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一党独裁、特务统治

中共革命家周恩来曾对国民党专制和蒋介石独裁进行过系统批判，他说：

“蒋介石对人民的看法，完全是以之为牛马的。所以他强调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话，要人民听话守法，任凭剥削，随他统治。所以蒋介石口中的民权主义，实是党权高于一切，早就没有民权。各级参议会、新县制等，都是粉饰门面的欺人摆设。进一步说，连党权都不是，还是军权高于一切，特务高于一切吧！”

蒋介石之所以如此看重特务组织，在东方国家和专制国家中并不为奇。他从上台之初就把自己和国民党放在与民主、自由和大众相对立的位置，他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官僚及包括四大家族，一再受到挑战，要想巩固政权和压制各种反对派，只有在战场上打击军事对手的同时，依靠特务组织搞恐怖；此外，蒋介石十分佩服的从20年代末开始到处活动的德国希特勒和法西斯，“盖世太保、冲锋队”也给了中国的这位统治者以很大的启迪，在中国仿效和发展法西斯的特务组织也就不足为奇了。说蒋介石在政治上自己打倒了自己，使用特务手法、建立警察国家，是主要因素之一。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依靠特务、警察维持统治的政权是长久的。

蒋介石在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后，开始大规模地推行专制统治。南京政府训政的实质是专制统治，专制统治的实质是国民党一党独裁，蒋介石一人专制。说国民党一党独裁，是说国民党不允许任何不同政治主张的政党存在，尤其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活动；人民大众没有起码的政治权力；国民党实施特务统治，人权得不到丝毫的保障。说蒋介石一人独裁，是说一代枭雄蒋介石是挂着民主招牌的独夫民贼，与革命为敌，与人民为敌。国民党一党专制和蒋介石一人独裁，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因此，为了维护一党专制和一人独裁，在国家机器的日常运转中，蒋介石在不断进行“反共”军事“围剿”的同时，强化特工系统，依靠特务手段，疯狂捕杀共产党人，进行文化“围剿”，实行法西斯式的恐怖统治。

1.中统和军统的成立

国民党有两大特务系统一—“中统”和“军统”。“中统”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创始人为陈果夫、陈立夫弟兄二人。在二陈的周围，有一伙活跃分子，他们主要代表人物有朱家骅、张道藩、谷正纲、谷正鼎、胡健中、余井塘、程天放、高信、洪兰友、洪陆东、黄少谷、萧铮、罗霞天和叶秀峰等人，分别在党务、宣传、文教、民意等机构活动。陈氏兄弟为了更好地控制国民党，很快以这些人为基础搞起小圈子、小班子，组成CC系。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二陈组织起CC系，纠集拥蒋力量，准备迎蒋上台。以后，CC系成为党内主流势力，与军事系统的黄埔系、行政系统的政学系、财经和外交系统的孔宋系一样，深受蒋介石的信任，成为蒋介石统治的四大支柱。

关于CC系，二陈至死都不承认。陈果夫把之所以有CC系之说，一是推到中国共产党头上，说是“共产党造出大同盟、CC系两个名词，来离间分化中央的力量”。二是推到国民党内的其他派系身上，是“胡汉民、孙科返国第一次参加常会，在会上称我搞小组织”。陈立夫也大叫冤枉说：

“绝对没有CC这个组织。我兄弟俩已受党的委托组织工作，有大的，何必还搞小的；党章规定不得有小组织，总裁怎么能允许。”

二陈的话，可以否定CC系这个组织，但不能否认CC系的存在和活动。

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可以说没有出现过名为“CC系”的帮派组织。陈果夫没有公开号召，鼓动一帮人另立山头，另树旗号，没有为CC系订立入会条件、仪式，也没有制定组织章程、纲领和召开代表大会、定期进行组织活动。我们说CC系，不是说CC系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有形组织，而是说陈氏兄弟长年经营国民党的人事要害部门，20余年稳坐权力峰层，提拔、培植了一大批人。下属们报恩谢师，甘心情愿趋集于他俩门下，自动形成以二陈为中心的一股政治力量，势力越来越大。这就是CC系。

