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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欧洲大陆的城市总是既年迈又年轻，有厚重建城史的同时乐于拥抱新变化。在全球大变局的当下，未来的欧洲城市治理将何去何从？近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城市研究中心在欧洲城市研究计划的基础上，联合彭博慈善基金会共同推出了一项报告，探讨了近几十年来，对欧洲城市当局治理能力要求的变化过程，并指出了城市治理者及组织必须尽快获取到的相应技能，以应对21世纪以来环环相扣的治理危机。一览众山小将全文推送报告的中文翻译版本，以期为相关从业者与关注者提供借鉴。 编辑团队 Editorial Group 原文/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城市研究中心 翻译/常海兴、谢瑾、邱同春、曾雪莹、萧赛骞、郑愉、张沁雨、杨蕊源、赵奕涵、 梁丽均 校核/众山小 排版/ 张耀文 文献/张鹤 编辑/众山小 全文目录 Content 1. 欧洲城市计划介绍 2. 欧洲城市的过去、现在和不确定的未来 3. 新冠大流行遗留问题：为欧洲和美国的城 市复苏提供资金 4. 穿越地中海眺望 5. 从分裂到团结 6. 谁在领导欧洲的城市？ 7. 对市长们的访谈 8. 绘制城市气候目标图 9. 超越汽车的未来 10. 人尽可居的可负担住房？ 11. 欧洲城市的治理能力究竟如何？ 12. 超越增长的繁荣：欧洲城市的新议程 13. 为欧洲城市的后增长留出时间 14. 建立地方领导的全球性社区 15. 欧洲城市的治理改革 01 前言 At a glance 纵观欧洲大陆上林立的城市，它们既是地球上一些最古老的中心所在地，又同时在长期以来一直拥抱变革并推动创新。 阿姆斯特丹是自行车道的早熟拥护者，米兰也很快跟进效仿；巴塞罗那在城市设计和步行方面有着杰出的实践记录；伦敦是拥堵收费的早期采用者，巴黎则是共享单车的早期采用者。今天，布鲁塞尔、哥本哈根、格拉斯哥和萨格勒布等城市正在引领重新思考增长的新理念，这超越了传统的唯GDP论，转向更富裕、更绿色的繁荣与福祉。 在全球不确定性日益加剧以及社会与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时代，世界各地的城市正在不断增强公共部门的领导力，而公共领域的治理实践往往缺乏地区或国家政府的有效指导。欧洲城市——以及引领这些城市的城市——在努力为非洲大陆及其他地区的公民塑造更加公正和可持续的未来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城市研究中心（LSE Cities）的“欧洲城市计划”正致力于，将彭博慈善基金会的政府创新、能力建设方面的专业知识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术研究严谨性相结合，以跟踪该地区城市的发展，研究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并为城市领导人及其政府提供高管教育机会和资源。本报告介绍了该计划头两年的研究成果，以及围绕欧洲城市经济和治理动态及其城市领导人政策优先事项的部分个人观点。 彭博慈善基金会（Bloomberg Philanthropies）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城市研究中心（LSE Cities）的合作伙伴关系始于2015年，当时形成了一项合作， 基于从城市到欧洲市长挑战赛的申请，用以绘制欧洲各地的城市创新区域地图。自2016年来，彭博慈善基金会通过彭博公共服务奖学金支持了四项全额学费奖学金，以及彭博政府创新访问奖学金，帮助专注于政府的学生参加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城市行政理学硕士课程。 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我们期待建立一组欧洲合作伙伴网络，以支持该地区的城市领导人加强其城市的治理能力，改善其居民的生活水平，并与世界各地的同行分享他们的成果。 James Anderson，彭博慈善基金会政府创新项目负责人 Ricky Burdett，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城市计划主任 01 欧洲城市计划介绍 不平等加剧、气候崩溃、政治两极分化、移民压力、技术颠覆……欧洲城市面临的问题很容易让人感到不知所措。 2021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城市研究中心（LSE Cities）发起了一项新举措，以支持欧洲城市政府应对未来的复杂挑战。“欧洲城市计划”汇集了来自整个欧洲大陆的城市领导人、政策制定者和民间社会组织，共同规划通往更公正、可持续和民主未来的途径。 尽管欧洲城市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我们早期的研究表明，欧洲大陆城市往往缺乏比较数据和分析，这很令人震惊。