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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政府统治下的1928年到1930年, 由汪派政治班底发起的国民党改组运动, 最终导致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反蒋高潮, 虽说是来去匆匆, 却也在历史上写下了夺目的一页, 留给后人诸多思考。 一、理论宣传和舆论准备 1928年5月7日, 陈公博的《革命评论》在上海创刊;6月1日, 顾孟余的《前进》也开始刊行, 二者均为周刊, 为汪派集团鼓吹其“改组国民党”理论的重要阵地。
陈公博在《革命评论》首期上便发表了《今后的国民党》一文, 指出:“国民党的工作, 就它的纲领来说, 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斗争, 民权主义和封建势力斗争, 民生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惟是到了现在, 因着帝国主义的压迫, 民族主义降低了;因封建势力的反攻, 民权主义湮灭了;因资本主义的胁持, 民生主义埋没了。中国薄弱的力量更做不得国民党的背景, 于是党便动摇, 由动摇而分裂, 更由分裂而破碎。就抽象方面来说, 充满了个人主义和地方主义的精神;就具体来说, 形成了左倾、右倾、腐倾、恶倾四派……。”在像医生一样给国民党号脉确诊以后, 他又在《革命评论》第10期上发表了《党的改组原则》, 作为挽救国民党行将垂死的药方:“1.相信实现民生主义是国民革命的最后目的。2.巩固党的工农基础, 确定农工小资产阶级的联合阵线。3.提高党的权威, 实行党的专政。4.促现党的民主化、青年化, 反对干部少数的独裁。5.严密党的组织, 森严党的纪律。6.建设三民主义的民族国际。7.实行三民主义的法制。8.扫除政府机关中一切昏庸老朽及投机分子。9.肃清割据军阀。10.要求军政、民政、财政之统一。11.反对现役军人兼任省政府主席。12.非党员不能充任政务官。13.设立监察院, 造成廉洁政府, 严惩贪官污吏。14.确立革命的外交政策:甲, 积极反对英、日帝国主义;乙, 在不损害国家主权范围之内, 与各国建立邦交;丙, 于相当时期, 有条件地与苏俄恢复邦交。15.建立国家资本, 实行平均地权, 节制资本。” 《革命评论》在这场改组运动的宣传中很出风头, 影响波及中外, 最多发行量达15000份。结果引起《呼声》、《夹攻》、《灯塔》、《新评论》等二十几种倾向国民党改组的刊物纷纷出现, 彼此遥相呼应, 如春风野火, 甚至喊出了“打倒蒋介石”的口号, 使政治理论与舆论宣传活动开始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
二、干部培养与组织建设 《革命评论》的宣传为改组同志会的成立做了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 同时也为组织上的准备提出了要求。大革命失败以后, 一些对国民党表示失望的青年常常聚在酒楼、茶肆和公园, 大骂蒋介石腐朽的党政当局。更有许多人提出“改组国民党”的要求, 一些对现实不满的年轻人在《革命评论》的影响下参加改组运动。为了将这些人培养成改组运动的中坚力量, 陈公博、王法勤、潘云超、王乐平、何香凝等在上海创办了大陆大学。该校校址在戈登路 (今江宁路) 。陈公博任校长, 所有教职人员均为改组派分子。 陈公博在《革命评论》第13期上刊登了《大陆大学创办缘起》, 阐明了他们的办学宗旨和方针。文称:他们所以要创办这所大学, 是因为“感觉革命力量之浅薄, 建设人才的缺乏。要实行本党三民主义, 不只要有革命的技术, 而且要有科学的素养;不只要有明确的理论, 而且要有刻苦的训练。”为此, 这所大学的教育方针为“养成建设的社会人才。务使经过本校锻炼的青年, 每个都能明了本党主义, 不致流于玄想和空谈;每个都能参加革命行动, 不致陷于颓废和萎靡。准备建设的材料, 贡献社会, 挽回中坠的革命, 重整精神。” 大
陆大学分为本科和专科两部, 设立经济系、社会学系和法律系, 1928年8月5日和23日先后两次招生考试, 开始为改组运动培养干部人才。 此时, 汪精卫虽然身居巴黎, 却不断通信国内, 规划改组运动的方略。根据汪的意图, 改组派的组织建设也提上议事日程上来。1928年11月28日, 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改组同志会作为一个政治团体正式建立。会议开了三天, 没有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 只是以粤方中委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王乐平、白云梯、朱霁青、潘云超、郭春涛等人为中央委员, 其他各方增补几位候补委员, 遥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 具体庶务由陈公博全权处理。大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宣称:“中国国民革命业已中断, 中国国民党业已没落”, “所以今日南京的中央, 已成为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本会继承本党孙总理的革命精神, 以至诚接受孙总理的全部遗教和第一、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 “集合革命同志, 努力改组运动, 务期重新建设能担负实现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而后已。”1 改组同志会建立以后, 陈公博等骨干领导四出奔走, 活动频繁, 多方发展。仅半年时间内, 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大中城市和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四川、河南、山东、山西、绥远、辽宁、甘肃、香港等省区都相继建立了改组同志会支部, 海外如日本、越南、法国、新加坡也建立了改组派的组织, 其势方兴未艾, 仅山西一省的改组派成员即达万人以上。