二陈控制国民党主要通过CC系，二陈为蒋介石服务、巩固国民党专制统治，维持CC系在党内的地位，主要是通过“中统”。中统，这个冷酷、残暴的特务机构，使得CC系有了一个执行机构。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存在的8年间，先后由陈立夫、张道藩、吴大钧、叶秀峰、徐恩曾任科长，顾建中任组织总干事，王杰夫为训练总干事，梁辅丞为情报总干事。国民党“三大”时，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扩编为党务调查处，处长为徐恩曾。1932年间在第一处的基础上，又成立了“特工总部”。

1934年4月，蒋介石将南昌行营调查科与复兴社特务处合组为军委会特务处，由戴笠任处长。1937年4月，蒋介石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与军事委员会特务处，合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局第一任局长为陈立夫，副局长为陈焯，第一处处长为徐恩曾，第二处处长为戴笠，第三处处长丁默郁。1938年5月，第一处从军调局独立出来，另行成立“中央执行委员调查统计局”，中统第一任局长为朱家骅、副局长为徐恩曾，至此两大特务机构——“军统”和“中统”正式成立。

调查科初期，只设采访、整理二股，主要任务是监视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内、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的行踪，研究如何对付中共的活动，因此从创办之初就有特工性质。由于只有十七八人，所以办公地点也只是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大楼二层西南角两间房间内。到1930年间又增设言文组，进行公开资料研究，对社会上出版的各类报刊，分成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四部分进行整理，任何对国民党、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批评及不利的言论都将及时送到最高领导中心。因为人员一下增加了近50余人，办公地点搬到中央饭店附近二昙楼内办公，门口挂的是“正元实业社”招牌，实际上这是大名鼎鼎的特务头子徐恩曾的办公所在地。

特工总部时期，机构进行大规模扩编，各省市也相应成立“特务室”。特工总部主任为徐恩曾，书记为王思诚。特工总部设有设计委员会、总督察、书记室、情报科、训练科、总务科、电讯总台、反省院、盐务缉私督察处、税务督察处及三个地方区站。其中在1932年间成立的“上海行动区”，主要负责上海的特务工作，针对中共中央机关设在上海一事，专门破坏中共地下组织。

1938年5月在武汉，中统从军统局中正式分家，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任局长为朱家骅，副局长为徐恩曾，主任秘书为濮孟九。整个机构大规模扩大，人员达13000余人，按特工性质分工越来越细。主要设有主管敌伪方向的第一组、主管民主党派方向的第二组，主管党政系统方向的第三组，主管统计的第四组；人事、会计、机要、译电、密电、研究、资料、行政效率调查、兵役调查、督察等办公室；设计考核、纪律审查、训练、“新生活运动”、党员调查、特种情报、学生运动、分化瓦解、侨务等委员会；特种经济调查、交通事业、统计等处。此外，还有重庆、南京、北平、上海等20余个地方区站。局本部编印《每日敌伪情报》、《每日党派情报》、《每日党政情报》，每次只印20余份，分送要员审阅。中统编发的各种小册子有20余种，如《陕北见闻》、《怎样和中共作斗争》等。

中统从1940年起，又设立甲、乙两种汇报机构，甲种汇报由蒋介石亲自主持，汇报内容主要是中共活动和“反共”情况；乙种汇报到抗日战争结束后停止，由委员长侍从室主持，主要是汇报军事战场上的情况。两大汇报成为蒋介石的主要情报来源。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他的好朋友陈果夫和陈立夫二人主持成立了CC系。蒋介石第二次“下野”时，他的追随者——黄埔系骨干主持成立了“复兴社”。

成立复兴社的起因，是蒋介石见“九一八事变”后，民众抗日运动风起云涌，南京当局已经无法控制这一状态的演变。而此时“中统”的工作重心一直在“反共”方面，转移到破坏抗日战线需要时间和过程。因此，为掌握抗日力量的动态，控制局势，破坏抗日运动，于1931年11月间，要黄埔门生成立组织，操纵社会力量，有效控制局势。

此时，正逢广州非常会议事件，蒋介石被迫第二次“下野”，他第一次“下野”时，党内派系坐大，在各地方实力派、胡汉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的挤兑下，蒋介石派还未显出绝对优势，只能由好朋友二陈出面，主动纠集一批追随者组织CC系，捍卫蒋介石的利益。现在则不一样，党内倒蒋派都已呈现颓势，武装倒蒋派更是被打得落花流水，更为重要的是，除了蒋介石一派独大之外，他自己培养的以黄埔系为代表的政军力量已经兴起，完全可以出面组织一支拥蒋力量，为蒋驱使，听蒋召唤。

