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维吾尔学者对一新疆满族村落的考察|苏拉|新疆|满族|八旗

讲不出再见 202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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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本文是一位学习和研究清史的维吾尔学者几年前对一新疆满族村落的考察，早在2016年发表在满族文化网。估计很多满族文化网新的读者没看过此文，故这里整理后再次发表。

作为曾统治中国长达278年的民族，满族在民族构成，民族文化，民族认同上受到以八旗制度为代表的系列独特制度的深刻影响。辛亥革命的爆发瓦解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洲族群的去向和没落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其对满族生活变迁的探讨掀起了国内外“满学热”的浪潮，也正是“满学”的发展，才能更好的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历史文化遗产。

满族主要集中于中国东北地区，在河北，北京，内蒙古，四川，新疆等地区也有广泛的人口分布。在新疆，满族人口主要集中于伊犁地区，这与清廷最初统治新疆时的一系列政策有关。康熙二十九年（1690）准葛尔叛乱，康熙派兵西进新疆，开始了近70年的战争，历时三朝，直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最终将新疆归入大清帝国的版图，乾隆帝鉴于多年讨伐准部的经验和大小和卓的扰乱，同时也考虑到了新疆民族分布的实际情况，乾隆帝最终采取了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军政合一的模式“军府制”，来统治新疆，以伊犁为统治中心。新疆驻防八旗的建立是在平定准葛尔之后。移驻新疆的八旗官兵除了有一部分是从热河驻防八旗中调取以外，大部分是从陕甘西北地区的西安、凉州、庄浪、宁夏等地驻防八旗中调取的。乾隆二十七年（1762）上谕云：“前因准夷未平，凉州、庄浪等处为西陲冲要，故将西安驻防之满洲、蒙古、汉军兵丁派出数千名，分地驻防。”[1]清廷在平定准部夺得新疆的实际控制权后，向新疆派兵驻防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如上述文献所述，仍有扰国之余孽，派兵前往驻防，以保证日后国家的平稳和统一性。其二：向伊犁移驻八旗时，乾隆帝曾向第一任伊犁将军明瑞谈到过：“满洲八旗从来敦尚本业，以技勇为务，原无奢侈靡费之事，近来各处驻防，渐染汉人习气，是以令其远移，俾习于劳苦，庶还淳朴之旧。”[2]从这一段文献可以看出，乾隆帝将陕甘驻防的八旗移驻于新疆伊犁，除了驻守国家边境以外，还有防止八旗日渐腐化，提升和恢复其战斗力的功效。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解决日益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大清历经康、雍、乾三朝，国家经济越发繁荣，随之带来的也是人口巨增的负担。旗兵是靠国家按月颁发的旗饷度日，减饷，断饷之计即可影响旗人一家的生计。生齿繁庶，倍于往昔。当前清廷国库对八旗子弟已是爱莫能助，皇帝下令旗兵携带家眷，前往新疆进行屯田生产，以便缓解八旗的生计负担。

全村人口6130户，其中满族人口有107户，共327人，不到全村人口的2%，但无可否认，苏拉工是全疆满族最集中的地区。

走进苏拉工，村口的大牌坊格外引人注目，清代格调的村门散发着浓厚满族韵味。村里的街道两侧，路边的每一个柱子都挂着一面旗帜，代表着满族八旗文化的传承。

至于清史学界对苏拉宫的“宫”字的辩解，笔者比较认同于新疆学者杨尘的说法。“工”是指在特定的地方从事开荒劳动屯田的基层编制。对于村名“苏拉工“与”苏拉宫”的不同看法，“工”是清代的一种建制，是清代满营的旗屯地，苏拉工就属于此例；而“宫”则是误用。

