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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苏奎俊 西域研究 2023-10-26 13:02 发表于新疆 收录于合集#明清西域史113个 来源：《西域研究》2015年第2期 满洲八旗驻防新疆及其人口变化 苏奎俊 内容提要 新疆的满族源于清代迁至新疆驻防的满洲八旗官兵，雍正时清军进驻巴里坤、哈密、吐鲁番，乾隆朝，清军先后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置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清军进驻之地兴建满城，允许官兵携家带眷，当时新疆满族人主要集中在伊犁、乌鲁木齐、奇台、巴里坤等地。 一、满洲八旗迁驻新疆 清初，凡是战略重地，均派有满族官兵驻守。乾隆二十四年（1759）天山南北全部平定，二十七年伊犁将军设立，八旗驻防格局随之形成。 1.满洲八旗官兵迁驻伊犁 伊犁为满洲官兵驻防首选之地。遣往伊犁驻防的满洲官兵主要有三批： 第一批迁凉州、庄浪满洲官兵移驻伊犁。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1763年2月），乾隆帝发布谕旨：“前因准夷未平，凉州、庄浪地处为西陲冲要，……今大功告成，巴里坤以西均成内陆，凉庄既非边徼……现在伊犁建筑城堡，设立将军驻防屯田，与其三年一次派兵更番戍守,何如将以凉庄兵丁挈眷迁移，较为省便。”[1]1763年2月，军机大臣傅恒等遵此旨议奏：“凉州、庄浪旧驻满蒙兵3200名，现在无须防守，应遵旨令其携眷移驻伊犁……自明年起分为三起，按年起程。”[2]实际遣移时组建的满蒙官兵人数为：协领4员、佐领28员、防御28员、骁骑校28员、领催191名、前锋302名、马甲1771名、步甲600名、养育兵200名、炮手75名、匠役头目12名、匠役95名，计3334人。[3]首批西迁的携眷官兵，于1764年2月分三起迁往伊犁，至1766年8月陆续抵达。 第二批热河满兵移驻伊犁。在首批官兵起程的同时，清政府又命令热河满洲驻防兵准备起程。热河驻防兵是驻防于避暑山庄、喀喇河屯、桦榆沟等处的由热河副都统管辖的八旗兵，官兵合计1032名。这批官兵及其眷属也按首批军民迁移的方法，即全员分10个队，每5队为一组。1764年5月两组军民先后出发，于7月之前抵达凉州和庄浪。在此稍作休整之后于1766年8月抵达伊犁。 第三批西安满兵移驻伊犁。乾隆三十五年（1770），清廷决定自西安就近抽调一批满洲、蒙古官兵携眷迁驻伊犁。这批官兵总计2088人，其装备、盘费及口粮等费用由国家负担，标准与以往迁徙官兵同。然而，正当起程之际，情况发生变化，清政府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之后，喀什噶尔、叶尔羌、乌什等地的局势尚不稳定，急需派兵加强防务。因此，清廷从拟迁伊犁的西安满洲、蒙古官兵中抽调协领1员、佐领4员、防御5员、骁骑校5员、马甲600名，计615名官兵不带家眷前往上述地区换防。这615名官兵于乾隆三十六年四月换防期满撤回伊犁。[4] 自西安拟迁伊犁的2088名官兵中，抽调615名官兵前去喀什噶尔之后，所余官兵及家属总分20队，于1770年1月18日起程，至乾隆三十六年三月底陆续抵达伊犁。至此，清政府拟定的派遣满洲、蒙古官兵携眷迁驻伊犁驻防的任务，经过8年才基本结束。三批迁驻伊犁的官兵已达6454名，加上家眷近2万人。 2.满洲八旗官兵迁驻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扼天山南北两路之冲，为北路第一富庶之地。满洲八旗驻防此地始设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调凉州、庄浪满营兵3000余名，初设参赞大臣，后以都统管辖，并辖巴里坤、古城副都统。