由蒋介石钦点，戴笠、贺衷寒、郑介民、膝杰、萧赞育、康泽、桂永清、周复、邓文仪和邱开基等人密谋，把组织定名为“复兴社”，蒋介石也予以接受。参与复兴社创建的康泽是这样说：

“也是在2月下旬（1932年）的时候，有一个军校第6期的同学杨周熙（当时在军政部所办的交通研究所当队长）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送给蒋介石看。蒋交我审查这本书，并考核这个人。我把杨周熙找来，问他为什么写这本书？他直截了当地说：'我听说现在有一个运动，是搞法西斯，所以我就赶快写这本书出来；不然就要落伍啦！’我向蒋介石呈复，说他是投机，意思此人不足取。但蒋介石没听我的意见，只把书名中的'法西斯化’四个字圈掉，以'复兴运动’四个字来代替，即把书名改为《三民主义之复兴运动》，但内容照旧，便将书出版了。杨被批准参加了这个组织，以后还指派他到德国和意大利去考察。可见蒋介石字典中的'复兴’是和'法西斯’相等的。”

1932年3月1日，蒋介石召集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戴笠等数十名黄埔骨干，成立三民主义革命同志力行社。蒋介石任社长，下设小组，并成立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和革命军人同志会，社员最多发展到80多人。在此基础上，4月1日，复兴社成立。蒋介石任社长，贺衷寒、康泽、邓文仪、戴笠、胡宗南、郑介民等40余人为会员。复兴社书记为膝杰，贺衷寒、鄄悌为中央常务干事，周复、康泽、桂永清、潘右强、郑介民、邱开基为中央干事，侯志明、赵范生、戴笠为候补干事，以及还有3人制的中央监察会。复兴社下设5个处，分别是周复任处长的组织处，康泽任处长的宣传处，桂永清任处长的训练处，戴笠任处长的特务处，李一民任处长的总务处。

复兴社的纲领是“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纲领没有多大问题，但面对日寇嚣张、民族危机，蒋介石内心的想法很明确，并非是要“驱逐倭寇”，而是要复兴社全面贯彻“安内必先攘外”的方针，完成“安内必先'剿共’”的任务。在1932~1933年间，蒋介石指定鄄悌、潘古强带队，派出两批人前往德国、意大利考察法西斯的实情，并组成了类似于党卫军的“别动队”，总队长是康泽，专门从事谋报、暗杀、绑架等勾当，这成为军统的早期行动组织。在复兴社内部，纪律严明，组织原则是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牺牲个人自由，绝对服从、忠于领袖。事实上复兴社则已成为维护蒋介石个人独裁、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御用工具。

复兴社发展很快，一开始只有南京、上海、北平、武汉四个支社，不久发展为各省市都有复兴社支社。其中发展最快的是特务处，该处处长为戴笠，副处长为郑介民，下设唐纵的情报科，戴笠兼职的行动科，魏大铭的电讯科，钟振的总务科，柯建安的督察室，余乐醒的设计委员会，（关押）张学良将军管理处，（关押）杨虎城将军管理处。此外还设有北平、天津、西北、南京、武汉、香港、重庆川康等区以及沈醉任组长的上海行动组。

1938年8月，中统从军统中分家，军统自成体系。军统的第一任局长为贺耀祖，以后任过局长的还有林蔚、钱大钧、戴笠、郑介民等人；以后任过副局长的为戴笠、郑介民、毛人风等人。下设主管军事方向的第一处，主管党政系统的第二处，主管行动的第三处主管通讯的第四处，以及其他职能处室办和地方区站。

中统和军统，作为国民党的两大特务机构，其宗旨十分明确，唯一的目标就是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维护蒋介石的个人权威，充当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鹰犬。

对国民党本身，两大特务机构主要是维持统治集团内部成员对蒋介石的忠诚。对内部出现的背叛蒋介石的任何政治行为，对内部出现的偏离蒋介石政治路线的任何离心离德倾向，对内部出现的任何危及国民党统治的人和事，进行及时整肃。

当然，在以上借口下，中统和军统也成为党内派系之间权力之争的工具。正如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的一书中所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都怕特务。翊勋的《蒋党真相》中所说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也怕特务”。从中反映出特务在国民党内部嚣张已到什么程度。