倘若没有这一基础资源，城市领导人、政策制定者和相关从业者将缺乏知情领导和循证制定政策的基础。在头两年中，我们的倡议力求以若干方式满足这一需要。 首先，我们正在建立一个欧洲城市知识中心：一个关于欧洲城市政府及其优先事项和挑战的实时数据库。知识中心收集37个国家162个城市的深入信息。本出版物介绍了有关当今在任欧洲市长令人惊讶的人口统计数据的早期发现。它还提出了城市最紧迫的优先事项和紧迫的挑战——气候雄心、交通和住房。我们探讨了市政府在这些关键政策领域制定议程的程度，以及跟踪地方政府的不同能力。 其次，我们正在对一些关键政策议程进行深入研究，这些议程往往让欧洲领先的思想家夜不能寐——比如后增长时代的政策制定和政治关系。我们的研究表明，欧洲领导人对发展模式越来越感兴趣，这些模式拒绝狭隘的GDP型指标，而支持更实质性的目标——生态再生，社会正义，人类福祉和民主的目标。该出版物追溯了后增长思维的兴起，研究了它如何为欧洲六个城市的政策提供信息，并探讨了下一步可能走向何方。 最后，在当前时代，欧洲城市领导人在应对关键挑战时往往需要大胆的解决方案与更多的治理技能，在这方面，高校研究机构与合作伙伴可以做些什么，我们对此很感兴趣。虽然欧洲城市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政策创新的最前沿，但城市领导者将需要更多应对未来挑战的卓越技能。市政府必须以新的方式开展工作，跨越传统界限进行合作，深化与公民的关系并建立新的联盟。这将需要在行为改变、协作工作、数字化转型和应急管理等领域加强资源和组织能力。本报告探讨了近几十年来，对欧洲城市当局治理能力要求的变化过程，并指出了城市治理者及组织必须尽快获取到的相应技能，以应对21世纪以来环环相扣的治理危机。 该报告是我们第一阶段工作的全面总结。我们的研究发现与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城市学家和城市领导人的文章进行了对话。我们希望这标志着欧洲城市在世界舞台上作用的重要新融合的开始。我们邀请读者——城市领导人、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和公民——继续通过我们的活动、政策简报、博客和学术文章与我们联系。请直接与我们联系，加入塑造欧洲城市未来的讨论。 意大利博洛尼亚的屋顶界面俯瞰。博洛尼亚大学成立于 1066 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运营大学，建于 1300 年代的市府宫现如今仍然是市政府办公室的所在地。 图片来源： Ken Welsh / Alamy Stock Photo. 02 欧洲城市的过去、现在和不确定的未来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城市研究中心的本·罗杰斯写道，欧洲大陆城市必须利用其悠久的公民创新历史来应对未来的挑战。 上个世纪，我们看待欧洲城市的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多数“有远见”的欧洲政治家、建筑师和规划师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欧洲大陆老旧而拥挤的城市中心不适合未来。肮脏、贫穷、拥挤、易患疾病，他们显然无法容纳一个现代化城市所需要的机动车辆、公园道路、高楼、工厂和公共建筑。 相比之下，我们现在倾向于把欧洲的城市视为具有非凡价值的东西。人口密度:适合步行、骑自行车和公共交通。小公寓和排屋:正是具有可持续性和可负担性的东西。活动的混合:正是效率和创新所需要的。历史结构:个性、联系和灵感的源泉。城市相对较小，距离较近:正好适合建立网络和分享知识。 我们看待城市政府的方式也发生了类似的变革。对国家计划的信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达到了顶峰。大就是美。国家政府对此最为了解。现在，城市政府因其与市民的亲密关系、创新能力和建立网络能力以及进步精神和对世界的开放态度而受到称赞。人们有时会注意到，欧洲城市尤其受益于悠久的自治传统和完善的公民文化。博洛尼亚也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它的公共政府系统大约有1000年的历史。市政宫(Palazzo Comunale)建于14世纪初，至今仍是市政府办公室和档案馆的所在地。难怪博洛尼亚是市政激进主义的大本营。 这些观点有很多相关事实。回顾过去几十年，欧洲的城市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可讲。它们与整个欧洲大陆一样，从近80年的相对和平、自由、社会市场民主的传播、欧盟主导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以及全球经济的扩张中受益。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政治家、建筑师和规划者理所当然地认为，欧洲古老、密集的城市中心不适合未来。但现在我们倾向于把欧洲的城市视为具有非凡价值的东西。” 许多欧洲前工业城市在将自己重塑为高技能服务、知识和创意经济体方面做得很好，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移民、学生和游客。