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研究”论坛会议综述 复旦大学10.13-10.15
通讯作者：赵明哲 潘裕文 侯春晓 刘诗昭 贾博文 2023年10月14日，第二届“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研究”论坛在复旦大学召开，论坛以“当代视野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为主题，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复旦大学单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张双利教授为论坛作开幕致辞。张双利教授首先强调马哲学科的发展应当始终保持思想史和理论史的眼光，这包含至少三个维度：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思想的发展史、马克思恩格斯对先前重大思想环节的理解史、后世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接受史。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研究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它可以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的具体理论内涵以及其与时代主题之间的相互呼应，从而为当下的研究者思考当今时代主题提供借鉴。张双利教授表示，本届论坛的参会文章整体上反映出，当下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研究很好地把握住了两大关键性的条件：第一，MEGA2的陆续出版，尤其是马克思各类研究笔记、手稿的问世，不仅提供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新线索，更是清晰地表现出马克思对其重大时代主题的敏感把握；第二，当今全新的时代任务促使当下的研究者回过头审视已有的理论框架，重新发现了一些特定线索与资源的重大意义。这两大关键性的研究条件促使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史和思想史研究落回对我们当今时代主题的回应。最后，张双利教授对本届论坛的三家主办单位表示感谢，并期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研究”论坛能够成为相关问题研究者得以展示、学习和交流的关键平台。
10.14日主论坛  10月14日上午，本届论坛主会场迎来了两场专家报告，共十位专家做了专题发言，两场报告分别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仰海峰教授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王金林教授主持。
南京大学哲学系张异宾教授做了关于马克思笔记与思想史关系问题的报告。张异宾教授首先介绍了南京大学的马克思笔记研究的发展历程。这一研究的目标是对已经出版的MEGA2中的马克思德文、法文和英文笔记做一个全面的梳理和研究，由此建立了一个多元的研究者团队和平台，在五年里组织了三十多次研讨。长期以来，马克思的笔记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但就研究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史而言，笔记甚至比手稿更加重要，因为它包含了马克思思考的前期线索。其次，张异宾教授简要分析了关于马克思笔记研究的最新成果。第一，《波恩笔记》和《柏林笔记》呈现了马克思非常广泛和复杂的思想来源，远远超出通常得到重视的几大思想资源的范围；第二，《克罗茨纳赫笔记》表明当时的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解依然是存在问题的，后续几部笔记也表明相当多的历史唯物主义生产话语在古典经济学中就已经存在；第三，五卷本的经济史研究笔记展示了马克思对于人类有记载以来的经济史展开过一次全景式的研究，这有助于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过重新评价；第四，《伦敦笔记》中不仅包含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还涉猎了大量自然科学、殖民主义等问题，这些都是历史唯物主义深化的重要环节。 苏州大学哲学系任平教授做了关于马克思理论史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反思的报告。任平教授认为，马克思理论史研究中的当代视野主要在于三点：第一，马克思的现代性观和唯物史观之间的关系。《克罗茨纳赫笔记》中的主线是法国道路，法国作为一个先发国家，它先展开了资本和市场化的发展，随后通过革命推翻了旧的上层建筑。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初理论图示是法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但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却并不一定适用，马克思晚年对这个问题已经有所理论自觉。第二，马克思的体系观问题。马克思没有公开地提出一个体系，而是把自己的思想看作是一种哲学观，但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确实希望借助黑格尔逻辑学来使自己的思想成为一个体系，这种“观”与“体系”之间的张力还有待研究。第三，马克思的研究范式的转换。马克思的研究范式发生过重大转变，从最初的文本文献解读，到与代表性人物展开对话，再到反思的问题学范式，最终才能给出马克思想要表达的完整的思想体系。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的刘森林教授做了关于恩格斯的谢林批判问题的报告。刘森林教授认为，近年来学界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开始关注施蒂纳的思想来源问题，而通过对晚期谢林的阅读可以整理出一条晚期谢林、施蒂纳再到马克思的线索。这也提出了如何从马克思理论史角度重新看待晚期谢林的问题。刘森林教授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有对谢林肯定哲学的批判，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当时还是以哲学理性与宗教启示的二分框架看待启蒙，对启蒙的理解还处在初级阶段。此外，恩格斯的批判同时还基于专制主义和共和主义二分的框架，这导致了一种日趋显明的社会政治批判。刘森林教授认为，恩格斯对谢林的批判是不断提升、深化和完善的，当他进一步接触到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接触到古典经济学，就逐步开始立足自己新创立的哲学对晚期谢林做出哲学批判。 北京大学哲学系聂锦芳教授做了关于人的解放问题的报告，强调应当区分“普遍的人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后者实际上是马克思试图摈弃的一种思路。在《德法年鉴》中，马克思批判了鲍威尔试图用“人（类）解放”的信念来抽象地解决犹太人的解放问题，并且深刻地意识到，不论是政治解放还是社会解放，都还不是彻底的“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对于马克思来说，个人权利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而社会则显现为对这种独立性的外部框架和限制。因此，只有当“现实的个人”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个体劳动和个体关系中成为类存在物时，“人的解放”才能完成。尽管在《德法年鉴》之后，马克思的思想也发生过变化，但他始终坚持着“普遍的人的解放”的观点，这成为了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始终的中心线索之一。聂锦芳教授强调，过去中文译本的误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应将“全人类的解放”改为“普遍的人的解放”，新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已经纠正了这一点，但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邹诗鹏教授做了关于青年马克思与浪漫派关系问题的报告。学界通常认为，马克思在大学时期与浪漫派传统存在着内在关联，只是在莱茵报时期之后才转向对浪漫派的自觉批判。邹诗鹏教授强调，马克思在学生时代确实抱有理想主义的倾向，但这主要是受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而大学时期的马克思虽然“邂逅”了浪漫派，但这种“邂逅”一开始就是理论姿态及其立场上的诀别。实际上，海涅对浪漫派的批判影响了大学时期的马克思，以至于马克思有意通过转向黑格尔哲学来克服浪漫派对自己的影响，这一时期对历史法学派的批判就是马克思批判浪漫派的典型表现。马克思确实有着当时流行于德国社会的怀旧伤感情绪，但一般的浪漫情绪不等于浪漫派的立场，前者只是一种社会情绪，并不必然生长出浪漫主义，大学时期的马克思已然能够把浪漫主义与浪漫情调区分开。某种将青年马克思关联于浪漫派的思想，的确有意于复兴斯宾诺莎的活力论，也是当时激进理论界试图激活浪漫派的某种努力，但严格说来，这是赫斯式的、而不是马克思的道路。
