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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3月24日，曾国荃率湘军由安庆沿江东下，从4月18日起连陷巢县、含山、和州、西梁山、金柱关、东梁山、芜湖等地。
彭玉麟所部水师由金柱关东下，陷头关、江心洲、蒲包洲，泊天京护城河口。
曾国荃陆师倚附水师，于5月26日进至江宁镇之板桥，5月28日陷秣陵关，次日陷大胜关、三汉河，5月30日逼雨花台要塞扎营，距天京城仅四、五里。
1、湘军兵临天京
曾国荃陆军主力列阵于方山、板桥之间影“以地旷兵单”，又添调其弟曾贞干所部各营驻三汉河、江东桥一带，傍水筑垒以保西路之粮道。
彭玉麟水师则巡弋护城河口江面，保护水上交通，这样，曾国荃与安庆曾国藩大营的联系得以畅通。
此外，又责成李世忠驻江北浦口一带，“以全副精力御九洑洲以全北岸门户。”
这时，湘军的后方在宁国府、芜湖、金柱关一线以西。逼扎雨花台实际上是一次孤军深入。
曾国荃这一支兵，包括曾贞干所部及彭玉麟水师在内总数不到三万人，兵力已甚单薄，又加上军中疾病盛行。7月21日，曾国藩奏称：曾国荃部“因疾病过多，未能设法攻城”。
结果只能挖长濠、筑营墙以自守。
这次瘟疫普遍流行于湘军各营，持续的时间很长。
9月22日，曾国藩奏称：
“鲍超营中疾疫大作，勇夫病者万余人，死者日数十人。张运兰、李品隆、唐义训各军亦十人而病其六、七…曾国荃金陵营中，病者亦逾万数”。
10月5日，曾国藩又奏称：
“近日秋气已深，而疫病未息。宁国所属境内最盛，金陵次之，徽州、衢州次之。水师及上海、芜湖各军亦皆疬疫繁兴，死亡相继。鲍超一军，据初二日开单桌报，除痊者外，现病者六千六百七十人。其已死者尚未查得确数。”
所以，湘军总的情况是：孤军深入，病员约占十分之三，加上兵力分布在板桥至方山一线，地段较长，已无力进攻天京了。
但恃水师保持江面交通，乃一极为有利的条件。
当时天京城防力量十分薄弱。天王洪秀全急调正在向松江、上海进攻的忠王李秀成回师援救天京。
天王洪秀全令忠王李秀成回军援天京。李秀成接到命令，于6月6日从松江前线回到苏州。
次日，李秀成在苏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援天京问题。当时，李秀成对曾国荃所部湘军的处境和情况并不了解，作了这样的判断：
“曾帅之军由上而下，利在水军，我劳其逸，水道难争，其军常胜，其势甚雄，不欲与战。”
决定解送大批财物、米粮、火药、枪炮回天京，等二十四个月后，“其兵久而必惰，而无斗战之心，然后再与其战。”
洪秀全不同意这个做法，再次颁诏催促。7月21日，李秀成再次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调动大军援救天京。
这次援天京的太平军有多少人？
《北华捷报》1862年5月31日所载一文，估计包括太平军总部所在地天京及重要城市苏州在内的江苏省，太平军战斗力量不超过三十万人。当时援军总数当在十万人左右。
这支部队的武器是较好的，新式洋枪比较多。
11月9日，曾国荃致曾国藩的信中说：
“贼情亦迥非昔比。查忠酋等会议于苏州，悉各路之精悍，先荟萃于金陵一路，倾苏杭所得之西洋火器，会并于此一枝，计在鲸吞我军，以固伪巢。”
忠王大军到达天京南郊以后，以曾国荃所扎营垒为攻击目标，“东自方山，西自板桥镇，旗帜如林，层层排列”。
2、雨花台大战
李秀成大军奏调到达天京城南，从10月13日到11月25日，大战四十四天。