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初一，伊犁将军舒赫德具折奏称：“若于乌鲁木齐、巴里坤驻满洲兵应援，则可伊犁迤东军威相连，且地方形势甚为紧要，实于一切皆有裨益，永久巩固边疆。”“于此二地，务必考虑体系之完整，驻满洲兵有益。乌鲁木齐地方辽阔，土地肥沃，又相距伊犁不远，请驻满洲兵三千名。巴里坤地方无法容纳过多驻兵，请驻满洲兵二千名。”[5]舒赫德等人察看各处地形后，最终商定满洲官兵移驻乌鲁木齐。“移驻之兵，理合就近移驻。……凉州、庄浪之兵，原先特为防范厄鲁特而驻扎。仰赖皇上神威洪福，开拓疆域二万里，塞外各地均有驻兵，故有凉州、庄浪不必永久驻兵。即请全数移驻乌鲁木齐。”[6]议奏准行。三十七年三月，“凉州、庄浪二地之官共83员，马甲2700名，步甲300名，炮手40名，工匠24名，养育兵280名”，分为两组，第一组“派拨庄浪所有500名兵，补拨凉州上三旗九牛录900余名兵、正红旗蒙古牛录90余名兵”。三十七年八月二十日（1772年9月16日）陆续起程，途经甘州、肃州、安西州、哈密、辟展、吐鲁番等地，于当年十月至十一月陆续抵达乌鲁木齐。第二组全部是凉州驻防官兵，共有14个牛录，1500余名兵，派遣副都统1员、协领3员、佐领14员、防御14员、骁骑校14员等官员管带。自三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起陆续起程，于当年七八月间抵达乌鲁木齐。以上两组28队官兵计3300余名，皆为携眷驻防。[7]关于官兵及携眷人口情况，凉州副都统德云奏折中称：“本年移驻乌鲁木齐兵丁家眷，每队各有五百、六百余口。”据此，每队按照移驻550余口计算，28队官兵及家属大约有15400多人。此为迁至乌鲁木齐的满族人口基数，此人口发展至乾隆六十年（1795）底，除额定官兵3454名外，乌鲁木齐满营人口为：“满营壮丁一千一百一十四名，幼丁二千九百八十九名，男妇老幼共眷口一万五千九百八十一名。”[8]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当年迁至乌鲁木齐的满洲八旗官兵及家属人数应在15000名左右。 3.满洲八旗官兵迁驻巴里坤、奇台 巴里坤为天山北路门户。奇台境内土地肥沃，粮丰草美，宜于屯兵，有北塔山、大沙坡、六棵树以及南山的宽沟和前山隘口，有险可守，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乾隆三十八年清廷移西安、宁夏八旗兵2000名于巴里坤，四十一年，从巴里坤满营中移领队大臣1员携满营官兵1000名进驻古城（今奇台县）。 4.满洲八旗官兵移驻吐鲁番 吐鲁番是沟通内陆与南北疆的孔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历代统治者多以吐鲁番为军事大本营，派重兵驻守。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吐鲁番是运输中转之重地，清廷在此处驻军较晚，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吐鲁番广安满城建成后，从乌鲁木齐满营壮丁内挑选500名携眷驻防。 祁韵士在《西陲要略》中对清满洲八旗在新疆驻防分布进行了分析：“新疆满洲、绿营官兵分布南北两路，有驻防、换防之分。驻防者携眷之兵永远驻守，惟伊犁及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满洲、绿营皆然，吐鲁番满营兵亦如之。北路之塔尔巴哈台满兵则自伊犁调拨，南路之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乌什、阿克苏满兵，则自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调拨。”