在过去的20年里，欧洲城市的就业增长比其他地区要快得多，尤其是在首都城市。欧洲的城市枢纽已经形成了全国性和全欧洲范围的城市网络，并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从可持续交通和宜居性，到保障性住房和难民融合，再到气候变化，他们一直处于各个领域的创新前沿。 然而，尽管取得了种种成功，欧洲的城市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有三个问题尤为突出。 城市的繁荣 首先，尽管整个欧洲大陆的生活水平都在提高——在南欧和东欧相对较新建立的民主国家中，生活水平提高最为显著——但我们发现，城市繁荣程度仍存在巨大差异。这里存在明显的区域格局，西欧和北欧的城市通常比邻近地区的城市更为富裕。但在这些模式中也存在个例。例如，英格兰东南部以外的英国城市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更接近东欧，而不是北欧或西欧。 与此同时，欧洲许多最成功的全球城市却成了自身成功的受害者，住房和劳动力市场变得越来越两极化。 可持续性 其次，尽管欧洲城市提高了效率并进行了创新，但它们的消耗和污染却超出了地球的承受能力。的确，欧洲大陆的许多城市中心都在减少建筑、交通和能源供应的碳排放方面表现出雄心; 然而，它们在减少进口碳排放或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方面进展甚微。 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第三，欧洲城市和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长期以来，欧洲国家的投票往往比其城市更为保守，但在过去15年里——至少部分是由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公共支出削减——这种模式变得更为明显。我们看到，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持率激增，这些运动将自己定义为反对“都市精英”。目前尚不清楚这一阶段是否会过去，或者它是否代表着欧洲政治地理的一个新的、持久的特征。然而，就目前而言，欧洲各城市发现自己正面临着立场相左的中央政府——这种现象在波兰和匈牙利表现得极为明显，这两个国家的威权政府削减了城市预算并且集中权力。 毫无疑问，如果欧洲城市拥有更多的自治权，它们将更容易应对这些挑战。虽然政策专家支持地方分权——国际机构和国家政府指望城市在应对环境和其他挑战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但这些城市在自身事务上几乎没有获得新的权力。 但是他们也可以利用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和资源做更多的事情。欧洲的城市建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网络，并学会了为自己的利益辩护。然而，它们在共同努力发展治理能力和学习如何更好地利用数据、促进创新、建立伙伴关系和以新的方式让公民参与方面取得的进展要少得多。欧洲城市的领导人往往不能自己解决问题。应对这些能力挑战应该成为欧洲城市的一个新的优先事项。 欧洲的城市不仅几十年来，而且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于公民创新的前沿。在未来看似困难的时期，它们很可能仍然是希望的灯塔。更大的权力下放和地方政府能力的增加将有助于这些灯塔燃烧得更亮。 本 · 罗杰斯，伦敦政经学院欧洲城市项目主任 03 新冠大流行遗留问题： 为欧洲和美国的城市复苏提供资金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城市研究中心的卡塔琳娜·希克特(Catarina Heeckt)认为，欧盟错过了赋予城市权力的一个关键机会——美国采取的大胆做法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世界各地的城市受到这一流行病的沉重打击，乌克兰的战争和生存成本危机加剧了这一影响。但这些冲击也向我们表明，城市领导人在应对复杂的紧急情况方面处于有利地位。在他们的回应中，许多城市政府体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灵活性: 他们处于独特的地位，能够保持与当地需求协调一致，跨部门工作，而且往往能够比国家政府做出更快的反应。当我们走出这场危机，开始思考如何为即将到来的危机做准备时，投资城市的理由从未如此清晰。 “在美国，授权和投资地方政府以推动关键国家政策议程的想法正在形成真正的势头。” 美国和欧盟，这两个西方的超级经济体，承诺了史无前例的复苏资金水平。耗资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援计划法案》(ARPA)在欧盟得到了复苏与恢复基金(RRF)的效仿，RRF 是8000亿欧元的“下一代欧盟”的核心。