战斗开始以后，太平军东西两路同时进攻，“日夜攻打不休”，虽打死清朝副将左传贵，但是，由于兵力分散，很难取得显著的效果。
（1）第一次攻击高潮
六天以后，李秀成改变了两路进攻的方式，逐步移动兵力专攻东路。东路方山一带乃曾国荃大营中军所在。由于兵力、火力相对集中，给湘军以很大的威胁。
曾国藩在奏报中说：太平军“洋枪洋炮，骤若飞蝗”。
10月22日，侍王李世贤带兵三、四万人从浙江龙游赶到，参加了东路的进攻。
从10月22日夜开始，太平军猛力进攻，形成开战以来的第一次高潮，击毙湘军悍将倪桂，曾国荃亦受枪伤。
曾国藩在奏报中说太平军“猛鸷无比”。曾国荃因伤亡重大，被迫调曾贞干带八哨湘军助守东路，只留黄润昌、王廷耀、曾正明等守江东桥、三汉河、大胜关诸营。
为了防止太平军通过地道，攻进濠墙，曾国荃从10月23日，又在濠墙之内另筑一濠一墙。
10月25日，曾国荃写信给曾国藩说：
“此间军事，日见日紧，路路逼近，犹可支持，唯嘉字吉后二垒，明暗地道五个，大约今夜明日可穿。弟前日派人挖内一层濠，做墙一道，大约今夜只可守内一层也。然贼多用油篓门片杉木垒成数台，均皆比我濠墙高。其实目击枪炮打死之贼与火蛋烧死之贼极多。无如前者打死，后者继进，恃其洋枪洋炮之多且利，负隅之势，更番而来，我军已劳且惫矣。”
太平军挖暗地道，湘军不知道挖的地点，无从防守起。这给曾国荃以巨大的困难。
他千方百计地打听暗地道的位置，又准备在万一时收缩阵地。
但是，10月25日以后，太平军的攻势暂时放松。零星战事虽然继续，而第一次攻击高潮大体上在10月25日结束。
（2）第二次攻击高潮
太平军进一步把兵力集中于东路。
10月27日曾国荃就已经发现太平军“将洲上数垒之贼…收上山矣，不似前日昨早之蔓延横列耳”。
11月3日中午开始，太平军猛攻雨花台南面一带曾国荃的指挥部大营，形成第二次攻击高潮。
太平军攻入了第一道濠墙，给湘军以沉重的打击。
这一仗，太平军伤亡也不小。
这次战斗以后，太平军把重点放在暗挖地道方面。地面上的炮火攻击没有停止，但目的在掩护挖地道。
曾国荃说：
“近日东路各营仍如前吃重，贼多用炮火明攻于上而仍暗挖于下，日夜未尝休息。贼虽未能逞分毫之志而我军守者劳矣。刻下忠侍等酋伤群贼皆深沟高垒为持久不退之计，亦不猛扑长濠，若有专候地道轰裂乃再乘机猛犯之意。似此光景，若非有大军从后路打来，此贼必不蘧退可知矣”。
曾国荃对付太平军的办法，这时，也有所变化。他把力量放在破坏太平军的地道方面。他从营墙内部修地道谋求打通墙外太平军所挖的地道，并向太平军的地道灌淤水。战斗仍然相当激烈，湘军死伤很多。
11月16日，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曾国荃说：
“昨(11月15日)上午刘南云所挖之地道已与贼穴相遇，穴内角胜，贼乘而扑墙。适有雨而不好开枪，系集祥枪打退。南云令以淤秽之水而灌此穴，贼不能装药矣。其左右两旁尚有二穴，南云所开二地道亦今明两日可以相遇，此垒竞可无虑矣。肖开印在吉后地段开三地道均系斗贼之三地穴而出。有一穴大约今日可相遇。其穴亦必不甚相左也。嘉字信字两处地穴竞被武明良、李臣典蛮打。贼已半途而废，挖不成矣。从此守局万稳，东路各营亦必万全，不过受伤者、阵亡若稍多，然于大处损也。”
在千方百计地破坏太平军所挖地道的同时，湘军还寻找机会出击。
11月12日“初更后，副后营挑奋勇出濠以火蛋喷筒烧燃贼塔最高之台，火光达臂，毁为灰烬。贼以水救不及，经我勇以洋枪杀伤贼不少”。
11月13日，“刘南云三更振奋勇数十人乘风而出濠，杀至贼地道口子，贼救应不及，竟毙贼百余名。”
双方僵持到11月26日，忠王大军分路退走。据曾国藩记载，东路向南门绕城而走，西南者向秣陵关、六郎桥退去。