走进苏拉工村，为了能更好的了解到苏拉工满族发展的来龙去脉，笔者找到了苏拉工村村委会，并找到了村委书记冯书记。

冯书记自身也是满族人，对满族历史文化颇有研究，笔者与书记进行了亲切的学术交谈。在交谈过程中，冯书记谈到苏拉工满族的来源可分为三批。第一批现今主要分布在新疆霍城县的惠远满城，第二批主要是从东北地区迁徙过来锡伯族同胞，其中有一部分满族去了惠远满城，剩余的则留在了苏拉工进行农务活动，以便支援在前线打仗的满族旗人。此时苏拉工就已经有了近2万的人口。第三批来的主要是为了稳定军心，巩固晚清战乱的局面，来了将近10万人，并将前两批旗丁的家眷一同带去，最终这些人主要分布在了乌鲁木齐，伊宁市，察布查尔县，惠远这四个重镇。惠远满城主要是以军事为主，其作用和任务是收复割让出去的土地（晚清沙俄侵占伊犁，收复割让的土地就是指收复沙俄占领的土地）。由于晚清疆内政治局面动荡，民族矛盾加深，回族民众组成起义部队，并且和满族民众发生了很大的冲突，矛盾异常激化。这场民族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虽然最终回族起义兵被成功镇压，但当时来新疆的10万满族人也仅剩下了3万人。随后，随着历史的变迁，国家开始全面改革开放，很多留在这里的满族人都纷纷回到了东北，回归了故土。回想苏拉工满族人口最多的时候，将近有1万余人，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苏拉工满族人口开始逐步减少。因为满族人只会打仗，不会种地，所以说当时的满族人为了发展苏拉工的农业，解决满族人口的生计问题，专门从南疆请了很多的维吾尔族来帮助满族人发展农业。这也是证明苏拉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维吾尔族的原因。苏拉宫村内的文化呈现着多样性的特征，对于这一点冯书记谈到为了响应民族团结大口号，苏拉工各民族之间的包容性相比之下是非常好的，各民族之间和谐相处的景象处处可见。对其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融合性，笔者亲眼目睹村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和睦相处，不分你我。论不同民族之间如何包容不同文化产生的差异。笔者亲眼目睹无论是满，维，汉，回民族，都能用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进行交谈，可想而知，苏拉工各民族村民是用这种包容性去化解不同文化产生的差异，让笔者叹为观止，且民族团结字样的宣传随处可见。

关于苏拉工满族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冯书记谈到村子也正在竭尽全力的挖掘一些满族人从东北来新疆，在来到伊犁的这一过程，包括它的后期演变过程，军事情况，生活习性等等。由于苏拉工原有的历史文化遗产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导致现在苏拉工原有的满族文化正在逐渐的消失。满族村民对满族历史文化和村史缺少了解，知道苏拉工情况的老人有很多的已经去世了，所以说了解村落史的人已经没有了。苏拉工也在努力逐步的恢复这里的历史文化遗产，通过市、州、自治区相关文化部门的帮助，正在逐步的恢复和重建苏拉工的历史文化构造。目前恢复的比较好的是满族的传统节日“颁金节”，在节日的前后会邀请一些学者，特别是东北地区从事满学研究的，邀请过来对苏拉工满族的发展史进行一些探讨。并且，从文化部门申请了一笔资金，打造了一所满族文化宫，供村民参观和学习。

从冯书记那里简要了解了苏拉工满族历史文化的发展演变，应村领导的推荐，笔者找到了坐落于村中央的这所满族文化活动中性，并找到了馆所负责人张秀全老人。

张老热情的迎接了笔者，并对馆所进行了参观，闲聊之余，得知张老也是满族人士，而且是清代苏拉工屯满洲大家族张家人士。张老打开满族文化活动中心大门，迎面扑来的是浓厚的满族文化气息，东西两侧建筑的屋檐上整齐的挂放着八色旗帜。左屋四旗，右屋四旗。

走进头一个展厅，迎面展现的是一个巨大的苏拉工简史宣传板，宣传板两侧站立着身穿满族服饰的两个塑像。两个简单的塑像屹立门口，体现出了满族人民“待门迎客”的热情风俗。随着张老的介绍，苏拉工满族文化活动中心是近期文化部门投资建立的，比起之前的，如今的文化中心显得更加的气派和“满味”十足。文化活动中心的开办，已有20余年，张老介绍这一栋栋建筑时的心情，深刻的表露着苏拉工满族文化传承的必要性。

