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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刻十行本《十三经注疏》诸经，传世零本不少，但大多是经明初、明正德、明嘉靖等多次修补的后印本，未经修补的元刻元印本极为难得，目前所知仅美国柏克莱大学藏《周易兼义》、北京大学藏《附释音尚书注疏》、国图藏《孝经注疏》数种而已。[1]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铁琴铜剑楼旧藏十行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原著录作“元刻明修本”。实际上此本是一部极为难得的元刻元印十行本，与今存元十行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其他印本相比较，此本刻印精良，文字优胜，未见补版、修版痕迹，可反映元十行本本来面貌，具有重要的版本文献价值。 一、国图藏元刻十行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 国图藏元十行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索书号3288，为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钤有“毛氏图史子孙永保之”、“海宁杨芸士藏书之印”、“秀实别号芸士”、“海宁杨文荪”、“恬裕斋镜之氏珍藏”、“虞山瞿绍基藏书之印”等藏印。[2]“毛氏图史子孙永保之”为毛氏汲古阁藏书印。杨芸士即杨文荪（1782-1853），字秀实，又字芸士，浙江海宁人。杨氏好许、郑之学，与嘉、道诸学者多有过从，《思适斋集》卷前有杨文荪序云：“嘉庆辛酉，仪征相国抚浙，延元和顾君涧苹及武进臧君拜经、钱唐何君梦华同辑《十三经校勘记》，寓武林之紫阳别墅，余始与顾君订交。”[3]杨氏喜收藏，所蓄宋元善本、旧抄本甚富，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著录其藏江声校本《春秋公羊注疏》。铁琴铜剑楼亦多收其旧藏，如元刊本《文粹》、旧抄本《乐全先生文集》、旧抄本《陵阳先生集》等，皆见于《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著录。国图藏此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由毛氏汲古阁、杨文荪、瞿氏铁琴铜剑楼递藏，堪称流传有绪之善本。（图一）
图一 国图藏元刻十行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 经目验，此本以偏黄色竹纸刷印，刻字清晰，墨色莹润，版式统一，未见补版、修版痕迹。可偶见断版及漫漶叶，板框、界格经墨笔描润。书前空白叶粘贴题签，墨笔书“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宋刊，三十二本”字样，并“恬裕斋藏”钤印，为瞿氏铁琴铜剑楼原签。半叶十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二十三字，白口，双顺鱼尾，左右双边，有书耳。版心上镌本叶大小字数，中镌“秋疏几”，下有刻工名。刻工包括：仲高、安卿、文粲、善卿、以德、君善、英玉、君美、古月、朱文、寿甫、王荣、余中、德甫、仁甫、德远、德成、善庆、国佑等。前有正义序，缺第1-2叶。卷一题“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卷第一”，署“国子祭酒上护军曲阜县开国子臣孔颖达等奉勑撰”，“国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赠齐州刺史吴县开国男臣陆德明释文”，他卷署“杜氏注孔颖达疏”。经传大字，注文小字双行接大字，释文以小圆圈相隔接注文。正义以墨围大字“疏”字标识，出文与“正义曰”之间有小圆圈相隔。全书刻印精整，版式整齐，与常见元刻明修十行本的印面模糊、版式零乱完全不同。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以下简称“《铁目》”）卷五著录《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第一部“宋刊本”，即国图藏此本。前人多不知十行本有宋刻、元刻之别，而误认元十行本为宋本，如阮刻《十三经注疏》以元十行本为据，而号称“重刊宋本”，《铁目》定此本为“宋刊本”亦如是。不过，《铁目》在此本印刷时间的判断上，却显示出敏锐的洞察力：“是本全书无明代修补字，纸墨如新，毫无缺损。凡遇有模糊处，其笔迹尚可推寻，而修版本已为墨丁，或径臆改。可知是本所模糊者，至正德时已更不可识，其为元时印本无疑。尝以阮氏《校勘记》所载庆元间沈中宾刊本核之，往往相符。用是知阮氏所据，乃屡经修改之本，故多譌脱。而间据宋本订补，则无不与是本暗合也。” [4 ] 铁琴铜剑楼除藏有此本外，还另藏有一部正德修补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铁目》通过家藏正德修补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与此本相比勘，判断此本为元时印本，无明代修补字；又与阮元《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相较，列此本文字优胜处甚多。 