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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碑林博物馆(下):自驾陕西(12)

 嘉绒遗民 2023-10-30 发布于四川

    西安碑林博物馆,不仅有如林的碑石,还有许多石刻珍品,这些珍品陈列在碑林一室东西两侧的展厅里。东侧是石刻艺术馆,以宗教石刻为主,西侧是石刻艺术室,主要陈列汉唐时期的陵墓石刻。

      先来看西侧的石刻艺术室,该展厅是西安碑林博物馆内的又一基本陈列,始建于1963年,匾额上的“西安石刻艺术室”7个大字为陈毅元帅所题。1999年,为迎接建国50周年大庆,对此陈列进行了重新调整,现展出文物90余件,主要包括陕北东汉画像石和唐代陵园石刻,这些石刻宏阔精美,富丽生动,被誉为我国“第一座大型室内石刻艺术室”。

    陵墓石刻是随着陵寝制度和丧葬习俗的发展而产生的,陵墓石刻一般分为地上和地下两类,地下石刻以墓室内的实用性兼装饰性石刻及石刻棺椁、墓志铭等为主,石刻艺术室展示的集中出土于陕北的东汉画像石和隋唐石棺椁便是典型的地下陵墓石刻中的代表。地上石刻主要是置于古代帝王贵族陵墓前的大型石刻品,分为仪卫性和纪念性两类。陕西的陵墓石刻则以汉唐时期最具特色,也最具份量,其中的精品又大都收藏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石刻艺术室。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陕北米脂、绥德等东汉墓葬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画像石,这些画像石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刻画生动,线条流畅,具有浓厚的黄土高原地域特色。它们以表现现实生活和神话传说为主,是东汉时期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的真实反映,为研究东汉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下图是1957年绥德出土的朱雀、铺首、青龙。

    在石刻艺术室内,陈列着一对似狮似虎的怪兽,它们造型独特,雕刻逼真,这就是我国较早的陵墓石刻——东汉双兽。因它们立于墓前镇守陵墓,有着镇遏灾难,避除邪恶的用途,所以又称为“避邪”。狮子为百兽之王,而老虎向来以凶猛著称,将二者合为一体,应更添勇猛之威,这也许正是制作者的匠心所在。

  

    这是一具外形酷似一座房屋的石棺,棺盖由整块石头雕刻而成,盖下部分由6块石板镶为一体,中间开门,两侧开窗,四周刻有斗拱、门窗、瓦当,并线刻有青龙、朱雀、侍从等图案,俨然一座隋代歇山式建筑。这座设计独特,雕刻精致的石棺为研究隋代建筑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石棺的主人姓李,名静训,字小孩,年仅9岁,据出土墓志考证,李静训自幼被北周皇后杨丽华所养育,而杨丽华又是隋文帝杨坚的女儿,这样的身份决定了她死后的厚葬。石棺出土时,在棺内发现了金银器、玉器、珠宝、丝绸织品等大量珍贵随葬品,现存国家博物馆。

    这具石棺叫李和石棺,1964年出土于三原县李和墓。李和(557—581),北周将军,官至延州总管,加上柱国,隋开皇二年(582)卒。其石棺盖长2.5米,宽1—0.79米,通高1.16—0.99米,石棺以阴线刻、浅浮雕等技法雕刻朱雀、玄武、武士、神人等,精工华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这是李寿墓,李寿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弟,因会同李渊在反隋征战中有功,死后陪葬唐高祖献陵。这套葬具是1972年在陕西三原县焦村李寿墓出土的,并于1996年被评为国宝级文物。

    李寿墓出土的石椁是罩护在棺外的一层葬具。该石椁由28块青石组成。前面正中有两扇可以开合的石门,外部四周雕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及卫士、文臣、武将、仙人等形象。

      石椁内部四周线刻乐伎、舞伎、侍女等画面,顶端则线刻星相图。这些雕刻图案生动地再现了唐代宫廷乐舞及贵族生活的盛况,是研究唐代服饰、舞蹈、音乐及社会生活的珍贵资料。

    我们所见的大部分墓志均为方形,但李寿墓的墓志却很独特,它是由龟头、龟尾、龟身相连的完全写实的龟形墓志,龟的背甲为墓志盖,龟身为用楷书写成的李寿墓志铭。龟在中华民族的崇拜观念中,有着长寿和高贵的象征,把墓志雕刻成龟形,应是寄托了对死者在地下得以安息长眠的愿望。

    这头蹲狮,原立于陕西三原县唐高祖李渊祖父李虎的永康陵前,1959年移存西安碑林博物馆。将石狮立于墓前是由东汉时期狮虎合一的“避邪”和麒麟等形象演变而来的,同样起着镇守、护卫陵墓的作用。自唐代以后,我们见到的以狮子为原形的写实雕刻很多,而这件蹲狮则刻于初唐,早于后来的走狮形象,因而被誉为我国早期石狮雕刻的典型。

