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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城内外诸山，其名大部分沿用至今，有的虽然改名，但有迹可循。也有部分存在争议，主要是龙山。吴越国杭州城南门曰龙山门。清人倪璠在《神州古史考》中主张是玉皇山。钟毓龙在《说杭州》中力主二龙头山，在今六和塔以西。李志庭《唐末杭州城垣界址之我见》中力辩为玉皇山。宋代方志中多次提到龙山，如《咸淳临安志》卷二十八：“白塔岭，在钱塘县龙山之东。”《咸淳临安志》卷三十：“毛湫峪，在龙山之南，六和塔之北。”《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七：“寿圣接待寺，在龙山下闸头。”《咸淳临安志》卷八十二：“六和塔，在龙山月轮峰即旧寿宁院。”综合起来看，龙山应是对玉皇山以南群山的泛称，其主山应是今钱王岭。钱王岭南麓有五代吴越国钱弘佐墓遗址，东北麓有五代吴越王钱元瓘墓，山名由此而来。从文献记载与方位推测，与龙山相合。 部分山岭在隋唐五代时期存在，今已湮废，主要有霍山、雷峰等。霍山，据《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三：“霍山在钱塘门外，有张真君祠，岁仲春八日，倾城士女集焉。”现在一般认为霍山在西湖北岸少年宫后，南接宝石山。雷峰，今有雷峰塔。 此外，城内尚有茅山、狗儿山等，至南宋犹存，后世被人凿平，但隋唐五代时期的名称已不可考。 钱塘江是浙江境内最主要的水系。东晋六朝而后，长江流域开发转盛，流域来沙丰富，使得长江三角洲在六朝以后外涨加速，南沙嘴的淤滩日见加阔，杭州湾的外口向东扩展，改变了杭州湾的潮汐形势。杭州城东直至临平、长安一带滨江之地，为沙坎物质沉积。杭州多次发生涌潮。 隋唐五代时期的钱塘江北岸南自今吴山下望仙桥，东北循今贴沙河至庆春门，再东北行，达于赭山。 历史上，杭州地方官员与当地人民想方设法对抗涌潮。办法主要有两个，一是筑塘拦截涌潮，二是开河减缓涌潮冲击之势。汉华信筑塘为杭州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唐代崔彦曾开三沙河，称为外沙河、中沙河、里沙河。唐代也修筑海塘，据《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的记载，盐官有长一百二十里的捍海塘堤，在开元元年重筑。为了保护杭州城不受潮汐的侵袭，钱镠于开平年间修筑海塘。据《宋史·河渠志》的记载，刚开始筑塘时，似仍沿用唐代修筑土塘的旧法，“潮水昼夜冲激，版筑不就”。后改用竹笼填石、固以木樁之法，终使“堤岸既固，居民乃奠”。钱镠修筑海塘时曾命强弩数百以射潮头，后世钱王射潮的故事即由此衍生而来。实际上，射潮只是一种祭祀仪式，与钱镠在筑塘前祭伍子胥祠一样。因为当时人们相信海潮是由水中精怪造成的。钱镠命强弩射潮，即是针对这些水中精怪的。 据说，钱镠筑塘时于塘基设立铁幢以为水则，又用日本椤木植作“滉柱”以捍塘。其幢有三：一在今清泰门外，一在今候潮门东南旧便门外小巷，一在今南星桥东旧利津桥畔。而今候潮门东贴沙河上旧有普济桥，又名椤木桥，当即吴越筑塘时堆放椤木处。 钱氏捍海塘的原始面貌长期不为人们所知，直到1983年初，杭州市南星桥凤山道口附近的江城路立体交叉桥施工现场发现海塘遗迹。该海塘遗迹在同年7月24日至8月20日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员进行抢救性发掘。2014年，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杭州市上城区危旧房改善项目，对位于上城区江城路以东的原江城文化宫所在位置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吴越王钱镠兴建的五代吴越捍海塘。