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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的光辉榜样 亚非会议开了一周。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家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民族、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和经济发展程度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尽管如此，与会各国在万隆找到了共同语言：和平、独立、合作、团结、协商、求同，这种共同语言响彻万隆独立大厦的会议厅。 亚非会议的成功是来之不易的。这是与会各国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国代表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周总理以其非凡的智慧、杰出的外交才能和高超的谈判艺术，使亚非会议了解了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极其出色地贯彻了中央“走出去”的外交战略方针，为会议的圆满成功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受到了与会各国代表普遍的高度赞扬。 30年后，黄镇在1985年撰写的纪念亚非会议30周年的文章《一次任重道远的历史会议》中深情地回忆说：“我作为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和中国代表团代表荣幸地参加了这次盛会。30年过去了，但是会议的盛况至今难忘。”“周总理杰出的外交风格，我现在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黄镇说，周总理最善于和各种不同意见的人共同工作，既坚持原则，又争取团结，取得可能达到的最大限度的协议。在会内会外的活动中，周总理自始至终贯彻了中国政府确定的求同存异、平等协商的精神。他不仅同意见接近或一致的国家领导人合作得很好，而且也尊重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国家领导人，虚心听取他们的谈话，心平气和地交换看法，尽可能采纳各种建议，耐心寻找共同点。例如：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人不喜欢某些措施和写法，周总理就同意修改。他在政治委员会上发言说：“在坐的有些代表说和平共处（peaceful co-existence)是共产党用的名词。那末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而不要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他主动建议，采用联合国宪章序言中的提法，改用“和平共处（live together in peace)”。他说“这是我们应该能够同意的，我们能够站在联合国宪章的立场上来谋求和平合作。”还有人不完全同意五项原则的措词，或者认为不止五项。周总理说：“写法可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本着这种求同存异的精神，会议终于制定了各国和平相处、发展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它采纳了与会各国代表的补充意见，保留了五项原则的实质内容，成为万隆精神的组成部分，在以后的国际关系中，产生了重要的积极的影响。 黄镇说，会上也出现一些比较大的分歧，包括对共产主义、对新中国的政策有误解，甚至有歪曲的言论。这样的言论不能不使会议出现紧张气氛。周总理采取了既坚持原则又顾全大局的态度。他在会上明确表态，不同意这些看法，但不在大会上展开争论。对有些问题，例如说中国没有宗教自由等，周总理正面作了解释，并且欢迎大家亲自到中国看看。更加重要的是，他在会外找有关的代表严肃交谈，摆事实，讲道理，从而增进了相互了解，取得了和解，使得某些分歧支流不成为会议主流的障碍。 事实证明，正是周总理坚定、明智而灵活地贯彻了求同存异的精神，同各国代表团共同努力，使这次会议能够把分歧留在后面，把团结推向前进，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黄镇在他的纪念文章中最后说：“使我十分感动而永远难忘的是，周总理在完成中国代表团和会议的艰巨任务中表现出来的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忘我精神。为了亚非人民的共同事业，为了完成全国人民的重托，周总理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为我国外事工作人员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亚非会议结束后，周总理应印度尼西亚政府邀请，于4月26日到28日，对印尼进行正式访问，然后飞离雅加达回国。 周总理在出席亚非会议和访问印尼期间所进行的广泛而有效的外交活动，在全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使印尼领导人对中国的了解更深一层，为中国驻印尼使馆的工作迅速打开新局面，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对黄镇自身，周总理这次印尼行还是一次最实际、最亲密的言传身教，他从中学到了很多终生受益的宝贵经验，以后每每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总是满怀敬仰与钦佩之情。 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对黄镇在这一期间的工作是满意的。时任驻缅甸大使的姚仲明回忆道：“万隆会议闭幕后，周总理、陈总又路经仰光，曾对我提到黄镇为亚非会议做了大量工作，对有关方面的联系较为频繁，信息灵通，对我方代表团的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我方同印尼签订关于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协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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