新疆满洲八旗官兵社会职责主要体现在军事方面，除了防守所驻满城外，还驻守台站、卡伦、换防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等处、巡查哈萨克和布鲁特边界及土尔扈特游牧等处地方、屯田，遇有内外战事需随时听候调遣。乾隆二十八年（1763）军机大臣傅恒等奏称塔尔巴哈台驻兵之重要性，其议为清廷采纳，清廷在此设驻防点，由伊犁满营及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四营内派1300余名官兵换防。 清政府在新疆的驻军及官员设置，总体而言，重北轻南，首重天山北路，次重天山东路，天山南路则位于其末。因此南疆驻守满汉官兵额较少，而且是换防兵，亦非驻防兵，且不能携带家眷。新疆满洲八旗驻防重在北路，控制厄鲁特，对南路回部实行伯克制，建有八城，其中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乌什和阿克苏五城地接外藩，地位重要，故设满营兵和索伦换防，其中喀什噶尔兵额200名，其余各城140名左右，“此项兵丁非尽驻扎本城，兼有台站卡座差遣。”[9]均为骑兵。 这样，满族遍布天山南北各要塞城镇，此后驻守各处的满族人口繁衍很快，到嘉庆年间，根据伊犁将军松筠调查：新疆满族人口已达68440人。其中惠远城满营22600人、惠宁城满营13340人、乌鲁木齐20000人、巴里坤6000人、奇台6500人。此人数也是新疆历史上满族人口的最高值。 二、西北边疆危机，满洲八旗官兵受创人数锐减 同治三年（1864），新疆爆发农民大起义，不久，阿古柏和布素鲁克在浩罕网罗了一批追随者，于同治四年侵入中国境内，南疆重镇英吉沙尔、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库车相继被其攻占。1870年5月，阿古柏军队占据了东疆战略要地吐鲁番，并于年底进据乌鲁木齐和玛纳斯，大半个新疆沦陷。沙俄也乘机于1871年7月占据伊犁，中国的西北地区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在战乱之中，新疆满洲八旗官兵遭受重创。 伊犁满城：同治三年，伊犁地区爆发了以维吾尔与回族为主体的反清斗争，伊犁两个满营首当其冲，损失惨重。义军首先占领宁远城为根据地，经过血战，攻破了惠宁满城，歼灭清军两万余人。惠远“孤城，外无援军，内少积饷，势岌岌不可支”。同治四年四月八日，义军集中3万多（一说十余万）兵力，牵制河南锡伯营，围攻惠远满城。惠远满城缺粮，官兵一半饿死。义军在惠远城北门外开挖地道，通至惠远城北门下，同治五年正月十九日，用火药轰塌城墙，攻破了惠远满营，满蒙军民死伤上万人。伊犁将军明绪自尽，已革职的前伊犁将军常清被俘。至此，伊犁满营已彻底溃散。 1871年7月4日，俄国以“代收代守”为名侵占伊犁全境，并将伊犁划归俄国七河省管辖。沙俄为达到永远侵占的目的，将惠远、惠宁、熙春等城毁其庐舍，取各城建筑材料于固尔扎城（宁远城）东的金顶寺，“营造市廛几二十里”。[10]惠远城在伊犁河北岸，兵燹后为河水冲溃。沙俄殖民统治伊犁的十余年间，伊犁八旗驻军遭受重大打击，人口锐减，旗屯废止。残余的满营军民有的逃到察哈尔和厄鲁特蒙古地区，有的投入到荣全在塔城建立的行营，伊犁满营已溃不成军。魏光焘的《戡定新疆记》记载：“当日东西建城有九，棋布星罗，形势完壮。自回逆陷之，俄人据之，夷城郭，满汉兵民杀戮之馀重遭迫协。”[11]据俄国占领伊犁时的统计，当时全伊犁的满族人口仅450人。[12] 乌鲁木齐巩宁满城：同治三年（1864）春，巩宁满城都统平瑞借防饷为名，檄各州县加征民粮，严刑催逼，各地民情激愤，纷纷表示抗拒。这一风潮很快就波及奇台、木垒各地，回、汉农民团结一致，组成团练，开展武装反征斗争。平瑞派遣提督业布冲额带兵赴南山镇压，孰料刚走出巩宁城，就遭到团练武装的迎头狙击。平瑞、业布冲额被起义农民包围在巩宁城内，粮尽草绝，援兵不至，城陷，平瑞自戕。巩宁城里的满营旗兵开城投降。农民团练涌进巩宁城，四处放火，显赫一时的巩宁城，变成了灰烬废墟。