    这件石犀原立于唐高祖李渊献陵前。这件贞观九年(635)的作品体积硕大,造型独特,形象生动,实为唐代陵墓石刻艺术中的精品之作。整个石犀重达十吨,用一整块石头雕刻而成。这件作品在雕刻风格上承袭了汉魏石刻稳重、质朴的特点,但手法上则更加写实、精确,充分体现了初唐雕刻艺术的趋尚与风格。在这件石犀的右前足的底座上至今还保存着“高祖怀远之德”的字样,唐书中也有在初唐时期林邑国(今越南)向中国赠送活犀的记载,所以说这件石犀本身理应视为中外友好往来的纪念物。

      这件石虎也出土于李渊献陵,是贞观九年的作品。

      这只鸵鸟,是唐会昌六年(846)的作品,三原县唐武宗(李炎)端陵出土。

      下面来看看石刻艺术室内的六件著名石刻——昭陵六骏。

  昭陵六骏是安放在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寝(昭陵)司马道上的6件著名石刻的总称,它们的原型是李世民在开国战争中曾经骑过并且壮烈战死的6匹战马。将6匹战马采用高浮雕的形式雕刻在整块岩石上并立于陵前以示纪念,是李世民亲自作出的决定,这充分显示出李世民对6匹战马的深厚感情,同时展示着大唐创业的艰难历程。

  六骏浮雕刻于公元636年,由唐代大画家闫立本主持设计并挑选名匠雕刻而成,唐大宗李世民还亲自为每匹战马写了赞辞,并由著名书法家欧阳询书写在每件浮雕的右上角。昭陵六骏气势恢宏,形象传神,刀法洗练,是中国古代石刻艺术品中的杰出代表。遗憾的是,作为国宝级文物,六骏浮雕中最精美的“飒露紫”和“拳毛騧”早在1914年已被盗运到海外,现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4件也都被割裂成数块,多有残缺,令人惋惜。

  这是特勤骠石刻,国宝级文物。相传此马“声如晴空霹雳”,在李世民与宋金刚作战时,将宋的长矛震掉。此马可连续疾驰千里,后暴死,以三品官礼葬于太原。

      青骓石刻,国宝级文物。它是李世民在唐初统一战争中所骑的战马,由瓦岗寨义军领袖李密所献。此马可识方向,为李世民平定窦建德时所乘。

    什伐赤石刻,国宝级文物。什伐赤是一匹纯红色的骏马,是西域汗血马的一种。此马“奔跑如燕,不闻蹄声”,为李世民生擒强敌王世充时所骑。石刻上的骏马凌空飞奔,身上中了五箭,可以看出是在冲锋陷阵中受伤的。在这一重大战役中,李世民出生入死,伤亡三匹战马,基本完成统一大业。关于“什伐赤”的名称,有人认为“什伐”或译作“叱拨”,是波斯语“阿湿婆”的缩译,即汉语“马”的意思;有人说,“什伐赤”是用突厥官号命名的一匹坐骑;也有人说,“什伐赤”其实就是“十伐赤”,就是说这是一匹经历过十次征伐的赤色战马。

    飒露紫石刻是复制品,原件现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飒露紫是李世民在一生中经历的最艰苦、最辉煌的战役中所乘的战马,也是昭陵六骏浮雕中唯一一件出现人物的作品。画面反映的是公元621年李世民攻打洛阳时,飒露紫胸前中箭,李世民手下大将丘行恭赶到,将自己的马让给李世民,并迅速为飒露紫拔箭的情景:飒露紫低头伫立,强忍疼痛,丘行恭神态悲伤,动作谨慎。在这里我们丝毫没有感到是在面对冰冷的石头,而是在目睹一场有血有肉的动人场面。

    拳毛騧(guā)石刻也是复制品,原件也现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拳毛騧是李世民与刘黑闼作战时所乘战马,战斗中拳毛騧身中9箭,喋血沙场。

    白蹄乌石刻,国宝级文物。因毛色纯黑,四蹄雪白而得名。此马可跃大江,它是李世民与薛仁杲作战时所乘战马。

    石刻艺术室除了汉唐陵墓石刻外,还有一些其他石刻精品。

    这尊老子石雕像,是唐代华清宫朝元阁遗物,老君正襟危坐,雍容恬静,在深思熟虑的仪态中,显得温厚肃穆,整个雕像端庄、恢宏,是唐代石刻中的精品,属国宝级文物。

      这座碑首,1951年西安市东郊中兴路窑场出土,是唐代碑刻珍宝。

      这盏石灯,由灯室、蟠龙石柱和台座三大部分组成,原立于乾县西湖村石牛寺中,1959年移存博物馆。该灯原九层数叠,现存七层,通高1.8米。屋脊轩然,灯室精巧,石柱透雕四条蟠龙,神异华丽,是国内现存最为完好精美的唐代石灯。

