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日内瓦的路：基辛格与50年前的中东缓和

亨利·基辛格足迹遍世界，但在1973年11月份以前他从未踏足任何阿拉伯国家。随着当月他在该地区的穿梭外交连访5国，这个战略达人的影响力就在这里产生了。首先他到访摩洛哥和突尼斯，在那里他初次检阅仪仗队，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然后他到埃及与安瓦尔·萨达特总统会晤，这次会晤将确立他的中东战略的成功。上图为1973 年，基辛格在开罗与埃及总统萨达特握手（美联社照片）。

作者简介

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美国著名的传记作家，1952年生于美国新奥尔良，曾先后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毕业后，成为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名记者，由此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曾出任美国著名杂志《时代》周刊总编辑和世界传媒巨头CNN公司的总裁。曾撰写《史蒂夫·乔布斯传》《本杰明·富兰克林:一个美国人的一生》《聪明人:六个朋友和他们创造的世界》(和伊万·托马斯共同撰写)《爱因斯坦:生活和宇宙》等传记畅销书。《基辛格传》（第一版）是1992年他完成的第一部个人传记作品。

作为教授，我倾向认为历史非个人力量所能左右。但就事论事，你就会发现个人的确能起作用。——亨利·基辛格（1974年1月在第一次中东穿梭外交后在飞机上与记者的谈话）

那个战略虽然高明，但也有风险。如果基辛格的战略能成功，它就有可能改变中东的联盟格局，使之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其影响之深远不亚于他的中国之行和缓和政策给战略平衡带来的影响；如果他的战略失败，以色列会骂声一片，阿拉伯国家可能极端化，战争概率可能增加，与莫斯科的合作可能破裂。

在一开始，这个战略包含以下5个主要组成部分。

• 他主张不要再争吵让以色列回到10月22日停火线，而是希望说服以色列和埃及直接谈判一个更宏伟的“脱离接触”协议，让以色列从苏伊士运河撤离所有军队。
• 为了履行停火协议里呼吁的当事方在“美苏赞助下”进行直接谈判，并防止苏联插手，他主张于12月在日内瓦召开和平会议。这个会议的附带好处是，它将建立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直接进行政治谈判的先例。但开这个会其实只是做个样子，他不容许会议干扰他成为媾和者的个人野心。
• 他将确立一个原则，那就是只有美国—而不是苏联或者没脊梁骨的欧洲—掌握和平的钥匙。阿拉伯国家只有跟美国打交道，才有可能要回它们的被占领土。他在一次非正式午餐会上向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和其他高级官员解释：“我们的策略必须是，当苏联、英国和法国催促时，我们就拖—让它们都知道只有我们的话能兑现。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会找我们。”
• 他主张不寻求阿以争端的所有方面的全面解决，而是在双边基础上，先是与埃及，然后与叙利亚，再然后可能与约旦，通过一个“逐步”的进程谈判以色列小规模撤军的协议。暂时不谈如巴勒斯坦问题、以色列最后边界和耶路撒冷地位等根本性议题，而是谈判可行、具体的协议。
• 美国（也就是基辛格）在没有苏联参与下调停这些双边谈判，这样就可以进一步缩减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基辛格对于这次与他从未谋面、他认为多半是个小丑类人物的萨达特总统的会晤，比往常更具戒心、更为紧张地拼命咬指甲。他甚至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他私下告诉埃及外长伊斯梅尔·法赫米，他的父母劝他取消此行（法赫米半开玩笑地回忆，当法赫米向他保证他即使走在开罗的大街上，也没人会认出他来时，基辛格又很失落）。此外，基辛格从未跟任何阿拉伯领袖打过交道，对于如何对付他们，他心里完全没底。

11月7日这一对很不相称的人现身在开罗近郊的塔赫拉宫的阳台上：在阿拉伯世界面前代表美国的是一位胖乎乎的，穿着不合身、皱巴巴的蓝色西服的德国出生的犹太人；把他当作久违的老友接待的是一位高大挺拔、肤色黝黑的前恐怖分子，他虽出身农民家庭，但举止十足贵族气，穿着熨烫得笔挺的卡其长袍，外套一件萨维尔街定做的羊绒大衣。他们彼此立刻被对方的风采吸引，而且相互的欣赏长时不减。

