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旗袍按常理就是服装，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本无可厚非。 可是文章的开头，“那时候，要在无数势利眼下立脚跟，钻门路，撑市面，第一靠穿着装扮”，就给旗袍之类的服装强加上了历史的使命。 厚植“人生如戏”观念的上海人，动脑筋在行头上做文章就变得顺理成章，让旗袍作为“行头”或“皮子”才珊珊登场。 “腊月寒冬，倘若勿识相，或者实在逼勿过了——冒着寒流来到某公馆——开门的阍人眼光比街上的风还冷”。 的确没有件“像样”的外套，文章开篇就让我们感受了一番势利场上眼光的寒彻骨，若将功夫下在服装上，到头也未必能挣来“扑鼻香”的面子。 穿着装扮观念的深入人心，有当时的国货电影“神来之笔”为证，“妙龄时装女子，婷婷袅袅上楼梯，稍作张望，立定在一扇门前，她拢拢发，舐舐唇，掸掸衣襟，举手笃笃笃敲三下，门将开未开的几秒间，皮鞋尖在小腿肚上迅速交换轻擦”。 可见这种“文化”的渗透已见经见传。 旗袍最能给人以自信，成为十里洋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初春时节，乍暖还寒时候，且看这些要风度不要温度的报春花。 “春江水暖女先知，每年总有第一个领头穿短袖旗袍的，露出藏了一冬天的白臂膊，于是全市所有的旗袍都跌掉了袖子似的，千万条白臂膊摇曳上街，从“五四”时代的翩翩倒大袖，缩小缩短，直缩到肩胛骨。” 至于旗袍的种类，面料的讲究、襟、边、扣、内纱、里子，木心更是细无巨细，豪不节省笔墨地铺呈。唯独在开衩上又进行追溯： “旗袍奇在开衩，中华裙裾向来严不透风，长可及地，汉末始有旗袍之雏型者传入西域，至北魏乃流行于中原，盖开衩则便于骑马登鞍也。 衍至清末民初，旗袍这一款式成熟了，开衩忽高忽低，做足输赢，人心叵测，感慨系之矣。” 木心说过“亟待更新的事物却千年不易，不劳费心的行当干了一件又一桩”，高低开衩背后不知道有怎样的用心和见不得光的事儿，改良都改到都到“人心叵测”的份儿上了。 “当年的社交场合，长衫加罩马褂方才正宗合格。”原来耳熟能详的长袍马褂都是有来由的。 “那种马褂选料贵重，贡缎、毛葛，裁制十分讲究，是华夏之“礼”的体现，可是敢情长到脐下就没有了，预兆着“礼”的气数殆尽，格物致知者大可幸灾乐祸释作：一褂成谶。 五十年后实难想像此种从容岁月斯文生涯。 当时人也决计料不到子孙竟有短衫袴上大学讲堂，那还了得，庸讵知不了则已，一了就把长衫旗袍了个干干净净。” “旗袍”二字名词不仅作动词用，还用得当当响唉，一段历史就这样不动声色地安插进来。 木心真是故事高手。 而纵横洋场已成压倒之势者是“西装”。 英式的显“绅士”，法式的显“摩登”，意式的显“别致”，定做者各有所爱，了不得的是店家的谈判技巧和熟练程度，透过木心的文字我仿佛看到他们掂布料、拿划粉的熟练手法和那双不被细察的红眼睛。 我妈妈年轻时就已是出了师的裁缝，每做一件衣服都用心用情，赢得了十里八乡的好口碑。 上海人做衣服的空档交流是“玩世甚恭”，足见双方旗鼓相当，心知肚明，不用担心有怯战的一方！当然店家也有落落大方的懂“衣经”者，实则是恪守“商道”者，互相尊重，主客双方都知道“我是谁，我要的是啥，对方能给啥”，一番落落大方的互动无关金钱。 顾客穿出的成品，上海人一眼便知出自那条街哪条巷哪家店的做活，简直与“鉴宝”无异，也多亏了当时市场环境孕育的“宝”手艺，才练就了上海人独俱的“鉴”慧眼。 