这些都是临时性的复苏工具，时间紧迫——所有这些必须在2026年之前花完。在美国，《两党基础设施法案》和《降低通货膨胀法案》为复苏提供了资金支持，这两项法案将在未来十年内再增加2万亿美元的联邦支出。在欧盟，未来七年的总体金融一揽子计划达到2万亿欧元。 这两个支出方案都被视为不仅刺激经济，而且支持重塑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和应对气候变化构成的生存威胁的工具。两者都旨在推动对当地社区的“变革性”投资。然而，在这些资金的分配方面，城市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存在重大差异。 美国正在尝试对地方政府 进行更直接的融资和控制 拜登政府已将3500亿美元的 ARPA 资金直接交到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手中，以便灵活使用，满足地方政府的优先需求。美国财政部在发布最终指导意见之前，直接与地方领导人进行了磋商，将大笔资金摆在台面上。 以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为例，该市获得了5.11亿美元的 ARPA 资助，几乎占该市年度预算的30%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笔巨额注资的作用，克利夫兰市长成立了一个新的经济复苏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 Recovery) ，任务是确定从社会福利住房到数字鸿沟等优先投资领域，并为社区级项目设立了一个公民参与基金（参考文献2）。其他城市也纷纷效仿，329个大城市和县的9000个项目将获得 ARPA 资助。现在真正的考验将是，一旦基本财政健康得到恢复，城市该怎么做，或许更重要的是，它们将如何使用其他主要资金流。在美国，授权和投资地方政府以推动关键国家政策议程的想法似乎正在形成真正的势头。 欧洲——地方政府在决策过程中 大多处于次要地位 为了获得欧盟的复苏资金，成员国必须提交国家复苏和恢复计划(NRRP) ，展示支出将如何与欧盟的绿色和公正过渡议程保持一致。令许多城市和城市网络感到沮丧的是，国家以下各级政府没有正式参与这一进程的规划阶段。在欧洲城市的一项调查中，63% 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观点没有得到采纳，自上而下的方法正在破坏成功复苏所需要的那种多层次合作。 尽管在一些国家，地方政府在制定国家支出计划方面发挥着更为积极的作用，但总体而言，还是由国家政府发号施令。这意味着，这笔资金对城市的影响在整个欧洲确实各不相同。尽管西班牙的 NRRP 具有强大的城市维度，而且高达25% 的资金直接投向城市，但德国和法国的计划没有明确的空间重点，资金以更间接的方式惠及城市。在匈牙利这样的国家，更自由的城市行政部门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公开冲突，因此城市不太可能看到这些资金中的大部分被用于推进城市战略优先事项。 增强城市推进共同政策议程的能力 拜登政府采取了一项大胆举措，将现金直接交到城市领导人手中，赋予城市权力。这并不是说美国模式没有缺陷。像往常一样，当涉及到执行时，问题将出现在细节中，但毫无疑问，联邦资金分配的这一历史性转变是一个有希望的实验，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开启地方解决方案，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随着城市扩大其财务管理技能和执行能力，肯定会有成长的挫折。然而，一个充满希望的新的技术支持生态系统将有助于这些城市，例如地方基础设施中心(Local Infrastructure Hub) ，它将帮助较小的城市驾驭新的融资格局。 欧盟可以从美国的做法中学到很多东西。鉴于城市在推动欧盟关键议程方面已经发挥了核心作用，因此它们要求在欧盟决策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并要求得到更多支持以加强其执行能力，就不足为奇了。像气候中和和智慧城市使命这样的欧盟新倡议将直接为100个城市的项目提供资金，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可能还不够快。在最近一项针对欧洲市长的调查中，超过50% 的人认为欧盟的政策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具体需求和潜在城市提供的服务。这种根本性的脱节有可能破坏城市、国家和欧盟之间的团结，阻碍我们在一些最关键的政策挑战上取得进展。相比之下，在财政上赋予欧洲城市权力，将释放它们的独特优势，让它们成为实现欧盟绿色和公正转型雄心勃勃愿景的关键合作伙伴。 卡塔琳娜·希克特（Catarina Heeckt），伦敦政经学院欧洲城市项目负责人 人们在匈牙利议会大厦俯瞰多瑙河.布达佩斯三一广场的一家咖啡馆。布达佩斯市长Gergely Karácsony一直是最直言不讳的欧洲城市领导人之一，他主张将欧盟复苏资金直接输送到城市。 