本次发掘地点位于1983年发掘地点以北1公里处，距离已勘探发现的临安城东城墙遗址东侧约80米。钱氏捍海塘是用石头、竹木和细沙土等材料筑成的。海塘基础宽25.25米、面部宽8.75米、残高5.05米，属“竹笼石塘”结构。整个海塘由扎实稳固的基础、立于水际的巨大“滉柱”和建筑讲究的塘面保护层三部分构成。 综合以上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推测钱氏捍海塘位置大概是在候潮门、通江门外，自六和塔至艮山门一线。 杭州城区包括西湖古代曾为海湾。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西湖是由潟湖演化而来。西湖在隋唐时一般被称作钱唐（塘）湖，也称上湖。唐白居易《钱塘湖石记》中说：周回三十里。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一中说西湖，“以其输委下湖也，又称上湖”。之所以被称为上湖，是因为其北有下湖。 杭州的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南太湖流域地区，太湖地势也比较高。而太湖流域东南部钱塘江边，一则由于上流泥沙下泻，一则涌潮内冲，逐渐形成沿江沿海高岗地带。太湖流域东南部由此形成碟状低洼地。杭州城区特别是城北地区也是这种状况，湖沼密布，河港交错，今天的西溪湿地不过是遗留的一小片而已。杭州下湖即为其中之一。除下湖外，隋唐五代时期，杭城余杭门（武林门）外，还有泛洋湖。即使在城内，到宋时尤有白洋池。 西湖白堤在隋唐五代时期已经存在，它在当时被称白沙堤，简称沙堤。后人为纪念白居易筑堤而将此堤称为白公堤，简称白堤。但白居易所筑之堤并非白堤。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最重要的一个政绩，就是在上、下湖之间筑堤设闸。《淳祐临安志》卷十：“石函桥闸，在钱塘门外水磨头，遇西湖溢涨则开，此闸泄水于下湖。”白居易筑堤的地点大概是在石函桥附近，少年宫一带。西湖的水资源具有三大功能：一是城市饮用水，二是农业用水，三是交通用水。白居易筑堤大大增加了西湖水的农业灌溉功用，据《白氏长庆集》卷五十九《钱塘湖石记》的记载，说西湖水位“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灌溉能力由原来的五百顷增加到千顷，加快了杭州城北湖沼地的开发与农业化进程，为杭州的繁荣与人口增加奠定了农业基础。此外，杭州城北有皋亭、半山，大运河（上塘河）有时会面临缺水难行的困境，唐代为此一度不得不改走苕溪，白居易筑堤蓄水，稳定了大运河的供水，促进了杭州的商业发展。 白居易在《钱塘湖石记》中说，当时“在田户多与所由计会，盗泄湖水，以利私田”。白居易在筑堤过程中也遭到了一些既得利益者的阻挠，他们盗湖为田，侵夺水资源。为此白居易还制定严格的水利制度，“石函、南笕，并诸小笕闼，非浇田时，并须封闭筑塞，数令巡检，小有漏泄，罪责所由”。 但这种矛盾很难完全消除，到唐朝末年，西湖葑草蔓合，湖面缩小，蓄水量减少。吴越国时重新加以疏浚。据《苏轼文集》卷三十《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吴越国时，“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开浚”。而且，据《十国春秋》卷七十八《武肃王世家》武肃王天宝八年末记载：“是时，置都水营使以主水事，募卒为都，号曰撩浅军，亦谓之撩清；命于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河筑堤，一路径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下澱山湖入海，居民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西湖撩湖与太湖撩清互相配合，形成一套完备的水利管理制度，进一步加速了杭州城北湖沼开发为农田的进程。
