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后条屏为夫人许文锦女士所书岳飞《满江红》 人类的历史，大部分多赖文字记录的流传，得以保存至今。中国人对于思想与活动的记载方式和技术，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自有其特殊的地位。譬如现代世界上通行的书籍和读物，其基本特质是将文字用黑墨印在白纸上。在制作材料和生产方法的演进中，中国的贡献可以说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纸于公元前后在中国发明并应用于书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远在公元7世纪至8世纪，中国人便首先应用雕版印刷，而活字版的发明，亦远在欧洲谷登堡（Johann Gutenberg，约1397—1468）之前400年。由煤烟制成的墨，可以溯源到中国远古时代，其优良的特质，尤其光泽、吸附和耐久性，向为中外人士所称颂。在纸、墨和印刷术被结合采用以后，书籍才能大量生产，流通广远。 印刷术由反体取得正文的原理，是中国人最早设想的一种巧妙构思，而纸则更是文字记录最重要的载体。一般学者都公认，在古代文化交通的各种成就中，没有一种发明是可以和造纸术及印刷术的重要相比的，二者对现代文明皆有极其深远的影响。甚至在现代的日常生活中，虽然另有其他各种传播媒介，但至今都还不能代替纸和印刷术所具有的基本功能。 甚至在纸的发明以前，中国在文字记录的载体上，就已经有不少重要的发展。譬如远在古代，一些世界上其他民族所罕用的材料，像竹简和缣帛，只有中国人用以书写。其他如兽骨、青铜、石板等，虽亦曾为其他民族所采用，但在中国却使用得更普遍，也更精巧。至于毛笔，在中国很早就用作书写的基本工具，不仅影响了中国文字的风格，更创造了书法，成为中国杰出的艺术之一。由于笔墨和竹帛的结合使用，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古代思想和著述，就都记录在这些原始的材料上而得以世代传承。 中国人很早便致力于文字的机械复印。公元前1000年左右，浮雕的阳文印章和铜器字范的应用，以及其后使用雕刻100多字的大型木章，都已显示出这种努力于代替手抄复本的趋向。在纸的质量改进之后，印刷术发明之前，用刺孔镂花的纸版复印图案和画像，以及用纸墨拓印碑文的方法都已很普遍。尤其拓本技术，很近似雕版印刷，因此促进了文字大量复印的可能性。  （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5年出版） 中国文字记录的一个重大特点，便是它独有的持久性和延续性。这一特点使得世界上一个有创造性的远古文化，得以继继绳绳，绵延至今。中国文字除了一般文字通有的音、义以外，还有其特殊的形体，这种具有特殊形体的文字，超越了时间上的变化和空间上的限制，团结了中华民族，更造成了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文化整体。在古代世界曾经使用过的各种古文字，都已先后夭亡，只有中国文字仍为今日通行的一种活文字，在继续广泛地使用。3000年前所使用的一种书写符号，虽然数量已经增加，形体也有变化，但其构造的原则依旧，今天仍然继续使用，作为日常生活、大众传播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中国文字的悠久历史，不仅保存了中国人的理想与抱负，记录了历史上的盛衰与兴亡，更使得这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能得长存于天壤之间。因此，现代生活及社会上的许多现象，从口头上的成语、书写的顺序，以至一般礼俗习惯、思想行为、政教制度，都可追根溯源，有迹可寻。譬如中国文字的直行书写，甚至目前用现代技术印刷的书籍，有时仍采用狭直的行格，或在行格之间加用线条。有人以为这是增加版面的美观，而不知这种形式乃是根源于古代简牍的形制而来。这个悠长的中国文化传统之形成，主要的原因是自古以来，继续不断地采用古代的经典作为基本教材的结果。因此千百年来，人们只有钻研古圣先贤的著述才能平步青云，在社会上飞黄腾达，而其中所代表的古代思想、行为和制度，乃成为中华文明的传统。 中国文字的另一特色是它的普遍性和广被性。这种具有形体的文字，即使各地方言不同也可以共同使用；不仅中国人在使用，也是东亚许多其他民族的共同文字。他们虽各有自己的语言，但也采用中国文字的全部或一部，作为思想传播的媒介，如越南、朝鲜、日本及琉球，中国文字的应用于书写和书籍，在历史上都有一段很长的时期。直到如今，中国的方块字，仍被一些国家采用作为他们文字的一部分而无法割离，成为今天世界上被最多数人使用的一种文字。 