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敦平：张老师您好，我受《美术观察》的委托，想对您的艺术求学、创作及教学管理等经历进行访谈。首先请您谈谈早年的成长经历，您是怎样走上艺术道路的？
张治安：我小时候跟着奶奶长大，奶奶经常带着我去听戏看戏。我的妈妈做面食时也常常捏一些小狗小猫之类的动物，我觉得很美，从小就沉浸在中原文化氛围里面，深受启迪。读小学时的美术老师叫李鹏霖，他很喜欢我，常常画画给我看并鼓励我画画。小学同学中有一个叫李宇明的好朋友，他的爷爷是民间的书法篆刻家，我每天晚上吃完晚饭后都会到李宇明的家里，听他爷爷给我们讲授篆刻的技巧和道理，每次我都会很认真做笔记，这些笔记就写在很便宜的毛边纸上，这些都是我对艺术的初始印象。小学毕业时，我因为成绩优异获得保送中学的资格，李鹏霖老师建议我选择郑州二中，因为郑州二中的美术老师林国选是早年杭州艺专毕业的，在郑州很有影响力。我进入郑州二中后成为林国选老师的得意弟子，开始接触中国画，并在1959年参加郑州市美展。1960年初中毕业后我考入了郑州市艺术学院继续学习中国画，但在一年多后，郑州艺术学院因国家宏观调控停办了，学校给同学们安排进工厂工作。我还想继续读书，就没有去单位报到，但又不愿意给家里增加经济负担，于是就打起了各种短工。曾经在郑州市文化部门当过临时工，后来工作于郑州市卫生学校，画过各式各样的医科教学挂图，如人体的各种器官到整体的结构等。这也算是为日后的人物画创作积累了基础，与此同时，我利用一切时间继续学习中国画。1967年，张治安（左三）带领学院同学徒步重走长征路
许敦平：您少年成名，曾参加郑州市美展与河南省美展，当时的创作是怎样的情况？
张治安：那个时期我一边打着临工一边研究中国画，正是社会的历练使我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并想通过画笔表现出来。记得有一次我背着一小袋红薯干粮，只身进入邙山深处体验生活，并画了一批山水写生。平时也经常到人多的地方，画了很多人物速写头像，创作《庙会》这件作品时我16岁，后来《庙会》这件作品参加郑州市美术作品展，获郑州市文艺创作三等奖，之后又参加河南省美展。
许敦平：您是在怎样的机缘下到广州美术学院学习的？大学期间，您的创作受到了哪些老师的影响？
张治安：那时候广州美术学院面向中南五省招生，广州作为中国的南大门，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1965年我从河南省以优异成绩考入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大学时期虽然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以致学业一度中断，但我在专业上一直很刻苦，也深受老师的鼓励。那时候黎雄才、杨之光、陈金章等先生都为我们上课，什么都画，这也为我日后的中国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许敦平：1979年您考取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当时的研究生教学与创作是怎样的情况？
张治安：1970年我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广州市文化局美术创作室工作，记得有一次我和美术界几个同仁举办小型画展，邀请关山月先生去指导。关先生看了我在校期间画的山水画写生作品《牧歌》，并询问我的学习经历，对我赞赏有加。我趁机向关先生求教，关先生在得知我学画的经历以及求学过程遭遇的苦恼后，很热情地激励我要坚持画画，还说：“那你什么时候到我家来，我教你！”这使我大受鼓舞。我很珍视能当面聆听关先生教诲的机会，在关先生家里，他给我示范梅花画法，一边画一边讲授画理画法，最后还把画送给了我，成为了我的珍藏和美好回忆。在文化局工作也接触不少省内外优秀美术创作人才，视野开拓了不少。