《铁目》认为此本未经明代补版，文字较后印本优胜，阐明了此本不同于其他后印本的独特价值。可惜《铁目》此论未能引起后人充分重视。又或因其“宋刊本”、“元时印本”的认定，此本刊刻时间既已改订为元代，则所谓“元时印本”无所著落；常见的元十行本多明代修补，编目中习而不察，遂将此本推而为“元刻明修本”。1959年版《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即著录为：“元刻明修本，三十二册，瞿捐。”1987年版《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沿袭：“元刻明修本，三十二册。十行十七字，小字双行二十三字，白口，左右双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2496号）将此本与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十数家馆藏本合并著录为一条款目，亦作“元刻明修本”。 二、元刻十行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诸印本之比较 按元十行本《十三经注疏》历经明初、明正德、明嘉靖等多次递修，存世诸经零本颇不稀见，多为修补后印本。其版式凌乱，印面邋遢，文字错讹，往往不为人所重。而未经修补的元十行本早期印本，则极为稀见难得。《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存世印本亦不尠，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即有十几部，包括国图此本在内，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等藏有全本，浙江省图书馆、天一阁等藏残本，皆著录作“元刻明修本”。北京市文物局等藏《十三经注疏》之《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亦经明代递修。阿部隆一《日本国见在宋元版本志经部》著录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元刊正德修补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一部（陆心源旧藏），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明正德、嘉靖递修本一部。[5]台湾“国家图书馆”藏四部，其中两部全本，皆有正德及嘉靖补版；两部残本，分别著录作“元覆南宋刘叔刚刊明初印本”、“元覆南宋刘叔刚刊明初修补本”。[6]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部杨守敬旧藏本，据阿部隆一《中国访书志》著录，为明正德修补本。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亦有藏本，《中国访书志》著录明初印本一部，明正德递修本两部等。[7] 根据诸家著录、影印本、网上资源及书影比对，可知今存元十行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诸传本，印刷时间颇有参差，其中绝大多数为明代补版后印本。未经补版的印本，除国图此本外，还有台北“国家图书馆”藏一部残本（存二十八卷），从网上发布之全文影像看，其印面不甚清晰，印刷时间当在国图本之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本据著录亦未经补版，但《中国访书志》言其卷中往往有缺叶及漫漶严重叶，印刷时间定为明初。除此数部较早印本外，台北故宫本、静嘉堂本、天一阁本（有网上全文资源）等有正德年间补版，无嘉靖以后补版叶，其印制时间当即在明正德后期至嘉靖前期，属于中期印本。北京市文物局藏《十三经注疏》本（有《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本（有网上全文资源）、台北中央图书馆藏两部全本（有网上全文资源）等，则为晚期印本的代表，这些印本中既有明正德时期补版，还有大量新增的明嘉靖时期补版。 我们选取较早印本之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残二十八卷本（以下简称“央图本”）、中期印本之天一阁本、晚期印本之北京文物局藏《十三经注疏》本（以下简称“文物局本”），以卷三十九为例，与国图藏元十行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相比较，看看不同印本之间的版刻与文字差异，及国图本的独特之处。 国图本卷三十九皆原版，版面清晰，第5叶下半面稍有漫漶，第15、16叶有横贯的断版，但字迹皆可辨。央图本本卷亦皆原版，但较国图本明显晚印，第5叶下半面国图本漫漶之处，此本字迹已残损难辨；第15、16叶国图本断版之处，此本断裂更甚，部分文字已残损。又第19、20叶国图本版面清晰无损，央图本则出现横贯的断版。至天一阁本，其第5、15-16、19-20已被补版取代，版心刻“正德十二年”字样，为正德十二年补刻叶。第21叶缺叶抄配。其他为原版，原版版叶印面漫漶。至文物局本，其第5、15-16、19-20数叶沿用了正德十二年补版，第21叶仍缺，另有第7-8、18三叶为更新的补版，版心上刻“怀陈校”等明代校勘者名。文物局本存留的原版版面更为漫漶，书版上下四角处多经局部修整，版心大小字数、刻工名、书耳等往往被剜除。补版与原版之间版式、字体有明显差别，板框尺寸参差不齐，整体来看颇为混乱。即使原版，因多次印刷损坏、局部修整、剜除刻工书耳等项，面貌亦与早印本大异。反观国图本版式齐整、刻印精良，可见元十行本真正面貌。（图二）