北京大学哲学系杨学功教授做了关于社会主义派别问题的报告。首先，杨学功教授介绍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概念的不同含义。在马恩著作中，有时对这两个概念会加以区分，指明它们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不同阶段或在实现理想社会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有时又未加区分，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二者都是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其次，杨学功教授分析了社会主义的派别问题。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将社会主义分为“三类五种”，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尤其要注意避免“封建的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最后，杨学功教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硬套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只能靠当代中国人在实践中去探索，然后在理论上加以总结和概括。而只有在理解了社会主义各个派别间复杂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出比较恰当合理的定位，从而引导当代中国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吴向东教授做了关于价值与历史的辩证法的报告。吴向东教授提出，价值与历史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界的一个经久不衰的元问题，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关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正义等问题的几次论争之中。在第二国际时期，伯恩斯坦认为历史唯物主义需要经过伦理道德因素的改写才能具备推动群众行动的动力，而考茨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在于排除了一切价值理论判断。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更是兴起了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正义问题的论争，以伍德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正义或道德内在于特定的生产方式之中，并不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发挥作用；以科恩为代表的另一方认为，马克思实际上假设了一种客观的、非历史性的正义标准，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社会形态都可以依据它们接近该客观标准的程度而得到评判。吴向东教授认为，上述的论争实际上都割裂了价值与历史的内在关系和辩证关系。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历史事实就是一种价值事实，历史就是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去创造一个属于人的、符合人的需要的价值世界，价值之善在历史的展开中不断地得以呈现。因此，历史、人和价值是内在统一的，历史必然性绝不是先于人、与人无关的神秘之物，它存在于人的活动之中，是人的活动规律。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就在于，价值理想不是一种抽象、普适的空洞概念和主观设置，它总是基于具体的、当下的客观现实的一种批判和超越，才能具有现实的和历史的内容。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文喜教授做了关于马克思早期政论文章以及学术自由问题的报告。首先，张文喜教授认为，在马克思早期的政论文章中，反对“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占据着重要的分量，他撰写过六篇该类主题的文章，并且非常看重这些文章。这一批评既包含着对于哲学和政治的关系的论述，也包含着对学术写作规则的批判。一方面，马克思揭示了经济与意识形态的因果关系，正确的政治倾向和进步的写作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处于这种规律的依赖性中；另一方面，附属于检查制度的写作规范虽然有权威却无所谓神圣。马克思以“自由的自然规律”为出发点来批评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以此透过对思想语法、表达和写作潜规则的批判，将作者置于言论的自由者的地位。最后，张文喜教授强调，不能把学术自由和学者本人言论上的自由混为一谈，学术自由应当意味着平等、宽容的言论环境，意味着符合规范的商谈伦理。 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天俊教授做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社会性本质的报告。马天俊教授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中，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反义词，同时，国家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反义词，这是同等重要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立场存在一个理论的光谱，一个极端是无政府主义，另一个极端是皇帝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马克思恩格斯有一个带着国家主义痕迹走向社会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波拿巴或俾斯麦等人的国家社会主义一直保持着警惕，也一直不遗余力加以批判。波拿巴或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国家主义，它在最好的意义上，也只能成为某种“社会主义国家”。马天俊教授强调，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只能是社会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要义是社会，是社会发展中人的自由发展的实现，这是社会主义之为“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拥军教授做了关于马克思对价值现象的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问题的报告。马拥军教授认为，从分析工具的角度看，对价值现象进行研究要运用辩证法，以便对需要结构和价值体系的变革的关系、价值体系的变革与价值观的变革的关系作分环节的考察；从材料的角度看，马克思所研究的价值现象并不限于商品价值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货币价值和资本价值，这些都属于经济价值的特定历史形态。从这两点出发，马拥军教授强调，人们对“劳动价值论”存在着严重误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不是指“劳动创造价值”，而是指“互相反对的劳动创造商品价值”“雇佣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因此，必须严格限制所谓“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适用范围。除了像《资本论》那样研究商品价值、货币价值、资本价值的产生、发展、灭亡之外，也要研究建立在货币价值观和资本价值观基础上的整个资产阶级价值观体系。最后，马拥军教授指出，既然全部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念必须适应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要求，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就必然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发达国家找到的道路，应当要建立起自己特殊的价值观体系。
分论坛1：青年马克思与思想史研究 分论坛一聚焦于“青年马克思与思想史研究”，本分论坛分为两场，共有10位学者作了主题报告。
第一场主题报告由《哲学研究》编辑部编审黄慧珍老师主持，由北京大学哲学系聂锦芳教授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张双利教授评议。 第一位发言人是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东辉教授，他报告的题目是“黑格尔的'和解’与青年马克思的革命”，他提出，黑格尔和青年马克思基于对本质的不同理解，产生了对待社会现实的两种态度，即和解和革命。黑格尔对事物的本质持一种消解和弱化的去本质主义态度，这就使得他用变易和和解的观点来看待社会矛盾和历史演进。相反，青年马克思倾向于从本质主义的角度看待问题，这种本质主义构成他的异化理论的前提。为了扬弃异化，马克思选择了革命的方案。黑格尔的“和解”与青年马克思的“革命”虽然存在鲜明对照，但在总体上仍内在地包含着对方，彼此存在交集。 第二位发言人是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守奎教授，他报告的题目是“重释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论断”，他认为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关于“人”的规定是不同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自由自觉的活动”把握为人的类本质，这与他赋予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基础存在论意义相关，由此也自然过渡到“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规定。