随着农田的开辟、商业的发展，西湖东岸人口增加，钱塘湖开始被称为西湖。白居易有诗《西湖晚归孤山寺赠诸客》《西湖留别》，可见最迟到中唐时西湖已是一个常用称谓。 随着白居易筑堤设闸，杭州城北很多湖沼被辟为农田，下湖虽继续存在，但靠近城区的东部湖区逐渐干涸，演变成了下湖河。《淳祐临安志》卷十记载：“下湖，在钱塘门外，其源出于上湖。一自玉壶水口流出九曲沿城一带至余杭门外，一自水磨头、石函桥东，入策选锋教场、杨府云洞、北郭税务侧合为一流，如环带然。有二斗门潴蓄之。”《梦粱录》卷十二有类似记载。《咸淳临安志》卷三十五所载更详：“下湖河，在溜水桥柴场北，自策选马军寨墙、八字桥，沿东西马塍、羊角埂、上泥桥、下泥桥，直抵步司中军寨墙北，一派自打水楼南折入左家桥河，入江涨桥河，一派自八字桥西策选军寨、神勇军寨、步人桥至古塘桥下，折入余杭塘河，一派自西堰桥西溪山一带至饮马山，亦折入余杭塘河。”可见下湖河并不只是一流而下，而是有多条支流。隋唐五代时期可能更多。当时自钱塘门至余杭门（武林门）一带，因河势造成城墙多次弯曲，故有九曲城之称。元末张士诚扩建杭州城垣，取直昭庆寺一带河道，故名西城河，即今古新河。清雍正《西湖志》卷七：“石函三闸在钱塘门外，昭庆寺西。三闸一名圣塘闸，一名润水闸，一名石函闸，三闸中水流入桃花港，直注松木场而分流入北关大河。又自圣塘闸分一支沿西城河至西河坝止。”从这些记载来看，现在的古新河就是下湖河的一支演变而来。 上引八字桥、上泥桥（上宁桥）、下泥桥（下宁桥）、左家桥等桥都跨西溪河而立，今天犹存。上引“溜水桥柴场”就是今天的松木场。松木场在近代还是一个水运中心节点，周围河道密布。从这些情况看，今天的保俶路、西溪河以及古新河也很可能就是原下湖河的支流。 江南运河一名江南河，又名浙西运河，在杭州城区段就是上塘河。上塘河据载是秦始皇为运军粮草而挖掘水道的一段，时称陵水道。隋大业六年（610），“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是在秦汉所凿运河基础上加以拓宽、疏浚。上塘河沿河所经，有众多湖泊如泛洋湖、临平湖等，可自然调节水位，上塘河的水源充足。后来，随着大量湖沼被辟为农田，湖泊数量与面积锐减，若逢旱年，上塘河水源就严重匮乏。唐天授三年（692），唐朝漕运被迫改走东苕溪。直至长庆四年（824）白居易在西湖修筑湖堤，与临平湖互相配合调节，增加了上塘河水源，才使漕运从东苕溪移回上塘河。 清湖河是杭州城内近西湖的一条人工河道，因水源出自西湖，水质较清，故名清湖河。早期杭州城区是海湾，后来是一片沼泽，早期对外航运主要依靠西湖西岸的山谷溪流。因此钱唐县治最早也设于灵隐山下。后来随着华信筑塘，西湖东岸逐渐发展出人口聚集区，钱唐县治也从灵隐山东迁到宝石山下。清湖河最早何时开掘，今已不得而知。它应是在华信筑塘后逐步形成的。随着清湖河的开掘，杭州南北水运航道也从西湖西岸转移到西湖东岸，它北接上塘河，南通钱塘江。隋朝设杭州，于钱塘江边的柳浦建杭州城。清湖河也起到联通杭州州城与钱塘县城的作用。 清湖河到清时被称为浣纱河，或称营河，民国以后逐步被湮填，改为道路，就是今天的浣纱路。宋《梦粱录》卷十二记载：“清湖河，西自府治前净因桥，过闸转北，由楼店务桥至转运司桥转东，由渡子桥合涌金池水流至金文库，与三桥水相合，南至五显庙后，普济桥水相合，直北由军将桥至清湖桥投北，由石灰桥至众安桥，又投北与市河相合，入鹅鸭桥转西；一派自洗麸桥至纪家桥转北，由车桥至便桥，出余杭水门。”