图二 卷39第19叶诸印本比较（左为国图本，中为央图本，右为文物局本） 版式、字体之外，不同印本之间文字上亦有相当的差异，以国图本为胜。如卷39第5页下半面第一行，国图本“共子展守国”，“共”字清晰无误。央图本“共”字已模糊不清，至天一阁本、文物局本本叶为正德补版，“共”字误刻为“兵”字。第7行“藩屏王室”，国图本“屏”字字迹清晰，央图本已漫漶。天一阁本补版此字似作“展”，亦已漫漶不清，有后人朱笔校改为“屏”字。文物局本与天一阁本同为正德补版，而此字挖改为“言”字，当出自臆改。又末行“刑人”二字，国图本虽有模糊，而字迹可辨。央图本此处已残损，天一阁本补刻时不详其为何字，此处遂形成墨丁。至文物局本，此处墨丁被改回“刑人”二字，为嘉靖后印本校订成功之例。 又如卷39第16叶，上半叶第4行“凡十四事”，国图本“凡”字在断版处，已有残，央图本更难辨认。天一阁本、文物局本补版此作“之”字。第8行“猜疑在下”，国图本、央图本“猜”字迹清晰，而天一阁本、文物局本补版误刻为“倩”。下句“数迁徙者”，国图本、央图本“徙”字当断版处，但可辨认。天一阁本补版将“徙”误刻为“德”，或缘下行“德”字而误。文物局本发现正德补版之讹，遂挖改“德”字为“徙”。（图三）下半叶第3行“五等之声皆和”，国图本、央图本“声”字亦在断版处，残缺上半字，天一阁本、文物局本补版误为“宣”字。第6行“刘炫”，国图本、央图本“炫”同，天一阁本、文物局本补版作“玄”。第7行“令知不然者但颂之大体”，“令”、“但”国图本、央图本同，“但”字在断版处。前者天一阁本补版仍作“令”，而文物局本挖改为“今”；后者天一阁本、文物局本皆作“商”。第9行“欲褒崇鲁德”，国图本、央图本“欲”字稍有残损，天一阁本补刻作“似”，文物局本又挖改为“欲”。
图三卷39第16叶上半叶局部比较（左上国图本，右上央图本，左下天一阁本，右下文物局本。天一阁本“凡”误为“之”，“徙”误为“德”。文物局本“之”同，“德”挖改为“徙”） 以上国图本、央图本、天一阁本、文物局本为代表，可形成一个完整的印本链条。国图本有少量断版和漫漶叶，尚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初印本，但其绝大部分版叶印面清晰，刻印精良，文字优胜，未见补版、修补痕迹，可反映元十行本本来面貌。央图本亦未经修补，但其印刷时间明显在国图本之后，印面清晰度上远远逊色，且多有断版、漫漶、残损处，又为残本。天一阁本为明正德时期修补后印，其补版叶多有误刻，原版叶更为漫漶残损。文物局本在明正德补版基础上，又有新的补刻，并对原版及正德补版进行了大量修整，文字上有校正，也有臆改。在今存元十行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诸印本中，包括在今存所有元十行本《十三经注疏》诸经传本中，国图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都属于极为难得的早印本。 三、国图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的学术价值 国图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未经补版，保存了元十行本最初面貌。其文字未经补版误刻及后人擅改，明清诸本讹误之处，此本往往不误，而与宋庆元刻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相合。《铁目》将此本与阮元《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核校，列此本文字优胜处甚多，从中可见此本的校勘价值。除此之外，笔者以为国图本的学术价值，更在于它在《春秋左传注疏》（也包括整个《十三经注疏》）传刻链条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我们知道，《春秋左传注疏》及《十三经注疏》传刻过程中，元十行本据宋十行本翻刻，闽本据元十行本翻刻，监本据闽本翻刻，毛本又据监本翻刻。而殿本以监本为底本加以校正，阮元本以元十行本为底本加校勘。元十行本上承宋十行本，下启闽、监、毛本及殿本、阮刻本，在《十三经注疏》传刻链条中具有承上启下、至关重要的地位。而在元十行本历经修补后印形成的印本链条中，国图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又占据首位，反映的是元十行本最初的面貌。明清诸本由元十行本后印本而来，元十行本后印本及明清诸本中的种种问题，往往可追溯至国图藏此部早印本。其文字既可证诸本之讹误，亦可证诸本讹误形成之原因。 以上文所举卷三十九第16叶为例，本叶国图本的一处断版，在补版后印本及明清诸本中就形成了多处异文。如本叶上半面第4行“自'直而不倨'至'行而不流'凡十四事”句， “凡”字在断版处，国图本已稍有损坏。国图本印行之后至明正德时期，此处书板断裂当更为严重，“凡”字已无法辨认。故明正德补版时，或据上下文义臆补，将此字刻为“之”。