《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著名论断并不是给人下定义，而只是马克思判定并没有某种先天存在的“人的本质”,人的本质不过是在后天中不断生成或实现的过程。每个人把“社会关系”生成和展开到何种程度，其本质也就对象化到何种程度。 第三位发言人是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阳老师，他报告的题目是“马克思早期文本中'偶然性’概念的发展——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物象的关系’与'偶然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的“概念判断”、康德的模态理论甚至亚里士多德二级潜能-现实理论等思想资源，试图给出一种与感觉、实践相关的偶然性理论，但这一理论仍然局限在思维与存在、应然-实然、理想-现实的“反思形式”关系之中。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物象的关系”与“偶然性”之间的关系为轴线，马克思区分了“偶然性”概念的不同内涵，并且与黑格尔逻辑学意义上的偶然性概念相区分。马克思的偶然性概念具有四种不同的内涵：客观的偶然性、主观的偶然性、社会的偶然性和个人的偶然性。但是当代激进左翼关于偶然性的讨论几乎都偏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偶然性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第四位发言人是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焱老师，他报告的题目是“论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关键内核及方法指向”，他提出，马克思经过对西方旧世界观的层层清理，创建了以历史为原则，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这种“新世界观”包含了如下关键内核：摆脱宗教依附的情感内核、基于哲学革命的历史科学内核和激发革命行动的意志内核。无产阶级成员如果停留于经验常识层面，将难以有效运用这一“新世界观”改写既定的资本主义秩序。通过无产阶级先锋政党的核心领导和团结教育，推动无产阶级完成变革世界观与改变对象世界的双重任务，这彰显了马克思“新世界观”不停留于理论形态层面的方法功效。 第五位发言人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窦梓绮，她报告的题目是“一个辩护：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论的超越”，她认为，黑格尔将市民社会确定为资产阶级社会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但其思想也包含着内在局限：市民社会概念仍带有普鲁士的保守色彩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只在需要与交换的层面上考察现代市场，难以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实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中揭示了黑格尔与国民经济学的同一立场，指出不能在劳动与资本的能动关系中把握市民社会问题，至多只能揭示出一些无关紧要的对立。随着唯物史观的制定，马克思提出广义市民社会的用法扬弃了黑格尔市民社会论的资产阶级立场，奠定了现代社会理论的地平。 第二场主题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黄志军教授主持，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杨学功教授和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代月教授评议。
第一位发言人是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黄学胜副教授，他报告的题目是“一宗迷案：切什考夫斯基究竟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他认为学界对于马克思与切什考夫斯基的思想关联尚未形成有效共识，经过思想比较，二人在思维方式、实践哲学、问题意识、解答方案、目标方向等诸方面有高度的相似性，表明马克思的确可能受过切什考夫斯基的深刻影响。不过，在哲学基础、对历史的阐释方式以及政治、阶级等立场等方面，马克思还是实现了对包括切什考夫斯基在内的整个青年黑格尔派的整体超越，不宜过度夸大切什考夫斯基的影响。 第二位发言人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祁涛副教授，他报告的题目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哲学唯物主义”，他提出，学界对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阐释往往倾向于聚焦其政治哲学层面的解读，而未能澄清该文本的哲学立场和相应内涵。他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理解为是一部由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形而上学批判为基本哲学定向的著作，这一著作的唯物主义立场是从实存有限物出发的世界观，因此根本地区别于思辨哲学。这一立场意义重大地打开了青年马克思关于哲学的双重任务，一方面政治批判必须同时采取意识形态批判，因此旧哲学的意识形态性质需要始终加以辨认；另一方面，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性质所展开的社会历史领域，既需要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也需要新世界观之上的革命学说。 第三位发言人是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康翟副教授，他报告的题目是“论黑格尔对代议制的重构及其限度”，他认为，黑格尔对于内部国家制度的构建是以社会等级分化为基础的，但是黑格尔关于等级分化的观点是成问题的，主要有三方面的不足：各等级的分野已经日益形成两个对抗性的阶级；现代社会的同质化使得人们在外观和生活格调上齐一化；被黑格尔称为“贱民”的群体无法被整合在国家之中。马克思正是在“贱民问题”上发现了彻底改造社会的力量，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提出了一种更为激进的反民主思路，这种思路将对民主的批判转换为对现代国家本身的批判。马克思的激进民主着眼于现代世界的根本问题而提出，无疑具有巨大的理论穿透力，但在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建构方面，黑格尔对现代民主基本原则的批判和重构似乎更值得我们格外重视和借鉴。 第四位发言人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宋一帆老师，他报告的题目是“通向一门'内在的科学’——费尔巴哈的斯宾诺莎主义与马克思思想的起源”，他认为，费尔巴哈以“斯宾诺莎-谢林主义”回应了泛神论之争，率先挑战了黑格尔的沉思哲学。费尔巴哈将他的哲学命名为“内在的科学”，强调自然之于思维的本体论优先性，倡导一种主体与对象共生共存的“空间的自由主义”。自然由此被赋予了活力，它是一种由“类”（即普遍的流动性）所支撑起来的生命层级。费尔巴哈的黑格尔批判曾在马克思思想的起源处占据了重要地位，特别体现在《博士论文》中对机械自然观的挑战和自然历史基础上的“身体化时间”,这奠定了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的雏形。马克思《巴黎手稿》中对“类话语”的借用不能简单划归为意识形态，而是延续了生命哲学的视野，作为对资本主义人类世的反叛讲述了人类生命形式的开放性、可塑性。 第五位发言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潘裕文，她报告的题目是“感性直观与中介之间的意识形态批判——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与黑格尔的跨越性批判”，她提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接受与批判同时意味着他对黑格尔的批判与接受。费尔巴哈认为德国宗教和思辨哲学的症结在于其提供的中介过程是形式的，只能自我封闭在思维中而无法真正触及感性存在，要破除这种意识形态就要采取感性直观的方式。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批判黑格尔哲学和研究政治经济学。通过政治经济学，马克思认识到市民社会普遍且必然地具有一个中介的结构，并且只能以抽象的形式运作，对此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是无力的，马克思因而重新理解和吸收了黑格尔的中介辩证法。在感性直观与中介的视差中，马克思发现不同观念范畴的争辩其实是社会运作的效果，这开辟了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意识形态的道路：通过追溯意识形态的起源来揭示社会运作的机制。 分论坛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义理与当代议题 分论坛二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义理与当代议题”。第一场主题报告由《学术月刊》编辑部盛丹艳老师主持，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仰海峰教授、同济大学哲学系陈立新教授点评。