对地方实力派，两大特务机构主要是分化、瓦解各地大小军阀。对各地军阀进行政治上拉拢，拉拢不成则进行压制甚至肉体上消灭；对各地方军阀的军队，实行挖墙脚掺沙子，暗中进行分化瓦解，对主要军官进行收买。各地方实力派为防止中统和军统在内部的活动，想方设法，构筑“防火墙”。到国民党失败前夕，可以说各地方实力派几乎都深受其害。

对人民革命力量，两大特务机构主要是进行残酷镇压。“反共”始终是中统和军统共同的政治目标，在两大特务机构横行的年月里，不知有多少中国共产党的优秀成员牺牲在他们的屠刀之下。在“反共”的同时，镇压爱国民主运动、迫害爱国民主人士，一直是中统和军统的主要任务。他们通过特务活动，建立特务恐怖，监视、镇压人民大众。

中统和军统，作为国民党的两大特务机构，政治本质没有区别，都是国民党统治的支柱。他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形式上，在国民党统治秩序中，国民党军队横行霸道、警察和宪兵为非作歹，中统和军统利用各自特长，成为专制、恐怖统治的主角。军统主要是依靠职业特务、使用特工手段从事行动型的特工活动；中统则更多的在党务、机关、教育、新闻、科研、宣传、高校、工商及社会各界里面发展成员，依靠特工手段开展活动。

在南京政府建立初期，中统的活动更多一些，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在清共和破坏中共地下组织过程中，主要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出面进行，军队系列特务活动的面要小一些。在复兴社特务处成立后，许多行动型的特工活动主要由军事特务系统出面；党务系统的特工活动，主要集中在通过监视社会各部门各系统内部，破坏中共组织和人民爱国民主运动。法西斯专政更多的是表现在对整个社会实行特务统治。

国民党当局从1931年1月31日公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起，又制定了《宣传品审查条例》、《出版法》一等系列“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的法律法令，在体制上不仅保持着庞大的警察、宪兵机构，还有中统、军统两大特务机构配合，所以社会上特务横行，人民大众的基本人权被剥夺。人民群众没有组织社团的自由，没有集会的自由，没有上街游行示威的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对报刊、书籍和新闻实行严格的检查制度，出版物和新闻机构随时有被查封的可能。

在强化特务机构和功能的同时，为强化法西斯统治，从1931年起，蒋介石下令实施保甲制度。保甲制度，作为残酷的封建残余，盛行于宋代，近代没落。蒋介石从维持反动统治的需要出发，重新捡起这一法宝。规定以户为单位，10户设甲长，10甲设保长。同一保内实行互查人口、互相监督，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出现统治阶层不满意的事件，则同一保内共同负责，连坐切结。如果同一保内，只要有一户与红军联系则全保合甲要受处罚。同时，保甲制度的设立，也有助于当局惩收捐税和摊派劳工。蒋介石希望通过保甲制度，利用残酷的封建株连方式，控制基层组织和民众，巩固基层统治。保甲制度开始于蒋介石进行第三次“围剿”时，先在江西修水等43县推行，次年6月“围剿”鄂豫皖根据地时颁布《施行保甲训令》和《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开始在3省施行。1934年起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正式决议，在全国铺开。到1936年间，全国共有13省及南京、北平两市实行保甲制度。保甲制度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人民群众不会接受这一套在头上的枷锁；特别是担任保甲长的都是当地恶霸、地痞，更引起民众的反弹。因此保甲制度的推行，实质是激化了阶级矛盾，进而也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灭亡。

在特务升天、百姓入地的现状下，特务们胡作非为，警匪勾结，特匪勾结，加剧了社会秩序的混乱。特务们践踏民主，蹂躏民权，乱抓乱关乱捕民众，草菅人命，多少民众遭受迫害，多少民众惨死在特务的枪口下，更加重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压迫。在国民党统治的22年内，报刊和民间利用各种合法途径和方式，躲过特务检查，对南京政府批判最多的就是政治腐败和特务恐怖，从中可见特务统治的程度之严重。中统和军统特务罪行累累，不可胜数，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反共”和镇压爱国民主运动。

2.疯狂追捕共产党人

面对中共公开组织红军、进行武装斗争；坚持城市秘密斗争、建立反蒋统一战线的双重进攻，蒋介石把肃清城市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一直作为中统和军统的主要任务。