展厅里展示着清代苏拉工满族百年来生产活动的见证。农业、军事、饮食等生活习俗的影子随处可见。

由于苏拉工满族文化遗产随着历史的变迁受到过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摧毁，现仅存与展厅里的物品均是由村民奉献的。

（清代苏拉工满族用来储藏物品的储藏柜）

展厅内的火炕上摆列着传统的满族特色食品，苏拉工满族居民至今延续着传统的民族饮食文化。

著名满族学者，历史学家，金启孮先生也曾向苏拉工满族文化中心题字庆贺。

走进第二个展厅，左右墙壁上挂满了清十二帝的朝服像，这也是张老最喜欢的一个展厅，也是最让笔者留念的一个场景。

张老说到，之所以为清十二帝建这所展厅，是为了让苏拉工满族人民能铭记祖先，不忘满族历史演变过程中最重要十二个人物，这也体现了苏拉工满族强烈的“认祖归宗”的传统理念。

随后笔者与张老一同走进了最后一个展厅，张老表示该展厅是一年一度苏拉工满族颁金节时汇聚的地方，也是村内平时集中进行学习的场所。说到这里，看到一张张整齐的桌椅和硕大的讲台，张老说出了一个心愿，希望上头能组织苏拉工满族居民能定期在这个场所里进行满族历史文化宣讲和满语教学。早年间没有教学条件，如今有了良好的教学环境，但教学资源严重缺乏。年长的满族人已经没有能力传承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传播和继承的任务需要青年群体承担，如果耽误了祖辈留下来的珍贵的历史文化，不仅是背叛过去，也是对后代的失责。

走出文化活动中心，结束了对展厅的走访，谢绝了张秀全老人盛情的邀请。张老强烈要求穿上满族民族服饰与笔者合一张影，以做留念。

送别张老后，闲情间笔者徒步了苏拉工满族居民的田野街道，发现了几样具有代表性的满族文化传承迹象。苏拉工满族的房屋样式与其他民族呈现异样的景象，满族居民住宅的大门依旧保持着清代建筑的特色，每一扇大门上有相对的两条栩栩如生的神龙像。

满族居民较为集中的街道两侧，处处可见八旗旗帜的影子，虽说严谨的八旗制度已不复存在，它的存在不在意味着限制满族人民，而是以一种历史文化遗产的形式存在着。促使满族人民团结一心，一同传承中华民族文化，承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

做完走访苏拉工村的任务，笔者回到工作处综合地方史料和文献，简要疏理出了苏拉工村的历史脉络。其主要生产活动与农业发展挂钩，这也是苏拉工村为何形成的主要因素。

结合清代史料，“苏拉”大致可分为两种含义，一为“杂役及闲散旗人”，二为“候选兵丁”。《安乐康平室随笔》卷三载：“凡在内廷供驱者，意为苏拉。”《异辞录》卷三载：“苏拉者，清语仆役也。”苏拉工村满族将“苏拉”一词解释为“没有补上士兵的闲散人员”，可断定“苏拉”为满语，即为“闲散”之意。

对于苏拉工设立的记载：

驻守伊犁的满族官兵准许携带家眷，始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之后，他们分别来自热河、凉州（今甘肃武威）、庄浪（今甘肃永登和西安），驻防于惠远、惠宁（今巴彦岱）两城，此即伊犁满族的祖先。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清廷宣布：“伊犁驻防满营八旗，今后不再仪增员额”，“苏拉”（不当兵的闲散人员）人数因之大增。伊犁将军松筠为解军民供应难题，减轻当局的财政负担，于嘉庆七年（1802年）决定在满营也兴办旗屯，除在惠远、惠宁两城附近先后设屯点14处，垦地6.4万亩外，又于当年四月将360名苏拉往今北皮里其河畔一个叫阿克托别的地方垦殖，设一佐领统率，这就是今天的“苏拉工”。[1]