基辛格发现奉承话是世界通行的语言。他问萨达特，你攻打以色列怎么那么“出其不意”？萨达特一面抽着烟斗，一面微笑，兴奋地讲述他是如何做到的。他讲完后，他们开始谈论和平的概念。基辛格后来回忆，他们把和平当作“心理而不是外交问题”来谈。

但是这种天马行空不着边际的讨论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最后，萨达特陡然回到人间话题。他问：“我的第三军团怎么办呢？10月22日的停火线怎么样呢？”

基辛格说，有两个选择：要么埃及和美国可以竭尽全力试图迫使以色列退到停火线；要么他们可以花同样的工夫，稍微多一点儿耐心，尽可能安排部队的真正脱离接触，而使以色列从苏伊士运河撤退。与此同时，可以安排源源不断地供应非军事物资给第三军团。基辛格说，萨达特可以做出选择。不管他做哪一个选择，基辛格都会尽其所能地提供协助。

萨达特坐在他的镀金扶手椅中，默默沉思。他没有讨价还价或者尝试诈取什么让步。两三分钟后，他说他选择基辛格偏向的全面脱离接触，而不坚持纠正围困他的第三军团的以色列违反停火行为。此外，他将开展与美国恢复全面邦交的进程。

萨达特大手一挥，埃及随即从依赖莫斯科转而依赖美国，他实际上不仅搁置了第三军团的问题，也搁置了寻求全面和平的战略。他这样做就为基辛格的“逐步式”谈判铺平了道路，而这种谈判方式成为基辛格的穿梭外交的基础。

这是萨达特的典型作风：从他展开中东外交新时代的那个早晨，到四年后他决定访问耶路撒冷，将那个进程带入高潮的那一天，他一再显示他是为了国家利益敢于作为的能手。基辛格后来写到他时说：“有智慧的政治家知道，世人对他们的评价在于他们启动的历史进程而不在于他们在辩论中的得分。”

基辛格兴奋不已。他把坐在草地上的约瑟夫·西斯科和哈菲兹·伊斯梅尔叫来。萨达特说：“我们就称它为西斯科方案。”

基辛格笑着说：“如果它失败了，我们就称它为西斯科方案。如果成功了，我们就称它为基辛格方案。”

当记者被放进来时，一位记者问埃及总统，这是否意味着美国会减少对以色列的空运。萨达特说：“这个问题你应该问基辛格博士。”

基辛格说：“幸而我没听到这个问题。”

记者说：“那我愿意换个方式问这个问题。”

基辛格回答：“那我就换个方式回答吧。”

但是，还剩下一个麻烦问题：基辛格已经养成习惯，他没有尊重他名义上为之谈判的盟友。他既没有跟以色列商量，也没有亲自到以色列介绍这个交易内容，他派了他的助理西斯科和哈尔·桑德斯到以色列。

果尔达·梅厄和她的内阁却不愿意接受他的谈判方案。萨达特也许觉得为了国家利益他必须敢于作为，但是以色列领导人觉得，为了他们国家的安全，他们需要不断地、艰苦卓绝地保持警惕，这是可以理解的。

基辛格还有一个习惯，他偏好外交的模棱两可—创造性地模糊问题，就像他在越南谈判中所做的那样。但是偏偏以色列是很计较细微差别的，那种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的程度连《塔木德》学者都自叹弗如。例如，基辛格安排了通往被围困的第三军团路上沿途设置联合国检查站，以色列要求讲明白以色列仍然“控制”那条路。最后，西斯科和桑德斯把这些以及其他一些问题都放进与以色列订定的私下“谅解备忘录”。

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

来源：《基辛格传》，中信出版社202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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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以色列之间这些附在所有和平方案后面的谅解备忘录此后成为例行做法，有时它们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协议本身。但是谅解备忘录有一个问题：由于中东当时的气氛以及以色列政界的闹腾，要将它们保密是不可能的。所以基辛格和他的属下与以色列搞出的小协议和“解释”不断被曝光。