正如陈立夫在回忆录《九十忆往》中说：

“调查科成立时'专事研究应付共产党之活动’。朱家骅说中统的'调查对象是中国共产党，而且是唯一的工作中心’。”

陈立夫还在回忆录中称：

“（1927年4月开始）清党后，办理共产党来归，为数逾万均予自新，而予以教育，以中华文化历史为主。”

也就是说，蒋介石在叛变革命后，国民党特务在防范党内不同派别的同时，开始把相当大的精力放在破坏中共组织和捕捉中共人员方面。

从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清党到1930年间，CC系自称共逮捕中共高级干部15人，中级干部80人，下级及普通党员15000人。事实上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中共成员数有浮夸成分，但被国民党当局滥捕滥杀的进步人士远远超过此数。此外，还通过所谓“反省院”，对政治犯进行非法审讯和关押。管制的方法，主要是以教育训练为名，实际则采取刑逼或利诱的方法，使政治犯出卖同志，背叛组织，向国民党'立功自首’。

从军统的复兴社成立、中统的特工总部成立到中共开始长征的3年间，中统和军统无论是组织、人力、财力，还是在技术、手段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其次有一批中共队伍中的不坚定分子，在白色恐怖下失去革命意志，投靠国民党，特别是像负责在上海的地下中共产党中央机关安全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那样的叛徒，出卖了很多中共优秀党员，对革命造成了巨大危害；再加上中共王明“左”倾盲动路线的统治，许多党组织被迫执行王明路线，不顾客观实际组织政治罢工、游行、示威，组织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警察士兵罢操，由于革命条件不成熟，实际上一些斗争则成为自我暴露，给敌人以可乘之机，造成许多无谓牺牲。因此，蒋介石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的计划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据国民党方面的统计材料称：

在上述3年间，破坏中共中央机关及其有关组织14次，破坏当时中共省委之间最具实力的江苏省委机关9次，破坏北方最大的中共省委机关河北省委4次，破坏山东省委机关3次，其余中共省一级机关也有不同程度的破坏。中共的附属和外围机关也有相当大的损失，总工会被破坏4次，互济会被破坏3次，反帝大同盟和共青团中央各被破坏3次，等等。

这份材料还称，中共有3位总书记被捕，有111名党团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被捕，有829名省市委干部被捕，有8199名县市委干部被捕，有15765名区委、支部书记和委员被捕。闻名于世、成功地处死过出卖彭湃同志的叛徒白鑫和王英，处决过许多丧失革命气节又对中共形成威胁的变节者的中共地下特工组织“红队”，也在一次开会时，因走漏风声，大部落入敌手，有28人被抓，被查出37支手枪、1万发子弹和1箱手榴弹。

数字触目惊心，但有很大水分和虚假。中共在夺取政权过程中确实有很多好同志牺牲在敌人的刑场上，但是否被国民党特务抓去如此多的重要干部则令人怀疑！

请问：同一时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和团中央委员总共只有多少人？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总共又有多少？而国民党竟能抓走这么多人？显然是夸大和造谣。

此外，在被抓或被害的英雄中，确实有：

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时任上海沪东行动委员会书记的恽代英，中共重要活动家、驻共产国际代表王若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曾任红二军团政委、湘鄂西特委书记的邓中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总党团书记罗登贤，江苏军委书记杨子庄，浙江军委书记卓兰芳，广东省军委书记李硕勋，全总书记徐锡根，驻共产国际代表余飞，少共江苏省委书记衰炳辉，反帝大同盟组织部长朱爱华，少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均鹤，全总党团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卢福坦，江苏省委妇女部长帅孟奇，上海执行局书记王云程，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汪盛获，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黄励，上海执行局书记李竹声，上海执行局书记盛忠亮等不少中共重要干部，但速捕3位中共总书记却与事实不符，因为此3人的身份在被抓时已有很大改变：

陈独秀在被捕时已在5年前离开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领导岗位、3年前被中共开除党籍；瞿秋白只任过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被捕时已离开中共主要领导岗位4年之久；向忠发确是中共总书记，但他却是中共所有领导人中，德、才和革命意志最差的一位。当敌人抓到向忠发的情妇时，她还与敌人周旋，尽力掩护向总书记，而向总书记在被敌人抓住的同时，就立即向对方主动表示愿意协作，难怪以后有不少人称向总书记的政治气节不如一个“妓女”，当然这位叛党的向总书记得到的报应则是由蒋介石下令立即就地处决。

