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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说西化 文/刘柏谦 ![]()
网红教授郑强遭人举报，各种议论评说虽然受到以色列哈马斯争斗的干扰仍是沸沸扬扬。小子无意于此再加半言，于这些议论中却想到另一个问题。郑强早年留学日本。据说拒绝了日人开出的优厚条件，毅然回国。回来后，科研高耸，战绩傲人。几百篇SCI啦，几十个专利啦，科研成果价值多少个亿啦……等等，令人眼花缭乱。那你想到的是什么呢？小子就想问问郑强好好的科研为什么不干了？诸君想想，培养一个大学党委副书记需要多长世间？十年够不够？十年造一个副厅级干部，应该是不慢了(郑强1999年入仕途，2009年当浙大副书记，整十年)。造就一个高分子科学家需要多少年呢？没人知道！党委书记虽然也需要天分，但只要有足够的机灵，在官场浸泡时间够了，当个书记谅也不难。但化学家就不然了。没有天分当不了科学家，眼下那些戴着科学家帽子的各种人才，其实算不得科学家。一者可能天分不足，有个亮点就以为是重大发现。二者科学界已经世俗化，真正的科学家早已沦落到三无地步[1]。三者，现在的科研者都是应试教育轧制出来的者，无论好奇心还是持久耐力都严重不足。给他们一袭科学家的袍子已经是顾全国家脸面了。郑强，1978浙大化学系本科。1985~1988成都科学技术大学硕士。1990~1991川大博士。1992~1994日本京都大学中日联合培养博士生，师从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僖和日本流变学会会长T. Masuda。1994~1995年任日本京都大学工学部客座研究员。1995年回浙大，1999~2007任浙大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主任。2002年入选浙江省新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2004年，入选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22年当选为中国化学会高分子材料分析技术与表征方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浙大官网给出郑强的理论贡献：多相/多组分复杂高分子填充体系流变学研究提出被国际上誉为“The Model of Song and Zheng”的流变“两相”模型。如果郑强继续干下去，会不会出现两相流的Zheng模型？会不会有更耀眼的成果？浙江大学官网显示，郑强以第1完成人获省级科技一等奖3项、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郑强的科研如此的提振民气、如此的昂扬国风，为什么在39岁这一年进入仕途，一步步的渐入佳境，官至正厅级？是什么主导这位高分子科学家的坯子成为官场弄潮儿？我们不能简单的归结为爱国，更不能简单的归结为他是共产党员。到哪里去找郑强好好的科研调转方向去官场的根源？我们同时看看，中国有科学院，有工程院，几千名院士。美国鬼子卡中国脖子，没一位院士能把美国佬卡脖子的手掰开。我们把这些科学界和科学家的表现统作一个问题，中国科学究竟咋了？也许有些人会说这是体制问题，但体制是外在还是内在呢？民国的时候，那么多人坚持学术研究，既不被官位诱惑，也不受金钱左右，国民党政府没有体制问题吗？我们首先看看民国科学家和当代科学家所受的教育。民国那一代人受的是传统教育，中小学时还残留着私塾和家学，但都是亦步亦趋的走完了传统教育全部内容，然后留学欧美。那一代人眼睛看的是山河破碎，生民涂炭；切身体会的是租借地的洋人警察和法院；内心里激荡的是我和祖国是一体的心声。当代人所受的都是应试教育，心里回荡的是提高1分干掉多少人。隔着眼镜看到的是整本的习题、严峻的师脸和一家人辛苦付出筹集来的学费。这种人成为科学家后，不仅想象力不足，研究兴趣也不稳定。不消说国家前途和民族未来，那些大道理比起自家发展成长有些不着边际。北京的钱老师[2]称这些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至少没有冤枉大多数人。有人说，中国人读书到荣华富贵就再也上不去了。为什么呢？我们的教育或传统到底有什么问题？回首五千年历史，三千年文明史。差不多没有工匠留下姓名，哪怕是顶尖高手。科学家有多少留下姓名的呢？不管是否牵强，大禹治水、李冰治水、郭守敬治水，这是真实的存在[3]，农业国嘛。葛洪是炼丹道士不是化学家，李耳(太上老君)也是炼丹士而不是打铁师傅。史上留下姓名的只有鲁班少数几个人[4]。为什么中国史书浩如烟海却不留工匠姓名呢？这得说中国历史过于奇葩了。中国历史只记录皇帝老子和重臣的大小事，与寻常百姓一般的工匠全无关系，记之何用？中国有几千年的建筑史，但当梁思成见到《营造法式》时还是觉着是难得一见的绝本。那不过是一本记录中国建筑的建造方法最早的书，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例子中有工程大匠的记录。忽略能工巧匠的智慧，那些轻巧绝伦的技艺便只在匠人家族传承。稍有意外就成绝学。这也许就是中国不产生科学的最直接原因。你当然可以说这一切都是封建体制所致，封建帝国当然逃不脱干系，可中国文化精髓中排斥、压制甚至奴役工匠的事情历朝历代都有发生，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匠人，哪怕是绝顶高手，也不过是造办处、营造处的杂役，与宫女、太监并没有本质差异。康熙修四库全书，列经史子集四大类，都是人文社会，没有理工类，医学、算学、天文学也极少，与器物、花草、食谱、鱼虫等容量相当。说明什么？我们做一个极端的假设。如果忽略外国的影响，完全由中国人来办教育是什么结果。全体读书人都成为文人雅士，这是最理想的结果。其次便是洋为中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无论在科学还是人文，总是无法做到中西融汇一体。