广州地处改革开放前沿，思想比较活跃，广州美院是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拿到硕士授权点的单位，那时候师资比较匮乏，急需补充新生力量。当时的研究生是作为专业师资储备培养的，关山月、黎雄才两位先生作为导师组成员经常会对我们的作品进行会看和提出指导意见，陈金章老师负责我们几个研究生的具体指导工作。我们的学习氛围很宽松，在学院可以见到很多以前没有见过的欧美、日本以及我国港台地区的画册、杂志，自由讨论各种艺术思潮，老师对我们也是持宽容和支持的态度。1992年，张治安（左三）在广州美术学院迟轲教授学术研讨交流会上
许敦平：现在所见到的您早期的作品山水画较多，况且您当时读研时的导师多为山水画名家，如关山月、黎雄才、陈金章、梁世雄等。将山水画的意境和手法融入花鸟画，这与您山水画创作有关吗？后来又是怎么走上写意花鸟画之路的？
张治安：我读研究生之前就积累了很多美术创作经验，也学习和探索了不同的艺术样式，画过不少人物画、年画和山水画。考上研究生时我想在山水画方面有所发展，况且我的导师们都是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山水画大家。但当时国画系写意花鸟画师资亟待补充，我就在导师的建议下选择了写意花鸟画的研究。当时我不满足于传统写意花鸟画所寄寓的小情小趣，此前在人物画和山水画方面也下过苦功，我想把山水画的境界和手法引入花鸟画中，将花鸟对象放到宏大的自然中去，使得写意花鸟画富于笔意墨趣，又能兼具天地大美和人文观照。为此我做了大量的笔墨探索和实践，特别是对于青藤、白阳、八大、石涛以及扬州八怪一路表现性的笔墨语言尤加关注。加之那时我对汉魏碑刻也多有留意收集，那时简帛书出土很多，对秦汉简帛书的意趣和韵味也多有留意，力追其质朴宕逸之风以及汉魏六朝的雄浑风格，这对于我作品风格的塑造起到很大影响。《知春图》和《落红》都是我读研究生时创作实践和思考追求的阶段性作品。 2002年，全国艺术院校教育专业改革座谈会在广州美术学院举办，前排左七为张治安，时任广州美术学院院长许敦平：您读研究生时的毕业创作《落红》《知春图》等作品已经具有明显的个人风格，正所谓“出道即巅峰”，请您谈谈攻读研究生时是如何思考和创作的？
张治安：我认为，好的艺术作品需具备三个方面的品格：时代精神、民族气派和个人风格，三者缺一不可。我读研期间对历代梅花作品关注颇多，观梅画梅成为那个时期的偏好。也常常从身边物象联想到梅花的意象，《落红》就是由美院陈列馆后面那棵大叶榕裸露虬曲的根部联想到卧梅的意象。由落花与根的关系联想到万物相生相守的情意，以此观物，万物就有了通欢。《知春图》力求规避传统画梅的程式和手法，以直观意象出发，但不同于西方绘画的直观对写，在兼顾对象自然美和笔墨穿插经营的处理之上，保留笔墨挥写和墨韵淋漓之美。光、影斑驳和笔迹墨韵恰当地表达我彼时驻足雪中观梅的心迹。张治安 落红 纸本水墨 96×121厘米 1984张治安 知春图 纸本水墨 138×138厘米 1982
许敦平：您的作品《驻春图》《一树独先天下春》均参加第六届和第八届全国美展。您的绘画风格是怎样形成的？
张治安：绘画风格的形成是一种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结果，所谓种瓜得瓜。我十分注重个人视觉审美感受及心迹的表达与笔墨语言的契合，既要合乎自己的“心迹”，也要展示写意花鸟画笔墨语言之美。《驻春图》所选取的角度，侧重于松花初绽时蓬勃而葱翠的鲜活审美感受。传统很少有表现松花的作品，画松花是源于我一次山行游观的体验。作品也是酝酿良久才下笔的，而且是一次完成，保持感觉的鲜活和笔墨的生拙趣味。《一树独先天下春》是大约时隔十年之后所画，那时学校公务颇多，正好1995年要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广州美术学院院展，带动年轻教师创作热情，我得带个好头啊。作品意象也是酝酿已久，在临近交稿的夜里一挥而就的，第二天再收拾调整一下，用淡黄色点了一下花蕊，再用花青烘染，以凸显林下水边、拒霜傲雪的寒梅意境。这画后来被广东美术馆收藏，同时期还画了这幅《听月》。