国民党公布这些数字，有为反动统治歌功颂德，有为特务机构唱赞歌，也有当时的大小特务们谎报军情，夸大成绩，以邀功请赏。不管如何，中统和军统在破坏中共产党组织和追捕中共产党员时，起到了国民党的司法机构所起不到的作用。最后外有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内有王明路线捣乱，中共中央机关不得不于1932年底开始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的白区工作大部被破坏，直到全面抗战开始后才得到恢复。

镇压爱国民主运动

国民党当局和特务机构在疯狂逮捕中共地下党的同时，极力镇压爱国民主运动，进行大规模的文化“围剿”，在30年代前期，震撼全国的重大事件，有蒋介石指使中统和军统特务暗杀邓演达、杨杏佛、史量才等事件。

面对国民党专制、蒋介石独裁、民权不张、人权不申的法西斯统治局面，在中国共产党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开展城市地下斗争的壮举鼓舞下，一大批爱国民主斗士开始站出来，伸张正义，扶持民权，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法西斯专政进行坚持斗争；同时，面对“九一八事变”的中华民族危机，他们强烈要求南京政府奋起抗日，揭露蒋介石妥协卖国面目。他们中间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宋庆龄、邓演达、蔡元培、鲁迅、杨杏佛、史量才、闻一多、李公朴、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章伯均、罗隆基、邹韬奋、史良、胡愈之、马叙伦、王昆仑、施复亮、章乃器、沈雁冰、许德珩、马寅初、彭泽民、朱蕴山、黄鼎臣和谭平山等。

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后，从来没有停止过残害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暴行。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在党内的统治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变本加厉，高举“反共”屠刀，在武装“围剿”红军的同时，通过了一批限制人民权力、进行政治压迫的反动律令，依靠新成立的党务和军事系统的特务机构，开始大规模肃清中共地下活动，对进步文化进行“围剿”，出现第二次白色恐怖高潮，法西斯的阴影笼罩着中国大地。

1928年5月，郭沫若因为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结果被通缉，流亡日本；1927年7月间，被列入国民党《中央查禁反动刊物表》的刊物、图书就达173种；1929年中共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在上海成立左翼作家联盟等进步团体，1930年9月遭取缔，鲁迅等进步文化者被通缉；1930年10月，进步文化人士宗晖在南京被害；12月25日，国民党公布《出版法》，根据此法，1931年间查禁的书刊达280种；一场场屠杀，一个个革命先烈倒下，震惊了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国民党当局在各地实施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这一大居杀根本没有停止过。1929年8月，中共革命家彭湃被害；1931年4月29日，中共革命家恽代英被害；在那几年间，作为政治犯被害的中共优秀干部是最常见的新闻。

1931年1月18日，中共领导阶层一部分反对王明教条主义者夺权的人，跟着罗章龙，违反党的纪律，自行成立临时中央机构，并在上海东方旅社召开重要干部会议，当天下午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与会的30余人被捕。2月7日，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伍仲文等在内的23人被杀害。尽管此事有人说是王明派告密，王明派说是罗章龙为扩大势力而告的密，说法不一，但中共保卫机关已经觉察东方旅社的联络点已经暴露，通知王明派控制的党中央不宜再用此联络点，但王明派因为何孟雄等人与中央不一致，因而没有通知他们，导致惨案的发生。此案震动了海内外，其中李求实等5位年轻作家的被害，更是国民党进行文化“围剿”的一部分。

11月29日，邓演达被害。军法从事、秘密处决，成为国民党的基本统治方式，毫无人权可言，法制成为儿戏。

面对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不断被逮捕、被杀害的情景，在中共的支持和指导下，一大批爱国民主运动人士开始行动起来，积极营救。但是在国民党的暴政面前，他们的行动很难奏效。如邓演达被逮捕后，宋庆龄曾亲自出面进行交涉，但敌不过南京当局的军法审判和秘密处决。一直不登蒋家门的宋庆龄首次登门面见蒋介石、要求释放邓演达时，蒋介石“平静地”告诉她来晚了，因为邓演达刚在南京城外被处决。如5位青年作家被捕后，上海、南京、北平等地文化、教育、艺术各界都行动起来，要求释放他们，但最后难免被害。这主要是政治因素决定的，蒋介石“反共”已成既定方针，中统和军统特务机构也以“红帽子”作为镇压人民反抗的惯用伎俩，任何反对法西斯专政的行为都以“共产党嫌疑”被清算。