第一位发言人是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乾坤副教授，他报告的题目是“货币价值论：新马克思阅读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重构”，他着眼于德国新马克思主义阅读运动，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进行了讨论。他指出，新马克思阅读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恩格斯之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后二者将劳动当作价值的实体，却未能关注到货币是价值必要的表现形式，从而陷入一种实体主义的框架之中。在此基础上，新马克思阅读运动要求回到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分析中，重新发现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之间的关联，澄清货币指的是概念上一般性的货币本身，其作为纯符号是价值的表现形式，继而解决商品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问题。之后，李乾坤对新马克思阅读运动进行了评述，认为新马克思阅读提出的货币价值论尽管在理论上有所推进，但他们的研究使得对“观念性的东西”的讨论代替了对社会历史现实的分析，因而欠缺历史的维度。 第二位发言人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鲁绍臣副教授，他报告的题目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明底蕴及世界历史意义”，在报告中，鲁绍臣副教授选取了有代表性的西方思想家，其中包括了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亚当·斯密以及黑格尔，勾勒了他们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之本质的界定，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是个体的利己逻辑以及欲望。不同的思想家都在这一核心的前提下，寻求对“利己个体”所导致的各种各样的难题和危险的解决。鲁绍臣指出，马克思面对的是已经有了基本的文明和文化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社会陷入了非神圣的虚无主义的困局，而现代文明的危机的要点是人的本质的的积极实现。 第三位发言人是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李嘉弘老师，他以“劳动的间接合目的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思想史比较研究”为主题，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行了解读。首先，他列举了三类经济思想，包括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古典主观价值论和早期边际主义，并比较了三者内在结构的不同，继而指出马克思所理解的交换价值的基础是一般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对立，而劳动则是主观和客观之间的中介，并包含着社会的维度。就劳动与价值之间的关联而言，需要引入“代价”的内涵，劳动实际上是一种耗费，代表了为实现目的所需付出的客观代价，价值就是对这一代价的相应承认。 第四位发言人是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于沫老师，她的报告主题是“劳动价值论何以成为资本逻辑批判的理论基石”，同样关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着重讨论了这一理论的批判内涵。首先，她指出了对这一理论的批判唯独进行讨论的两种路径，一种是将掩盖在等价交换外表下的劳资剥削实质解释出来，这种路径被以哈特、奈格里等为代表的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福克斯采纳；以及另外一种是跳出“剥削”的范式，揭示出资本自我保存的客观社会维度。于沫认为，第二种路径走出了对于“剥削”的伦理价值批判，能够揭示出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 第五位发言人是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刘小兰，她的报告“马克思主义视域下资本时间控制问题研究”着眼于资本主义批判，具体讨论了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下，资本逻辑的时间控制问题。在她看来，资本逻辑的内在本性就是时间控制，这种控制突出表现在对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以及对剩余劳动时间的延长，以此来提升资本增殖的能力；另一方面，时间控制也体现在个体对于时间的感知上，使原本具体的时间被抽象化、空间化、量化为连续体，使得主体陷入一种“沉思性的思维方式”之中，没有办法从事创造性的实践。然而，剩余价值量的无限增长将会被必要劳动时间限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界限，同时无产阶级对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构建也将恢复历史时间。这表明，资本主义社会仅仅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它将会被更高阶段的社会形态所代替。 第二场主题报告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鲁绍臣副教授主持，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猛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孙亮教授评议。
第二场的第一位发言人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陆凯华副教授，他的报告的主题是：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的唯物主义定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新版序言中，卢卡奇以自我批判的方式对自己早年的“唯心主义”倾向进行了反思。在卢卡奇看来，这种唯心主义倾向主要体现在将阶级意识与实践直接等同起来，而这种等同根植于自己在异化问题上同马克思的根本差异，由此指向了一种“唯物主义”转向。陆凯华认为，普殊同和阿多诺都对于这一转向进行了发展，前者从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哲学结合的角度，使辩证法摆脱了黑格尔哲学的地基；而阿多诺则提出了一种“客体优先“的辩证法，重新提示出被资本主义文明掩盖的物质性内容。最后，他指出，只有在普殊同与阿多诺的对话语境中，才能够定位和正确理解卢卡奇思想的“唯物主义”转向。 第二位发言人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黄玮杰副教授，他报告的题目是“资本存在的历史合法性界限及其当代效应——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他的报告讨论了在缺乏普遍、形而上、彼岸的合法性支撑的情况下，现代社会如何形成并凸显了社会合法性基础的争议。黄玮杰指出，在新自由主义权力-话语的影响下，“自由选择”被构建为社会普遍的合法性基础，但需要追问的是，可自由选择的是既定形式内的内容还是形式本身？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强调了现代国家将“普遍事务”作为一个纯粹的形式而占为己有的特点。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特定社会的合法性也取决于其是否符合某种抽象理念。最后，黄玮杰提出了社会维系不仅需要主体对特定合法性内容的认同，还需要以某种客观形式作为保障的观点，并将唯物史观引入了对社会合法性的讨论中。 第三位发言人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袁蓓老师，她的报告“巴迪欧事件哲学的理论特质-基于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历史性视角得考察”讨论了后现代激进思潮对传统形而上学中的“主体中心主义”的反叛，在此背景下指出，巴迪欧的事件哲学植根于现象学理论，突显了偶然性、非一致性、开放性与可能性，认为相对于事件而言，主体是被建构的。更进一步来看，由于巴迪欧的事件哲学还具有马克思主义历史性视角，因此主体在他看来是被资本的逻辑结构建构的，而事件则提供了关于主体解放的策略。 第四位发言人是中山大学哲学系张米兰老师，她的报告“必然中的自由与自由中的必然——重解马克思的自由劳动”探讨了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自由劳动问题。首先，张米兰解释了马克思对于劳动的两种矛盾的态度，也即一方面肯定异化劳动的进步作用，另一方面主张减少“必要劳动时间”。由此，她提出了一个问题：物质性劳动如果作为人的本质活动，为什么又需要在时间上被缩短？这就需要我们对劳动与自由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通过对《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分析，张米兰指出，马克思所理解的自由劳动同时生产对象和主体，其目标既在自身之外也在自身之内，因而生产活动就是自由本身。这打破了人们对“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相对立的理解，使二者成为同一劳动活动的不同阶段。 第五位发言人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钟晨宁，他报告的题目是“必然王国中的社会自由与个性——对'劳动’与'自我实现’关系争论的回应”，报告关注了马克思对劳动与自我实现的关系问题的理解。首先，他指出了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读路径：1）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经历了一种从早期的积极乐观态度逐渐转向成熟时期的“悲观观点”的变化；2）对于劳动，马克思始终“游走”在乐观和悲观两种态度之间；3）马克思始终积极支持劳动。在钟晨宁看来，必须将自由劳动安置在“必然王国”之中进行理解，因此，马克思所理解的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是不可分割的，后者包括了劳动生产组织方式的转变以及对人本性自由劳动的历史性塑造。 分论坛3：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与世界历史 第三场分论坛的主题是“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与世界历史”，第一场主题报告由上海社会科学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姜佑福老师主持，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吴向东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邹诗鹏教授评议。