图片来源: theodore liasi / Alamy Stock Photo 一家人蹲在布里斯托尔爱德华·科尔斯顿倒塌雕像的基座周围阅读信息。这座雕像在 2020 年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中被推入布里斯托尔港。科尔斯顿的雕像长期以来一直是对该市在奴隶贸易中的作用以及对参与其中的人的持续纪念感到愤怒的焦点。 图片来源：Adrian Sherratt / Alamy Stock Photo。 04 穿越地中海眺望 Edgar Pieterse 来自开普敦大学非洲城市项目他认为欧洲城市需要更多地解决几个世纪的殖民化及其遗留问题。 当一个帝国崩溃时，城市作为文化成就的巅峰，其功能是什么？一个好的终结会是怎样的？欧洲的城市能否成为催生新的身份认同和自豪感的推手，对该大陆逐渐消退的“伟大”怀旧情结提出挑战呢？然而，欧洲帝国的缓慢衰落一直被顽固的文化沙文主义所推迟；这种难以消除的信念认为，最终世界的未来将是某种形式的自由民主，这是欧洲启蒙思想的继承。这其中隐含的意思是，如果欧洲将其未来赋予世界，那么帝国主义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 面对人类世和其失控的环境反乌托邦，理应从根本上动摇欧洲的沙文主义和自信。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欧洲对非洲可持续发展和更加公平的贸易关系作出了许多承诺，但其重点项目欧盟绿色协议对于挑战欧洲与全球南方之间的剥削性权力关系的作用也收效甚微。例如，碳边境调整机制（CBAM）旨在将欧洲企业定位为新兴低碳和循环经济的全球领导者，但未承诺欧洲将解决全球南方气候缓解的真正成本，并对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 考虑到地缘政治现实主义的艰难现实，尽管欧洲所宣称的“公正过渡”充满温情和美好的言辞，但期望欧洲的城市能够在揭示欧盟的矛盾和不公正战略中发挥作用，这或许太过理想化了。 非洲和欧洲的城市是否可以直接团结起来并建立伙伴关系，以实现公正的过渡？在这篇简短的反思中，我希望以一个虚构的欧洲城市为例，勇敢地探索如何恢复根植于自由和团结价值观的欧洲特质。这座城市应如何思考自己在相互依赖的未来中的角色？ 在“全球北方”逐渐兴起的去殖民化思潮或许是一个不错的起点。欧洲城市如果希望承认自身在殖民主义持续后果以及对当代经济和政治体系的扭曲影响中所承担的责任，可以积极追求三个相互关联的重要方面： （1）承认，（2）赔偿，（3）再分配。 “欧洲在承诺支持非洲可持续发展方面大肆宣扬，但其重点项目“欧盟绿色协议“对挑战剥削性权力关系所做的贡献甚少。” 承认 大多数非洲城市反映了最初的殖民主义要求，即建立一个基地来管理采掘工业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种族化的现代主义设计原则，豪华小型殖民地精英的奢华生活与被忽视的为基本工人建造的宿舍之间的差距被固定在空间中。这些控制制度旨在确保能够持续提取原材料和矿物，它需要抹除语言、宇宙观、默许的知识体系以及互惠和相互依赖的社会价值观。这种文化暴力是由欧洲的种族化规范所推动，这些规范既为宏大的帝国计划提供了正当理由，又确立了国际和贸易关系，以保护通过代际不公正获得的不公平技术和财富。 认可政治的核心焦点是正视这些深层、代际累积的剥削形式。那些备受关注的议题，如归还非洲文化文物（例如Benin Bronzes），都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对此，欧洲城市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来使认可政策和实践成为常态，并承认历史和当代的错误？ 赔偿 对于欧洲城市来说，提供资金并实施赔偿并不是特别可行，但他们可以借助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声量来强调这种行动的象征意义。在第27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 27）上，一份报告明确地指出了气候变化中减缓、适应、韧性、损害和自然资源项目所需的投资。作者强调，自2015年巴黎的COP 21承诺每年1000亿美元的投资到2022年仍未实现，展现出令人震惊的缺少承诺和不落实的态度。 此外，他们认为，无论如何每年1000亿美元的数字都是一个严重低估。“世界需要一项突破和新的气候融资路线图，能够动员到2030年为新兴市场以及中国除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每年1万亿美元的外部融资。” 通过提高欧洲政府和欧盟的雄心和一致性，城市可以产生强大的政治压力来推动进展。赔偿不应止步于金融投资，内容还应包括技术专业知识、技术和技能的发展，以支持新一代低碳循环城市的建设。这将与新莱比锡宪章的社会正义价值观保持一致，该宪章在欧洲城市的政治抱负中具有道义基础。 再分配 为确保不均衡的竞争环境得到系统性的平衡，在赔偿之后还需要做大量工作。城市将投入资金、进行研究与开发、并借助机构和数字化学习，以实践循环再生的建筑环境，并探索基于公共利益而不是消费的新型公民模式。