的亲近表示都出自经济专家——这足以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起于经济的原因。戈林流亡在瑞典时结识了一些瑞典商人，通过他们，他首先向英国人进行了试探：英国商人热切地作出了反应。这些中间人陷入了困境——夸大了双方准备和解的意愿。当非专业人员试图插手外交事务的时候往往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哈利法克斯的反应虽然勉强，倒也把英国的立场阐释得十分清楚：一旦希特勒表示他今后准备为和平作出努力，要满足德国的愿望是不难的。这是哈利法克斯早在1937年11月就说过的话；它说明了双方的基本冲突。双方都有充足的道理可说。英国人可以争辩说，希特勒在每一次讨价还价之后仅仅是在逐步增加他的威胁，这时对他作出让步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还十分危险。希特勒可能以同样的道理答辩说，他已经得到一些哈科法克斯曾经谈到的“合理的”让步，只是在他开始威胁的时候才得到；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但泽的事例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双方在理论上追求的“和平修正”在措词上是一种矛盾。修正是作为避免战争的方法提出来的，但是只有用使战争迫在眉睫的方法才能达到修正的目的。

瑞典的那些非官方的中间人作出的努力没有什么成果，虽然其中的一位达勒鲁斯在最后的危机中扮演了一个大角色。戈林主要的经济代理人之一，沃尔塔特把谈判提到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水平。沃尔塔特是个重要人物，曾经为德国得到对巴尔干各国的经济控制。他总是准备谈到德国对原料的需求以及德国缺少资本，对于接受了当时流行的、关于战争经济起因的那种论调的许多英国人来说，他的这种谈话正好迎合他们的观点。7月18日到21日，沃尔塔特在伦敦访问，会见了霍拉斯·威尔逊爵士和海外贸易大臣赫德森。这两个英国人都着重指出，如果德国放弃侵略的态度，并与英国达成协议，等待它的将会是报酬。赫德森在沃尔塔特面前摇晃着诱饵，说英国可能提供一大笔贷款——根据一份报告，是10亿英镑——帮助德国渡过裁减军备的难关。他又说：“但泽处在动员中的欧洲是一回事，而处在裁军和致力于经济合作中的欧洲又是另一回事。” [ 注：赫德森与沃尔塔特的会谈，1939年7月20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6卷，第370号。 ] 威尔逊出示了一份写在唐宁街10号信笺上的备忘录，并不奇怪，这份备忘录已经从英国的档案中消失。备忘录建议缔结一项英德互不侵犯、互不干涉条约；一项裁军协定；以及进行外贸合作。这样一种条约“将使英国能够摆脱它对波兰承担的义务”。 [ 注：沃尔塔特与威尔逊的会谈，7月24日；狄克森的记录，1939年7月21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6卷，第716号。《狄克森文件》第13号。 ] 据说威尔逊对外交事务一无所知。从来没有人指责过他对上级领导有过不忠行为；因此，说张伯伦不知情或没有同意，英国就提出了这些建议，那是难以想象的。这也不足为奇的。这些建议代表了张伯伦一直希求的英德合作计划。但是，即使威尔逊也明确表示必须首先履行一个条件：德国与波兰之间争执中的问题必须以和平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

英国政府继续强调德国如果奉行一项和解政策将会得到报酬，这一点是可以原谅的。他们的真正过错在别处：在于他们没有表明自己的决心，如果希特勒奉行相反的方针的话。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发表的演说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希特勒在前一年就听到过类似的言论，他知道这些话当时有多大价值，与苏俄进行的长期谈判也没有引起他的注意。立刻签署一项同盟条约可能会使他有所震动，三个月的讨价还价只是增加了他的自信。尼维尔·汉德逊仍然留在柏林；很难相信他只在寄回国内的私人信件中才表达他对波兰人的敌意。比较明智的劝告也不是没有。7月初，德国战争部的冯·施维林伯爵在英国。他说得很坦率。“希特勒不重视语言，只重视行动。”英国人应该在波罗的海进行一次海军示威，他们应该吸收丘吉尔进入内阁；他们应该把空军突击部队派往法国。 [ 注：施维林与马歇尔－康沃尔及杰布的会谈，1939年7月7日、8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6卷，第269、277号。 ] 英国人对这个建议置之不理。不论人们如何改变他们的话语，他们的性格是无法改变的。英国政治家们试图在坚定与和解之间找到某种平衡；他们既是那样的人，当然不可避免地会出差错。”

沃尔塔特和威尔逊的会谈充分体现宁张伯伦的观点，但在德国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戈林可能为之所动。里宾特洛甫仅仅斥责了狄克森不该举行这样的会谈；而希特勒则可能根本不知道有过会谈之事。赫德森和沃尔塔特之间的会谈虽然不怎么重要，却引起了比较大的震动。显然是英国方面向报界泄露了消息。 [ 注：狄克森说，沃尔塔特或德国大使馆没有泄密。萨金特的记录，1939年7月24日。同上，第426号。 ] 泄露的目的何在至今仍然不得而知。也许仅仅是赫德森喜欢讲话造成的；也许是存心要破坏和苏俄的谈判——在英国政府方面，有很多人想这样做。这次泄密引起了下院议员的质询；张伯伦在回答质询的时候把他本人抵抗德国的决心搞得比原来还要没有说服力。当时，苏联政府对此没有理会；后来，他们又把它加以夸大，作为他们自己和希特勒打交道的一个方便的借口。历史学家没有必要纠缠在这些相互指责上。英国人和俄国人都以赞同的态度倾听德国人的建议；直到7月底，英国人听取德国人意见的同情态度已经超过了俄国人。然而，他们关于订立同盟的谈判不是由于德国的诱惑而受到破坏，是由于没有能达成一致意见才破裂的。双方都想达成协议，但不是同样的协议。英国人想搞一个道义示威，使他们能按照比较有利的条件和希特勒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俄国人想订立一个明确的军事互助同盟，以便威慑住希特勒或保证打败他。英国人为波兰担心；俄国人则为自己担心。他们的梦魇是德国对俄国的进攻，并不只是对德国有利的欧洲均势的任何改变。他们寻求盟国；但只有在丧失了他们仍然具有的行动自由的情况下才能得到盟国。

但签订了某种英苏协定，就会一切都改观吗？当同盟把真正的共同利益见诸文字的时候，它才是值得人们去为之花费精力的；否则只会引起混乱与灾难，正如法国人缔结的同盟那样。不可思议的是，在1939年的情况下，英国竟然会无可挽回地、明确果断地保证支持苏俄反对德国，同样不可思议的是，俄国人居然保证维护现状。最后，英俄两国成了盟友，但不是出于政策或是信念；只不过是希特勒强加在它们身上的。到了1941年，希特勒不再像以往那样具有耐心了。第一个目标还没有达到，他就冲向第二个目标。1939年，他在待机而动这门艺术中仍然享有大师的地位。德国的小人物可能忧心忡忡，并且试探莫斯科或伦敦的反应。希特勒却保持沉默。英苏谈判不是由于德国表示愿意提供什么而遭到挫折；是因为缺少提供什么的意愿才受了挫折。谈判是作为神经战中煞费苦心的一步而开始的，其本意是动摇希特勒的决心。结果反而增强了他的决心。希特勒把赌注押在谈判将会失败；他又一次赌赢了。他不是依靠知识或是合理的情报，而是一贯依靠他的直觉，这种直觉没有使他失望。神经战是他的专长，到了1939年8月，他似乎在神经战中又赢得了一次胜利。现在来追究英苏联盟是否本来会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没有能达成这样的联盟却是引起大战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