第一位发言人是厦门大学哲学学院唐瑭教授，他做了题为“真正的共同体：民族国家与世界历史关系再思考”的报告。首先，唐老师论述了李斯特的民族国家共同体观念。相比于亚当·斯密世界主义倾向的经济理论，李斯特更加关注从民族国家角度来谈论生产力。他所宣扬的“国家经济学”侧重从民族共同体的角度来理解世界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并且将生产力理解为人人参与的生产体系，从而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从纯粹物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力，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共同活动来理解生产力的思路；随后，唐老师阐释了施蒂纳反对民族国家的“利己主义联盟”概念。在揭示费尔巴哈“爱的宗教”依然是一种精神性最高本质的基础上，施蒂纳提出了唯一者和利己主义联盟概念，并将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化约为相互利用关系。尽管施蒂纳以看似激进的方式揭露了德国政治革命的不彻底性，但由于其固守小资产者的利己诉求，因此这一联盟本质上是一种持有狭隘民族主义立场的观念。最后，唐老师指出，相较于施蒂纳的“虚幻共同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志形态》中所提出的“真正的共同体”围绕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性发展所具有的内在矛盾展开论述，致力于取消意识形态宣扬的绝对自由与实际有条件的自由之间的差别，从而切实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第二位发言人是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田冠浩教授做了题为“从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看文明新世纪的曙光”的报告。田老师指出，在19世纪50年代的一些时评文章中，马克思基于世界文明相互联系依存的视角论述了欧洲列强入侵中国所可能引发的世界性变革和影响：中国被纳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同时也将使得资本主义文明失去最后一个新市场的“安全阀”。由此可见，与黑格尔为代表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唯物史观着眼于世界历史的相互联系以及开放的精神，为揭示不同文明未来发展道路提供了深刻洞见。最后田老师认为，基于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中国的文本，古老的中华文明在迈向社会主义、开创新的历史方面有着充分的潜力。 第三位发言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韩蒙老师做了题为“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中国的两个视角及其启示”的报告。韩老师首先指出，近代欧洲学者基于东方从属西方的欧洲中心主义，提出了所谓的“普遍历史”概念，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国的观察和评议从三个方面对这一视角进行了改造：首先，普遍历史的观念来自于从地域性历史向世界性历史转变的实际过程；其次，世界历史进程是在特定的“支配-从属”关系中展开的：世界历史并非是均质平衡空间内的展开，而是背后隐藏着殖民扩张和武力侵略；最后，资产阶级文明的历史性决定了变革从属关系的可能性：随着资产阶级向殖民地推进其文明进程，宗主国的经济危机与殖民地的反抗运动也构成了这一文明的历史界限。在此基础上，韩老师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凸显了与普遍历史视角不同的亚细亚视角，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了超出中国自身的普遍性意义：首先，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具有独特性和坚固性；其次，包括亚细亚在内的社会形态都是一个总体化的有机体；最后，亚细亚社会的历史命运无法在西欧社会的演进过程中得到确切的阐述。在最后部分韩老师总结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亚细亚社会的有机体论断为重新理解受西方冲击的中国转型提供了方法论基础，这种视角是基于特定历史的，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历史性，由此构成了一种不同于近代西方的、关于普遍历史观念的充实和改造。 第四位发言人是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张炯老师，他做了题为“'波兰问题’中的民族复兴与工人解放——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与蒲鲁东主义的分歧”的报告。首先张炯老师介绍了1863年波兰民族起义这一事件的历程。受这一事件影响，英国工人联合会联合法国工人代表声援波兰人民的民族复兴斗争，但二者很快在波兰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即相比于英国工人，法国工人更关心工人及其解放问题而非波兰民族问题。随后在第一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中，信奉蒲鲁东主义的法国工人代表否定了支持波兰民族反抗沙俄压迫的议题，这构成了马克思围绕波兰问题同蒲鲁东主义展开论战的背景。蒲鲁东及蒲鲁东主义者在波兰民族问题上采取反对立场，这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法国民族主义在历史进展过程中走向极端而变为沙文主义。持有蒲鲁东主义立场的法国工人无法真切理解《共产党宣言》中“工人没有祖国”的含义。最后，张老师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主义的民族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波兰问题时对nation和nationality的含义做了重要区分，前者指向基于政治、人口或者疆域意义的民族国家，后者则是基于语言、文化或者血缘等要素的民族。蒲鲁东主义在民族问题上仅仅围绕nationality意义上的民族来讨论，而没有触及nation-state意义上的民族复兴和独立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坚定支持波兰在nation意义上的民族复兴，在其中能够容纳不同文化背景的nationalities。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主义立场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理论承认民族和国界的存在，并且认定，在真正实现共产主义之前，nation会长期合法存在。 第五位发言人是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张润坤老师，他做了题为“马克思《历史学笔记》中的阶级形象及其唯物史观”的报告。《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晚年写作的史学手稿，记录并讨论了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7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的重要历史事件。首先，按照马克思对社会展开阶级分析的资本主义批判框架，《历史学笔记》也的确进行了阶级划分，例如马克思区分了社会的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具体构成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国家有所差异。然而《历史学笔记》对细碎历史事件的记录看起来并未过多处理不同阶级之间的对抗关系，从而使得里面的阶级形象呈现出若隐若现之势。但经过反思和考察，张老师得出了《历史学笔记》中关于阶级形象的四条结论：第一，《历史学笔记》中阶级划分方法与资产阶级社会明显不同，其背后依托着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关系；第二，《历史学笔记》所记录的阶级斗争以群体战争为主，并不具备社会关系变化和社会历史运动的意味；第三，《历史学笔记》从总体角度谈论阶级；第四，《历史学笔记》终结于引向资产阶级社会史的地方。