因此，要想争取基本人权，要想解救革命者，要想冲破文化“围剿”，只有发动尽可能多的进步力量，争取更多的有影响有实力的名人参加，组织全国性的政治犯营救机构，组成最广泛的反对特务恐怖、反对法西斯专政的统一战线。而发动人民群众，组织全国性的组织机构，需要新闻界的支持，以扩大影响，造成反对专制反对特务恐怖的社会奥论压力。因此，在这一场爱国民主运动中，站在第一线的既有社会各界爱国之士，也有新闻媒体。

在组织争取人权、营救政治犯、反击文化“围剿”的斗争中，以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史量才、邹韬奋等为代表的爱国民主斗士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2年夏秋之交，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人则开始就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事，进行具体接触和筹备。12月17日，筹备委员会发表宣言，宣布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为了释放国内政治犯，废除非法拘禁，禁止酷刑及杀戮；定期公布压迫民权的事实，以唤起社会公意；援助为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的一切斗争。他们显然是为了保护已经被南京当局和特务们践踏殆尽的人权，为了制止对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的大速捕、大屠杀。当然他们的目的很难完全实现，因为无论是蒋介石还是中统和军统，都不会对中共作出任何让步，更不会放松对中共的镇压行动。

但是爱国民主人士不畏强暴，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和社会上的地位及影响力，竖起了争取民主，保障民权，营救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的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旗帜。他们不顾南京当局的“劝告”和特务们的“提醒”，不顾白色恐怖日趋严酷，于12月29日在上海华安大厦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设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邹韬奋、伊罗生、胡愈之7人组成，宋庆龄为同盟会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中国民权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争取民主、保障民权、营救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主体的政治犯有了领导核心，为社会各界反对法西斯专制树起了一面旗帜。

1932年1月17日，在特务活动最多、革命志士相对集中的上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设立了分会，分会经过协商决定郁达夫、沈钧儒、洪保、吴迈、王造时、鲁迅等7人为执行委员。30日北平也成立分会，分会经过协商决定胡适任主席，李济之任副主席，成舍我、陈博生、徐旭生等9人为执行委员。中国民权同盟成员大都为社会名流和学者、专家。民权同盟成立后，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

1932年12月17日，由杨杏佛出面，赶到北平，营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等教授，最后迫使南京方面不得不同意释放许德珩等人。

12月29日，宋庆龄发表谈话，呼吁新闻界主持公道，及时报道营救政治犯的消息。自此开始，新闻媒体上经常出现民权同盟营救动态和民权同盟提供的特务抓人、杀人的消息，扩大了同盟的影响。

1933年1月21日，江苏省主席顾祝同在秘密关押5个多月、未经审判的情况下，杀害了江苏省会镇江《江声日报》经理刘煜生；1月31日，上海《时事新报》记者王慰三因为报道了芜湖汉奸张显如、田焰埔在街头行凶的消息而被害，顾祝同身为江苏省主席不闻不问。这两条消息经中国民权同盟揭露见报后，社会大哗，2月1日，民权同盟又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布此事。最后蒋介石不得不把顾祝同调离现职。

1934年3月下旬，中共优秀干部罗登贤、廖承志、余文化、陈麽、谭园辅等人被国民党当局逮捕。4月1日，宋庆龄发表《告中国人民书》，号召中国人民起来要求释放他们。蒋介石被迫释放了廖承志。为营救其他人，民权同盟组织了政治犯委员会，最后陈赓成功逃走，罗登贤等人英勇就义。

1933年5月14日，青年女作家丁铃和潘梓在上海因为叛徒出卖而被捕，同盟组织了蔡元培、杨杏佛等38名上海文艺界名人，联名致电南京政府，要求释放作家。并且还组织了“丁、潘营救委员会”。