衬衫、手帕、鞋帽的讲究，充其量算是装饰了，但也会遭到“抛顶功”之劫，防不胜防啊。 行头备足，该发挥功用了，第一出戏，舞台设在赌场，木心用类似《夜谭十记》的讲述方式，嵌入了一个新郎官误入赌场，嗜赌成瘾的骇俗故事。 木心选取“浑堂”这样一个封闭的场所，让他们接着体验VIP的感觉，简直酣畅淋漓，上外婆家的比喻再合适不过了。 除了金玉其外的强者，多少看客一定不会放过“败絮其中”的干者。 玉也好絮也罢，包裹的都是干巴巴、光致致的本体，中国最不缺的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繁华的上海一寓—浑堂也不例外。 这无形中触到了艺术的本真，引发过多少艺术家的裸体创作灵感，尽管是我们普通人满含偏见和充满争议的话题，但却始终否定不了她的存在。 “唯外强中强者气定神闲，脱一件亮一亮，侍者小心小心叉上去，好像时装表演”。 十足的自信，映入眼帘呈现出一幅绝美的行为艺术！ 正职侍者更是不动声色耳濡目染的进行“文化传递”，绝不能小瞧学徒侍者们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潜质。 流连忘返的贵宾们最后还得资深师傅“下雨了”的几声催促，不免“对马路高楼后面星月皎洁，长空一碧，不觉暗自失笑，”反应还算及时，承认捡了个好大的“面子”， 面子第一要紧，上海人讲究穿着就是为了“面子”，穿着装扮的意义换言之，无非就是满足虚荣、出于爱好、葆有自尊。 细节过分注重就积累成大节—虚荣心态就演变成了社会风尚，这个无处不在的大魔障，个人没法冲破，服装的欺骗性便愈转愈烈。 服装本无过，就像今天流行的发PY圈，炒fang现象，起心动念如出一辙。 旗袍，外国诗人的眼中，只能由衷地表达永远的赞美。 因为“可惜西方任何种族的女子都与旗袍不宜，东方也只有中国女子中的少数，颀长、纤秾合度，脸椭圆，方才与旗袍相配莫逆。” 这也许是上帝赐予东方民族特有的礼物，让灵感化成了华服。 童话大师安徒生若见到都要心生几分嫉妒，曹植的《洛神赋》也会黯然失色几许，但木心秉持的却是“挥华服俱去，裎身御风而行”的雅量。 “旗袍并非在于曲线毕露，倒是简化了胴体的繁缛起伏，贴身而不贴肉，无遗而大有遗，如此才能坐下来淹然百媚，走动时微飔相随，站住了亭亭玉立，好处正在于纯净、婉约、刊落庸琐。 以蓝布、阴丹士林布做旗袍最有逸致。 清灵朴茂，表里一如，家居劬劳务实，出客神情散朗，这种幽雅贤慧干练的中国女性风格，恰恰是与旗袍的没落而同消失。” 旗袍本来没有社会功用，不分等级，无需夸大，仅是满足人们吃穿行住基本生活所需的日用品。 被人处心积虑胡乱地拿来当“行头”和“皮子”，止增笑耳！ 一块蓝布旗袍穿出天然的母亲感、姊妹感，是当年洋场尘焰中木心唯一的慈凉襟怀——近恶的浮华终于过去，近善的粹华也过去了。 亦如政绩显赫的李达康书记和踏实土气的易学习同志，同样为官一方，百姓不置臧否善恶，心中的天平自有倾斜。 一场繁华一场梦，梦醒时分，烟消云散。 逝去繁华不足惜，内心隐忧有谁怜。 长文留下了记忆中的浮世绘，让我辈览者，与木心先生的感慨若合一契。 《上海赋》外欠三篇的懒因，我们差不多窥见一二了，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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