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族是居住在今陕西中部、甘肃东部的古老氏族部落。《国语·周语下》说：
相传帝喾之始姜嫄，履巨人迹受孕而生后稷（弃），“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史记·周本纪》）。 后稷善于经营农业，尧以他为农师，舜时因功封于邰，以姬为姓。 有人认为后稷是上古时期掌管农业以及农业事务官员的通称，而不是个人私名，后稷诞生的神话是周族按照商契诞生的神话传说编造的，弃在历史上并不存在。 周族真正的始祖是不窋，大约出生在夏朝。
窋即窑（《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不窋的称呼表明，周人在夏朝的时候还过着穴居生活，经济生活则与当地的戎狄相近，停留在游猎和粗耕阶段。 公刘时周人迁至豳（今陕西旬邑一带），社会经济有了较快发展。 公刘之后又九世到古公亶父时，为躲避戎狄侵袭，他率领族人过梁山，渡漆水，来到岐山脚下的周原定居。 在古公亶父的领导下周人在这里开垦农田，修筑城郭，逐渐摆脱了戎狄习俗，同时还设立“五官”，治理人民，周族开始建立早期国家。 迁到周原以后，周与商发生联系。 季历时，为共同抵御西方戎狄的入侵，殷周联合起来。《竹书纪年》说，季历朝见商王，受封地三十里，妻殷女，作殷“牧师”。 但周族的壮大，引起了商王朝统治者的恐慌，任用季历不久，便将其杀害。 季历死，子昌继位，因国力不足，还不能与商抗衡，便继续臣服于殷，为其西伯。 然而，周人的表面臣服，并没有消除商朝统治者的戒心，末代商王帝辛“囚文王于羑里”。周人贡献大量的牛羊、珠宝和美女，才将文王救出。 周文王回岐以后，一方面发展内政，增强国力，并开始计划“谋商”。  他针对商朝收容逃亡奴隶的做法，制定了“有亡荒阅”的政策，即对逃亡奴隶进行大规模的收捕捉拿，然后交给原主，并规定任何人不得擅自收留和藏匿他人的奴隶。 这项政策保护了奴隶主贵族的利益，获得了他们的广泛支持，为后来武王联合诸侯“翦商”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周文王积极扩张，他先是率领军队讨伐西方的犬戎和密等小国，巩固后方，接着又向东攻伐黎、邗、崇，深入殷商腹地。 其时，周已“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论语·泰伯》）。于是，文王便将都城迁至丰（今陕西长安县沣河西岸），准备进攻商朝。 文王死后，子发立，迁都于镐（今陕西长安县沣河东岸） 积极准备伐商战争。 相传武王“东观兵，至于孟津”，“诸侯不期而会孟津者八百”。（《史记·周本纪》） 但是武王认为，面霜的时机尚未成熟，所以没有继续东进。 两年后，纣王杀比干，囚箕子，商太师和少师去殷归周，商统治集团彻底分崩离析，武王才觉得时机已到， 于是亲自率领大军伐商。 当时除周人以外， 军中还有庸（今湖北房山附近）蜀（今四川成都北）羌（约今陕甘青地区）卢（今湖北西部）澎（今四川彭县附近）等部族。 公元前1047年，周武王在牧野大败商朝军队，商纣王自焚而死。  史学家一般以牧野之战的次年，作为西周的始年。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从武王伐纣建国至幽王犬戎破镐京，共传12代，13王。 西周控制的地域西起今甘肃东部，东达海滨，北起今辽宁，南达长江，是三代中实际控制疆域最大的王朝。诚如《左传·昭公九年》周大夫詹桓伯所言：
 灭商后，武王一方面笼络安抚商朝遗民，封纣子武庚于商朝故地，释放被囚的贵族箕子和广大平民，修比干之墓，打开府库散发财物、粮食。 另一方面，他将商王畿分为邶、鄘、卫三国，由其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分别统治，以监视武庚和殷遗民，即所谓的“三监”。 牧野之战后两年，武王便因病而死，成王继位，因其年幼，武王弟周公摄政。 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管叔、蔡叔不满周公摄政，便联合蠢蠢欲动的纣子武庚以及东方的徐发动叛乱，新生的周政权岌岌可危。 面对十分严峻的形势，周公和邵公“内弭父兄，外父诸侯”（《逸周书》），一方面由邵公辅佐成王，而周公则亲率大军东征平叛。  经过三年的艰苦战斗，叛乱被平定下去，周公在洛邑（今河南洛阳）营建东都，以便加强对东方的统治。这样，西起岐阳，东到圃田，所有泾、渭、河、洛地带都成了周王朝的京畿。 西边的关中平原，以镐为中心，是周人兴起的根据地，称“宗周”，东方的河洛地带，以东都王城洛邑为中心，是保卫宗周和镇抚东方诸侯的重镇，称“成周”。 由此，从镐到洛邑绵延数千里的东西连成一片，成为周统治天下根基。更重要的是，周公东征平定叛乱以后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封邦建国”或称“封藩建卫”活动。 周代分封始于武王，成王时达到空前规模，而成王时的分封主要是由周公主持的。 分封遍及周王朝的全部疆土，分封以同姓贵族为主要对象，包括异姓功臣和古帝王之后。据载：
分封诸侯使西周政权在全国建立起来，周公又治理作乐，协调了贵族重的等级关系，社会得以稳定。  当时的统治者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到成王成王亲政时，社会出现了繁荣景象。 西周的兴盛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史记·周本纪》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年不用”，这就是所谓的“成康之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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