写意花鸟画以花鸟树木为题材，但并非对普通花花草草的描绘，而是要将人生的格局、时代的情感以及中国文化精神的传承使命融进去，才能把画画好。要有胸襟和情怀，并以此为出发点去思考问题，不要把风格面貌作为艺术追求的目的，要把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和感悟都融到画中来，这样才符合“写意”的精神。张治安 驻春图 纸本设色 138×138厘米 1982张治安 一树独先天下春 纸本水墨 150×162厘米 1994许敦平：1982年您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得意忘象——初探写意花鸟画的“意”》，探讨中国写意精神本质的问题，在当时反响很大，今天读来仍然有指导意义，在当时您是如何思考这样的问题的？
张治安：可以说我们那代人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我出生在十三朝古都洛阳，从小在中原地区长大，对于传统深沉宽博的汉唐文化耳濡目染既久，骨子里对于传统艺术精粹有着极大的兴味。读研究生时适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讨论，学术无禁区，文艺界对于真善美的标准、形式与内容的探讨也日益活跃。中国艺术精神的本质就是“写意”，把握这点我就不断思考，并和创作实践积累相互参证，所以在写论文的时候如有神助。那时恰逢在杭州超山观梅，专程拜访了王伯敏先生并向他讨教，成文之后也得到关山月、陈少丰两位先生的首肯，所以很顺利地通过了答辩。许敦平：迟柯先生评论您的作品是“画气不画形”，您虽然长期身处领导岗位，但笔墨修养在持续提升。我每每品读您的作品也有这种印象，您认为写意花鸟画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对于写意花鸟画后学，您有什么建议？
张治安：吴昌硕是集诗书画印于一身的艺术大师，他的作品以金石入画，大气磅礴，透出一股苍劲郁勃之气。他经常在画语和题跋中提到“气”，如“作画时须凭一股气”“苦铁画气不画形”，笔下墨色沉郁苍厚，劲笔横扫无所顾忌，以浑厚华滋的草篆笔法入画。我作画也追求雄浑朴茂的金石趣味，金石朴学在清代乾嘉之后盛行，对写意花鸟画的影响尤其大，在金冬心、赵撝叔、吴昌硕的实践推动下遂为金石学派。写意花鸟画首重“写”“意”二字，以书入画，以意抒怀。金石趣味只是诸多风格中的一种，学习写意花鸟画还在于综合的文化素养。年轻人朝气蓬勃，视野开阔，不拘一格，善于汲取各种艺术样式和语言，这是你们的优点。但也要持之以恒，增强文化自信，要内外兼修。峰高无坦途，从艺者需勇闯三关：窘于法，障于人，困于己。透此三关，方可直抒性灵，方能达自由境界，即所谓：“筌蹄摈落出新意，始是优游透网鳞。”法本为我所用，为法而法，则不知意为何物；刻意求法，则离艺术之旨逾远。中外大师风范，足资后人借鉴，若以模仿代替创作，则有口无心，毫无真恳之意可言。离开艺术的“源”而只在“流”讨生活，充其量只能得二流三流而已。如果沾沾自喜于一己之见，以不变应万变，则不知天外有天，故步自封而已。许敦平：您研究生毕业以后在中国画系任教不久即到学院任领导岗位，既有一线的教学经历，又统筹学校的发展，对于中国画基础教学您觉得重点应当抓哪些方面？
张治安：1982年我研究生毕业，带了差不多一届的学生，方土、陈湘波、王小燕就是那时上学的。能考上美院的学生都很优秀，学习能力都很强。我不在教学一线已经很久了，虽然此前和你们年轻人接触很多，无论时代怎么变，对于中国画基础教学，第一口奶很重要。中国画学习，关键要解决摹古、写生、写意三个问题。摹古重法度、写生重描绘、写意重表现。广州美院的中国画基础教学有很好的传统，比如“四写”的训练，基础的东西要抓早抓实。也不要刻舟求剑，一味摹古，要有胸怀天下的器识，多读书，陶冶性灵，变化气质。
许敦平：您先后带了不少研究生，他们的艺术实践路径和风格多有不同，您是如何对他们进行指导的？