与此同时，在101公里标记处的直接谈判进行得比基辛格想象的还要顺利，顺利得令他不安。原来，基辛格害怕的不是双方之间产生分歧的危险，而是产生真正协议的危险，因为他担心可能无法控制这样的协议，也无法为之邀功。以色列的亚里夫将军和埃及的贾马斯中将坐在沙漠中那个孤立的帐篷中，即将推翻所谓军人不懂得谈和的格言。一旦他们澄清了开往第三军团的车队的道路规则，他们就开始讨论部队全面脱离接触的宏大计划。

对于以色列而言，这是证明它没有美国的辅导也能自己进行谈判的机会；对于埃及而言，这是加速达成协议，让第三军团解困的机会。而对于两位将军，他们在沙漠中讲的有关他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俏皮话并非完全是开玩笑的。

虽然两国政府的官方立场相距甚远，但是两位将军都得到提出非正式建议的授权。以色列的亚里夫建议，如果埃及同意在苏伊士运河两岸各设置30公里的半非军事区，以色列的部队可以撤离运河西边，后退12公里。埃及的贾马斯提出反建议，要求以色列军队后退再远一些，缩小限制区，在两军之间设置联合国缓冲部队，然后敲定以色列未来从西奈撤军的时间表。

虽然离协议还很远，但两位将军正在朝着基辛格所希望由他自己谈判出来的那种脱离接触协议迈进。基辛格不但没有替他们打气，还开始想法子拖他们的后腿。

他的动机往往是正当的政策考虑掺杂着个人的虚荣心。他担心如果两位将军在12月18日日内瓦会议召开前达成脱离接触框架协议，在日内瓦会议上一开始就得讨论较有争议的问题。此外，美国如果成为不可或缺的调停者，就可以稳操在该地区发挥更大影响力的胜券。从个人层面上说，基辛格其实说白了就是喜欢亲自控制重要谈判，然后当然可以获得荣耀，而且说不定还能拿诺贝尔和平奖。

基辛格问迪尼茨大使：“亚里夫在那里卖的是什么药？你叫他歇着吧……万一亚里夫搞成脱离接触，成为英雄，那么到了12月18日要讨论什么？”

在基辛格的要求下，萨达特和梅厄要他们各自的将军在101公里标记处的谈判踩刹车。以色列大使虽然通常是力挺基辛格的，但也觉得这次基辛格的做法主要是为了满足他的自我感觉。迪尼茨回忆：“基辛格的看法是，如果要有任何让步，那也得是他促成的。他发现两位将军在101公里标记处就快要把问题解决时，他很不开心。我们只好叫将军们踩刹车。虚荣心是他的弱点，但也是他展现伟大的原因。”

在华盛顿，尼克松总统被他自己那种嫉妒心折磨着。基辛格满世界跑，出现在头条新闻里（而且在他的讲话里从来不提总统的名字），还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而尼克松每天都被水门事件煎熬着。为了证明他才是老板，灭一灭基辛格的嚣张气焰，12月初，基辛格刚飞往中东去敲定日内瓦会议的最后计划，尼克松突然召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到白宫。黑格和斯考克罗夫特试图阻止这次会晤，但是尼克松不为所动。他告诉他们，他要跟多勃雷宁讨论中东问题，而且他要在没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私下跟他讨论，会晤进行了约半个小时。斯考克罗夫特知道，当基辛格发现尼克松掺和到中东外交里，而且，更糟的是，还把苏联扯进来时一定会被气疯。

斯考克罗夫特在发给人在埃及的基辛格的电报里说：“我问问黑格，看他有没有办法问出来讨论了什么，然后当然会立刻转告你。我知道这件事很令人不安，但所幸没有发生更糟的事。”

基辛格后来写道：“最后那一句显示斯考克罗夫特的巧妙和细腻。我对那次会晤没办法像他那样客观地看待。”基辛格满腔怒火的电报在不眠之夜一封封发回华盛顿。斯考克罗夫特回电解释可能发生而没有发生的更糟的事情是：尼克松本还打算召见沙特大使，但是被黑格挡下了。基辛格回忆道：“等我的气消下去时，已是开罗黎明时分。”