三、改组派反蒋的政治斗争 二次北伐以后, 国民党于8月8日在南京召开了二届五中全会。蒋介石欲藉此取消各地方政治分会, “编遣”各军事集团, 进行“削藩”, 从而建立自己的政治、军事独裁统治。会上, 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李福林、陈树人、何香凝、潘云超、王乐平等粤方中委联名提交了《重新确立党的基础案》, 要求援助工农, 反对帝国主义;实行党的民主化、民众化, 实行选举, 反对圈派;党指挥政府, 裁撤各地政治分会;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指挥, 军人不得干涉党政。2该提案反映了改组派希望民主建党, 反对蒋介石独裁和地方实力派拥兵割据的要求。由于蒋介石和各地方新军阀暂时处于对抗状态, 该案在夹缝中获得通过。 改组派反蒋政治斗争的高潮出现在国民党“三全大会”的准备和召开过程中。这场斗争首先表现在对地方党部领导权的争夺上。蒋介石派陈果夫、陈立夫指导各地党务, 对党员进行审查和重新登记, 藉此排斥异己, 培植亲信, 扩大蒋派势力, 控制地方党部。改组派则针锋相对, 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分部采取单线联系、秘密发展的方式使不少改组派的成员被误认为是忠蒋分子, 从而掌握了许多地方党部的党权。10月25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187次会议作出决议:出席三全大会的代表不用选举办法产生, 而一律采用圈定和指派的方式产生。蒋介石企图操纵大会的独裁野心昭然若揭, 改组派立刻反击。
11月2日, 改组派联络丁惟汾的大同盟派, 策动南京特别市党部指导委员会发表全体辞呈, 抗议蒋介石“将党员选举权完全剥夺, 本党改组之意义完全消失”, 是“违反民主治党之精神”的做法。3南京的政治风波尚未平息, 北京、天津、云南、浙江、山西、江西、绥远、河南、江苏等省市党部的反蒋声浪又风起云涌。蒋介石特派邵力子赴上海密晤王法勤, 表示保证粤方中委当选, 以此为交易, 希望改组派持缄默态度, 但遭到拒绝。 1929年2月, 《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发表, 称:“最近他们召集的所谓第三次代表大会, 我们可以判定其代表不论为指派或圈定, 其人数不论为一人以至百人、千人, 这种代表决不是代表革命的农工和小市民, 必然是代表几个封建军阀和相与依附的反动势力。”“我们要继续革命, ……必须反对南京的反动中央和最近善后会议式的第三次代表大会。”3月11日, 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恩克巴图、柏文蔚、王法勤、白云梯、王乐平、陈树人、陈璧君、朱霁青、潘云超等联名在上海《民意》周刊上发表《关于最近党务之宣言》, 指出:蒋介石所把持的南京政府“与北洋军阀时代毫无不同”, “第三次代表大会虽然召集有期, 而现在中央所规定之代表产生法, 又完全违反本党民主之原则”, 声称“对此种大会誓不承认”, 号召海内外改组派“全体同志共起图之”。4紧接着, 河南、奉天、汉口、四川、吉林、浙江、上海、哈尔滨、北平、天津等各地党部和改组同志会纷纷发表通电, 反对蒋介石包办三全大会。3月14日, 南京改组同志会召集市区各党部在夫子庙礼堂开会, 通过了《反对非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案》。蒋介石派特务镇压, 发生“三·一四”惨案。南京市改组同志会分部被迫转移至上海。
3月18日, 蒋记国民党三全大会在一片反对的声浪之中鸣锣开场。出席会议的代表共406人, 由蒋介石指派和圈定者占82.6%, 改组派成员无一人参加。在蒋介石的操纵之下, 会议决议永远开除陈公博、甘乃光的党籍, 开除顾孟余党籍三年, 给汪精卫以书面警告。汪蒋合作的局面至此彻底破裂。 四、改组派的反蒋军事斗争 南京改组派转移到上海法租界之后, 公开打出了“中国国民党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的招牌, 发出通电:否认“非法的三全大会, 请第二届中央执委“另行召集三全大会”。5在“削藩”中受蒋打击的各军事实力派也纷纷派代表与改组派联系。陈公博此时正在巴黎与汪精卫筹划军事反蒋事宜。根据汪的指示, 改组同志会上海总部于5月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 并发表宣言:“本大同盟为恢复党权, 故要铲除叛徒蒋中正的一切势力, 因此决定组织护党革命军, 直捣南京政府, 肃清反动势力, ……本大同盟对于任何军队皆不分界域, 唯有助纣为虐、甘心附逆、帮助蒋中正抵抗义军者, 本大同盟誓以武力歼灭之。”66月以后, 陈公博奉命回国, 组织和督促军事反蒋斗争。