同时，民权同盟负责人来到南京江苏第一监狱，探望已被关押近两年的国际红色工会远东分会秘书牛兰夫妇，并且联名担保，使牛兰夫妇得以保外就医。

华北事变发生后，民权同盟组织起国民御侮自救会，号召组织民众救亡运动。

蒋介石对中国民权同盟的活动，十分反感。他决不允许任何政团和个人干扰他的决策和“反共”方针，任何与他对抗的政治势力和个人都将成为镇压目标。行动计划定得很清楚，对宋庆龄、蔡元培这样的国际级名人进行恐吓，包括让南京、上海的国民党党部出面予以“提醒”，由特务寄恐吓信和子弹，这符合蒋介石的“可吓不可杀、可批不可动”的标准。对民权同盟的其他人可以下手，问题是向谁下手？军统头目戴笠盯着“杨杏佛”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他太熟悉了，因为从近期下属报上来的有关民权同盟的黑材料看，民权同盟的所有营救、集会、闹事活动几乎都有杨杏佛插手，他可以成为第一个打击的目标；并且因为他的影响大、地位高，治他还可以增加对其他民权分子的杀伤力。一个震惊全国的阴谋就这样决定了。

1933年6月18日上午8时，杨杏佛带上儿子登上一辆篷盖车，离开中央研究院，准备去大西路换乘马匹去郊游。经过精心策划，早已埋伏在附近的特务，在亚尔培路口冲上前去，向汽车开枪。司机身中两枪后逃下车，杨杏佛听到枪声，本能地扑在儿子杨小佛的身上。当场杨杏佛身中3枪，杨小佛因为父亲的掩护右腿中弹，幸免于难。

杨杏佛被害，宋庆龄发表声明，表示她们非但没有被吓倒，反而使她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

鲁迅悲愤写诗道：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郁达夫的诗写道：

“风雨江城夏似春，闭门天许作闲人。恩牛怨李成何事，生死无由问伯仁。”表达了决不妥协、不怕牺牲的决心。

6月20日，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为杨杏佛举行入殓仪式，特务们散布还要暗杀其他人。但是宋庆龄、蔡元培等人毅然前往；鲁迅前往万国殡仪馆时，干脆没有带钥匙，表示不存幸存之心。远在江西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忘记杨杏佛的贡献。

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发表社论说：

国民党法西斯“他们派造特务暗杀杨杏佛，是企图以这种白色恐怖的手段，来镇压一切革命运动的发展。”

国民党当局和特务们通过暗杀手段破坏爱国民主运动的目标不可能实现，但是他们对革命者进行暗杀及其他镇压行动也不可能停止。

为增加白色恐怖的威慑力，蒋介石把第二个暗杀对象选为史量才。按照他的如意算盘，暗杀杨杏佛，是为了教训民权同盟领导群体；暗杀史量才，则是为了教训为民权同盟活动推波助澜的新闻界，对日益“左”倾的文化界进行“围剿”。

史量才是上海《申报》总经理，《申报》当时成为国内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史量才当然也成为并不发达的新闻界的龙头老大。《申报》不断批评时政，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军事“剿共”政策和强烈要求建立民主政治，同时《申报》还是中国民权同盟的主要阵地，宋庆龄的宣言和文章大都在其他各报不敢刊登的情况下率先刊出，民权同盟许多揭露特务恐怖的消息大都是在《申报》上披露，许多进步人士批评时政的文章大都在《申报》上发表。六七月间，中央大学师生因为当局积欠经费过多、段锡朋任校长不合适为名，发起学潮，行政院下令解散中央大学，逮捕学生60多人，《申报》如实报道了此事。蒋介石在听取了CC系分子、教育部部长朱家弊和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的建言后，指示戴笠暗杀史量才。

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从杭州返回上海，在经过海宁县翁家埠附近时，遭到特务处赵理君等人狙击，史量才和儿子史咏赓当场牺牲。

史量才被杀，蒋介石下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捉拿凶手，杭州当局也像模像样地进行了一番侦查，最后不了了之。

杨杏佛、史量才被杀，《申报》在高压下不得不放弃了已有的政治立场，向“休闲”转向。但是，更多的民主进步人士和人民大众从中认清了蒋介石的政治迫害和文化“围剿”的法西斯真面目。爱国民主运动的出现和发展，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反蒋斗争和城市地下斗争，宋庆龄、蔡元培那样有影响有地位的社会名流出面，利用合法的途径和特殊的方式，争取民心，反对暴政，成为瓦解国民党一党专制、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治催化剂，蒋介石又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新的政治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