在组织12月的日内瓦会议上，基辛格的唯一失败是没有能促成叙利亚的参与。对于哈菲兹·阿萨德总统来说，他的国家几个世纪遭受外国欺凌，这种感觉已经深深烙印在他的灵魂里，所以他是个怀疑心很重的人。当基辛格到了大马士革，他看到叙利亚总统坐在一幅宏大的油画下，画里的萨拉丁正击溃残余的基督教十字军东征的士兵。

基辛格试图用幽默和奉承打动阿萨德。他知道阿萨德在学英语，基辛格表示愿意帮忙，他说：“你会成为第一个会说带德国口音的英语的阿拉伯领袖。”他以为叙利亚人和其他阿拉伯人一样对他在女人方面的成功感兴趣，所以基辛格说了几个黄笑话。基辛格还拿西斯科开玩笑，说自己把他带在身边是因为担心他如果留在华盛顿会领导政变把自己推翻。这个笑话终于赢得阿萨德扑哧一笑，阿萨德自己也是在1970年叙利亚替巴解组织在约旦发动战争失败后通过政变上台的。

当基辛格提起日内瓦会议时，阿萨德表示在那之前应该在以色列军队撤离他的领土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在日内瓦会议前，应该先有一个脱离接触协议。”

基辛格说：“你想想看，我花了四年时间才解决了越南战争的问题。”

基辛格没有继续纠缠于这种大问题，而是跟阿萨德讨论组织日内瓦会议的细节：邀请函该怎么措辞，多快可以召开，邀请函中如何提及巴勒斯坦。

突然，阿萨德似乎变得比较好说话。如果需要延迟几天，他没有问题。有关邀请函的问题都是小事，他愿意随萨达特的意思。基辛格问：“那么关于'其他参与者’的提法呢？”这指的是提到巴勒斯坦的委婉语。

阿萨德说：“你和萨达特总统同意怎么写那封信，我都可以接受。”

基辛格开始觉得，阿萨德是个难缠的主儿的名声恐怕是言过其实，对信中内容他会有什么意见呢？

阿萨德说，有，信中有一部分“不正确”。

基辛格问，哪一部分呢？

阿萨德故作平淡地说，“信中说叙利亚同意参加会议，可我并没有同意啊”。

基辛格先是一愣，然后他突然意识到阿萨德对于邀请函的措辞那么无所谓，原来是因为他根本没打算参加那个会议。

但是，基辛格很快下了结论，叙利亚拒绝参加日内瓦会议反倒是好事，因为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开会就爆发大矛盾。基辛格回忆道：“说白了，没有叙利亚参加，对我们更好。”

他在大马士革吃了瘪，回到以色列时正好可以拿那事开玩笑。基辛格模仿阿萨德的样子，把他演成能屈能伸的伟大典范，然后—像对准后颈的猛力劈击一般—他提到他不打算参加会议。基辛格演得惟妙惟肖，可以媲美后来他在萨达特面前表演的他如何与果尔达·梅厄—他称她为“以色列小姐”—讨价还价到天亮时分的那场戏。

当日内瓦会议于12月21日在有一个空席位的情况下召开时，基辛格讲了一段与这个重要历史时刻有同样分量的语重心长的话。他说：“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命运自古以来就息息相关，起则同起，落则同落。”在近几个世纪，犹太人离散了，阿拉伯人被殖民者压迫。但是过去25年里，他们都有了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土地上，不信任、猜疑和仇恨的现实很不幸地与这块土地孕育的心灵教导相悖，因此我们必须让和解的声音响彻这块土地。”

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不在于会上发生了什么，因为什么也没发生。重要的是办成这次会议，使之能为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自1948年以来第一次在政治级别上举行面对面和平谈判盖上认可的戳记。此后，基辛格主要的挑战就是让这个会议风平浪静，好让他在没有苏联插手的情况下进行他逐步双边会谈的进程。数月之内，区域的每一个国家都视美国为区域的最强大势力，基辛格是那个倍增影响力的化身，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他的杰作。（摘自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版《基辛格传》516-523页，原标题：“通往日内瓦的路，197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