随着全球各地正在探索后碳排放城市的未来，学习和资源必须在开放源代码的论坛中公平共享。毫无疑问，在没有通过文化工作来改变规范、期望、态度和需求结构的前提下，在欧洲城市内实现重新分配的实际方法是难以想象的。目前所谓的移民危机的框架和管理方式是有力试金石，以衡量欧洲城市是否准备好承担这一沉重的文化转变任务。 欧洲城市确实是眼前未来零碳、循环城市的推手。但这个社会学习项目还必须包含对采掘和掠夺的血腥历史的审视，这使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成为可能。 Edgar Pieterse，开普敦大学非洲城市中心创始主任 05 从分裂到团结 与尼尔·李（Neil Lee）的一次对话 Neil Lee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经济地理学教授，专注于城市研究。他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城市研究中心讨论了在欧洲推动反大都市政治的驱动因素，以及如何通过更具包容性的创新经济来应对这一问题。 问 Ben Rogers: 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与欧洲的联系，以及你对欧洲城市的兴趣从何而来吗？ 答 Neil Lee: 我是在牛津长大的英国人，但我有在荷兰的家人，所以我曾经在荷兰的乌特勒支度过复活节。这让我意识到不同地方可以有不同的做事方式。这两个大学城选择了非常不同的发展路径。乌特勒支是欧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但你可以很容易地骑自行车或搭乘公共交通出行，并且能够轻松接近大自然。去年夏天，我和孩子们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月，完全不开车也没有问题，我们经常在湖里游泳。但在牛津如果不开车，就几乎无法顺利进行各种活动。 问 Ben Rogers: 如果可以使用这个词，我们来谈谈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似乎在欧洲政治中是一股力量，就像在美国一样，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法国、意大利、匈牙利、波兰等地支持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的崛起。可以说，这也存在着左翼版本——人们不仅从右翼，还从左翼对“体制”进行投票。您是否看到了明显的地理模式，以及城市和非城市之间的模式？ 答 Neil Lee: 有一种观念认为城市是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摇篮，例如妇女权益、LGBTQ权益等，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这样的机构，大多数人都将这视为理所当然。 我们最近发表了一项研究，对全球范围内的城乡分化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显示，在欧洲确实存在城乡之间的价值观分歧。这一分歧可以从选举模式和一些政治抗议中看出。以法国的“黄背心”运动为例，这一运动被称为郊区和农村对城市居民以及像马克龙这样的政治家青睐的政策的反抗。这种分歧在欧洲的大国中非常明显。但我们还发现了更令人担忧的问题，即这些社会自由主义价值观实际上只在发达国家的富裕城市中得到广泛认同。因此，尽管我们相信城市无论何处都是自由主义的，但只有在富裕国家的城市中才真正体现出来。 问 Ben Rogers: 你认为如何解释欧洲城市与其他地区之间的态度差异？城市人口的构成对这种差异有多大影响？而社会科学家所说的“地方效应”又能对此解释多少？你所居住的地方是否会影响你对世界的看法？ 答 Neil Lee: 城市中的人通常年轻一些，他们可能是最近的移民，并接受过更多的教育等等。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城市更加进步。但研究表明，你所居住的地方，尤其是你成长的地方，确实会影响你的态度。此外，似乎对于成年人来说，留在出生地而不是搬离它，这个举动会对你的观点产生影响，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 荷兰乌特勒支市中心高峰期的自行车交通。乌特勒支市是世界上自行车使用率最高的城市之一，自行车出行占据了该市日常出行方式的56%。 图源: Jochen Tack / Alamy Stock Photo 问 Ben Rogers: “如果在你的民主制度中存在地理分裂，它会破坏社会团结。” 那么，我们发现生活在城市和非城市地区的人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但我们知道这些差异是否在扩大吗？我们可以说欧洲的城市和国家正在走向分裂吗？ 答 Neil Lee: 我怀疑这些差异一直存在，但它们变得更加深刻。民粹主义的策略之一就是将大城市与其他地区对立起来。我们进行了一些研究，发现很多城乡分歧源自2008年至2015年的欧元区危机，这个是导火索。 