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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5月，一批约八百人的国军战俘队伍被押送前往洛阳，在路上要走四天。由于被俘人员骨瘦如柴，身体羸弱，日本兵把走在后面的人当场刺死在路上，一路上有上百人被杀害。 这批战俘被押送到洛阳后，被关了四十多天。一天拂晓，日军说是要送他们到后方去，凡能走动的都跟着，走不动的就留下。所谓留下，就是用刺刀挑死。战俘白祺华慌忙拿起身边的榆木棍，拄着棍跟队伍跑。而他前边的一个战俘，不知因为什么被拉下两三步远，一个日本兵二话不说，走上去一把抓住衣领就往外拉，拉不动就用脚踹肚子，接着一刺刀便给刺死了。 战俘白祺华的腿尽管肿得红溜溜的，但为了活命，还是咬着牙坚持着。每次他看到押解的日军向他走来时，就拄着棍赶紧快走几步，坚持不掉队，方才保住了一条命。从洛阳西工集中营到黄河北岸的怀庆府，这批战俘步行了两百五十里后，才改乘火车到石家庄，沿途不知有多少战俘因走不动而死于日军的枪刺下。此后，白祺华又和战俘张永顺、唐金安等人一起经石家庄、塘沽集中营送往日本枥木县足尾铜矿当劳工。 景云祥是汤恩伯属下的中央军第八十五军一一〇师三二八团的士兵，1944年4月，日军发起“一号作战”，景云祥所在的部队在汜水、黑石关打了两仗，向西撤退时，他在渑池被俘。日军为了使俘虏丧失反抗力，把他们分别关进几个大土窑洞里，六天六夜不给一点吃的东西。第七天，日军从每个窑洞里放出几个人，押到近处地里去掐刚灌浆的麦穗，这样每人才吃到一小撮生麦粒。第八天早上，日本兵叫他们全部到洞外集合，这时洞里的人已死伤过半，挣扎不起来了。日军便用机枪把不能走动的人扫射死在洞里，接着又炸塌了洞口，这才押着他们上路。 经过长途跋涉，日兵把四百多战俘押到洛阳城郊的西工集中营。当时里面已关押了一万多人，都是在这次战役中被俘的，从服装和番号看，汤恩伯部队的人居多，下来就是蒋鼎文部多一些。之后陆续又押来了几批人，短短两个月关押的人数已近二万。 日军攻陷洛阳后，俘虏国民党军万余人，国军士兵张永顺亦在其中，他后来回忆：日本人每顿饭就给我们发一把谷子，或者一把黑豆，一把玉米粒，有一次我数了一下，发了27颗玉米粒。在押送途中，日本人一周只给一把高粱，一滴水不给喝，很多人干渴倒地，河南人白祺华是靠舔牙膏活下来的。吃不饱，没水喝，这是日军集中营中最普遍的事儿。 到了秋冬，战俘要忍受的还有寒冷。因为集中营里发的牢服根本难以遮体，再加上营房四处透风，很多人扛不住就活活被冻死。一个名叫赵天的战俘在去厕所的路上捡了一个装石灰的草袋，晚上睡觉就钻在里面挡风寒。不巧来了一个日本兵查房，用刺刀挑开草袋不让他睡，随后把他拉到井口，提起两脚就向井里扔。有些战俘为了御寒常常两三个搭伴儿挤在一块儿睡。睡觉时人都好好的，可是有的人越睡越凉，用手一推，已经死了。 日军每餐只给战俘每人发一小茶缸发了霉的高粱米饭，用来吊住人们这一口气。营内疟疾流行，每天都有大批人在饥病交加中死去。 1944年6月中旬，日军把关在集中营的所有战俘都押出去扒洛阳西的铁路，修洛阳东的铁路。战俘景云祥目睹了日军在陇海路上残害战俘的情景：扒铁路是从渑池西的观音堂车站开始，一直扒到洛阳站止。日军是想以此来切断陇海线的东西交通，达到长期占领洛阳地区的目的。在扒钢轨时，每根钢轨两头各站一个日本兵监工，见谁不顺眼，就用枪托打，刺刀捅。 钢轨扒下来后，由十二个战俘扛着。战俘们饿得头晕腿颤，实在扛不动，有时一人摔倒，其他人也都被压在钢轨下。日军不由分说，上来就用刺刀捅。有的人虽然连忙爬起来，也不被放过，许多战俘就这样死在日军的刺刀下。每天收工时，那些被折磨得跟不上队列的战俘，全被日军捅死在路上。 一天傍晚收工后，三个日本兵来到战俘住处，拉出一个小战俘，叫他两臂平举站成一个“大”字形。两个日本兵一人抬着他一只手，另一个站在他的身后，举起寒光闪闪的东洋刀，大叫两声，将这个小战俘的两只胳膊砍落在地，第三刀从头顶上劈下去，一直劈到腰部。然后，三个日军大笑着扬长而去，这个小战俘就这样被无辜地杀害了。 战俘并非完全逆来顺受，不少战俘在集中营和外出当劳工时，进行了反抗、斗争、破坏、逃跑。有一次，一个工棚里的战俘，集体逃跑了几百人。其中有两个老实胆小的人，待在工棚里没敢跑。结果第二天，日军把全体战俘集合到一个广场上，把两个没逃走的战俘当场用刺刀挑死。日军军曹还指着死难战俘的尸体恐吓说：“谁敢再逃跑，就像他们两个一样！” 洛阳集中营被日军称为“洛阳俘虏收容所”，成立于1944年4月，地址位于洛阳旧城西关外的西工兵营。这个集中营，是日军在1944年4月发起“一号作战”（即豫湘桂大溃败）后，在河南地区的作战中俘虏了大量的国军汤恩伯、蒋鼎文部的官兵，为了关押这些战俘而专门设立的。 据不完全统计，洛阳集中营关押了至少3万以上的国军战俘，而日本投降后，该集中营释放了不到300个幸存战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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