最后，张老师讨论了马克思对阶级概念的唯物史观界定，指出具体阶级概念的根基在于社会现实及其运动，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援引波兰尼、安德森、奥尔曼以及伍德等人说明，阶级概念离不开这一主题背后的社会现实的辩证运动。 第二场主题报告由苏州大学哲学系桑明旭教授主持，由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天俊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林青副教授评议。 第一位发言人是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王莅副教授，他做了题为“重建马克思与梅恩思想关联的三条线索”的报告。第一条线索是马克思对梅恩著作的直接批判，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1）在对父权制家庭理论的批判方面，马克思批评了梅恩将联合家庭作为人类社会起源的错误观点，而接纳了摩尔根关于父权制家庭是母系氏族解体之后产物的观点；（2）在土地财产及继承权批判方面，马克思批评了梅恩认为土地财产起源于个人权力以及部落首领统治权的双重起源说，而认定只来自于部落所有制和部落集体；（3）在对首领权力封建化进行批判方面，马克思批判了梅恩和弗里曼所凭靠的“根据首领权力的扩大程度”来界定进步社会的标准，反对将爱尔兰社会封建化；（4）在对分析主义批判的再批判方面，马克思批判了梅恩所认同的分析主义法学派代表人物奥斯丁将法律研究置于逻辑自洽的法理基础上的观点。第二个线索是马克思与梅恩身后的研究谱系，王老师分别从菲尔与梅恩史前史研究资料来源关系、科瓦列夫斯基对梅恩历史比较研究方法的拓展与运用，以及麦克伦南对梅恩父权制理论挑战和修正三个方面来说明梅恩的后继者对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第三个线索是马克思与梅恩思想所共同体现的特征，王老师简要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对自然法理论的全面拒斥；第二，二者都坚持有限定的历史进步论基调，第三，二者都具有一种兼容东西文明的整体性世界视野，关注东西方历史的差异问题。最后，王老师总结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优势是形式化分析，而梅恩的古代法研究则以内容材料为特色，二者在古代社会研究层面的思想值得进一步挖掘。 第二位发言人是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蔡淞任老师，他做了题为“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对立论的批判性说明”的报告。蔡老师在一开始说明，马克思在1843-1844年在面对物质利益难题和法兰西思潮时所产生的新思考路径，很大程度上受到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从很早的时候就呈现出有机且密切的联系。然而，自19世纪末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通常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存在对立，缺乏内在一致性，而上述观点又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具体派别：（1）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将马恩对立理解为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做了“修正”，假托恩格斯晚年工作来否定马恩共同确立的科学理论；（2）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未能深刻理解和遵循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3）由吕贝尔创办的西方的马克思学从根源上更具“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色彩。最后，蔡老师详细说明了卢卡奇的人道主义流派与阿尔都塞的科学主义流派与西方马克思学的旨趣截然不同，前者致力于紧密地联系时代的理论与政治状况，以特有的理解方式忠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在此基础上，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的批评超越了西方马克思学仅仅从围绕文献角度来讨论的局限性，真正体现着现实意识。
第三位发言人是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兰洋老师，他做了题为“马克思对康德问题的解答与世界秩序的政治哲学阐释”的报告。在第一部分，兰老师引出了世界秩序阐释中的康德问题。在思考建立以国家为单位的良好世界秩序时，康德围绕三个方面展开阐述：第一，世界历史具有目的论的终极原因，世界秩序必须有目的才具备意义；第二，世界秩序的理想状态在于永久和平论；第三，康德筹划了一个由民主国家到自由国际联盟最终达到世界公民状态的整体图式，从而在理论上确保永久和平的秩序的实现。随后在第二部分，兰洋老师阐释了马克思基于康德问题的政治哲学解答：第一，马克思以历史性理论批判了康德的历史目的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在以生产方式变革和普遍交往扩大为基础的历史总体中考察世界秩序的发展变化，而非普遍理性的自我实现。其次，马克思以辩证性思想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对抗性本质，超越了康德将永恒人性作为从对抗性走向非对抗性历史逻辑条件的抽象性；第三，马克思批判了康德“各民族的联盟”仍然从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局限性，并用致力于消除剥削和压迫的“自由人联合体”取代了前者。在第三部分，兰洋老师从物质生产为中心的历史性思想、辩证性思想揭示资本-霸权的对抗性本质和真正共同体超越抽象虚假共同体三个方面总结了马克思解答“康德问题”的当代价值。 第四位发言人是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陈俊昆老师，他做了题为“重思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恩格斯的阐释及其当代价值”的报告。首先，陈老师援引了雷蒙·阿隆“无产阶级概念是神话”的论断，并认为这一论断暗含着将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等同起来的理论前提。然而，通过回溯无产阶级的概念史，陈老师试图说明，无产阶级在古罗马乃至法国启蒙运动时期都意味着“社会地位最低、基本没有财产的贫民群体”，而非一开始就与工人阶级这一概念有关联。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概念才开始摆脱古典学语境，成为一个指称现实社会群体的社会学概念。尽管有了这一发展，无产阶级仍然从属于第三等级而未获得独立的政治力量。到了19世纪30年代，第三等级内部团结走向终结，无产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其概念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不再仅仅指涉最穷的人，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直接指向工人劳动者。至此，无产阶级概念在法国社会语境中得到了充分发展，并经由施泰因传入德国，对1843年左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随后，陈老师具体展开了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无产阶级理论的论述：马克思将无产阶级理解为对私有财产的否定，充满了较强的思辨哲学意味；而同一时期的恩格斯则从“另一条道路”，即英国发达工业社会的地方性经验出发得到关于无产阶级的理解，并建立起“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理解。但陈老师将恩格斯的这一理解与之前提到的雷蒙·阿隆的公式性理解做了辨析，认为恩格斯对工人阶级及其同义词的使用有着明确的定语限制，体现了对特定历史条件的关注，而后者则并未注意到这一维度。最后，陈老师指出当今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方向指引下，继续获得无产阶级这一“函数”在21世纪世界历史条件下的最新经验形式。 第五位发言人是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赖诗奇，她做了题为“活动表现与剥削具象的关联——马克思剥削批判的叙事策略”的报告。首先，赖同学援引利弗古德在《马克思哲学中的活动》中对于活动原则的强调并做了延展性的分析，认为马克思不仅在博士论文中从原子偏斜来阐发自由活动，并且在《莱茵报》时期也关注人的实际经验活动，而剥削构成了这一时期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主题之一。在第二部分，赖同学举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第三章》关于“捡枯枝的审判”和“工人退回地下室”两处具体例子，从两个方面进行阐释：从显性角度来看，这表现了有产者对活动空间场所的所有权及其活动的限制；而从隐性角度来看，早期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中体现出了在社会意识层面有产者对无产者的限制。在第三部分，赖同学将视野转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剥削理论，重点揭示了雇佣劳动关系里雇佣劳动者的“手停，口停”（living from hand to mouth）式的话语分析：依靠雇佣劳动和剥削而建立起来的人身依附关系，是无产者普遍的生存困境，这种普遍贫困与社会生产的超级剩余之间组成了结构性的矛盾，而对这一矛盾的认识也推动马克思形成了关于解放革命的科学认识：“剥夺剥夺者”要求从外部对抗和矛盾内部运动两个方面从社会生产关系层面进行变革。最后赖同学总结认为，通过将活动表现与剥削具象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对剥削问题的分析和批判呈现出阶段性的主题化，每一阶段的剥削批判都服从于那一时期马克思思想体系发展的基本主题。 10.15日主论坛  2023年10月15日上午，第二届“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研究”论坛在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401继续举行，作为本届论坛的压轴与尾声，议程分为上下半场，共有11位学者进行了精彩的报告。