      这尊周仓像,则是清代石刻,出土于富平县东里桥。

      在石刻艺术室门前,还可以看到许多雕有不同造型的石柱,这是明清时立在宅院门前供主人和来客拴马用的拴马桩。这些拴马桩是1988年从渭北高原征集来的,它可以使我们欣赏到纯真、质朴的民间雕刻工艺。

      东侧的石刻艺术馆,以佛教石刻为主。整个展馆分为序厅、造像碑展区、安国寺展区、小型佛像展区和大型佛像展区,共有150多尊独具特色的佛教造像。

      佛教最早于公元前六世纪产生于印度,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两汉之际传入我国,并于南北朝时期广为流行,于是佛教艺术也便随之兴起。随着历史的发展,佛教在隋唐两代达到鼎盛时期,佛教艺术也走出魏晋时的古朴风格而达到尽善尽美的艺术境地。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佛教石刻造像,数量多,时间跨度大,形式多样,多出土在关中地区,基本反映了佛教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这尊造像刻于北魏皇兴五年(471),故俗称“皇兴造像”。这件造像为两面浮雕,高87厘米,正面的交脚弥勒佛像,面相丰满,厚唇粗颈,衣纹绵密,早期佛教造像的特征十分明显。造像后面是充满浪漫色彩的舟形背光,造像的背面及底座刻画着佛传故事,如同一幅生动的连环画。

      下图是造像背面的佛本行画及铭文。

      这是北魏的田良宽造像碑,亦称邑子四十五人造像碑,因是以田姓为主的合邑造像,而田良宽为其首领,故称田良宽造像碑。该碑为道、佛混合造像碑,无年号,估计造于北魏正始至延昌年间(504年-515年)。该碑略呈梯形,四面造像,佛道各半。

      这是碑正面的造像,上部开一龛,龛为屋形,有帷帐,内造道教三尊像,主尊头戴道冠,右手持麈尾,左手抚足部,足未外露。穿对领道袍,束腰带。无长须,但下颏和唇上都有线刻的胡须。双眉之间上方刻有类似佛之白毫的小圆圈。双耳垂肩。左右各一立侍,亦戴道冠,手持笏,立于莲花座。

    这是北魏普泰元年(531)的朱法曜造像碑,1959年陕西华县瓜坡出土。

      这件菩萨像叫“隋弥勒佛像”,它的造型是隋代佛教造像的代表之作。菩萨头戴宝冠,身饰璎珞,交脚坐于高台之上,似乎在聆听人们的诉说。菩萨虽置于高台,但却没有距离之感,目光正与人们仰视时平行,显得平和、自若,这也许正是雕塑者的匠心所在。造像用陕西蓝田所产黄花石雕刻而成,至今显得晶莹剔透。

      这是隋朝菩萨立像,1983年西安市西郊空军通信学校出土 高190厘米,宽77厘米。

      这是隋朝千佛造像碑和释迦千佛造像碑。

    这尊雕像就是被誉为“东方维纳斯”的唐代菩萨像,虽然她的头部和双臂都已残缺,但从颈部那华丽的璎珞来看,应为佛教密宗的一尊观音菩萨像。

    菩萨像用一整块汉白玉雕刻而成,质地细腻,透明柔润。再加上那突起的胸部和富有质感的腹部,以及那斜披在肩上的轻纱,都使人们联想到她应是一尊充满青春活力的女性形象,这种用女性特有的秀丽身躯来集中表现菩萨,正是唐代的一种大胆尝试。这个时候人们已将早期对宗教之神的神秘感转化为对人间生活的真实写照,使宗教造像尽量地人格化、生动化,这正是唐代宗教石刻的独特之处,而这尊断臂菩萨像又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

   这是唐代的佛头像。

      这是唐朝的持弓天王造像。

      展馆的安国寺展区,集中展示了安国寺出土的密宗造像。安国寺始建于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位于唐长安城长乐坊,为唐代著名的密宗寺院,在武宗灭佛中被毁,唐懿宗咸通七年重建(866年),其遗址在今西安城东北隅。下图是菩萨头像,高15.7厘米。

      1959年7月,西安市建设局在城东北隅修下水道时,在据地面10米深的圆形窖穴内发现了十一尊密宗造像,从出土位置判断,应为唐长安城长乐坊安国寺遗址。这批造像,是研究唐代密宗造像的的珍贵资料。值得一提的是,造像多采用汉白玉,其石质晶莹剔透,很接近玉石。这是马头明王像,高88厘米,宽55厘米,其莲花与岩石结合的台座甚为罕见。

      漫步石刻艺术馆,一尊尊造像古朴精美,美轮美奂。这些造像,凝聚着古人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展示了雕刻者的高超意匠,无不令人啧啧称道,感慨佛教艺术和石刻艺术的辉煌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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