闽本以元十行本修补印本为底本，因“自'直而不倨'至'行而不流'之十四事”句意尚可通，故闽本沿之不察，同作“之”字。其后监本、毛本、殿本递相沿袭，皆作“之”。此处阮元《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据八行本出校，指十行本后印本之误：“宋本'之'作'凡'，不误。”[8]又下半叶第7行“但颂之大体”，“但”字亦在断版处，正德补版时此字被刻作“商”，闽、监、毛本及殿本亦皆沿袭作“商”。此处阮元《校勘记》亦据八行本出校，指十行本后印本之误：“宋本'商'作'但'，是也。”[9]今检国图藏宋庆元刻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及日藏单疏本《春秋正义》，[10]此二处皆与国图本相合，可证元十行本原刻无误，误字始自元十行本的补版后印本，明清诸本皆沿袭。后世诸本误字形成之原因，于国图本清晰可见。 国图本除少量版叶有断版外，还偶见书板残损或漫漶叶，如卷三十二第5-6叶上半段残缺（有墨笔抄补），卷六十第25- 26叶上部漫漶，第27-28叶全叶漫漶。此或出自书板存放过程中的磨损破坏。这些国图本损坏磨灭的地方，正是明清诸本异文叠出、脱漏讹误最为严重之处。卷六十第25叶下半叶，国图本版片上部有磨损，有的字已残缺难辨。天一阁本、文物局本本叶为正德补版叶，国图本版片磨损之处，补版叶留下多个墨丁。如第5行小字注“盟在僖二十八年”，国图本“盟”字稍有漫漶，天一阁本、文物局本补版此字即为墨丁。闽本底本为元十行修补印本，此处以意补作“在鲁僖二十八年”。监本、毛本、殿本皆沿袭闽本。第9-10行“诗周颂烈文之篇也。竞，强也”，国图本“也竞”二字已残，“强”仍可辨。天一阁本、文物局本“也竞”二字为墨丁，“强”作“言”。闽本沿袭“言”字，二字墨丁补为“戒饬”。监本、殿本同闽本。毛本“言”字同闽本，“戒饬”作“戒饰”。又第28-29叶国图本漫漶严重，许多字已难辨识，文物局本此二叶为正德补版，第28叶遗留大量墨丁，第29叶仅刻数行残留文字。闽本、监本、毛本、殿本对这些墨丁、残缺文字陆续校补，多有异同。阮元《校勘记》哀公传二十七年的大量出校即源于此。国图本的磨损漫漶之处，形成了后印本及闽、监、毛、殿诸本纷繁的异文。 经籍异文往往错综复杂，是非难抉。探寻异文的形成原因，追踪异文的演变历程，有助于我们在纷繁异文中判断是非，决定取舍。国图本在《春秋左传注疏》传刻链条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也是异文形成的关键环节，明清诸本纷繁的异文，往往可以追溯至国图本。这正是国图本重要学术价值之所在。 此外，国图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还为经学版本研究中的一个大问题，即宋、元十行本之辨，提供了无可争议的版本实物证明。按十行本宋、元刻之辨，是清代以来经学文献与版本研究中的一大议题，清代学者黄丕烈、顾广圻等已有讨论。[11] 因宋十行本极为稀见，元十行本据宋十行本翻刻，其版刻特征与宋本相似，前人多误以为宋刊，如阮刻《十三经注疏》号称“重刊宋本”，《铁目》等著录元十行本皆作宋刊本。民国以来，中、日两国学者通过对十行本版本实物的调查，深入探讨了十行本的刊刻时间及宋、元十行本的区分。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正德十行本注疏非宋本考》一文比较了静嘉堂藏元十行本（正德修补印本，文中称“正德本”）与足利学校藏宋刘叔刚刻十行本《毛诗》、《左传》，通过对元十行本刻工的考察，全面论述了旧所谓“十行本”为元刻而非宋刻的观点，为学界广泛认同。[12] 1959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已将宋十行本与元十行本作了明确区隔。其卷一“经部春秋类”并列两部《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一为“宋刘叔刚刻本”，为真正的宋刻十行本；一为“元刻明修本”，即国图藏此本。但是，因元刻十行本历经后代修补，递修层次复杂，长泽氏依据正德修补本作为考察对象，刻工虽可确认为元代，仍不能排除其中掺杂部分宋版的可能性。有学者即认为，元刻明修十行本《十三经注疏》或据宋十行本旧版修补汇印，其中当保存有少量宋代版刻。2009年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02548号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元十行本《十三经注疏》，著录作“宋元明刻元明递修汇印本”，就是这种意见的反映。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寻找未经修补的元刻十行本早期印本，与真正的宋十行本相比较，这样才能确认元十行本中是否掺杂了宋版，元十行本究竟是在旧版基础上进行的修补，还是全新的翻刻。 今国图藏未经修补的元刻元印十行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给我们提供了比较宋、元刻十行本的绝佳机会。真正的宋十行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即宋刘叔刚刻本，今传世两部，一部藏日本足利学校，一部分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存前二十九卷）及台北故宫（存后三十一卷）。