又说：
忠王大军在“稍远如秣陵关、六郎山、板桥等处尚复多筑坚垒，层层布置。”
是役，忠王大军虽然没有能够打破曾国荃大营，但给敌人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
曾国藩复信彭杏南说：“当忠酋初退之际，官军疫疹之后，继以伤亡，重以疲困，自不能再出征剿。”
致刘霞仙的信中说：
“尤可痛者，疾疫物故万有余人”，“贼中广购洋枪洋炮之类，我军伤亡殊众，亦视昔日局势一变。看来东南浩劫，盖无了日，良增叹惋”！
曾国荃的湘军暂时失去了进攻天京的能力。
3、曾国荃大营被没有攻破的原因
就人数看，忠王大军三、四倍于曾国荃的湘军，从火力看，太平军的洋枪洋炮多于湘军；从军队的体力看，湘军病号占三分之一左右，太平军则士气旺盛；从形势看，曾国荃孤军深入，被动挨打，太平军则居于主动进攻的地位。
为什么忠王大军在四十多天内没有能打破曾国荃的大营呢？
第一，从指挥上看。
曾国荃比较老练沉着。他看到自己的弱点，确定了几条方针。
一是固守营垒，不孟浪出濠野战。
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反复说明这一条方针。
他说：
“此股贼专恃火器精多而利，若出队剿杀，竟（仅）有几分把握，但以我军每棚少有三、四人能出猛力者，竭力以守，尚有时而觉人少，又更能于守外出剿乎？此弟所以守字为主耳”。
“贼耽环伺，惟以不动为稳固，动则未有不自乱其律者”。“其所以不出濠寻贼野战者，一则以勇病过多且久，枪队必凑集乃可成行列，恐其心志不齐，技艺不合，难必其坚强有劲也，二则掘濠自固，出队容易收队亦复甚难也，三则悬军深入，三百里内无大兵以分贼势也”。
这一条很重要，在整个战斗过程中，他是按着这一条方针做的。
二是维护从天京护城河入长江的水路交通，使曾国荃的大营与安庆曾国藩大营保持密切联系，信息畅通，后援不断。
为此，他特别注意三汊河的防卫工作。这一项防守任务，是由他的胞弟曾贞干负责的。
曾国荃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屡次赞扬曾贞干的功劳：
“洲上现尚涨水颇多，贼难阵列猛犯。季弟布置又极妥当。”
“水师营官经季弟联络一气，即待弟亦甚好。益之以陈赖二营则江边之力更觉有余，粮路亦可放心，可感可慰”。“季弟日来为保粮路百般辛苦。”“贼掘江水湮没洲上粮路，季弟复于中间高路增修数垒，派人守之，又请赖荣光、陈东友各派五舢板拾入双闸长港内与陆营相为犄护，共保高处粮路，而濠内军心益觉大定。”
由于江面交通畅通无阻，自10月13日起，曾国荃每日总给曾国藩写信，报告军情，要求援助。
三是利用重赏，团结人心。
曾国荃湘军被困在雨花台南面一线，处境困难，但军心尚固。
按照曾国荃的说成就是“所幸人心尚固结”。靠什么东西固结军心呢？重赏。
10月23日战事激烈进行，军情十分紧张之际，为了鼓励军心，一下子就“赏银一千两”。
11月9日曾国荃给曾国藩的信中说：
“今年军营情形与昔不同，实为疾病所苦，每新营中此时真能出力者不满八十人，老营不过百六七十人，其余养疴不扶杖而行者几希矣…此次守局及添兴濠墙土工，皆是悬重赏用此未病及病愈之二三成队”。
太平军方面指挥怎样呢？它有两处失误。
一是忠王大军一开始“蔓延横列”，东西两路同时发动攻击分散了兵力。自己的兵力虽然比敌人多三、四倍，但没有把敌人的主要营垒包围起来，困死敌人。
在战斗过程中，虽然逐渐集中兵力，但敌人有了推备，难度增大了。
二是没有切断运输线。
太平军没有强大的水师，要切断敌人的江面运输线是有困难的，但是，它完全可以攻占三汊河，切断长江水师进入天京护城河的入口。如果敌人的运输线被卡断，银钱、粮食、兵勇的接济没有了，会不战自败。