“现在八旗生齿日繁，因采近水可种之田于本年四月间奏明，由惠远、惠宁两城，酌派闲散三百六十名分地试种，虽为时稍迟，秋收通计尚获十分有余”。[2]

两则史料一为当代，二为清代史料，相比中得出苏拉工形成的原因主要由于生计问题。因生计负担的影响，嘉庆皇帝下旨在伊犁一带兴办屯田。八旗屯田，即为“旗屯”。苏拉工便成为了旗屯地亩中最大的一处。

嘉庆十七年（1812年），伊犁将军晋昌视苏拉工是旗屯好的样板，虽然旗屯兴办已有十几年的经验，但进展不是很稳定。因此晋昌把这些未分之地，全部按名册分给了苏拉去经营。然而苏拉们把所分配的土地租给了民人，坐吃租金，不务农事者居多。1814年松筠担任伊犁将军，查明情况，勒令八旗所有苏拉的分地，不得租赁。经过整顿，苏拉宫的农业、畜牧业得以恢复往日。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在伊犁的统治被沙俄推翻，各地苏拉四散逃亡，导致一次毁灭性的大破坏、土地荒芜、沙俄掠夺牛、马、羊百万头（只、匹），在大清帝国仍然统治中国的时候，伊犁幸存的满洲同袍却成为“亡国奴”，经历了外国侵略者的残酷殖民统治。[3]1882年清廷收复伊犁，乌鲁木齐都统金顺（后任伊犁将军）率部进驻伊犁，逃亡各地的苏拉陆续返营，金顺将军恢复旗屯生产，由于兵丁人数甚少，将分布惠远、惠宁的满族兵丁调遣集中于苏拉工，以便恢复生产。1903年伊犁将军巴亮以“差事操练紧要，无暇兼顾屯垦”为由，撤消了所有旗屯，把办的较好的巩留旗屯命令移交给新满营（即锡伯营），二旗马布甲二百人携带家属自食其力发展生产。被撤销的其余旗屯耕地划拨回族，维吾尔族及遣犯为民的老百姓耕种，重要生产资料折价给苏拉宫的苏拉们分配使用，使得苏拉宫的生产力进一步提高。1909年，长庚将军二次主政伊犁以练新军，办理武备学校、报纸工厂，丰富苏拉宫的现代化发展。1912年伊犁革命后，按照辛亥革命对待满清皇室优待条款为例，对苏拉宫满族农业，畜牧业仍然不缴粮纳税。[4]清帝退位后，民国将领杨增新派杨飞霞为伊犁镇守使，并且命令八旗官兵一律华兵为民，并任命前八旗佐领阿木古郎为区长，专管化兵为民的事宜。

清代满洲旗人受到八旗制度的严格限制，规定八旗子弟除挑补兵丁缺额之外，不得从事其他行业谋生。沈起元在《拟时务策》中说到：“甲不能遍及，而徒使之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于是其生日蹙，而无可为计······”[5]至于，清代苏拉工满族是如何进行农业生产来解决生计的，经史料考证，起初苏拉工的转输、屯田和筑城等劳役主要由绿营承担，绿营兵屯生产的粮食，也主要用于驻防八旗的日常生计。直至嘉庆七年（1802年），清廷为考虑伊犁驻防八旗丁口增多，生计不敷，方开设了旗屯。苏拉工有了一定规模的屯田，绿营不在承担苏拉工的农业活动，旗人随丁“苏拉”便成了苏拉工的主要农务工作者。虽然八旗屯田与绿营屯田同属军屯，但由于地位的不同，旗屯与兵屯的各项制度有很大的区别。

首先，兵屯的直接劳动者是绿营汉军，旗屯的直接劳动者则是八旗闲散余丁“苏拉”。清廷一再强调，开设旗屯，使旗人有田可耕，“而于新疆重镇设兵防守事宜无少窒碍方为尽善”。[6]规定八旗田地只能交给闲散的余丁耕种，不能让官兵子弟亲自耕作，以免妨碍日常操练。其性质上的区别，前者是直属军事组织体制的兵丁屯田，后者是脱离了军籍，被划入民屯的组织行列中。