[13]乌鲁木齐都统英翰曾奏报，农民起义“扑犯乌鲁木齐满城，经都督平瑞督军固守，被围八十余日，粮尽援绝，力竭城陷，现经查明自该故都统以下两万余人，同时殉难”[14]。 古城满城：同治三年六月，奇台回族民众抗拒政府征民粮，联合木垒河、济木萨、阜康回民攻占古城，放火焚烧街市，围攻满汉二城，造成清军伤亡千余人。十一月，回民联络维吾尔族兵万余人攻占古城满城，并占据了北套桥。同治四年正月，回民又攻满城，保恒、惠庆率兵600余据城固守。色普诗新统带木垒河户民救援古城。二月初九，回兵再攻满城，惠庆督率官兵及全城居民奋力抵御，拼死巷战，相持不下，均被杀死，满城失守。[15]官舍民房均成瓦砾。路经此处的清代诗人萧雄记载：“满城自失陷至荒废，人迹寥落。”以致政府官员不得不“移署汉城内”办理公事。 吐鲁番满城：吐鲁番驻守满营官兵在阿古柏入侵吐鲁番时，官兵散乱各处，为阿古柏势力占据。“广安城，于同治初年，回逆变乱，继而安集延逆酋阿古柏复据一十余年，光绪三年三月，大军克复吐鲁番，城雉堞多半倾圮。”[16] 战乱之中，满营官兵损失惨重，据道光初《中枢政考》的记载：伊犁（惠远、惠宁）满兵14080人、乌鲁木齐3328人、巴里坤1068人、吐鲁番556人，是为新疆驻防之较著者。可是自战乱以后，“伊犁、巴彦岱、乌鲁木齐、古城、吐鲁番满兵”，“锋镝余生”，“迁徙流亡，所余仅150人”。[17]满城毁坏严重，在军府制下，军事力量的核心是散布于各地的满营，大敌之后，新疆的军事控制网络被摧毁，各地满营不是被消灭，就是苟延残存。刘锦棠在给清廷的奏折中指出：“哈密以西各满营旗丁，乱后孑遣仅存，旧制万难规复。”古城和乌鲁木齐两处旗兵驻防重地也已糜烂不堪，“古城满营房屋，久已鞠为茂草，该处旗丁总共不过十数人。”乌鲁木齐克复时，“满城倾圮，瓦砾荒凉，未见旗丁一人。”由于以上情况，造成统帅旗兵的都统、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兵少事简，几无异投闲置散”[18]。可见这一时期新疆的满族人口损失惨重。 三、满洲八旗的恢复 光绪四年（1878）清军打败阿古柏侵略后，胜利收复南疆，经过多次交涉，光绪八年从沙俄手中收回伊犁，将军金顺进驻伊犁，修复被废城池，恢复八旗制度。新疆建省之后，新疆各地的满族人一部分集中在伊犁惠远新城，一部分集中在古城。 恢复伊犁旧满营：光绪九年（1883），伊犁将军经奏准，恢复满营营制，恢复后的惠远旧满营仍设8个旗，营设协领2员，左右翼协领各1员，佐领4员，防御和骁骑校各8员。其中正黄旗69户206丁口，镶黄旗78户196丁口，正白旗79户204丁口，镶白旗85户195丁口，正红旗86户220丁口，镶红旗81户208丁口，正蓝旗86户211丁口，镶蓝旗88户222丁口。[19]总计652户，1662人。这些人口合编为一营，驻惠远城，称为惠远城旧满营，人口比以往减少90%以上，其任务主要为维护惠远城伊犁将军府的安全，实际上当时他们也无法承担别的任务了。 组建伊犁新满营：恢复后的惠远旧满营，内多老弱病残，人数不敷建制，已失去了往日的锐气。光绪九年（1883），金顺经与锡伯营商讨，向清廷奏请由锡伯营抽调闲散壮丁移补惠远城，组建新满营。经清廷允准组建的伊犁新满营建制如下：领队大臣1员，协领8员，佐领、防御、骁骑校各40员。总户数为697，总人口2527，其中正黄旗97户323丁口，镶黄旗82户326口，正白旗89户343丁口，镶白旗77户286丁口，正红旗89户307丁口，镶红旗86户331丁口，正蓝旗89户301丁口，镶蓝旗88户310丁口。[20]需要注意的是：伊犁组建新满营内部结构，因锡伯族占绝对多数，故拣放官职时，清政府打破传统由满族任职的规矩，1次将23个协领、佐领职位授予锡伯族。伊犁将军前后奏请由锡伯族补放新满营之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笔帖式等大小官职51人次。新满营的任务，主要是保卫清政府在伊犁的统治机构，维护惠远等城的社会安定，另外，还要驻守伊犁河北的重要山口、渡口、要道等原旧满营驻守的卡伦。 