上半场伊始，首先由来自复旦大学的吴晓明教授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研究中的方法问题进行了主题发言。吴晓明教授从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思想研究的重要贡献引入，指出阿尔都塞决定性的贡献在于借助其“总问题”与“认识论断裂”的概念，把马克思的思想区分为意识形态与科学，从而纠正了谈论马克思的思想时的混淆。然而在方法上作出贡献的同时，阿尔都塞也在方法上有所缺失。吴晓明教授认为，阿尔都塞放弃了黑格尔的历史性概念，想要开启一种非思想史的说明方式，这一想法使得他所区分的马克思的两个总问题之联结的可理解性消失了——不仅没有提供历史地去说明这一问题的可能性，甚至使这种说明的要求和可能性都不再存在，只能以“破天荒的、奇迹般的”这种神秘的说法来形容两个总问题之间的断裂。基于此，吴晓明教授提出，在理论研究当中，不仅要掌握结构的总体，也要把握历史的总体，理论史研究的使命就在于在思想的转折中说明思想史的历史性的展开方式，也就意味着不同总问题在理论上的联系应当被转换为理论史的问题加以说明。吴晓明教授强调，对切中历史性的理论史方法的运用不应仅限于阿尔都塞所指认的断裂的文本本身，其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
之后，北京大学的仰海峰教授报告了会议论文《从马克思到当代：知识地图学的视角》。仰海峰教授首先介绍了源于情报学的知识地图学的含义，即通过密码组织、加工所获取的知识信息，以便绘制由各个知识点组成的知识地图。在方法论上运用这一概念意味着，通过将历史过程确立为横坐标，思想进展确立为纵坐标，以呈现哲学上重要人物以及思想的定位图。仰海峰教授指出，这一方法不仅有助于把握思想之间的关联及其结构改变，还能够将思想与其社会存在的根基结合起来，揭示其在历史上的形成与展开。仰海峰教授将横坐标区分为四个阶段，即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组织化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以及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在这一横坐标上，他探讨了两个层面，即马克思本人的研究以及从马克思到当代的研究。在发言中，仰海峰教授简要介绍了前两个阶段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与哲学之转变的联系，充分展现出了知识地图学这一方法把握理论史的方法论潜力，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紧接着，来自同济大学的陈立新教授做了主题为“历史领悟的存在论意义”的主题报告。陈立新教授对当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将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分开探讨这一现象进行了反思，指出不能将言说策略上的区分等同于实际上的分开，因为言说策略本身就已经渗透着抽象的、形式化的、可计算的思维，正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研究需要高扬历史性的活力。陈立新教授认为，马克思切近把握了现代生活境遇中的存在论事实，提炼概括了“现实-矛盾”和“历史-发展”的历史性原理，为哲学把握现代世界的本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方法论启示，马克思对历史性的高扬，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原则为克服“抽象性”的统治提供了关键道路。陈立新教授着重强调关于历史性是不能以抽象定义的方式阐明的，他分析了历史性概念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发展，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在于人的活动，即人自己形成的过程。最后陈立新教授总结到，强调理论研究中的历史性原则有助于警惕并摆脱理论言说策略对抽象性思维的巩固。 复旦大学吴猛教授的报告“作为历史性哲学的马克思哲学”同样以“历史性”作为探讨的核心。首先，吴猛教授尝试着对历史性作出了一般的界定，即历史对象之所以成为历史对象的根据。在此基础上，吴猛教授分析了几种研究历史性问题的路径各自的局限性，指出在一般的研究中很容易陷入这些有问题的分析路径，其症结在于忽视了马克思曾提出过的关于事物本身特征的问题，这一问题来源于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使我们必须再次关注到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吴猛教授着重探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发现的黑格尔的“外在性难题”，即黑格尔把外在性理解为外化，这一难题的发现使得马克思开始重新反思关于人的解放的内在理路。吴猛教授指出，马克思对“外在性难题”突破的关键在于，从黑格尔的同一性视角转换为差异性视角，即对思维之外对象的先行的确立，在此意义上，“提纲”及之后的马克思语境下的对象并非一般性的对象，而是作为历史性对象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对象，使得对象能够被主体所理解的历史性对象的主体性维度就在于有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力量，它具有着整体性的塑形的能力。因而，马克思在其历史唯物主义中呈现出了从历史之物向使之成立的普遍性的塑形力量的追问，意识形态批判正是这一追问当中最有效的方法。 来自东南大学的高广旭教授的报告“《资本论》中劳动力概念的政治哲学意蕴”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视角出发，关注到劳动力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凝结着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体系中的境遇和生存方式，因而如何理解这一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关键概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切入点。高广旭教授指出，马克思对劳动力概念的切入方式在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之间，因而劳动力概念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当中的概念。他探讨了《资本论》中劳动力概念的三种出场形式，即价值分析、剩余价值批判以及资本权力批判，指出在剩余价值批判当中蕴含有政治话语的分析，马克思不仅指出资产阶级政治话语的伪善性，同时与之互视揭示了自由平等的原则。高广旭教授强调，劳动力在资本权力批判中具有两个层面，即前期原始积累中政治推动的劳动力的生产与后期经济驱动的劳动力的生产，说明马克思是在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中考察劳动力概念，即他将劳动力作为特殊的劳动存在方式进行历史性考察，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独特的政治哲学话语的呈现方式。基于此，高广旭教授提出在《资本论》对劳动力概念的阐发之基础上能够在批判和建构两个向度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话语，从而激活劳动解放思想的政治哲学意蕴。 在上半场围绕着“历史性”这一主题进行精彩纷呈的报告与思想交流后，下半场的六位学者带来了主题各异、内容丰富的发言。 首先，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杂志社社长姜佑福老师进行了“'科玄论战’百年回眸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课题”主题报告。在发言中，姜佑福老师回顾了百年前“科玄论战”的基本事实，并简明扼要地讲述了其中的重要环节，勾勒出这一论战从最开始双方论战，到论战尾声时马克思主义观点开始介入，使得论战呈现出三种派别这一大致过程。姜佑福老师分别从四个阶段考察“科玄论战”的百年回响，并对近年关注到“科玄论战”的学者的研究进行了总结，指出近年来学者对“科玄论战”的探讨多是立足于康德去协调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在发言最后，姜佑福老师提出，“科玄论战”作为理论问题在今天仍尚未结束。