其次，旗屯在开设之初，耕作需备的牲畜由官牧厂统一拨给。与绿营兵屯不同之处在于官牧厂允许兵屯每年有一定比例的损耗，损耗的费用由官牧厂拨给；旗屯则没有此项规定，耕作需备牲畜的损耗，均由各旗自行买补。与此同时，兵屯的农作用具和籽种由官方无代价拨授，旗屯则需从“公设官铺息银”中贷款购买，籽种从“仓存余粮中”中借用，但名义上是赏借，实际上是无偿授给。这些区别的出现是由于兵屯收货的粮食作为屯租而上缴于国家，旗屯则是纯属用于解决旗人生计。

旗屯的耕种和收获管理也与绿营兵屯不同，旗屯屯地可分为两种：一是“已分之田”，二是“未分之田”，已分之田又可称作为“私田”。这些屯地分布在驻防八旗地附近，分授给各旗，自行耕作，由各旗协领、佐领派人分别耕种，每年所得的粮食由各旗分授给鳏寡孤独和贫困户，由将军衙门监督办理。未分之田可称作为“公田”，离八旗驻防地较远，每年专派协领职衔之佐领苏勒芳阿、乌勒登布，督率八旗闲散，通力合作，耕作收粮，[7]所得的粮食归放在同一个地方进行密储，到了年底分给各旗的鳏寡孤独和贫困户。虽旗地有“公田”和“私田”之分，但屯收之粮均由集体管理和支配，由将军衙门严厉监督和查核。

旗屯兴办之初，原定耕种制度开始转化演变。公田因所处地势较高，灌溉不足，私田则被八旗视为己业，农作力度和收成都大于公田，而闲散余丁视未分之田为公田，农作力度无需大于“自家”田地，不能尽力耕作，从而影响收成。后因伊

犁将军晋昌筹划，去除灌溉不足的田地，将所剩可耕之田分为八分，划入各旗私田，并加强了将军衙门对闲散余丁耕种的监督。

旗屯发展的演变其次因租佃制的出现。清廷明确规定。旗地严禁租佃和买卖，以免旗人坐吃租金，不劳而获。但由于管理层次的疏忽和对旗人所作所为的视而不见，这一禁令并未能认真执行。嘉庆十九年（1814年），松筠再次调任伊犁，按照规定大力整顿，制止旗人租佃，恢复了昔日的制度，命令八旗照旧耕作，不得再犯。旧制度恢复并维持了十余年，道光十年（1830），伊犁将军玉麟以驻防八旗人口增多为由，向清廷奏请布甲钱粮，清廷参考乾隆朝旧制，驳回了玉麟的奏折，但对旗屯的管理方面做出了调整，“准其将该处两满洲营屯地，另议佃种”[8]，“准其雇人耕种，俾收利息，以裕生计”[9]。此令一出，旗屯的不准租佃禁令被取消。随之，旗屯制度被破坏，闲散余丁不再从事耕作。

根据当地从事农业管理工作的领导口述，苏拉宫早期生计模式与伊犁旗屯的发展紧密相连。

1802年选在苏拉宫（当时苏拉宫的名称还是“阿克吐拜”）开荒种地，因为这儿有皮里其沟丰富水源可以保证灌溉。当时这是清代伊犁旗屯最大的一处。苏拉们积极开荒造田，挖渠引水，官府售给农具，耕畜，籽种，定期三年归还，当年就大丰收了。官府第三年就把耕地按名册每人30亩分给苏拉永为世产，自耕自食，不纳粮税。为长久计，苏拉们齐心合力修筑城堡，墙高一丈四尺设东西寨门。寨内分六道巷，每巷分六十户。寨子里面有营盘、粮仓，由一个常驻佐领，还有十来个布甲，他们主要负责看守寨门、维持苏拉劳动秩序。寨子里还建了学堂，教育苏拉子弟读书识字。