恢复古城满营：新疆建省后，刘锦棠“将南八城、北四城各满员都统大臣共裁十六缺，裁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等官一百四十四员，改设城守尉，驻防古城，统辖乌鲁木齐、巴里坤、吐鲁番三城旗兵均归并古城”。[21]光绪十二年（1886）六月由古城领队大臣德胜改为首任城守尉。光绪十四年，清政府将巴里坤、乌鲁木齐、吐鲁番三城的满营约1000余人，一并移往古城新满城，改八旗为六旗，史称“四城合一”。古城新满营编制为6旗：设佐领、防御、骁骑校各6员、笔帖式3员、前锋校6名、前锋30名、催总6名、领催30名、马甲728名、炮手12名、匠役12名、步甲177名、养育兵60名。[22]光绪十七年，古城满城内发生了一次流行性白喉，死去近千人，城中只余1000多人。光绪末年的人口统计：镶黄正白旗50户332丁口；正黄正红旗42户246丁口；镶白正蓝旗49户331丁口；镶红镶蓝旗58户438丁口；左翼蒙古旗35户268丁口；右翼蒙古旗51户300丁口，[23]其中满族人口1347人。 清代新疆的满洲八旗中有“旗民不结亲”的风俗，指旗人不可以与旗外民人（不在旗的汉人为“民人”）结亲，这在满族内部又被称为“满汉不通婚”。这种旗民界限束缚了清代新疆满族人口的发展。至清光绪末年，三处满营恢复后的人口大概保持在3000余人。宣统年间，新疆的满族处境更趋困难。 四、民国时期伊塔军政变化，满洲八旗化兵为民 随着新疆军政体系变化，新疆满洲八旗体制逐步走向崩溃。杨增新执政后，将原清代的四领队大臣改为四领队官，在他的直接管辖下，“照旧管辖满蒙屯民”，办理“旗民”之间的纠纷。其职权“只有民事责任，无军政之职权”，原属下之正副总管、协领、佐领等官吏“概行撤裁”。伊犁官制改组的结果，是杨增新把伊犁的军政统辖权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至此，军府体制最终退出新疆历史舞台，满洲八旗驻防解体。 伊塔满洲八旗化兵为民。1912年，清朝灭亡，八旗制度被废，军府制终结。满族祖辈不事生产，吃皇粮的惯例一概废除，社会地位大变，伊犁等地的满营官兵弃甲归田，化兵为民，即“出旗为民”了。 新疆驻防满营编入了旗籍，满营解体后，前后生活状况差别极大：“清季满人均领有相当之地亩及银粮以维生活，因而养成骄傲懒惰之习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复沉于猎兽玩鸟，习练戏曲，以度其无忧之岁月。民国以后，官职解除，粮饷亦因断绝，遽失所恃。富有者，相继回北平，或变产经商。亦有务农者，除农事外，兼理养猪、鸭、鸡等副业。其所耕之地带，多在额敏河、伊犁河、特格斯河，近年收获颇丰。”[24] 伊犁、塔城的满营官兵“出旗为民”。惠远城旧满营在恢复时仅余约2000人，伊犁辛亥革命爆发后余1400人。伊犁新满营组建时，锡伯官兵占绝对多数，官兵流失主要指锡伯族。伊犁革命后，废除满族特权待遇，新旧满营被遣散，驻防伊犁的旗兵归田务农，自谋生计，“新旧满营没有了将军都统，他们一出生就能领到的7两3钱银子也没有了，有的去做买卖，有的到圩子上去种地。”[25]一部分旧满营旗兵迁往伊宁苏拉宫(今伊宁市潘津乡苏拉宫村)从事农业生产，[26]另据谢彬的调查，1917年，归镇守使直辖的新旧满营、锡伯、索伦四营中“新满营辖地面积二千二百方里，人口2286，旧满营辖地面积一千八百方里，人口1428”[27]。后来一部分去伊宁和乌鲁木齐等地，从事各种职业，四处离散，一部分人改称汉族，满族人所剩不多。旗营制的废除使塔尔巴哈台新满营（实际上此新满营中的满洲官兵无几，多为锡伯、索伦官兵）也解体，民国元年，塔城参赞毕桂芳呈准“将达斡尔六旗及新满营裁撤归农，拨地安置”，塔尔巴哈台新满营中锡伯族官兵遂弃甲连同家属定居塔城县的哈拉哈巴克地方占荒开垦，开凿阿布都拉布哈的渠水，发展农业生产。 古城满营解体化兵为民。民国初期，古城满营仍保留营旗建制，旗民主要靠国家粮饷为生，由城守尉管理。1914年，杨增新令裁旗为民，清末在古城的八旗满兵，一律化兵为民，耕种原来旗屯地亩。古城满营，优抚取消，旗营财源日竭，是时，古城满营旗民已增到2000余口，多半无业，生计异常困苦。