中国社会科学院杨洪源教授的报告关注到唯物史观诞生的重要背景，即马克思恩格斯与其理论对手的论战。他认为，可以通过思想论战方式去还原马克思恩格斯论战对象在思想史的高度从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杨洪源教授以杜林为例，指出杜林的哲学曾经在大众化上是极为优秀的，为了批判它，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在对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概括中隐含了学理化的阐释。恩格斯在与杜林思想的论战中阐述了连贯的世界观，在对杜林思想原貌的回溯中，恩格斯指出杜林的哲学通过对他人的绝对否定来实现对自己的肯定，拒斥了辩证法，因而没有真正尊重思想史，理论和思想史的建构绝不意味着对其他学者与思想的否定和贬低；此外，恩格斯也探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史前史，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唯心史观。从对恩格斯《反杜林论》理论工作的分析当中，杨洪源教授认为可以得到以下启示：（1）体系性和学理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属性；（2）坚持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实现理论的体系化建构和学理化阐释；（3）坚持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握理论解决现实难题。 华东师范大学的孙亮教授报告的会议论文题为《“现实抽象”概念的“康德式结构”与政治经济学批判重审》。他提示大家，当把马克思思想外部的概念纳入到马克思思想范围内时，如何对外部概念加以规训是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何把新概念纳入马克思思想范围去把握新的现象是该文探讨“现实抽象”概念的基本问题意识。首先孙亮教授回顾了“现实抽象”概念在西方的流转过程，这一概念从西美尔开始，经由索恩·雷特尔的发展和阿多诺的重视，在当今学界探讨中开枝散叶。孙亮教授指出，借助“现实抽象”概念以图示看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建构这一路径中包含着康德和马克思的合流与张力，对康德马克思化的处理是成问题的：首先，它既没有也不可能完成；此外，这一路径将康德认知条件的自然化推进至交换领域后便停止，交换被当作自然性问题，而在马克思看来交换则是建构性的，实际上体现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康德化的残留；最后，这也关系到康德和马克思之间是否存在共同视域的问题。孙亮教授指出，在马克思思想的语境下，“现实抽象”必须纳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被转化为对存在的条件进行追问，而西方学界对价值形式的研究则谱系化了，如此一来便会仅仅停留于社会批判而失去了社会改造的维度。 清华大学王代月教授基于对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报告了马克思对施蒂纳国家批判观的批判。王代月教授首先交代了这一问题的背景，即MEGA2编辑过程中提出对施蒂纳的批判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心话题，以及日本学者小林一穗提出国家作为“虚幻共同体”是施蒂纳的观点，这些探讨使得马克思与施蒂纳思想的关系问题成为理论焦点。与马克思的思想进展相近，施蒂纳在其学说中也对黑格尔的国家哲学以及费尔巴哈的学说进行过批判，王代月教授通过文献学方法的分析，认为文本材料能够证明马克思的问题意识的确源于施蒂纳，而马克思恩格斯也在特殊利益、共同利益、普遍利益这层次不同的三级上对国家哲学进行了增补，在此基础上以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法理解国家：共同性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中介，存在于普遍交往关系中的共同性从个体特殊性中生成，并在分工与阶级存在的背景下抽象为普遍性，围绕着共同性的解析揭示了国家作为“虚幻共同体”的现实根源。王代月教授指出，马克思对施蒂纳的超越揭示了以阶级形式占有普遍的交往关系，从而在革命中使国家回归社会的道路。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志军教授近年来一直从事着对政治经济学史的重要著作进行当代解读的工作，本次会议的报告论文《切近社会存在的思想征途》正是他的阶段性成果，即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90）》一书的哲学审视。黄志军教授在其研究中主张从哲学视角即从社会存在的视角来解读政治经济学史，进而把政治经济学史发展历程看作政治经济学家们以思想方式切近社会存在的征途。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的审视中，黄志军教授提出的问题是：何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通过考察该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划分，黄志军教授认为划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标准在于是否切中与当时的社会存在本身，这也意味着将考察深入到对变化和发展的社会存在中去，这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硬的内核”。结合以上深入思考，黄志军教授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重要成果，并着重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现代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即列宁与托洛茨基的理论贡献，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研究中的经济学视野。 苏州大学的桑明旭教授报告主题为“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解’观”，所谓“理解”观，即是对理解的理解（认识），是人们关于“理解”这一精神活动若干前提性问题的看法，围绕着这一核心，桑明旭教授论述分析了一系列问题，如什么是理解？什么是“理解”观？马克思恩格斯有没有“理解”观？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解”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在关于“理解”观的若干问题中，桑明旭教授的考察涉及到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视域下“理解”的本质及其对象、条件及其限度、文本意义及其来源、相对性与绝对性、正确理解之可能性、判断标准、方法论原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以及与当代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建构之间的关系等与“理解”紧密关联的前提性问题。桑明旭教授的报告不仅推送出“理解”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形态与重要定位，更进一步呈现出了“理解”观问题所蕴含着的理论蓝图与增长点，对此提出了系统性的构想，是为本届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研究论坛学术报告环节圆满的尾声。 2023/10/15 闭幕总结 会议的闭幕式由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东辉教授主持，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吴猛教授进行了总结发言。吴猛教授回顾了为期一天半的议程，认为此次会议的讨论之深入，论题之全面令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总结了本次论坛所体现出的三个特点，并就每个特点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首先，借用发起人邹诗鹏教授的发言，他指出第一个特点是老、中、青、“青青”四代学者同堂，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史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使该主题在本次会议上被解析为多元化的论题与路向之集合。这些论题可以被归纳为十个类别：（1）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路径和范式反思问题；（2）社会主义问题；（3）历史性问题；（4）马克思与浪漫派问题；（5）马克思哲学和现时代问题；（6）国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7）近代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问题；（9）历史唯物主义基本问题研究；（10）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原典的文本研究。这些论题充分呈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研究框架下所蕴含的丰富性和多元路径。 会议第二个特点是体现出前沿问题和经典问题的交相辉映。参会的诸位学者在这两方面的问题之间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会议的第三个特点在于参会学者们的报告和论文表现出强烈的方法论色彩，主要体现为四种理论方法的相互交织，分别是：哲学分析的方法，思想史研究方法，文献学方法，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吴猛教授指出，这四种方法的交织与交流构成了本次论坛精彩纷繁的图景。 最后，吴猛教授代表主办方向诸位与会学者以及对本次论坛的举办提供支持的同仁们致以感谢，并相约来年。本次论坛圆满结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