《淳祐临安志》与《咸淳临安志》也有类似记载。可见，宋代清湖河有多支流向，一支为今浣纱河，北出余杭水门，向南流入涌金池；一支经武林路流向涌金池；一支从涌金池经今劳动路至吴山西麓入西湖。涌金池是诸水交汇之处。隋唐时期清河湖是否有这么多支流，不得而知。但涌金池是吴越国时期钱元瓘开建的，因此南宋的清湖河形态可能在吴越国时已经形成了。 上文已讲到，西湖水有三大功用，一为农业用水，二为交通用水，三是提供饮用水。随着华信筑塘与钱唐县治东移，随着清湖河的开掘，西湖东岸逐渐聚积起大批人口。而西湖东岸地区既受潮水冲击，其地下水必然是无法饮用的。唐德宗建中年间，一代名臣李泌任杭州刺史，在今涌金门、钱塘门之间建井六口，后人称为“李泌六井”。白居易在《钱塘湖石记》中说：“其郭中六井，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甚利于人，与湖相通，中有阴窦，往往堙塞，亦宜数察而通理之，则虽大旱，而井水常足。”可见六井并非地下水，而是通过地下管道将西湖水引入西湖东岸居民区。 苏轼在《钱塘六井记》中写到六井具体位置：“始长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为相国井；其西为西井；少西而北为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为方井，为白龟池；又北而东至钱唐县治之南为小方井。” 魏嵩山考证相国井在今延安路、解放路口，西井在今延安路西口，金牛井在旧涌金门内，方井、白龟池、小方井在今湖滨路。 陆鉴三对六井的位置做了具体考证： 约在今天的吴山路与群英路交接处附近。入水口则在今之三公园湖岸外，为古代传说金牛涌现之处。 即在金牛池之北而西，约在今之平海街与延安路交接处附近。入水口则在今之四公园湖岸外。 在方井之西北，当在今之龙翔桥以西不远处，入水口“在玉莲堂北”，在今六公园西北湖岸外。 可见，六井基本都在清湖河一线。在此之前，杭州州城在凤凰山下，钱塘县城在宝石山下，两地南北相距甚远。六井的建设以及附近人口聚积起到了联通南北双城的作用。这样，凤凰山下的杭州州城为军事中心，宝石山下的钱塘县城为行政民事中心，两城之间的清湖河沿线为居民区。钱塘县城以北为农业区。钱塘县城、清湖河与上塘河相交的这片区域，也就是今天武林门一带，逐渐发展为商贸区。西湖则为农业区提供灌溉用水，为居民提供饮用水，为航运贸易提供交通用水，组成一个完整的城市生态。这种局面一直影响了杭州一千多年。 到吴越国时期，杭州政治地位上升，经济进一步发展，人口猛增。吴越国也在城中开挖了一些井，见于记载者有吴山井、钱王井。《咸淳临安志》卷三十七：“（井）在吴山北，钱氏时有韶国师者始开此井。品其水味，为钱塘第一，盖山脉融液独源所钟，不杂江湖之味。故泓深莹洁异于众泉。”韶国师即法眼宗高僧德韶，钱俶在位时被封为国师，可见此井当是钱俶时所开。 钱王井，《杭都杂咏》：“尝考《十国春秋》，吴越宝正六年浚中兴戒坛院井，井九十九眼，号钱王井。”今遗址犹存，在下城区天水街道境内，延安路灯芯巷口北侧人行道上。 当然，其中最有影响的可能是钱元瓘所建涌金池。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一：“涌金池，在丰豫门里，引西湖水为池。”池旁有钱元瓘书“涌金池”三大字，旁刻石云：“清泰三年丙午之岁，建午之月，特开此池。刻石已久不存。如上文所言，涌金池不但引西湖水入城，且联结清湖河各支流，可能起到了调节的作用，是城内水利枢纽。 唐代杭州水利设施，除白居易西湖筑堤、李泌建六井外，另一大事就是三沙河的开掘。早在唐景龙四年（710）宋璟任杭州刺史时，州司马李珣“始开沙河”，但这条沙河的具体位置已不可考。