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高明的权力博弈，越了然“三角法则”

老子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中，一是本体，是道，是混沌，是一切皆无，又包容一切；二是阴阳，是天地，一如《易经》所示，阳极生阴，阴极生阳，是对立统一；

而三，在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就具备了更多的延展性，比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事不过三”，“三而竭”等等。在《易经》八八六十四卦中，孔子在《系辞》中说六爻的道理是：“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到了第三爻，非变不可。

事实上，我们在日常中也时常处于关于“三”的论证，比如写文章的“三段论”，比如说一个人不成样子是“不三不四”。三，总是在描述一种稳定的结构，又好像在形容一种复杂的事物，即“三生万物”。

当这种哲学思想体现到权力博弈之中时，则更鲜明地展示出“三”这种关系的稳定性。那么，窥一斑而见全豹，“三”的哲学，应该也可以在诸多关系领域进行布局，后者拆局。

01

权力的排他性，就必定形成“一山不容二虎”的宿命。

因此，要避免成为那只被除掉的老虎，最好的办法就是再引进一只老虎。

这时候的格局就是：最大的那只老虎要一起除掉另外两只老虎有困难，因此，不希望这两只老虎有结成同盟的机会，于是，大老虎就会通过各种手段，让这两只老虎对着干，它就表现出跟谁都是同盟的样子。

这套手法，就是权力博弈常用的平衡术。历代帝王的驭下之术，始终都绕不开这种平衡博弈。他们最怕的就是下面的人团结一致，这种力量是足可以与皇权抗衡的。当满朝的大臣齐刷刷跪下来，那么，皇帝基本只能不得不从，除非杀光。但是，杀光了，就变成了两极对立，就必定一起覆灭。

因此，平衡术，可以说是帝王们的必修课。他们必须要让下面的人，或者说是权力集团，形成博弈点，而他们则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自己的姿态，成为下面博弈的第三方变量。

也正是帝王能把自己放在“变量”的位置上，才能充分调动起皇权的力量。对这个“变量”掌控的艺术化程度，实际上就是帝王政治艺术的水准。

如果以六爻八卦来解，这种权力博弈中的“三”的格局，可以解说为是“内卦”，就像祸起萧墙，都是从内部破坏开始的，也即“物必自腐，然后虫生”，是一个道理。

因此，当第三爻的变量把控不好，就会出现历朝历代都非常内耗的事，就是“党争”。

“党争”的本质，就是第三方变量的皇权，已经不能很好的充当起变量的作用。于是，就只能沦为党同伐异者手中的一把钢刀而已。

02

皇权，从来不太见意贪腐，只关心忠诚。

在封建时代，对于这一点是司空见惯的。帝王对臣下的贪财敛财，大多数时候是默认的，甚至，有些时候，对于某些高级官员而言，如果他们不贪财，反而觉得不安心。

就像当年王翦率大军出征，为消除秦王的疑心、戒心、惧心，便派人一遍遍去问秦王要美女珠宝豪宅，意思是我王翦没什么野心，就贪图这些荣华富贵。又如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条件就是多多积金银。又如汉高祖知道萧何图有巨量良田，也不过淡淡一句，不过一些钱财而已。

帝王们要的是忠诚，但是，忠诚又是最难的。因此，便有了各种权利博弈手段，比如平衡术，比如创造新的权力机构等等，都是为了让权力的博弈进入一种更为复杂的局面。

当皇权与臣权之间形成对峙，那么，这种一支独大的臣权，要想保持这种优势局面，最好的手段就是从外部引进变量。

这就是我们常听说的“养寇自重”,或者说是，养敌人，造时势。

当年的严嵩，几乎一手遮天，作为天生的具备政治艺术的嘉靖，已经开始要动手了。但是，严嵩的“倭寇不能不剿，不能全剿”和“东南不可一日无胡汝贞”的养寇策略，就把嘉靖的手死死挡在了半空之中。

因此，只要有另外一个力量在掣肘他们的对峙，那么，这盘棋就还能继续下下去。要不然，就是迅速进入你死我亡的直接肉搏。

而皇权在某种程度的放纵贪腐，实际上也是在皇权与忠诚之间引入的第三个“变量”，即，如果忠诚，那么皇权之外，还有一种叫皇权让渡的“利益”。于是，越表现忠诚，就利益越大。

只是，这种变量的引入，最终仍像帝王玩平衡术一样，大多数时候，都会导致内卦的变质。因此，使得外卦因之而动，直至内外交困。

03

之所以说卦的第三爻和第四爻是最重要的，就是因为第三爻到第四爻是变卦的节点。这也是“三生万物”的起始点。

因此，在权力博弈中的三角关系，也就是第三方变量的优劣，无疑对权力博弈的走向，起着至为重要的影响力。

在关系学中，比如“疏不间亲”，比如纵横捭阖，比如掎角之势，无不都是指出了关系博弈中，关系的主次是什么，关系变化的要害在哪里，要怎样才能形成牢不可破的关系。

而说到底，这些关于第三方变量的判断与引用，本质仍然是借力打力，让自己站在一个相对安全且稳固的地方。

因此，所谓的“谋定而后动”，不过是看清局势后，把自己当成那个在适当的时机，可以控局的第三方变量罢了。