而非常奇怪的是，那些西化了科学家们，如汤飞凡、胡先骕、谢家荣们[5]，回国之后没有一个能适应时代的。能适应时代的差不多都发生了严重变形。反过来看，知识西化而思想本土化的都能适应时代，譬如郑强，那个中途变道上了仕途的厅级干部。科学家们变轨上仕途，中国的科学事业便出现了科研经费全球第一多、科研论文全球第一多、专利全球第一多的热闹场面。但产出的可用知识量却可怜的很，鬼子们一出手制裁，中国就翻白眼，说卡你脖子你就窒息难耐。小子大胆猜想，中国文化一定有根子上的缺陷，至少学而优则仕要不得。上世纪初中国出现过全盘西化的思想浪潮。为什么有人要全盘西化呢？晚清以来，中国受人欺侮，很多人看出中国文化存在问题，主张学习西方思想和行为方式，全盘抛弃封建文化。什么人要西化呢？并非今日网络大咖级别的者流，而是胡适、陈序经、梁漱溟这等精熟经史、学贯中西的家伙。大儒梁漱溟[6]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提出了完整的全盘西化的理论，即“通盘受用西方化”或“全盘承受”西方化的理论。包括两个方面：学术的西化（科学化）、社会政治的西化（民主化）。虽然可以商榷，但梁先生确有洞见。史家陈序经[7]说中国需要彻底欧化。这是中国的切身的实际问题，关系我们民族国家的治乱安危。陈序经比较“同治中兴”(1864)和“明治维新”(1868)指出，曾李不如木户和大久保[8]，中国士大夫不如武士阶级。中国人对新教育无兴趣。“这(是)虽广大而不得富强的中国，有发明而不能进步的中国，深于迷信而无信仰的中国，家法森严而风俗颓败的中国。”温润如玉的胡适[9]一面称赞程朱理学格物致知是科学方法，一面批评梁漱溟中国没有科学的观点。认为欧洲也有一千年黑暗时代，也曾极力压制科学。后来，胡适出版《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正式提出“全盘西化”。重申“中国必须充分接受现代文明，特别是科学、技术与民主”，他指出：“一个国家的思想家和领导人没有理由也毫无必要担心传统价值的丧失。” “试想想，何以帝国主义的侵略压不住日本近60年的发奋自强？何以不平等条约捆不住日本的自由发展？”“我们到今日还迷信不学无术可以统治国家，不肯低头学人家治人富国的组织与方法”，所以应当死心塌地的去学习人家。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主张全盘西化。1935年，十位教授[10]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强调要加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对西洋文化要“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主张。不管怎么说，中国出人文学者多而科学家少是不争的事实。第一代留学生主要当帮办，詹天佑是个例外。第二代留学生开始出科学家，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留学生中科学家辈出，主要是因为有足够时间浸泡在纯学术环境中。再往前一点的辜鸿铭看得更清楚。他说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书面语迁就口语，而英国的文字改革是口语服从书面语。结果，英国保留了传统，中国的文字和语言趋于世俗化。如果中国人读书到荣华富贵就再也上不去了，将是万分可悲的。至少科学家应该有能和西方掰一掰手腕子的本事。若此则没有对西方的彻底融入，是没有希望的。当今世界，科学大潮神鬼变化，不出点真本事，何异于闭关锁国、敝帚自珍？[1] 三无，中国首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因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被当时的媒体称为“三无”科学家。[3] 大禹治水、李冰治水、郭守敬治水，大禹治水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完成治水大业。李冰，战国水利工程专家，主持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郭守敬修治元大都运河，发展了南北交通和漕运事业。[4] 葛洪，东晋道士、道教学者、炼丹家。李耳，春秋末期人，即老子。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鲁班，战国鲁国人。姬姓，公输氏，名班，人称公输盘、公输般、班输，尊称公输子，又称鲁盘或者鲁般，惯称“鲁班”。[5] 汤飞凡、胡先骕、谢家荣……，汤飞凡，中国科学院院士、微生物学家、沙眼衣原体发现者；胡先骕1948年入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谢家荣，杰出的石油地质学家。[6] 梁漱溟，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人士，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之称。[7] 陈序经，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8] 曾李不如木户和大久保，曾指曾国藩，李指李鸿章。木户与大久保，指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二人与西乡隆盛合称明治维新三杰。[10] 十位教授，1935年，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佣、萨孟武、樊仲云等十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反对“全盘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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