其中富有的满族人迁往北京等内陆，贫苦者四处逃散。6月，设古城旗民生计总务处。杨增新政府令古城城守尉多凌筹办旗民生计。主持开荒种地、开设生计铺、整顿马厂、水磨、学校、编练军队。至1915年4月，各项生计获利银6500多两。[28]8月，满营正式解散，旗民并入当地行政建制。解散后，发两年粮饷之六成(计银85632两)给该营兵民，按农工商三业各置恒产。据谢彬《新疆游记》记载：古城在上年(指民国五年)五月解兵籍为编民，归县知事管理，男女共千有五十三丁。高初两等学生七十二人。其生计困难非常，多售子女以食。”[29]1916年7月4日，正式取消古城满营城守尉，留在古城的满族，有的在古城西北部的北湾、西湾原来的“皇宫地”中分到土地，但因不习务农，不久就卖掉土地，分散各地自谋生计；官员则有的继续当官。不幸的是，1918～1919年间奇台满城发生了白喉和鼠疫，一部分满民死于瘟疫，侥幸活下来的也流徙至他乡。据统计：1947年奇台县满族有297人；1949年有289人。[30] 民国成立之后，满洲正式改称满族，成为中华民国“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成员之一，但是当时满族的境遇已大不如前，许多人不得不改为汉式姓名，以避免遭受不公正的待遇。辛亥革命至新中国成立前，由于战争和统治阶级的歧视和压迫，新疆很多满族人隐瞒了自己的民族成分，报为汉族。另外,辛亥革命之后，新疆的满族也突破了旗民界限，逐步与汉族通婚,后代有的改为了汉族，满语衰退（据驻防兵丁后代回忆：“满族到新疆来的时候已经不采用本民族的语言，而是操原来居住地区的汉语，只是有的句子中夹杂个别的满语词汇。”[31]），满族逐步汉化。因此，这一时期新疆满族人口急剧减少。1944年统计：全疆共有满族762人，其中迪化区31人，奇台县171人，伊犁区542人，塔城区9人、布尔津县2人，哈密区1人。到新疆解放时，新疆的满族人口仅有1000人左右，可见，民国时期新疆的满族人口发展处于低潮时期。 五、新时期满族人口不断壮大 新中国成立后，新疆贯彻党的民族政策，许多隐瞒族别的满族居民自愿恢复了本民族的身份，满族人口数量有所回升，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民族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又有大批满族居民恢复了自己的民族成分。新疆满族人口由1976年的3639人猛增至1987年的12281人，人口增长率高达337.85%。[32]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新疆满族有19493人，其中男9910人，女9583人。至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新疆满族有18707人，其中男9786人，女8921人。[33]满族人口较以前有大幅度的增长，主要分布于北疆，尤其集中分布在乌鲁木齐、伊宁、哈密、昌吉、奇台等市县，此人口分布格局和清代满洲八旗官兵驻防格局大致相同。 满洲八旗驻防新疆之根本是维护满清在边疆的统治，使新疆这一多民族聚居区增添了新的成分——满族。他们与新疆当地民族不断互动，文化融入新疆，促成了新疆多元文化格局，形成了新疆多民族共存发展的格局。 新疆满族人口发展稳定时期是在清代前期的乾嘉年间及1976年以后，而清代后期至民国时期则处于低迷时期。由于新疆满营官兵处于八旗制度这一组织之中，受八旗制度的种种制约以及旗民界限严格束缚，再加上战乱、疫病等因素影响，严重阻碍了满族人口的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排：王常兴 审校：李文博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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