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将成为孙中山的继承人

1924年9月4日，山海关外的道路上烟尘蔽日，杀气腾腾，一列军队正浩浩荡荡地向前挺进。

原来是奉系军阀张作霖自任总司令，以姜登选、李锦林、张学良、张作相、吴俊升、许兰洲分任6个军的司令，正向北京杀来。

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时任大总统的曹锟无计可施，急忙向直系军阀的头领吴佩孚进行求救。

吴佩孚到北京后，亲自担任总司令，从容地在中南海四照堂召开了“讨逆军总司令部”军事会议。他露出一副成竹在胸、稳操胜券的样子，宣布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彭寿草为第1军总司令，王怀庆为第2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3军总司令，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

然后他以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说：

“这次作战，我们有20万人马以逸待劳。但是奉军有日本的支援，而且有着较长时间的准备，开始时必然气势非常旺盛。我们不宜硬拼，应先利用坚固的工事消耗他们的锐气。等他们的人死够了，我们再杀他个措手不及，猛烈反攻，把他赶回奉天去！”

正当吴佩孚杀了几员大将，顶住奉系的攻势，形势正变得有利时，没想到自己一方的第3军司令冯玉祥却忽然反戈一击。1924年10月中旬，冯玉祥突然命令自己的部队从开往北方前线的路上掉转头来向北京进军。10月25日，冯玉祥的部队占领了北京。形势一下子一泻千里，直系军队溃不成军。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组成国民军推翻了曹（锟）吴（佩孚）政权，吴佩孚被赶出北京。

原来当时控制北方的三个主要人物是吴佩孚、张作霖和冯玉祥。吴佩孚控制了北京及其周围的省份。张作霖控制着东北。冯玉祥当时是吴的部属，控制着西北。他心宽体胖，脸庞宽大、身材魁伟，被人称为“基督将军”。据说他曾让自己的部队用水管洗身进行洗礼，以显示他的基督徒身份。吴佩孚与冯玉祥当时组成了针对张作霖的军事联盟。但是奉军在几年前的直奉战争失败后，很快又强大起来，经过几年认真的整顿和编练，奉军中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新派军官陆续担任要职，对士兵的训练也加强了，并建立了一支拥有飞机300架、军舰20余舰的相当强大的空、海军劲旅，这都是当时国内各地军阀所无法相比的。那两年，张作霖还派人与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和住在天津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及浙江提督卢永祥联系，结成了“三角同盟”，并成功地策反了冯玉祥，使冯反对直系。冯玉祥兑现承诺，使得奉系迅速占领了平津地区。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军大胜结束。

10月25日，冯、张等联名邀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事。电报说：

“先生乃伟人，革命先进，务祈即日北上，指导一切。”

11月11日，冯玉祥再次电请孙中山：

“一切建国方略，尚赖指挥，望速命驾北来。”

北京政变后，孙中山感到北方确实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因此本着和平统一全国的初衷，在权衡轻重后，孙中山作出了北上商讨统一的决定。孙中山任命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任命谭延闿为北伐联军总司令，主持北伐。

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了北上宣言：

“……十三年来，军阀本身有新陈代谢，而其性质作用，则自袁世凯以至于曹锟、吴佩孚，如出一辙。故北伐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续之人。换言之，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

“本党根据以上理论，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

11月12日，孙中山正式启程，前往北京。11月13日，孙中山乘坐的船只经过黄埔，当晚他便在黄埔军校过夜。他对蒋介石说，他就要去北京了，是否能活着回来还很难说，不管怎么说，他是去那里进行斗争。看了黄埔军校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他感到它能完成我的革命任务。这样，他就是死也可以瞑目了。

在孙中山启程北上之前，鲍罗廷曾邀请他去莫斯科访问。孙中山就这件事曾经征求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认为，与俄国人的合作是中国争取自由和独立所必须迈出的一步，但共产党总是抓住一些事情大做文章。如果孙中山去访问莫斯科，那么俄国人肯定会就此事散布一些有害的谣言。孙中山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