1866年清政府在伊犁的统治被推翻，驻防八旗全部战死，各地旗屯苏拉四散逃亡，土地荒芜，牲畜也被掠夺，农牧业生产都受到了毁灭性破坏。

1882年金顺将军收复伊犁以后，逃难的苏拉陆续返回。当时惠远、惠宁幸存下来的苏拉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于是就全部集中在苏拉宫。这些苏拉辛勤劳动重建家园，把皮里其河水引到诺改图一带扩地开荒，耕地面积将近三万亩。苏拉家家牛羊成群，粮食满仓，抚养了大批战后幸存的孤寡老幼。现在这六百多个村庄在一百多年前都是一个一个庄子，一个庄子才几户、十几户人家，地多，都是广袤的大草原，人烟稀少。正是因为人烟稀少才解决不了当地的满洲八旗和两个满城军粮的供应，除了满族人之外只有很少的蒙古族和哈萨克族人，所以就雇佣了从少量的南疆迁来的维吾尔族人种地。清代在伊犁重新建立政权后，从南疆八城陆续迁来了八千户维吾尔族人，所以伊犁这边又叫“八十个于孜”。辛亥革命以后取消八旗制度和粮饷待遇，八旗官兵一律化兵为民，负责化民事宜。停发粮食粮饷以后人们生活陷入困境，阿区长就派人丈量各家土地、统计牲畜数目，开始按收成纳粮，按牲畜数量缴税，将所得设立专人专账，按月给惠远满族困难户发放钱粮，使其维持生活。愿意来苏拉宫务农的男丁每人给一仗大概有一百亩的田地耕种。[10]

综上所述，农业是一个民族发展的根本，也是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根基。从研究苏拉工满族早期的生计模式“旗屯”农业，可以看出苏拉工满族百年发展的历史脉络，理清历史的发展构架和趋势，这也是文化传承和推广的必要前提。清代苏拉工满族“旗屯”农业虽然以传统农业为主，但因其特殊的农业制度为苏拉工满族的发展史添上了一笔不朽的色彩。

虽然当年的“旗屯”已不复存在，建国后政府收回所有田地，进行重新分发。但苏拉工满族民众依旧保持着以玉米、小麦为主的传统农业生产，放眼望去苏拉工的玉米田地，依稀能看见百年前饱经沧桑的苏拉工。

（冬季苏拉工玉米田地情况，田边堆放着收割好的玉米秆）

此次走访苏拉工的目的，不单单是体验当地的文化习俗，更重要的是以推广和传播珍贵的苏拉工满族历史文化为目标，让更多的世人了解这里，学习和传承这里的历史文化。这也是苏拉工满族民众和村领导阶层们一致的愿望。让苏拉工走出新疆，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文化的集中营。

个人简介：

姓名：阿孜汗尔。维吾尔族，新疆乌鲁木齐人士，浙江大学历史系大三学生，主攻清史专业，自身热爱满族历史文化研究，从事满学研究3年，发表过《新疆苏拉工满族的生活变迁》《努尔哈赤传解析》等学术论文。该学术研究报告是笔者亲自前往新疆伊犁州潘津乡苏拉工村进行调研而得，苏拉工村现存的史籍资料因为种种原因尚未保存得当，许多地方未能解析透彻，恳请清史学术大师多多包涵。

时间：2016年2月8日

参考文献：

第一章节：

1.《清高宗实录》卷677，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甲寅。

2.《清高宗实录》卷703，乾隆二十九年正月辛未。

第二章节：

1.王克之：《苏拉宫与伊犁满族》，《中国地名》，2004年，第6期。

2.松筠：《钦定新疆志略》，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第833-854页。

3.苏集祖：《伊犁满族与舒穆尔氏家族》，《满族研究》，2013年，第3期。

4.《清室优待条件》第三项《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第五条：先筹八旗生计，在未筹定前，其俸饷仍旧支放；

5.《皇朝经世文编》卷35，沈起元《拟时务策》。

6. 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次版，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