中国古代文献的丰富和多产，也是世界文化中的另一项奇迹。中国古代的著述，无论质量和数量，都有很辉煌的成就，中国古典著作很多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作品，这已为许多国际学者所公认。而中国历史文献的丰富和详细，更没有其他民族的记载可以相比。自公元前722年春秋时代以来，直到今日，几乎没有一年缺少编年的记录。以数量来说，中国十三经的字数要数倍于同性质和同时代产生的《旧约圣经》。至于中国书籍的产量，直到15世纪末，比世界上其他各国书籍的总数还要丰富。而中国的丛书、类书、方志、家谱卷帙之繁，亦少有其他文字的著作可以相比。 公元前1世纪左右，因为书籍的数量增加且内容繁杂，由此产生了一种详细的分类制度，这是世界上最早将人类知识加以系统化的一种创举。最初的方法是将各种性质的书籍，归纳为六大类和若干细目。公元3世纪所制定的一种四部分类法，在5世纪定型为经、史、子、集，为中国目录学家沿用了1500余年，至今仍为编制古典目录者所采用。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将人类知识归纳为历史、诗歌和哲理的三分法，是现代西方各种图书分类法的基石，他的分法除了经部以外，其他和中国的类目完全相同。培根又在哲理之下，再分为神道、自然和人文三项，这和中国古代经典中将知识分为天、地、人的思想极为相似。中国自从隋代以来所编制的各种类书，便早已采用这种天、地、人的观念，以统御从各种文献中所摘出的繁杂条目。由于培根对中国文化的景仰，在他的著作中曾多次提到中国的发明和事物，因此他所提出的三分法，很可能受到中国思想和分类方法的影响。 中国文字记录的丰富、延续和普遍性是世界文化史上所独具的特色，没有其他民族或国家的文献可以相比。中国古代典籍在质和量方面的发展，更显示出古代中国在文化传播和学术研究上的辉煌成就。这些成果乃是中国文化的基石。因此要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发展和承传的过程，主要便得从这些古代文字记录的遗产中去探索。换言之，要了解中国古代典籍的制作、保存、传播和散佚的流绪，更需要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背景中去研讨。
中国古代的书籍和文字记录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的代表。本书以广征博引的资料、贯通中西的视野、精深通达的史识、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了中国文字记录从殷商至唐初刻于甲骨、镂于金石、书于竹帛、写于纸卷的发展过程、载体特点、内容特色、技术方法和性质作用，揭示了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其延续、多产和广被性在世界历史长河中独树一帜，没有其他文字记录可以相比”，生动诠释了中华文化继继绳绳，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成为“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文化整体”的独特精神标识。 六十周年纪念版，根据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4年英文增订再版本，收入了之前各中文本未收的夏含夷所撰后序《1960年以来中国古文字学的发展》，以及《重大考古发现（1899—2000）》《中国文化、书籍与文字记录年表》两个附录和参考文献，特别是参考文献汇集了20世纪考古发现和中外文献研究成果，以此可见钱存训先生为学之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并可作读者“为学之门径”。书前刊印钱存训的博士论文扉页，1960年芝加哥大学霍华德·文格（Howard W. Winger）教授、顾立雅（Herrlee G. Creel）教授向著名出版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卡罗尔·G. 鲍恩（Carroll G. Bowen）先生推荐出版钱存训先生博士论文的信函，以及1961年哈佛大学杨联陞（Lien-sheng Yang）教授关于出版此书的审稿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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