5月中旬, 冯玉祥起兵反蒋, 自任“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9月17日, 张发奎在宜昌起兵, 通电拥汪讨蒋。27日, 俞作柏在广西就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 起兵讨蒋。10月上旬, 汪精卫回到香港, 亲自领导反蒋战事。他以第二届国民党中央执监委的名义, 颁发了护党救国军委任状:除第一、二路总司令职虚位以待阎锡山和冯玉祥外, 分别委任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铎、何键、李宗仁为第三至第八路护党救国军总司令。20日, 江苏改组派发动了溧阳暴动, 南京改组派策划驾机炸毁中央党部会议厅, 炸死蒋介石。因天有降雨, 计划未果。11月, 李宗仁、白崇禧与张发奎在南宁联合成立护党救国军, 进攻广东。12月2日, 石友三打出护党救国军的旗号, 通电反蒋。5日, 唐生智宣布就任护党救国军第四路军总司令职, 起兵反蒋。面对来势汹汹讨伐声浪, 蒋介石首先在政治上以中央的名义下令通缉陈公博、王法勤、柏文蔚、朱霁青、白云梯、王乐平、顾孟余、陈树人、潘云超、郭春涛, 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 并封禁了改组派的上海总部;然后在军事上拉拢阎锡山、张学良, 远交近攻, 各个击破。于是, 这场轰轰烈烈、波及南北的护党救国战争很快便灰飞烟灭了。 护党救国战争失败以后, 汪精卫闲居香港, 窥视国内的政治气候, 各路护党救国军则声气全息。阎锡山首先感到了唇亡齿寒的威胁。1930年1月22日, 阎锡山利用在太原补行就职宣誓仪式的机会, 指责蒋介石把持中央大权, 造成党和国家的分裂;同时暗中厉兵秣马。北方的改组派将此消息传到香港后, 汪精卫立即派陈公博、王法勤北上天津, 一是为了联络组织反蒋政治联盟, 二是为了策动阎锡山军事反蒋。在以后一个多月的阎蒋电文论战中, 汪精卫全力支持阎锡山。2月18日, 汪精卫致电阎锡山, 表示拥护阎的主张:“整个的党, 统一的国, 实为至要之图。得公主持, 深慰海内云霓之望。”721日, 阎锡山致电汪精卫, 提出“党是”应“由全体党员总投票解决”。汪精卫立即回电, 称此建议“实为本党最高主权之所在”, “无论何人, 均当服从”, 对蒋介石“则以武力制裁, 实为最后不得已之手段。”3月15日, 冯、阎、桂、汪各系57名军事将领致电汪精卫, 表示拥汪讨蒋, 并共推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为陆海空军正副总司令, 领导讨蒋。反蒋的军事联盟已经建立起来。
反蒋政治联盟的形成相对迟缓。从2月下旬起, 北平、天津、山西、江苏的改组派发起拥汪讨蒋运动, 声浪日高。改组派的总部也转移到了平津活动, 以配合军事反蒋。5月份, 冯、阎、蒋中原大战开始打响。阎锡山等屡屡电请汪精卫, 敦促其早日北上, 主持大计。7月13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宣告成立。23日, 汪精卫到达北平。8月7日, 由汪精卫主持正式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 通过了党务宣言, 决定起草约法, 组织政府, 筹备召开国民会议。9月1日, 公布了《国民政府组织大纲》。9日, 成立了北平国民政府。此时, 冯、阎军队在蒋介石中央军的合围下, 迅速溃败, “新政府”不得不向太原流亡。汪精卫在太原主持起草了《扩大会议约法草案》, 于10月28日公布。但是, 随着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而结束, 扩大会议也宣告破产。 四、改组派的历史现象分析 1931年1月1日, 已逃亡到香港的汪精卫, 为了追求扩大会议的团结, 削除内部派别之分, 在报上发表了解散改组同志会的宣言。陈公博立即通电表示赞成, 然后负气出走欧洲。国民党改组运动从1927年10月发端一直到此结束, 共三年多的时间。开始是为了反对桂系把持的南京特委会, 后来又转向反对蒋介石独裁的运动, 说明改组派的思想意向原本是对事而不是对人的, 也就是说国民党自身的蜕变和对孙中山政治路线的背叛, 是改组运动出现的历史原因。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而不是个别政治人物主观意志的偶然结果。
就政治影响来讲, 改组运动波及之广泛, 声势之浩大, 举国为之骚动。连当时身处湘赣边界正在创立红色根据地的毛泽东, 都注意到了这一历史动向, 他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暂时的失败。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此次失败中, 受到很大的打击, 中国资产阶级也受到了打击。但最近数个月来, 工农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的有组织的城市罢工和农村暴动, 在南北各地发展起来。军阀军队中的士兵因饥寒而酝酿着很大的不安, 同时资产阶级在汪精卫、陈公博一派的鼓动之下, 亦在沿海沿江各地发展着颇大的改良主义运动。这种运动的发展是新的事实。”8毛泽东准确客观的论述, 说明了改组运动在当时整个中国的历史舞台上确实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尤其是在国民党的青年中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没有其他国民党派别反对蒋介石独裁, 要求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能起到与改组派所起到的作用。 