我们通过国图藏元十行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与宋刘叔刚刻本的比较，可见两者版式面貌包括字体都颇相似，有明显的翻刻关系。但统观国图藏元十行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全书，并未有利用宋刻旧版的现象，而是与宋十行本全然不同的新刻版。宋十行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版心为细黑口，无刻工姓名。而国图此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版心皆白口，上刻大小字数，下刻刻工姓名，刻工皆可确认为元人。宋十行本中许多繁体字如“国”、“礼”等，元十行本皆刻为简体。宋十行本中的避讳缺笔，元十行本中有一些残留，也有不少已补全。宋十行本中疏文出文与“正义曰”之间空一格，元十行本皆为小圆圈。更重要的是，国图藏此部元十行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全书版式齐整，无任何补版版叶，偶见版面磨损处，亦无修补痕迹。这就可排除其利用宋代旧版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元十行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只是以宋十行本为底本进行翻刻，而并非利用宋代旧板补刻，它是一部全新的刻本。 总之，国图藏元刻十行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印刷时间早，未经后代修补，是今日仅存的几部元刻元印十行本之一，版本珍贵。在《春秋左传注疏》版刻系统中，元十行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而在元十行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的印本系统中，国图本又占据首要地位。因此，无论对于《春秋左传注疏》的校勘，还是对《十三经注疏》包括《春秋左传注疏》的版刻源流研究，国图本都具有重要价值，值得充分重视。 [1] 本文为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三经注疏》版本研究”（项目批准号：14BTQ020）、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春秋左传》校注及研究”（项目批准号：15ZDB071）成果。 注释： [1] 《周易兼义》，见陈先行主编《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页。有《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宋元珍本丛刊》影印本。《附释音尚书注疏》，见笔者《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86页。《孝经注疏》，有《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此外，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有元刻元印本《尔雅注疏》，见《阿部隆一遗稿集》第一卷，汲古书院，第 364页。有《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影印本。《尔雅注疏》半叶九行，版心细黑口，未见刻工姓名，与他经版式有异。 [2] 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已公布此本的全文影像。 [3] 清顾广圻《思适斋集》，《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 1491 册，第 1 页。 [4]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 926 册第 102 页。 [5] 《阿部隆一遗稿集》第一卷，第 334 页。 [6] 见台北“国家图书馆”网站“古籍与文献特藏资源”。 [7] 阿部隆一《中国访书志》，汲古书院， 1983 年，第 37 页、 662 页。 [8] 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 182 册，第 518 页。 [9] 同上。 [10] 《春秋左传正义》用《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单疏本《春秋正义》用《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本。 [11] 参见笔者《关于宋元刻十行注疏本》一文，《文献》 2011 年第 4 期。 [12] 《书志学论考》，日本松云堂书店、关书院， 1937 年。 注：本文刊载于《国学季刊》第十一期（山东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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