正由于这两个失误，虽然猛攻猛打，又花费很大的人力、物力，开挖地道，但终于没有能够置敌人于死地。
第二，从后勤看。
湘军方面，由于与后方的联系畅通，曾国荃要银钱，曾国藩就给银钱，曾国荃要军火，曾国藩就给军火，曾国荃要人，曾国藩就给人。因此，曾军虽是孤军深入，而他急需的人和物却源源而来。
10月25日夜，曾国藩援兵一部分到达曾国荃大营后，立即上濠助守。
26日信中说：
“接二十八日（即10月21日)手示，知派护湘军后左右四百人来，感激之至，护军人昨（25日)夜已到上潦”。
28日信中说：
“少泉中丞前为弟买二百杆洋炮，如到安庆，望飞速解来”。
同日曾国荃收到二万两饷银，但他仍求曾国藩“源源惠解”。
10月29日收到军火一批，立即用来攻击太平军。
信中说：
“顷华委员到，接初一日(10月23日)午正函，并承解到洋炮、开花子火箭，明日与季弟相地安置，不知可打入伪忠王营内否？”
10月30日信中说：“四尊炮到，精利无比，可喜之至。”
同日又向曾国藩求援说：
“弟拟札托穆海航会同葛培因就道在无为州陆续买米贰万石以济弟营随时之需，而苦于无银交兑，如蒙兄札伤该州暨葛培因买米贰万石，解李少山分济弟军营，即甲无为州抵征项下报销，则此间各营可得两月之米粮，可省派亲兵到处寻买，耽搁人力耳”。
11月1日信中说：
“陞字三营已到”，“都帅所来回营今日尚未过江，想明日可到”。又说：“近日各营皆盼子药早到，乃顷接李少山一片称，仅解到各色子一批而无一两火药”。
11月2日子药到了，都兴阿的一千八百人也到了，而且入濠助守。11月3日，他在信中对曾国藩说：“刻下已添有三千七百人，自守尽可支持”。
11月3日信中又说：“盛四今日上午已到，三万饷银亦到”。
11月6日又有一批军火解到。
11月7日信中说：“昨日发信后，适周芳明解洋枪洋药洋颗至。恰应此间缺乏之急，感激曷已”。
与湘军相反，忠王大军的后勤援助是极为困难的。天京近在咫尺，但对他们并没有接济。
忠王大军要靠自己的力量筹集粮食军火和装备。
11月6日曾国荃信中说：东路太平军“深沟高垒，每日在后面掳粮草者，小挑大抬，络绎不绝，似乎所得亦不少。”
11月16日信中说：
“此间所讯投贼供佥云，城粮不足半年，援贼之粮不足两月。只要此两月弟处与鲍军均能支持制胜，则以后定有好消息来耳”。
李秀成自己也说：
“然后亦因八月而来，各未带冬衣，九、十月正逢天冷，兵又无粮，未能成事者此也”。
第三，其他一些因素。
除上述两方面的主要因素，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影响着战争的胜负。例如天时问题。曾国荃的营墙是用土筑成的，大雨一下，就容易塌倒。可是那段时期，天京附近却没有下大雨。
曾国荃在一封信中说：
“此次全仗鸿福，业已两旬未下大雨，致漆增不倾圮，所以支持至今，弟因东路地土无性，每雨辄塌，深用焦灼”。
又如忠王大军因为火力强，而专恃火力，冲锋肉搏相对减少，给敌人的威胁也就小了一点。10月26日下午曾国荃给曾国藩的信中说：
“所幸忠酋狡有余而悍尚不足，故得支持致今尚无恙”。
《湘军志》说：“罕搏战，率恃炮声相震骇”。不是没有根据的。
雨花台会战失败，说明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已无力对付敌人的进攻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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