就改组派的思想理论来讲, 同蒋介石相比, 改组派的建党建国理念更为精细。首先, 蒋介石的头脑中封建思想因素更多一些。他的思想深处认为:党、国和军队都应当统一于个人的独裁意志之下;党员要牺牲个人的自由, 绝对忠诚;在此基础之上, 才能实现他个人的政治理想。而改组派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 鼓吹党员有自由发表个人意见的民主权利, 以一个先进的民主的党来指导国家和军队, 进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其次, 在阶级基础和服务对象上, 蒋介石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来主导国家建设的, 改组派则声称要扶助农工和小资产阶级 (或小市民) 来建设社会和国家, 其阶级基础更为广泛, 因而更具号召力。另外, 其他国民党派别, 如丁惟汾的大同盟派、胡汉民集团的再造派也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这使他们同改组派有联合的可能;但是他们所代表和服务的对象不同, 如再造派认为改组派扶助农工和小资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的翻版”, 他们难以接受。他们在反对蒋介石独裁的问题上不可能具有改组派的社会能量。 尽管如此, 改组派的政治运动还是有着不可克服的局限性, 这和他们理论上的先天缺陷有关系。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改组派在继承孙中山改组思想的同时, 把“联共”变成了“反共”。离开了和共产党的联盟, 他们不可能发动起最广大的农工阶级, 因为只有共产党才真正代表工农的利益。所以, 改组派所能代表的只有次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就是这一点也不够彻底, 因为在改组派内部的理论认识上还有分歧。比如, 汪精卫和顾孟余明知社会是有阶级的, 却不愿承认, 主张国民党是“超阶级”的, 所以顾孟余主编的《前进》在国民党上层较受欢迎;陈公博认为是有阶级的, 但他设法消弭阶级斗争, 他主编的《革命评论》在国民党下层青年中很有市场, 影响更大。
理论认识的不一致决定了改组运动是派中有派。汪精卫同顾孟余比较一致, 属温和派;陈公博则属于激进派。汪精卫始终宣称自己不是改组同志会的成员, 他只是个“精神领袖”;陈公博是改组派实际负责人, 他的思想成为改组派的主流意识。汪精卫意在作全党的领袖, 而不是某个小派别的领袖, 所以在扩大会议时他能够放弃“党统”的旗帜, 迁就西山派;陈公博则坚持改组整个国民党, 所以他说:“我对于此次扩大会议的办法, 内心非常之不赞成, 无如汪先生既有这种主张”, “这样, 改组同志会的精神便根本萎谢了”。9理论上的分歧和行动纲领上不一致, 决定了改组派的解散也是一种必然结果。 陈公博日后在总结改组运动失败的原因时说:“改组同志会实在没有什么, 在当日发起之时, 理论既不统一, 组织也不健全。”10又说:“同志会成立时候, 本注意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 在重新改组国民党, 则其注重党的根本问题可知。无如成立之后, ……对于党的组织和训练, 无从提起, 党的改组本为同志会主要目的, 后则专谈方法, 弃其目的, 这也是失败的一种原因。”11他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改组运动的最高目标只是在争取民主, 对扶助农工这一民生主义的目标尚未触及。认识的分歧和组织的涣散只是改组运动失败的表面原因, 理论的缺陷才是更加致命的问题, 政治理论的生命力则是由阶级基础的力量规模决定的。在当时的中国社会, 两大对垒的阵营分别是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共产党所代表的工农劳苦大众, 中间的第三者不可能成为最后决胜的主角。（《民国档案》2004,11，作者：李 珂） 注释 1 《国闻周报》卷五, 三十期,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 1928年8月15日。 2 《国闻周报》卷五, 四十五期,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 1928年11月8日。 3 《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154—156页。 4 《民意》周刊, 第五、六期合刊。 5 《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313—316页。 6 《革命日报》1930年3月10日。 7 《新晨报》1930年2月28日。 8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48页。 9 陈公博《苦笑录》, 内刊本, 第155—156页。 10 陈公博《苦笑录》, 内刊本, 第132—133页。 11 陈公博《寒风集》甲, 内刊本第28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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