后人所说杭州沙河主要是指崔彦所开沙河，《新唐书》卷四十一：钱塘“望。南五里有沙河塘，咸通二年（861）刺史崔彦曾开”。《舆地纪胜》卷二：“潮水冲击入城，奔逸势莫能御，故开沙河以御之，河有三，曰外沙、中沙、里沙。”由于唐代尚未建筑联结杭州州治与钱塘县治的大城，以前的华信海塘也早已不存，因此西湖东岸人民生活仍面临潮水冲击之苦。三沙河的开掘就是为了缓冲潮水的冲击。在钱镠大规模筑塘之前，这是最重要的防潮设施。 三沙河的具体位置，魏嵩山认为里沙河即今菜市河（东河）；外沙河在今江城路、大学路、光芒路一线；中沙河已不可考，但应在里、外两沙河之间。阙维民认为唐代所开沙河，包括李珣沙河与崔彦沙河，其东界不越今新华路—马市街—佑圣观路一线，亦即今东河既非唐代外沙河，亦非里沙河。虞家钧认为外沙河就是菜市河，即今东河；中沙河是已经湮塞的茅山河，在中河东约300步，从南向北即今佑圣观路、民生路、皮市巷西杨绫子巷、小塔儿巷一带，西健康路一线；里沙河就是宋代的盐桥河，即今中河。笔者同意他的说法。 茅山河，据《淳祐临安志》卷八：“《旧经》云：在城中。钱塘县旧治之南八里。河曰茆山河，今蒲桥小河是也。山今夷为民居。”《淳祐临安志》卷十“茅山河”条记载：“东自保安水门，向西过榷货务桥，转北过茅山井、蒲桥至梅家桥，曰茅山河。”注云：“旧德寿宫之东原有茅山河，因展拓宫基填塞，积渐民户包占，惟存去水大沟至蒲桥修内司营，不复填塞，尚存河道，自后军东桥至梅家桥河。”《西湖游览志》卷十四：“候潮门之东，旧有茅山，高可寻丈。有河经之，曰茅山河，入保安水门，过保安桥、过军桥，折而北，合流通江桥。”这些地名有些今天犹存，有些可据文献推断。茅山河在今中河与东河之间，而更靠近中河，沿皮市巷西一线。茅山河到宋以后湮废，但它在吴越国时可通中河，航运功能可能比较强。 到吴越国时，中河可能已经取代清湖河成为杭州城内运河的主干道。这一是因为钱镠修筑了包括杭州州城与钱塘县城在内的大城，真正将整个杭州联为一体；二是钱镠修筑了捍海塘，城市抗潮能力大大增加，故城市居民区的重心东移。钱镠开掘了龙山河。他疏浚并延伸了唐朝的里沙河，一直到钱塘江边。到宋代，中河北段称盐桥运河，南段称龙山河。考虑到吴越国杭州城有盐桥门，则盐桥河之名可能在吴越时已经开始使用了。 《西湖游览志》卷一：“五代已前，江潮直入运河，无复遮扞，钱氏有国，乃置龙山、浙江两闸，启闭以时，故泥水不入。”浙江闸在柳浦渡口，也就是原来杭州州城、吴越国王城的附近，隔江为西陵，自古就是钱塘江交通要冲。据《咸淳临安志》卷十九杭州市的设置： 浙江市，去县十一里。 龙山市，去县十五里。 卷三十九记载渡口的设置： 浙江渡，在候潮门外，对西兴。 龙山渡，在六和塔下，对渔浦。 卷六十五记载税务的设置： 浙江税务，在浙江岸跨浦桥南。龙山税务，在嘉会门外，浙江岸龙山之东。 也就是说，水闸、渡口、市场在钱塘江边双双设置。这种局面很可能在吴越国时就已开始了。南宋时曾因军事安全原因，对浙江渡口有所限制。浙江渡口附近是吴越国王城所在，吴越国可能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六和塔具有灯塔导航功能，龙山很可能是吴越国杭州城外南部的一个商业航运中心。 东河以东还有贴沙河。东河是南宋杭州城的护城河，元末张士诚向东拓展杭州城，贴沙河成了杭州新的护城河。有人认为就是唐景龙年间所开沙河，但无确证。考虑到吴越国杭州的东城垣在东河之外，因此贴沙河很可能在吴越国时已经存在了。此外，南宋时杭州城内还有市河、横河的人工运河，但隋唐五代时期的情况不清楚，这里就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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