随后，孙中山一行乘永丰舰到达香港，随后改乘日本邮船“春阳丸”号赶赴上海。孙中山一行在上海受到了各界群众1万多人的热烈欢迎。

孙中山等人在上海停留了一个星期左右，然后继续北上。由于军阀割据，北方的交通和安全都有问题，尤其是当时津浦路受战争影响还没有通车，上海至天津的客轮头等舱客票已经售完，因此孙中山一行决定乘日本的“上海丸”号先去日本，从日本再乘船去天津。在途经日本的长崎、神户、门司等地时，孙中山受到了日本各界人士、旅日华侨和中国留学生的欢迎，孙中山沿途也多次发表演说和谈话，宣传自己对时局的主张。这个时候，由于旅途的劳累和频繁的政治活动，孙中山已经感到身体欠安。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和宋庆龄等一行到达天津，50多个团体2万多群众前往欢迎。天津冬季过于寒冷，孙中山又在欢迎仪式上长时间地脱帽致敬，得了重感冒。

此时，政变功臣冯玉祥已被入关的张作霖和狡猾的段祺瑞排挤出京。北京的局势和孙中山动身时已经大不相同。

到达天津的第二天，孙中山到张作霖处作礼节性拜访，以谋求建立统一的革命战线。

张作霖劝孙中山放弃联俄、联共政策，孙中山觉得可笑。

在政局的归属上，冯玉祥倾向于请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会议；而张作霖则倾向于支持段祺瑞，主张举行以实力派的代表为基础的善后会议，孙、段之间的联合终因政见不同而破裂，但是孙中山的风范和气度还是给张作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对张学良说：

“中山伟人也，名不虚传，颇有容人之雅量，吾服矣！”

段祺瑞也派叶恭绰、许世英来到天津，名为欢迎孙中山，实则要劝说孙中山不要“过于激烈”，以免引起“列强干涉”。孙中山在病榻上接见了叶、许。许世英向孙中山报告了段祺瑞所谓“外崇国信”的声明和善后会议条例。

孙中山大怒，厉声问道：

“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

孙中山本来已经得了重感冒，由于这次震怒，使他的肝病迅速加剧。孙中山打算扶病入京。到北京后，有30多万市民前来欢迎。

1925年1月25日，孙中山病情加重，体温难以控制，已经无法正常吃饭。第二天，孙中山在协和医院，准备进行手术治疗。当切开腹腔后，医生发现他的肝脏等器官表面已经长满了大小肿块。对一块活组织进行化验后，医生确诊为晚期肝癌。大夫知道孙中山是医学出身，因此就向他直言相告。2月18日，医院认为已经没有痊愈的希望，于是孙中山决定出院，搬到铁狮子胡同行馆，改用中医进行保守治疗。

1925年2月24日，孙科、汪精卫、孔祥熙、宋子文经过宋庆龄同意，出面请孙中山口授遗嘱及家事遗嘱。

1925年3月12日9时30分，孙中山与世长辞，终年59岁。举世瞩目的《总理遗嘱》内容如下：

“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逝世后，全国人民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4月2日，孙中山的灵柩暂厝西山碧云寺。参加送灵的人数高达30余万，其中有2万多名学生。学生、军人和工人等在沿途散发宣传孙中山关于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传单，并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中山主义万岁”、“国民革命万岁”等口号。

孙中山是1925年3月12日病逝的，但是广东省长胡汉民担心影响正在东征的学生军士气，所以在东征胜利后才通知了黄埔校军。因此，3月21日棉湖战役胜利后，蒋介石才接到了胡汉民发来的电报。当时黄埔师生正在庆祝东征大捷，却突然听到了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的噩耗，全军将士顿时陷于悲恸之中。蒋介石得到孙中山逝世的消息后，当即在前线阵地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场上的挽联上写着“主义扬中外，精灵炳日月”，周恩来宣读了祭文。3月27日正午蒋介石集合军队在兴宁城东门外以悲恸的语调对全军训话。

训话中说，总理虽然逝世，他的灵魂在上，也是可以非常欣慰的，他的灵魂一定会来保护我们的，只要我们努力奋斗，总可不负我们总理的一番苦心。

从此，蒋介石就开始把自己当作孙中山的正宗接班人来看待，在他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了欺骗舆论，更为了压倒国民党中的其他派系，马上着手在南京大规模进行孙中山的陵墓建筑工程。蒋介石在孙中山葬事上大做文章的目的就是要给世人造成自己是孙中山正统接班人的印象，谁要是反对他就是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就是叛乱，这样就可以为他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击异己找到了借口。1929年，蒋介石政府成立了“奉安委员会”，于6月1日为孙中山举行了隆重的移灵典礼。但是由于蒋介石已经走向了法西斯统治，国民党内部也进行着激烈地混战，汪精卫、李烈钧、许崇智等*，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等军政大员并没有参加这次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