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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父不将黄泥螺、臭冬瓜、虾酱、蟹糊、龙头烤等叫“下饭”，而叫“压饭榔头”，因为它们是“宁波下饭”中的“战斗机”。
我年轻时，每天和一位女同事同路上下班，走着走着，就像钱锺书先生写的“糊里糊涂地不知她在我心里做了小窝”，于是她成了我的女友。 一天，她告诉我：星期天到她家去拜见未来的岳父岳母大人。女友的父母说着一口上海宁波话，和蔼可亲。正当我们说得投机，准岳母叫我们吃饭。只见八仙桌上摆放着几只宁波菜，众星捧月般地围着中间的咸菜大汤黄鱼，散发着诱人的香味，令我食指大动。准岳母还慈爱地关照我：“下饭呣槁（没有），饭要吃饱。”这是我和“宁波下饭”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终于，我被女友家庭接纳，切换了新的角色。由于她家住房宽敞，我们婚后就和她父母一起居住，由此我就和宁波菜结下了一段善缘。 在我的印象中，宁波人真是“会过日脚”。我的岳父岳母备有很多甏甏罐罐，都是用来腌制宁波美食的。 有人说宁波菜的特点是：鲜、咸、臭。 鲜，这是无疑的。比如，奉化的银蚶，据说以前是皇帝享用的贡品，而岳父自制的银蚶，酒香扑鼻，血水淋漓，虽然有点恐怖，但那种肥嫩鲜美，简直不可方物。 咸，这是宁波菜最为人诟病的。岳父腌制的红膏呛蟹、鳗鱼鲞等，放盐不多，入口不咸，甚至有点甜丝丝。我有时“嘴巴淡出鸟来”，就悄悄地“偷”点咸菜或咸蟹脚当零食吃。 臭。有人形容宁波人的臭冬瓜、臭苋菜梗是“顶风要臭500米”。岳父第一次请我吃臭苋菜梗时，甏盖一开，臭气四溢，但我吃了一口臭冬瓜，唇齿留芳，这种既臭又香的感觉，堪称一绝。后来我读到宁波籍著名作家王鲁彦（1901—1944）的一段文字：“有的人闻到了邻居的臭汤气（即臭卤），心里就非常神往，若是在谁家讨得了一碗，便千谢万谢，如得到了宝贝一般”，我顿时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臭冬瓜是岳父的下饭神器，他说腌制发酵的那股浓烈气味中，有着“盘尼西林”（青霉素）的成分，杀菌开胃。有一年三伏天，我生病卧床，胃口全无。岳父端来一碗臭冬瓜，我顿时馋涎欲滴，于是，我和岳父这对“臭味相投”的翁婿，大快朵颐。 宁波人将菜肴叫作“下饭”，文绉绉的。每天开饭前，岳父总习惯地问岳母：“今朝有啥下饭？”记得滑稽大师姚慕双、周柏春在《宁波音乐家》曾调侃：吃饭的小菜叫下饭，格末吃粥的小菜叫啥？叫下作……到此，总会引来哄堂大笑。 我发现，岳父却不将黄泥螺、臭冬瓜、虾酱、蟹糊、龙头烤等叫“下饭”，而叫“压饭榔头”，因为它们是“宁波下饭”中的“战斗机”。我第一次听到叫“压饭榔头”，感到新奇幽默，差点笑出声来。而我的一位朋友则说，不是“压饭”，而是“押饭”。如此说法似乎有点暴力色彩，让我想起《水浒传》中董超、薛霸押着“豹子头”林冲发配沧州的情景……这恐怕有点过度解读了。 我吃过甬菜馆和亲朋好友自制的“压饭榔头”，恕我直言，无人能和岳父比肩。一次，岳父看到一本刊物登了我的小说《爱的宗教》，还有一张半身照，就打赏我几只腌制的小蟹，其螯洁白如玉，肉质肥嫩，真是“打耳光不肯放”。 我跟在岳父母身边23年，那一段日子是我生命中吃到“压饭榔头”的总和。可惜，到了1992年，因动迁，岳父母和我们分居两处了。虽然多年来，岳父母尽心向我传授制作宁波菜的要诀，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我至今依然一窍不通，真是愧对他们的在天之灵。
行笔到此，我忽然想起另一个人——“老宁波”。 一次，“老宁波”问我：潘导，你懂几种方言？我说：四种，温州、苏州、宁波、上海。 他考我：小菜，宁波话叫啥？我答：叫“压饭榔头”。 “老宁波”笑了：对！像黄泥螺、臭冬瓜、海菜梗，迭个几只“压饭榔头”，不停地把你喉咙口的饭敲下去，形象吗？新鲜吗？全世界有啥地方人会把小菜叫“榔头”的？只有“哦呶”（宁波人自称）宁波人！说这几句话时，“老宁波”的声音比平时还低了几个分贝，却充满了宁波人的那种霸气。 有人会问：“老宁波”是何许人？答曰：“老宁波”是我们对他的昵称；用书面语言则是——连环画大师贺友直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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