张治安：在教学上特别是研究生教学，启发式思维很重要，要引导培养学生好的思考方式和观察方法。悟性好的学生只要勤加用功，必能小有成就，作为导师，我只是在学生有好的想法和做法时助推成就其达成愿望而已。张治安 登高临远 纸本设色 136×135厘米 1983许敦平：您长期在广州美院的领导岗位上工作，主持工作期间，广州美院的发展状况是怎样的？有哪些开拓性的工作？
张治安：我是1965年来广州美院读书的，至今已经整整58年了，除了在广州市文化局工作的9年，49年都在广州美术学院度过，从本科生到研究生，再到教师，我对美院充满感情。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在国画系任教，到1985年成为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可以说见证了广州美院在改革开放后的蓬勃发展。
1985年到1992年，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飞跃发展的年代。广美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在美术教育领域里受到经济大潮、西方美术思潮的冲击也大。如何面对形势的发展，当时各方的认知不一致。我觉得要正面应对，就是要把国家政策的积极因素用好、用足、用透，发挥积极作用，要顺应潮流去做事，为广州美院做几件实实在在的事。当然，我们也面临着全新的课题，经济大潮的冲击也给学校带来有利的一面，学校当时经济很困难，该怎么样办学？1985年前后，上级允许我们自己搞创收，我认为办公司能解决当前的办学困境，对学校发展大有好处。同时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我们率先开办现代设计教育。办公司的第一个出发点就是筹集办学经费；第二是培养师资，要通过社会实践培养师资；第三是积累教材，通过实践把国外的设计理念和教材吃透了，积累改造成符合我们自己实际的教材。20世纪90年代初期，集美公司产学研的初衷基本得以实现，既为学校发展补充了经费，又为设计教育培养了师资。学校设计教育蓬勃发展起来了，改善了教职员工的生活，也给国家增加了税收。张治安 春雨蒙霏 纸本水墨 68×68厘米 19871992年以后，我实际负责组织决策、用好干部这两件事，我觉得组织决策就是党委班子集体智慧的体现，用好干部主要是选对人。1992年新班子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上，我就说几句话：第一，政不必己出，功成不必在我。谁的意见对，我就听谁的。第二，讷言敏行，要赶快干，不要吹牛。只要是对国家、对学校、对师生有利的事就干。第三，有功不居，其功不去。古今中外只有不上台，没有不下台的，上了筏子就是为了到达彼岸。为学校踏踏实实做几件事，咱们就可以上岸了。我们那时候仅仅做了些广州美院发展过程中的基础工作，如校园建设、教师安居、学术形象、学科建设、校产开发等。当时学校教学用地少，制约学校的长足发展，教师的住房条件差，解决安居问题面临的困难很多。我的总体思路是国家拨款和集资建房两条腿走路，集资建房得到的好处是一步到位，满足了居住和创作场地的要求，从而调动了大多数人的积极性。1992年，学校的综合改革方案计划三到五年解决住房问题，新教学大楼的建设也是我们自筹资金，再让政府补贴。后来又建成了现在的昌岗校区美术馆，同时建起了大学城新校区，形成了“一校两区”的新格局，解决了教学发展的瓶颈问题。2004年我在大学城校区主持了一次开学典礼，这也是我最后一次作为院长讲话。在我卸任的时候我很欣慰，大学城校区建设得很好，生机勃勃，而昌岗校区代表着广州美院的历史，相得益彰。张治安 写意小品 纸本水墨 34×23厘米 1999许敦平：1995年广州美术学院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院展，美术界的反响很大。作为当时学校的主要领导，您是如何筹划和展现“广美力量”的？