经济危机和随后的公共开支削减导致人们对政治体系的信任在整个欧洲都大幅下降。但在富裕的大都市地区以外，恢复信任的速度要慢得多。这不仅仅体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对立上，你还可以在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看到这一现象，例如伦敦与利兹或格拉斯哥之间的差距。而在南欧，这种分裂更加明显，政府开支的削减对该地区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影响。雅典的情况已经很糟糕了，但在希腊其他对国家的福利、交通和公共服务非常依赖的地区来说更加糟糕。 问 Ben Rogers: 为什么如果某些地区做得比其他地区更糟糕就很重要？我们难道不应该考虑的是人而不是地方？ 答 Neil Lee: 我认为，如果在你的民主体制中存在地理分裂，这个事情确实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国家的各个地区采取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而且这些地区的人民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那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这将是个难题。这会破坏社会团结。我们在美国就看到了这一点——唐纳德·特朗普抨击大城市，尽管他来自纽约！ 问 Ben Rogers: 你谈到了很多关于包容性创新的内容。许多欧洲城市是充满活力的地方，拥有强大的数字、创意和科学行业。但这些城市往往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导致那些没有相同技能或私人财富的人处于被压迫的境地。那么，包容性创新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答 Neil Lee: 我对包容性的兴趣在于有两个角度。 首先是如何管理大型创新投资对一个地方的生活成本产生的影响。我来自牛津。我那些仍然留在那个地方的童年朋友们，他们没有人能够负担得起在那里生活，部分原因是所有投入创新经济的公共资金推高了房价。因此，我对以下问题感兴趣：如何在投资创新产业时避免这些负面后果？ 但我也对如何让更多人参与创新经济感兴趣。这部分原因是出于伦理考虑，但也因为如果你有一个非常排他性的创新经济，那么它就无法发挥最大的动力。 问 Ben Rogers: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你认为什么是合适的尺度？是城市地区，还是可以考虑创建一个包容性的国家经济或大陆经济？ 答 Neil Lee: 我认为可以同时考虑这两个尺度。在欧洲，有三个国家群体在创新方面表现强劲，而且很大一部分利益回馈到工人：北欧国家、低地国家以及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阿尔卑斯地区。这种情况在欧洲以外的地方并不常见，也许只有日本类似。这是通过国家、城市和企业政策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 问 Ben Rogers: 能展开讲下这些政策吗？ 答 Neil Lee: 瑞士的模式很有意思，因为他们拥有顶尖的大学的同时也有应用型大学。这些应用型大学更擅长与那些不一定处于领先地位，但受到支持以进行创新的中小企业合作。此外，他们还有学院和劳动力市场监管，这意味着中低资格的人可以接受培训，获得新的工作机会，并获得良好的薪酬。在瑞士，作为实验室技术员，你可以获得可观的收入。因此，你能得到一批受过良好培训的实验室技术员，这是雇主非常看重的。这些政策框架是关于创新的传播。它们让那些不一定处于创新前沿的人能够从接近公司、企业或实验室中获益。 问 Ben Rogers: 你对于国家团结与个人创新的兴趣之间是否有联系呢？ 答 Neil Lee: 是的。如果我们希望拥有创新的经济和创新的城市，它们就必须为每个人提供利益。 回到牛津的例子，我的朋友们可能会认为：“嗯，牛津有很多研发，但结果是我现在不得不住在郊区，离父母很远。”这会导致对创新的怀疑和对专家和大学的敌对情绪。我对包容性创新的论点之一就是，它将遏制这种反创新的政治。 通过推动包容性创新，我们可以缩小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差距，确保创新的好处能够普惠到更广泛的人群。这有助于减轻对创新的怀疑和敌意，并促进更加公正和平等的创新发展。 Neil Lee接受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城市研究所（LSE Cities）欧洲城市项目主任Ben Rogers的采访。 2023 未完待续 一览众山小 可持续城市与交通 #参考资料# 我们为本文提供的免费资料有： 1、《旧城雄心：欧洲城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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