张治安：1985年前后，随着西方美术思潮的冲击以及改革开放经济大潮席卷而来，到20世纪90年代，如何提高教师的教学创作积极性成了学校有识之士最关心的问题，省外美术界有一种“广东没有学术、没有创作”的误解，需要用实际行动来回应。当时我认为解决这类问题不能只靠开会发文件，应该用可操作的行政行为来解决问题。1992年，经学校党委充分讨论决定，1995年学校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广州美术学院作品展”。从决定举办这个展览到成功举办，用三年时间，全校教师集中起来搞创作，抓教学成果，大家对在北京做展览充满期待和信心。
我觉得，对于搞艺术的人来说，最能凝聚教师力量的方法就是给他们树立一个学术目标，他们也都愿意为树立学校的学术形象而拼搏。在展览中，我们的造型艺术提升精品意识、设计艺术体现当代性。展览开幕时八大美术学院的领导全来了，我说我们就要搞一个干干净净的学术性展览，在美术馆前设两个长方形的广告牌合并起来就写“广州美术学院’95院展”几个黑字体，一目了然。展览之前《美术》《装饰》等杂志，还有全国各大美术类杂志、报刊都专题介绍了广州美院各学科的情况和成果，为展览做了铺垫。展出之后，《人民日报》海外版等报纸杂志又做了后续报道。当时全校的教职员工在布展的时候鼓足干劲心往一处使，让我很感动。展览达到了预期效果，回应了社会关切，也为广美树立了鲜明的学术形象。1995年我还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和该校文物馆主办的“大专美术教育研讨会暨大专学生作品交流展览”，利用改革开放地缘优势加大和港澳地区台及东南亚的交流。并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迎接东方的世纪》（在“九十年代中国美术创作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载于《美术》1995年第3期），这篇论文后来还获得改革开放的论文金奖。张治安 听荷 纸本水墨 150×162厘米 1993许敦平：您的两件重要作品《听荷》《一树独先天下春》都是在这个时期（1995年）创作的。您的作品多为梅花、荷花、菊花、牡丹、鸡冠等传统题材，特别是梅花的创作实践更具有独特的个人面貌，作品既有传统大写意花鸟画的意趣和境界，又富于时代的蓬勃朝气和张力。对于传统题材如何出新意，您是怎样思考的？
张治安：我前面讲了，不管画什么题材都要将时代的情感、人生的格局以及中国文化的传承融进去，才能把画画好。传统题材也是这样的，画什么不重要，怎么画才是最重要的。只有遵从自我感受的表达，才能有自我的面目。所谓时代性，就是你自己对当下的态度和做法，关注现实，面向生活，用心去观察、思考和表达。
许敦平：今天的中国画创作依然面临新时代的发展命题，能否给我们谈谈您的观点与主张。
张治安：中国画的文脉不断，中国画艺术创作就必能回应新时代的命题。今天中国画面临的问题，我想可以用一百年前岭南画派先贤所碰到的困境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来回应，就是关注现实，回应时代的要求。岭南画派倡导“折衷中西，融汇古今”，其核心精神是国画革命，对中国画进行改革，核心就是鼎革创新。这种精神主导使得岭南画派的风格不会停留在一种艺术样式上，一个地域画派也不可能局限于一隅。我们应该把高剑父先生的艺术主张看成是一种艺术观念，而不是一种样式。今天广州美院学子的艺术形式更加多元和开放，我想与岭南画派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更何况在信息如此发达、全球化飞速发展的时代，不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就会闭塞耳目而浅陋自大，但如果丢掉民族文化就将失去中国画文脉和特性，我对中国画的未来充满信心，正是基于这一百年来中国画历次变革的历史经验以及当前的文化自信自强而得来的。（本文由录音整理，经张治安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